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駐印度的英國少校博魯士（R.Bruce）在印度阿薩姆沙地耶(Sadiya)地區(qū)發(fā)現(xiàn)一些野生大茶樹，并以此判斷這里就是世界茶樹原產地。
1877年，根本沒見過茶樹的英國人拜爾登（S.Baidond），以博魯士的見聞為根據(jù)，發(fā)表《阿薩姆之茶葉》，并在后來獲得一眾西方茶樹學者的認可。
這就是此前在國際茶學界盛行已久的“印度茶源說”，其不但扭曲了事實，更認為中國現(xiàn)存的小葉種與中葉種茶樹，都是由印度種馴化而來的。
證據(jù)鏈上的關鍵茶樹
值得深思的是，在這場長達近一個世紀的鬧劇中，中國作為最應該反擊這一說法的主角，卻在屈辱的近代史中沉淪，這種現(xiàn)象還同時發(fā)生在古建筑，古代史等多個領域。
事情在建國后才迎來了轉機，我國茶學者先后在南糯發(fā)現(xiàn)栽培型古茶樹，在巴達發(fā)現(xiàn)野生型古茶樹，這都有力論證了中國云南的茶樹原產地事實。
但當中國人將這一事實傳到國際茶學界時，西方學者很快扭轉了口徑，將“印度茶源論”換成了“中印二源論”，認為中國云南和印度阿薩姆都是茶樹原產地。
而要推翻這一結論，中國茶學界還缺乏一個關鍵的物證——過渡型古樹。原來，茶樹都是先從野生型演化成過渡型，再發(fā)展成人工栽培型的。
野生大茶樹的葉片和茶果都是野生的，在內含物質與外觀形態(tài)上，與可飲用茶葉都大相徑庭，而且大多具有毒性，誤食后會導致諸多不適。
馴化后的茶樹，云南茶山上到處都是，未經馴化的野生大茶樹，在哀牢山干家寨和臨滄大雪山等地也有大量分布，但這株關鍵的過渡型古樹茶，到底藏身何處？
中國的茶學者們開始漫長地尋找。
第一棵過渡型古茶樹
1991年，思茅市邦崴村的村民魏壯和從田里直起腰，坐在田埂上短暫歇息，他的目光自然地投向了田中心那棵根壯葉茂的大茶樹。
都說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但這株自魏壯和記事起就長在這的茶樹，遮蔽了田里作物的陽光，摘來的茶葉也賣不了幾個錢，不如砍掉把木頭賣了，再把地整好種上糧食。
3月，茶葉學家何仕華日常外出考察，偶然發(fā)現(xiàn)了這株大茶樹，當他仔細觀察，并初步測量樹徑、樹幅、花、果、殼等數(shù)據(jù)后，他猛然意識到這棵古茶樹或許就是學界苦苦搜尋的證據(jù)！
就在這時，何仕華正好撞見了下田干農活的魏壯和，在得知他想砍掉這株樹時，何仕華急忙制止，在保證過會為他向國家申請專項補貼后，連夜趕回昆明通知同事。
1991年秋，第一波專家團抵達邦崴村，對這顆古樹進行測量勘探，初步數(shù)據(jù)顯示其可能是從未發(fā)現(xiàn)的新物種，由于科研價值巨大，云南向全國茶學者發(fā)出考察請求。
國務院學委會的劉祖生來了，茶研所所長王海思來了，大大小小的科研者，研究員，茶行業(yè)領導更是不計其數(shù)，為了這株茶樹，全國茶學界的半壁江山幾乎都來了。
1992年10月12日，“瀾滄邦崴大茶樹考察論證會”正式召開，中國茶葉界和植物學界的專家學者齊聚小小的瀾滄縣城，對過渡型古茶樹的價值展開深度探討。
通過實地考察，精準測量、取樣觀察，茶樣品鑒等深入研究，專家組匯總意見，得出《瀾滄邦崴大茶樹考證意見》，揭開了這株大茶樹的廬山真面目。
這份意見證明，邦崴大茶樹不但有野生大茶樹的花果形態(tài)特征，而且分布特點和栽培型的茶樹芽枝相似，是世界上發(fā)現(xiàn)的第一棵過渡型古茶樹。
研究一經發(fā)表，中國茶源論終于成為了鐵一般的事實，這場長達兩個世紀的爭辯，以中國茶學界的大獲全勝，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隨著各大媒體對此事的爭相報導，這件事的影響力還在進一步發(fā)酵，云南政府也希望借助此事“廣宴賓朋”，提升自己的影響力與發(fā)展水平。
于是在半年之后，一場史無前例的超規(guī)格專家大會盛大展開，并對普洱茶產生了千絲萬縷的影響。
首屆普洱茶節(jié)
會議應該開，但怎么開，選在哪里開，云南方有些拿不準意見，要知道當時這是90年代初期，經濟落后，科研不強的云南，從未召開過這么大的盛會。
這時，云南思茅地委書記李師程站了出來，作為從云大物理系畢業(yè)的高材生，他深知邦崴大茶樹的巨大影響力，和對地方經濟的拉動作用，也決心辦好這次盛會。
有勐海的領導對會議選在思茅不滿意，李師程就直接奔赴昆明，想辦法說服當時的云南省委書記，默許在思茅召開這次盛會。
邀請國外專家需要層層請示，那就冒著政治風險，采用專家邀請制，即專家請專家的方式邀請來賓，就這樣，在李師程的統(tǒng)籌下，這場大會以最短時間完成了準備工作。
1993年4月4日至11日，“中國普洱茶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茶樹遺產保護研討會”順利召開，“兩會”的主軸，居然是首屆中國普洱茶葉節(jié)。
耐人尋味的是，當時參會的一眾嘉賓和專家，都不知普洱茶為何物，甚至連這次會議的官方用茶，綠茶的占比也比普洱茶要多得多。
原來，當年普洱茶的影響力遠不及現(xiàn)在，除了遠在沿海的港臺和東南亞地區(qū)有品飲普洱茶的習慣外，絕大多數(shù)云南人也都不知道什么是普洱茶。
而吸引一眾來賓參會的動力，自然也不是普洱茶，而是“世界茶樹原產地在中國”，香港《文匯報》，《人民日報》海外版等各大媒體對此事的報道中，也為提及普洱茶。
但陸離認為，這場大會對普洱茶的宣傳作用，依然是史無前例的。
通過夾在兩會之中的普洱茶節(jié)，大眾關注的焦點，從“茶樹的原產地在中國”，轉移到云南大量有待保護的古茶樹與古茶山上，再轉移到此前曾以這些生態(tài)茶樹為原料制作的普洱茶上，完成了一場巧妙的注意力轉移。
首屆普洱茶節(jié)也是一場國際盛會，來自中國、美國、英國、東南亞等地區(qū)的近200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友好交流，并提交了多達50份專業(yè)論文。
與此同時，普洱茶熱已經深入臺灣省，臺灣茶人們從號級茶內飛上的“易武貢茶”，了解到了云南的茶山，并通過這次盛會，組團來到云南，并準備在會后前往易武朝圣。
其中，還有一位來自臺灣師范大學的教授，在會議上發(fā)表了一篇非茶學專業(yè)背景的文章，在當時茶學界的影響平平，卻成為了近代普洱茶復興的第一聲號角。
這位茶人叫鄧時海，他的文章叫《越陳越香——普洱茶高品味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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