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茶館文化的興盛
(一)宋代茶館興盛的原因
到了宋代，由于皇室的提倡，飲茶之風更為盛行，而且以極快的速度深人民間，茶成了人們?nèi)粘Ｉ畹谋匦杵分弧?br />
吳自牧《夢粱錄》說：“人家每日不可闕者，柴、米、油、鹽、醬、醋、茶。”隨著飲茶之風的盛行，宋代的茶館也開始興盛起來，幾乎各大小城鎮(zhèn)都有茶肆，而且逐漸脫離酒樓、飯店，開始獨立經(jīng)營。考察宋代茶館興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社會環(huán)境方面的原因。
南北宋在我國歷史上一直處在積貧積弱的情勢下，外交上十分軟弱。受這種環(huán)境的影響，封建知識分子在精神上有一種壓抑感。而兩宋時期，封建文人的待遇非常優(yōu)厚，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兩宋文人已經(jīng)沒有了奮發(fā)昂揚的精神，從對外部事業(yè)的追求轉而尋求個人生活的精致。同時，由于農(nóng)村耕地的擴大和農(nóng)作物單位產(chǎn)量的提高，許多人脫離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從事文化活動，知識分子人數(shù)激增。據(jù)《宋史·選舉志一》記載，從宋代開國到嘉佑的百余年間(1056—1063年)，京城等待科舉考試的讀書人每年就有六七千。蘇軾在《謝范舍人啟》一文中說，到宋天圣(1023—1032年)以后，蜀中“釋耒耜而執(zhí)筆硯者，十室而九。”話雖然有些夸張，但也說明當時知識分子人數(shù)之多。蜀中自古就是產(chǎn)茶之地，飲茶也早于中原各地，這些人進京，對飲茶的盛行不可能沒有影響。面對人數(shù)如此之多的文人，北宋王朝對他們的待遇也是優(yōu)厚的。除了優(yōu)厚的俸給之外，文官離職時還可以宮觀使的名義支取半俸，而武官則不能。宋太祖曾說宰相須用讀書人，其實，不只宰相，就是主兵的樞密使、理財?shù)娜臼?，下至州郡長官，也幾乎都是文人擔任。但是，正是由于有著極高的政治地位，宋代文人容易脫離人民群眾，習慣于書齋生活，追求幽靜、平淡、沖和，精神和物質生活傾向纖弱、精致，而飲茶恰恰具備了這一特點。俗話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人的飲茶成為下層百姓模仿的對象，對飲茶向市井的普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次，據(jù)吳旭霞《茶館閑情》，宋代的茶葉種植已十分廣泛，不但產(chǎn)量大為增加，而且制茶的技術也迅速提高，出現(xiàn)了許多名茶。當時，淮南、江南、荊湖、福建諸路，都有不少州郡以產(chǎn)茶出名，由這些地區(qū)每年輸送與北宋政府茶專賣機構的共為一千四五百萬斤；而淮南的產(chǎn)茶地則是官自置場，督課園戶茶民采制，其歲人數(shù)量尚不包括在這個數(shù)字之內(nèi)小I陜路所產(chǎn)的茶，政府雖不許出境銷售，但產(chǎn)量也很多。隨著產(chǎn)量的增加，制茶技術也有了質的飛躍，而貢茶加工技術的進步，也促進了茶產(chǎn)新品的不斷涌現(xiàn)。宋徽宗《大觀茶論》稱：“歲修建溪之貢，龍團風餅，名冠天下。”繼龍鳳茶之后，仁宗時蔡襄又創(chuàng)造出小龍團。大觀年間，又創(chuàng)制出了三色細芽(即御苑玉芽、萬壽龍芽、無比壽芽)及試新鑄、貢新鑄。在各色茶中，據(jù)《宋史·食貨志凈、宋徽宗趙佶《大觀茶論汐、宋代熊蕃式宣和北苑貢茶錄凈和宋代趙汝礪等記載，宋代名茶大約有90多種。茶葉產(chǎn)量的增加，名茶新品的出現(xiàn)，為飲茶之風的盛行創(chuàng)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第三，宋代的商品經(jīng)濟和城市經(jīng)濟也比唐代有了更大的發(fā)展。作為自然經(jīng)濟的補充，在北宋時期，南北各地的農(nóng)村中，已出現(xiàn)了定期的集市——草市、墟市，或統(tǒng)稱為坊場。蘇軾有詩句說：“糴米買束薪，百物資之市。”可見市集已很普遍，也可見市集交易在當時各地居民的經(jīng)濟生活中也占有相當?shù)牡匚?。在當時北宋首都開封城內(nèi)的街巷當中，隨處可見商鋪邸店和酒樓飯館之類，繁華的夜市也早已在開封出現(xiàn)。
