大紅袍的傳說及四種印證理由
“大紅袍”自古是萬茶之尊，是武夷巖茶的代名詞。但因為歷史久遠(yuǎn)，戰(zhàn)亂頻仍，文獻(xiàn)流失，“大紅袍”的身世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樣，仍然停留在民間說法和神話傳奇的層面,成了一個千古之謎，招引著人們?nèi)タ嗫嗵綄ず涂甲C。筆者花費大量的時間，查閱了許多相關(guān)的歷史文獻(xiàn)，采訪了多位權(quán)威茶人，掌握了第一手資料，按圖索驥地把點滴的歷史碎片加以精心拼接，對各種民間說法和神話傳說予以一一求證和排除，終于得以基本還原出“大紅袍”的本來面目，以飧世人。
四種大紅袍傳說誰對誰錯——“狀元報恩說”最合情理
在對于“大紅袍”傳說的眾說紛紜中，幾種影響較大的說法歸納起來無非“狀元報恩說”、“皇后治病說”、“縣丞祭茶說”、“猴子采摘說”、“縣長命名說”等幾個腳本。
腳本一：“皇后治病說”
“皇后治病說”純屬無稽之談。歷史上離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依當(dāng)時的信息和交通條件，從皇后“突然得病”，到找到“大紅袍”治好病，起碼要花費幾個月時間，遠(yuǎn)水解不了近渴，這個說法顯然不符合一般的邏輯。
腳本二：“縣丞祭茶說”
“縣丞祭茶說”也十分牽強。武夷山雖然自古有祭茶的習(xí)俗，但縣丞作為七品小官穿大紅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嚴(yán)格的著裝禮制。
腳本三：“猴子采茶說”
“大紅袍”雖然生長在巖壁上，但不至于高不可攀，早在3000多年前，武夷山的山民們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幾百米高的懸崖上，何況那區(qū)區(qū)的幾十米巖壁。無疑，“猴子采茶說”嚴(yán)重藐視了武夷山人的智慧。
腳本四：“狀元報恩說”
這是幾個腳本中最令人信服的，說的是明初舉子趕考途經(jīng)武夷山，中暑昏厥路邊，被天心寺僧人所救，以茶入藥為其治療。舉子病愈后高中狀元，回天心寺報恩，方丈說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而是茶葉，囑其以紅袍披蓋茶樹，以表謝恩。“大紅袍”故事從此不脛而走。靖難之變后，朱棣為追殺建文帝，派胡瀠遍訪寺院宮觀，胡瀠到武夷山時入駐天心寺，愛喝茶的胡瀠聽了“大紅袍”的故事，便請旨敕封，封天心寺為天心永樂禪寺，并正式冊封天心寺茶為“大紅袍”。
印證理由一：紅袍含義
大紅袍，顧名思義就是紅色的袍服。在中國服飾的發(fā)展史上，衣著大紅色的袍服主要見于明朝。明朝洪武時期確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在公服穿著上，明朝廷明確規(guī)定“一至四品著緋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綠袍。”其中“緋”就是指大紅色。因此，明以后紅袍漸漸成為清廉高官的代名詞。
可見，“大紅袍”是明代清官的指代。可以推測：“大紅袍”茶出現(xiàn)于明代，并與當(dāng)時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的聯(lián)系。這一推測與“狀元報恩說”比較接近。
印證理由二：存世時間
“縣長命名說”中有“大紅袍，民國三十二年，吳石仙題”的摩崖石刻，因此有人推測“大紅袍”得名于1943年，但在成書于1921年的《蔣叔南游記》（蔣希召著）第一集《武夷山游記》中寫道：“如大紅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游亦十?dāng)?shù)兩耳。”可見，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便有“大紅袍”茶了。
清朝道光年間，著名學(xué)者鄭光祖撰寫的百科全書《一斑祿·雜述》（1839年）卷四里說：“……若閩地產(chǎn)‘紅袍’建旗，五十年來盛行于世”。“建”，即指建寧府（武夷山當(dāng)時隸屬建寧府）；
“旗”，指的是茶（古代新采茶芽狀似旗、槍，古人常以“旗”、“槍”指代茶葉），按照“五十年來盛行于世”推算，“大紅袍”在清初就已經(jīng)名揚天下了。這段文字的發(fā)現(xiàn)填補了清朝“大紅袍”文字記載的空白，把“大紅袍”有據(jù)可考的歷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
印證理由三：史料考究
近年來，隨著“大紅袍祖庭”——天心永樂禪寺佛教文化和寺院歷史的深入挖掘，為“狀元報恩說”、“大紅袍”始于明代增添了諸多佐證。1991年，天心永樂禪寺大雄寶殿重建時，工地挖出兩個明代的圣旨碑、一對石龍和三尊石雕佛像。從中可以斷定天心永樂禪寺受明代朝廷敕封。《明史·胡瀠傳》記載明成祖廣泛“頒御制諸書”敕封寺院宮觀，受封的寺院宮觀大都冠以“永樂”字號。
上文也記載了胡瀠“十七年（公元1419年）復(fù)出，巡江浙、湖、湘諸府”，在佛教古籍《瑞巖實錄·詩偈》（清釋元賢著）中更有胡源潔的《夜宿天心》詩：云浮山際掩禪院，月涌天心透客居。幽徑不寒林影下，紅袍味里夜可無？
這首詩描述了作者胡瀠夜宿天心寺，徹夜品飲“大紅袍”的情形?？梢娫诋?dāng)時，尚在明初的時候，天心寺的茶就已經(jīng)冠上了“大紅袍”之名。這些事實與“狀元報恩說”幾乎吻合。
印證理由四：圣旨敕封
圣旨是古代最高規(guī)格的文書，頒發(fā)給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圣旨碑，一般是作為門坊等建筑的構(gòu)件，或單獨立在顯眼的地方，告訴人們這里曾經(jīng)受過皇帝的敕封或嘉獎。但天心永樂禪寺為什么有兩個幾乎一樣的圣旨碑呢？另一個是否是“狀元報恩說”所指的朝廷對“大紅袍”的敕封呢？
據(jù)天心永樂禪寺住持澤道法師說，“狀元報恩說”原記載于《天心寺志》，后來寺志失傳于民國戰(zhàn)火，便由天心永樂禪寺僧人口頭代代相傳下來。“狀元報恩說”和其他版本的傳說相比，更具有歷史性、文化性、邏輯性、書面性，可見其確實出自正規(guī)的文獻(xiàn)，而且口頭相傳的時間跨度不會太長。因為故事情節(jié)、時間、人物、事件與以上考證的史實相符，并無走樣。綜合“狀元報恩說”和上述考證結(jié)果，“大紅袍”是否受過敕封便不得而知了。
至此，上百年來眾說紛紜的“大紅袍”的身世終于真相大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