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歌、茶舞，和茶與詩詞的情況一樣，是由茶葉生產(chǎn)、飲用這一主體文化派生出來的一種茶葉文化現(xiàn)象。它們的出現(xiàn)，不只是在我國歌、舞發(fā)展的較遲階段上，也是我國茶葉生產(chǎn)和飲用形成為社會生產(chǎn)、生活的經(jīng)常內(nèi)容以后才見的事情。從現(xiàn)存的茶史資料來說，茶葉成為歌詠的內(nèi)容，最早見于西晉的孫楚《出歌》，其稱“姜桂茶瞧出巴蜀”，這里所說的“茶瞧”，就都是指茶。至于專門詠歌茶葉的茶歌，此后從何而始？已無法查考。從皮日休《茶中雜詠序》“昔晉杜育有瞧賦，季疵有茶歌”的記述中，得知的最早茶歌，是陸羽茶歌。但可惜，這首茶歌也早已散佚。不過，有關唐代中期的茶歌，在《全唐詩》中還能找到如皎然《茶歌》、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劉禹錫《西山蘭若試茶歌》等幾首。尤其是盧仝的茶歌，常見引用。在我國古時，如《爾雅》所說：“聲比于琴瑟日歌”；《韓詩章句》稱：“有章曲日歌”，認為詩詞只要配以章曲，聲之如琴瑟，則其詩也亦歌了。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在唐代是否作歌？不清楚；但至宋代，如王觀國《學林》、王十朋《會稽風俗賦》等著作中，就都稱“盧仝茶歌”或“盧仝謝孟諫議茶歌”了，這表明至少在宋代時，這首詩就配以章曲、器樂而唱了。宋時由茶葉詩詞而傳為茶歌的這種情況較多，如熊蕃在十首《御苑采茶歌》的序文中稱：“先朝漕司封修睦，自號退士，曾作《御苑采茶歌》十首，傳在人口。……蕃謹撫故事，亦賦十首獻漕使。”這里所謂“傳在人口”，就是歌唱在人民中間。
上面講的，是由詩為歌，也即由文人的作品而變成民間歌詞的。茶歌的另一種來源，是由謠而歌，民謠經(jīng)文人的整理配曲再返回民間。如明清時杭州富陽一帶流傳的《貢茶鰣魚歌》，即屬這種情況。這首歌，是正德九年（公元１５１４年）按察僉事韓邦奇根據(jù)《富陽謠》改編為歌的。其歌詞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我兒。采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皇天本圣仁，此地一何辜？魚兮不出別縣，茶兮不出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已死，江枯魚亦無，山不摧江不枯，吾民何以蘇？！”歌詞通過一連串的問句，唱出了富陽地區(qū)采辦貢茶和捕捉貢魚，百姓遭受的侵擾和痛苦。后來，韓邦奇也因為反對貢茶觸犯皇上，以“怨謗阻絕進貢”罪，被押囚京城的錦衣獄多年。
茶歌的再一個也是主要的來源，即完全是茶農(nóng)和茶工自己創(chuàng)作的民歌或山歌。如清代流傳在江西每年到武夷山采制茶葉的勞工中的歌，其歌詞稱：清明過了谷雨邊，背起包袱走福建。
想起福建無走頭，三更半夜爬上樓。
三捆稻草搭張鋪，兩根杉木做枕頭。
想起崇安真可憐，半碗腌菜半碗鹽。
茶葉下山出江西，吃碗青茶賽過雞。
采茶可憐真可憐，三夜沒有兩夜眠。
茶樹底下冷飯吃，燈火旁邊算工錢。
武夷山上九條龍，十個包頭九個窮。
年輕窮了靠雙手，老來窮了背竹筒。
類似的茶歌，除江西、福建外，其他如浙江、湖南、湖北、四川各省的方志中，也都有不少記載。這些茶歌，開始未形成統(tǒng)一的曲調(diào)，后來，孕育產(chǎn)生出了專門的“采茶調(diào)”，以至使采茶調(diào)和山歌、盤歌、五更調(diào)、川江號子等并列，發(fā)展成為我國南方的一種傳統(tǒng)民歌形式。當然，采茶調(diào)變成民歌的一種格調(diào)后，其歌唱的內(nèi)容，就不一定限于茶事或與茶事有關的范圍了。
采茶調(diào)是漢族的民歌，在我國西南的一些少數(shù)民族中，也演化產(chǎn)生了不少諸如“打茶調(diào)”、“敬茶調(diào)”、“獻茶調(diào)”等曲調(diào)。例如居住在滇西北的藏胞，勞動、生活時，隨處都會高唱不同的民歌。如擠奶時，唱“格奶調(diào)”；結(jié)婚時，唱“結(jié)婚調(diào)”；宴會時，唱“敬酒調(diào)”；青年男女相會時，唱“打茶調(diào)”、“愛情調(diào)”。又如居住金沙江西岸的彝族支系白依人，舊時結(jié)婚第三天祭過門神開始正式宴請賓客時，吹嗩吶的人，按照待客順序，依次吹“迎賓調(diào)”、“敬茶調(diào)”、“敬煙調(diào)”、“上菜調(diào)”等等。說明我國有些兄弟民族，和漢族一樣，不僅有茶歌，也形成了若干有關茶的固定樂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