當時的洛陽、揚州、成都等大城市，其情況也和開封相仿佛。唐代的長安和洛陽城內(nèi)，坊巷只是住宅區(qū)，黃昏后坊門鎖閉，禁止夜行；商店郡集中在市里，所有的交易都只能在市里進行，而且只能在白天進行。北宋的各大城市中，既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也突破了白天和夜晚的界限，這說明，北宋時期的城市經(jīng)濟較之唐代，確實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①最后，就是市民階層的興起對宋代茶館的興盛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兩宋城市人口較多，來源也非常復雜。除了大量的商人、手工業(yè)者、挑夫、小販之外，還有很多落魄文人、僧人、妓女等，數(shù)量也不小。眾所周知，宋代官僚機構臃腫，官員、吏卒充斥大小衙門，這部分人也不少。此外，北宋王朝在軍事部署上一反歷代統(tǒng)一王朝的做法，采取“守內(nèi)虛外”的政策，把大部分軍隊住屯在國內(nèi)沖要地區(qū)，專力防范農(nóng)民的反抗。為了防止農(nóng)民迫于饑寒，鋌而走險，北宋王朝每當荒年還大量招募饑民來當兵，從而使軍隊的數(shù)額不斷擴大。這些人口都涌人城市，他們自然需要一個能夠滿足他們住宿、飲食、娛樂、交流信息的活動場所，茶館等服務性設施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二)宋代的茶館及其社會功能
據(jù)史料記載，北宋都城東京汴粱(今河南開封)自五代時就有茶坊。
北宋建都開封后，在皇宮門內(nèi)的朱雀門大街、潘樓東街巷、馬行街等繁華街巷，都是茶肆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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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宋人盂元老《東京夢華錄》載，朱雀門大街“以南東西兩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舊曹門街的北山子茶坊“內(nèi)有仙洞仙橋，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有些小茶館在經(jīng)營上比較有特色，如《摭青雜記》所載：“京師樊樓畔有一小茶肆，甚瀟灑清潔，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濟楚，故賣茶極盛。”由此看來，茶肆在某種程度上已經(jīng)有競爭意識了。此外，開封茶坊的細節(jié)我們還可以從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里看到一些。南宋經(jīng)濟較北宋發(fā)達，城市也更加繁華。北宋時期，杭州就很繁盛，這從柳永的《望海潮》里就可以看出來：“東南行盛，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南宋定都臨安(杭州)后這里就更加熱鬧了。南宋都城杭州及各州縣都開有茶坊。洪邁式夷堅志》載：“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邢州富人張翁，本以接小商布貨為業(yè)，一夕閉茶肆訖……川‘臨川人苦消渴，嘗坐茶坊。”“到江州，共過一茶肆。‘黃州市民李十六，開茶肆于觀風橋下。”此類的記載還有許多。此外，詩人劉克莊在《戲孫季藩》一詩中說：“常過茶邸租船出，或在禪林借枕欹。”這種茶肆遍布大小城鎮(zhèn)的情況在《水滸傳》里也有充分的反映，如山東清河陽谷縣的王婆茶坊。據(jù)范祖禹《杭俗遺風》所載，杭州城內(nèi)還有所謂“茶司”，其實就是一種流動的茶擔，是為下層百姓服務的宋代飲茶與唐有異。陸羽《茶經(jīng)》要求茶中加鹽，宋雖仍有此風，但已稍差。蘇軾詩說：“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人姜鹽煎。”這時飲茶風俗的一個明顯特點是先飲茶后飲湯，湯中加有藥材，取其溫、涼。據(jù)吳自牧<<夢粱錄》載：“四時賣奇茶異湯。冬月，添賣七寶擂茶，或賣鹽豉湯，暑天添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暑藥之屬。”《水滸傳》里王婆說有和合茶、姜茶、泡茶、寬煎葉兒茶，說明宋代以佐料人茶的情況十分普遍。當然，這里是王婆在開西門慶的玩笑，但也能夠反映當時飲茶的風俗。較之唐代，宋代茶坊的社會功能有了很大發(fā)展。