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奶茶自由主義者”而言，政治既是一種表演，也是一種對飲料的選擇，一種在身份劇場中的文化道具
??我第一次知道bubble milk tea（或boba）是在十歲那年，國內都叫做珍珠奶茶。那是 90 年代初，是我到美國康涅狄格州生活和學習的第二個年頭。那時的生活還是標準的西方式，醬油在那里仍算是異國情調。
一年數(shù)次，我和媽媽會乘坐 Metro-North 向南一小時到達紐約市，唯一的目的就是采購中國食品。這可不是什么悠閑的購物之旅，每次都要先精心策劃，我媽會像鐵血戰(zhàn)士一樣來一番討價還價。我則跟在她后面，沿著運河和東百老匯艱難跋涉，像個疲憊不堪的步兵被越來越多的魚豆腐、大白菜和海鮮醬壓得喘不過氣來。
我們的最后一站是一家臺北的糕點店，紅豆包、海綿蛋糕等商品的日終折扣是我最喜愛的。某天，那里開始賣一種新奇的飲料，是用塑料杯裝的，戳著根大吸管，底部堆放著閃亮的“彈珠”。一杯售價高達三美元左右，是我母親清潔房屋時薪的一半。然而每次她都會心軟讓我買一個，勝利的味道是那般甜美，和飲料本身一樣甜。
那時的奶茶只有一種口味——紅茶配上甜甜的牛奶以及木薯粉珍珠。奶茶杯的蓋子很脆弱，只要輕輕一碰奶茶就會灑出來。這讓我可以理直氣壯的坐在面包店里，邊嘬著奶茶，邊進行我在唐人街里第二喜歡的活動：觀察這里形形色色的來客。盡管我聽到的那些閑聊并不有趣，但這并不重要——臺灣糕點鋪的顧客大多是年邁的老奶奶或帶著孩子的疲憊的父母——有時我也不得不面對媽媽對我的抱怨。（“我們可以直接在茶里加糖或糖漿啊，為什么非要買個奶茶浪費錢呢？”——我媽如是說）其實我不過是在追求一種錯覺，就好像我們還是能付得起片刻光陰來換得一絲閑暇的，這錯覺對于像我這種迷茫困惑的年輕人是如此珍貴。
在那所我媽剛剛好能負擔得起的高檔學校里，我們正好在學“A Tree Grows in Brooklyn”（《布魯克林有棵樹》）——貝蒂·史密斯 (Betty Smith) 的半自傳體小說，講述了20世紀早期威廉斯堡一家與貧困和不幸作斗爭的故事。十幾歲的主角Francie Nolan是個簡單中帶點呆板，卻又暗藏雄心壯志的家伙，和我一樣——他喜歡咖啡，那是家里為數(shù)不多的奢侈品之一，但她很少喝最后的沉淀物——“用餐結束時，那些東西就進了下水道?！?Francie 的母親有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像我們這樣的人偶爾能浪費一點東西感覺挺不錯，有一種好像很有錢，但又不必費心去找的感覺?！辈贿^，與 Francie 不同的是，我每次一滴不剩的喝完超大杯的奶茶，都會想執(zhí)行搜救任務一樣，在融化的冰塊里尋找著最后的珍珠。
像我一樣，珍珠奶茶當時是才引入到美國的。盡管具體情況存在爭議，但能確定它起源于80年代的某個時候，誕生于臺灣那充滿活力的小吃文化中。有故事說，是臺中的一家茶餐廳，突發(fā)奇想的把冰紅茶與粉圓（一種臺灣傳統(tǒng)的甜木薯布丁甜點）混在一起，結果發(fā)現(xiàn)這種組合的銷量超過了其他所有產品。不久之后，隨著臺灣移民浪潮抵達加利福尼亞海岸，這種新飲料也隨之傳播開來，臺灣餐館會將其作為菜單外的項目提供給知道它的客人。今天珍珠奶茶在中國很流行（“boba/波霸”這個詞也是中國俚語中“大胸”的意思，雖然這個名字在大陸并不流行），但臺美路徑是這一趨勢的最初傳播途徑。小時候，放暑假回到中國，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我所住的三四線城市的大家庭從來沒有嘗過這種飲料。