茶坊已經(jīng)不再是單純的飲茶解渴的場所，它增加了給人們提供精神愉悅的功能，這在茶館的裝飾上表現(xiàn)明顯?！秹袅讳洝氛f杭州的大茶坊富麗堂皇，“插四時花，掛名人書畫，裝點門面。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頓奇松異檜等物于其上，裝飾店面。”目的雖然是生意人的“勾引觀者，留邊食客”，但它確實美化了環(huán)境，增添了飲茶的樂趣。到今天，許多茶館的裝飾使得飲茶具有了優(yōu)雅的環(huán)境。除裝飾之外，許多茶坊還安排多樣化的娛樂活動，以滿足不同層次人們的需要。還有許多茶坊以賣茶水為名，從事其他性質的活動。據(jù)吳旭霞《茶館閑情》，宋代茶館共有以下幾類：一類是純粹的娛樂性茶館，即《東京夢華錄》所謂中“按管調(diào)弦于茶坊酒肆”。據(jù)《武林舊事》卷六“歌館”條所載，杭州較有名的茶坊有清樂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連二茶坊、連三茶坊等。每一茶坊都有歌妓，“莫不靚裝迎門，爭艷賣笑。朝歌暮弦，搖蕩心目。凡初登門，則有提瓶獻茗者，雖杯茶亦犒數(shù)千，謂之點花。登樓甫飲一杯，則與之數(shù)貫，謂之支酒。然后呼喚提賣，隨意置宴。”這是以茶、樂為主的大茶坊，富家公子的活動場所。《夢粱錄》亦有記載：“大凡茶樓皆有富室子弟，諸司下直等人，會聚習學樂器，上教曲賺之類，謂之掛牌兒。”除“習學樂器”的茶坊之外，也有說書的茶坊。宋代盛行在勾欄中說書，有小說、史部等類，但有些茶坊為了招攬生意，就將說書引進茶坊里來。據(jù)《夷堅志》載，在南宋孝宗時，杭州茶坊中就有人說書了：“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貼，尾云：‘今晚講說《漢書》。”’《夢粱錄》載“又中瓦內(nèi)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一窟鬼”即《西山一窟鬼》，宋話本的名字，一窟鬼茶坊大約就是因說《西山一窟鬼》而得名。另一類是以賣茶水為名的妓院。嫂夢粱錄X載：“大街有三五家開茶肆，樓上專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節(jié)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髑髏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張七相干茶坊。蓋此五處多有吵鬧，非君子駐足之地也。”除此之外，部分茶坊中還有博弈活動。洪皓《松漠記聞》載：“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五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這也是關于南人茶肆中置有棋具的一則材料。以上是較為普遍的茶肆種類，其實還可以分得更細。即就《夢粱錄》所記來看，除上述唱曲、說書、賣娼、博弈的茶坊之外，還有人情茶坊、聘用工人的市頭、蹴球茶坊、大街車兒茶肆、士大夫聚會的蔣檢閱茶肆，甚至還有買賣東西的茶坊。侖東京夢華錄》載：“茶坊每五更點燈博弈，買賣[page]衣服、圖畫、抹領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夷堅志》則載：“省門未開，故往茶邸少憩，邸之中則浴堂也。”出人茶坊的人形形色色，除上文已經(jīng)講過的諸色人等，還有一些靠茶坊謀生的社會下層百姓。聯(lián)東京夢華錄》說，茶坊中有專門跑腿傳遞消息的人，號“提茶瓶人”。最初，這些人的服務對象主要是文人，后來范圍擴大，媒婆、幫閑也躋身其間了。兩宋茶館雖然十分興盛，但它究竟是市民茶文化的產(chǎn)物，而市民又是一個人數(shù)眾多、身份難以明確界定的階層，由于出身不同、修養(yǎng)不同、貧富不同，需求也就不同。為滿足他們的需要，茶館的經(jīng)營必然也就多樣化而且?guī)в惺忻竦纳剩踔劣诒畴x了茶館的基本原則。但恰恰是這樣一種開放性成就了中國的茶館文化，所以茶館文化從它一出現(xiàn)就不屬于雅文化，大眾性、娛樂性、開放性、包容性是茶館文化的精神，這也是為什么當近代以來中國茶文化在許多領域出現(xiàn)了衰落的趨勢后，代表市民茶文化的茶館文化還能夠日益興旺、一枝獨秀的原因。
兩宋茶館雖不是鼎盛時期，但它基本上奠定了中國傳統(tǒng)茶館文化的基礎，元、明、清直至近代的茶館雖呈現(xiàn)出不同風貌，但基本沒有超出兩宋茶館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