要我說，我媽媽和我就該搬到臺灣糕點鋪的隔壁去，這樣我就能吃著粉圓，看著那些頭抹發(fā)膠、穿著松垮牛仔褲的美籍華裔男孩們長大了（十二歲的時候，我超級反感那種“黑幫式”的打扮）。但媽媽很清楚，如果真住在紐約，我們可能一輩子都要住在政府的經濟房里了，在這城市校區(qū)里面她可保證不了我們的生活質量。我們最好是和哪些富裕的陌生人們保持距離，悄悄的實現(xiàn)我們的美國夢。
2007 年大學畢業(yè)后，我搬到了紐約，住在上東區(qū)和默里山的郵票大小的公寓里——這些社區(qū)由我年輕時的精英白人人口占主導。但四年后，我母親被診斷出患有 ALS，一種進行性的神經衰落疾病，注定會癱瘓她身體的每一寸肌肉。她仍然住在康涅狄格州，做著十年前的保姆工作。失去獨立的前景使她感到震驚。但這種疾病讓她別無選擇。她的醫(yī)生警告說她需要一個看護人。因此，她在紐約市尋找我們可以共享的負擔得起的公寓，采用與她在雜貨店購物時一樣的勤奮努力，并在皇后區(qū)埃爾姆赫斯特（Elmhurst）的一個地方定居，這是城市中最多樣化和移民密集的社區(qū)之一。我更喜歡廚房水槽里沒有蟑螂的新建筑和對殘疾人更友好的大堂，但我并沒有注意到，在我們公寓的五分鐘步行路程內有兩家奶茶店。
位于 Elmhurst 主要路段的 Ten Ren 是一個古老的地方，專門供應鍍金罐中的散茶。它于 1953 年由一個茶農家庭的兒子在臺灣創(chuàng)立，九十年代后期隨著潮流的加速推出了波霸。在那里，我不喝奶茶，而是選擇經典——人參烏龍茶和高山鐵觀音，它們散發(fā)著淡淡的泥土香氣。這個地方讓我想起了我在中國的童年，那里的中年女售貨員不會說英語，牙縫里咬著葵花籽。一個街區(qū)外，第二家商店，Quickly，讓我完全進入了另一個場景。2002 年，一位臺灣企業(yè)家在南加州創(chuàng)立了她的咖啡館，她稱她的咖啡館為“新一代亞洲融合”，迅速推出美國風味的珍珠奶茶——巧克力、咖啡和焦糖——并簡化了操作，徹底摒棄傳統(tǒng)的熱泡茶。我更經常光顧 Quickly，因為它離我的地鐵站更近，而且因為在合適的心情下，我喜歡喝咖啡味的茶，而不是我平常吃的粉圓。等待我的訂單到達，我會看著一群亞洲青少年進進出出，用中國成語和英語俚語的混合大笑和聊天。
對我來說，Ten Ren和Quickly之間的對比是第一個跡象，表明奶茶的世界正在發(fā)生變化。乘著高檔咖啡館的浪潮，奶茶店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將激增，遷出族群聚居地，在主要城市大道上占有一席之地。疫情之前被紐約吞沒，我喜歡從我現(xiàn)在住的哈萊姆區(qū)到圣馬可廣場四十五分鐘的路程，那里曾一度吹噓在一個街區(qū)內有六家奶茶店。我已經 30 多歲了，但穿著運動衫和運動鞋，我說服自己，我可以通過 Z 世代學生之一——他們越來越成為奶茶的目標人群，盡管在我所知道的飲料中各種新穎的奶茶產品讓我感覺越來越疏遠。如果你想要奶油布丁或奇亞籽代替粉圓，為什么要去奶茶店？我最喜歡的地方 Mi Tea，這是一家寬敞、光線充足的中國連鎖店，專門供應“芝士奶蓋茶”（ cheese tea），一種以層層泡沫牛奶和咸鮮奶油奶酪為特色的迅速傳播的茶。這種飲料起源于 2010 年左右的臺灣夜市，每杯售價在 5 到 8 美元之間，但在它的大流行之前，當我蹲在Mi Tea工作了幾個小時，我會注意到許多奶茶杯被遺棄在空置的桌子上。這與Francie的咖啡是完全不同的浪費。奶茶和我的青春期都是在美國社會邊緣作為斗志旺盛、有進取心的移民度過的。但它已經演變成不同的東西：奶茶店現(xiàn)在是一種亞洲青年的社交俱樂部，一個有歸屬感的小吃圣地，而奶茶則是新一代向上攀升的亞洲孩子無處不在的、適合 Instagram 社交的媒介。
2018 年，奶茶的新地位體現(xiàn)在一個名為“微妙的亞洲特質（Subtle Asian Traits）”的facebook小組中，這是一個由亞裔澳大利亞高中生創(chuàng)建的論壇，目的是收集有關亞洲僑民的觀察和模因。除了嚴格的父母，或 “你的祖籍是哪里？”這類大家熟知的經驗，根據(jù)該小組的調研，對奶茶的喜愛是亞裔青年的標志之一；一個模因顯示一個亞洲嬰兒正在接受奶茶而不是圣水的洗禮。Subtle Asian Traits 已經發(fā)展成為互聯(lián)網上最大的亞洲社區(qū)之一，擁有近 200 萬成員（并激發(fā)了諸如 Subtle Asian Leftovers 和 Subtle Asian Dating 這樣的衍生性團體），這表明亞洲年輕人是多么渴望找到他們共同經歷的一種認識的、統(tǒng)一的語言。閱讀小組的帖子，我覺得自己好像在參加我小時候從未被邀請參加的中學過夜活動，笑那些無聊的笑話，這一次不需要去解釋那些笑點。然而，通過公開編目亞洲身份的習慣和怪癖，Subtle Asian Traits或許在無意之中，為什么是亞洲人，以及推衍而來的誰是亞洲人下了一個定義。該團體成為辯論的主題，被批評為精英主義和偏向東亞經驗，以及以其他方式將亞洲的狹隘消費主義版本視為某種普遍性。在為 Eater 撰寫的一篇關于奶茶的長篇文章，從 2019 年開始，作家兼評論家 Jenny G. Zhang 寫道，用商品化的物品來定義一個人的文化身份，“就像年輕的亞裔美國人對奶茶所做的那樣，這是一種無可救藥的瘋狂”。
在社交媒體上，這種挫敗感在一種新造詞中得到了表達，這是一種亞洲內部對奶茶一代的貶低：“奶茶自由主義”。根據(jù)一位推特用戶的說法，一位亞裔美國人是最早使用這個詞的人之一，奶茶自由主義者是將她的亞洲身份集中在熱鬧的文化物品和“追逐潮流的景象（trend-chasing spectacle）”上，但因為她的亞裔身份缺乏真正的政治參與。是談到亞裔時人們無法停止談論“瘋狂的亞洲有錢人（Crazy Rich Asians）”刻板印象的一種突破，或者是那些將奶茶自拍照發(fā)到社交媒體以證明其對亞洲認同真誠的一種方式，同時也在其他地方尋求白人文化的接受。對于“奶茶自由主義者”而言，政治既是一種表演，也是一種對飲料的選擇，一種在身份劇場中的文化道具。我曾在社交媒體上看到過這個標簽，但我從來沒有太在意，直到去年 10 月，我注意到我自己的名字被貼上了這個標簽。我為New York的 Grub Street,寫了一篇美食日記，其中我提到在許多其他亞洲（偶爾是非亞洲）食物中，我最喜歡刨冰形式的奶茶。這篇文章發(fā)表幾天后，令我感到困惑的是，一位亞裔美國人在 Twitter 上發(fā)了這篇文章的鏈接，并標上了“奶茶自由白癡女王”。
誠然，我對泡茶的癡迷直言不諱；事實上，Grub Street那篇文章的編輯已經刪掉了其他幾處提到它的地方，理由是它太過分了。我還為一家主流的左傾美國出版物撰稿，確實，我曾經寫過“瘋狂的亞洲富豪”明星Constance Wu的簡介。我沒有想到，這樣的嗜好讓我成為典型的奶茶自由主義者（更不用說白癡女王了）——無論如何，我是不是太老了，不能卷入年輕一代關于奶茶意義的談判中嗎？但我的意圖并不重要；正如我媽媽一直喜歡提醒我的那樣，身份既關乎你的看法，也關乎你的意圖。
“奶茶自由主義者”標簽讓我回想起我在新英格蘭大學的第一年，當時我加入了一個亞裔美國校園組織。（奶茶自由主義者的另一個標志：過度重視亞洲學生群體。）我在小組會議上第一次遇到了出生在美國的華裔美國人，另一個成員根本不會說中文。他們是舒適的中產階級，父母從事白領工作。我不太記得我們的活動——我被任命為公關代表，這個角色我充其量只是懶洋洋地表演——除了在校園范圍的春季活動中，我們一致決定提供奶茶作為一種 “分享我們的亞裔美國人傳統(tǒng)”的方式。 回想起來，我想知道為我們以白人為主的同學提供這種表面上充滿異國情調的飲料是否有效地激發(fā)了他們的文化好奇心，
另一方面，一群大學新生假設妥協(xié)我們的復雜性是在多數(shù)人世界中作為少數(shù)人生存的條件，這是可以原諒的。成為亞裔美國人的一部分——一個微妙的特征，如果你想這么稱呼它——是害怕因為失去亞裔身份而無法獲得作為一個真正的美國人的認可而被評判。換句話說，同化是一個不可能的過程，在保持自我意識的同時，將自己傾注到另一個人身上。從外部判斷主要發(fā)生在內部的轉變是很棘手的。
我在美國的整個生活軌跡都涉及到選擇文化符號，其中大部分比奶茶更令人生畏。小時候，媽媽翻閱U.S. News & World Report 的大學排名就像圣經一樣，直到它的頁面變得骯臟和破爛。她知道精英教育就像是文化資本壁爐上的戰(zhàn)利品，讓我積累這樣的資本是確保我在這個國家取得成功的最可靠方法。幾年后，當我完成她為我精心設計的高等教育后，我才意識到我母親的勤奮與深深的憤世嫉俗交織在一起，在她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和結構性不平等的世界中尋求認可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她會說，我必須要擁有什么樣的傲慢才能相信體制會改變？最紅是學習和順從游戲規(guī)則。把這種實用主義練得夠久，就會變成一種同謀：所有一切只是一種表演，一種向扭曲的美國的屈從。然而，我母親到這個國家的旅程本身就是一場以改變的可能性為前提的賭博。
成年后，在我的生活最無法控制的時候，我最癡迷地尋找奶茶。當我和媽媽的角色互換時，糖漿狀的焦糖牛奶讓我更加堅強——或者也許是麻木了——看到她日益萎縮的身體，身體每天都在虛弱一點，直到沒有醫(yī)院鐘點工的護理，她再也無法生存。在她插入喂食管的那天，因為她失去了吞咽能力，我一邊喝著紅豆和粉圓的奶綠，一邊等待流食補充劑流入她的胃。看，我們都有我們的珍珠奶茶， 我告訴她了。去年 3 月，當新冠病毒大流行襲擊紐約市時，我還不清楚我是否能夠繼續(xù)去她居住的醫(yī)療機構看望我的母親，我匆匆趕往唐人街囤積隔離食品。一個以前從沒有誘惑過我的彩虹色包裹突然抓住了我的注意力：黑木薯粉珍珠，五分鐘就做好了！我把它扔進了我的購物車，希望我不必訴諸于使用它。
去年大部分時間，這個包裹都在我廚柜的深處，在我收集的干海藻和腌豆腐中。為了度過可怕而孤獨的隔離期，我揮霍了奶茶外賣，一次通常是幾杯。（最近我第一次去做內窺鏡檢查時，在我的腸道中檢測到一種神秘的粘性物質。）但十二月的一個晚上，來不及叫外賣，我被熟悉的渴望所征服。我取出方便奶茶食品并撕開包裝。里面干癟的小球像老鼠屎一樣，表面粘著一層白色的粉末。很失望我在購買時沒有檢查保質期，因為我媽媽肯定會這樣做，我看到木薯粉幾個月前就過期了。我在谷歌上搜索了食用過期珍珠的危險，并得到了保證，在一個名為 talkboba.com 的網站上，“如果你食用過期的木薯淀粉或其他淀粉和面粉，你很可能不會生病。” 已經夠好了。我抓起一把珍珠，把它們放進鍋里，然后打開爐子。珍珠在水中振動，變得臃腫，并呈現(xiàn)出透明的光澤?？諝庵袕浡鴿鉂獾姆涿畚?。在它們完全煮熟之前，我忍不住舀出一勺，一口吞了下去，以至于我在吞咽后很久都能感覺到它們又黑又粘的熱量。
文章來源：《紐約客》/The New Yorker
翻譯人工核對：肖坤冰
注：本文主要依靠在線智能翻譯并結合簡單的人工核對。翻譯謬誤之處在所難免，還請讀者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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