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吳疆的茶葉偵探學(xué)

 

　　有人說我的筆頭狠，其實不是，看看省外的媒體的評論，下手比我還要重，比我還要狠，一篇文章既打妖孽，也打抄書匠，活脫脫一幅江湖騙子和偽專家的美圖秀。

 

　　以下文字為《南都周刊》首席記者曾園先生的文字，原文如下：

　　目前市面上出現(xiàn)兩本書，一本是木霽弘主編的《普洱茶》(北京出版社2004年7月版)，另外一本是葉羽晴川的《普洱茶探源》(中國輕工業(yè)出版社2004年6月版)，兩本書引用鄧時海教授《普洱茶》一書的文圖，只是圖版照片品質(zhì)很差，也沒有經(jīng)過作者同意。

 

　　木霽弘是云南大學(xué)學(xué)者、“茶馬古道”的命名者，參與過田壯壯拍攝的茶馬古道電影《德拉姆》。

 

　　臺灣茶人談云南茶，為何對云南茶人有一點耳提面命的意思？

 

　　1949年后，大陸極少有漢族民眾飲用普洱茶。普洱茶屬于僑銷茶與邊銷茶，作為換取外匯與維護民族團結(jié)的產(chǎn)品，只與技術(shù)參數(shù)與工藝流程有關(guān)。但飲用普洱茶有百年歷史的香港人積累了豐厚的品飲習(xí)慣，前云南茶葉進出口公司總經(jīng)理鄒家駒曾發(fā)表過一篇文章，回憶他與香港茶商打交道的發(fā)現(xiàn)：

 

　　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廣交會上，我將樣品分發(fā)給客商。香港地區(qū)茶商一般不會當(dāng)即下定單，總是先將茶樣帶回旅店品評，過一兩天再來答復(fù)。我一直納悶，各茶號分廠分地，原料等級歷年不變，每年賣的又都是新茶，還有什么品頭。問及香港老茶人陸偉鎮(zhèn)、梁楊、郭宏廉等，他們說茶號級別是一個，但批次間茶底不一樣。普洱茶原料，苦澀為首選，味清爽了反倒不好。茶底好，越存放越甘醇；茶底不好，越放越苦。

 

　　這段文字信息量很大：一，鄒家駒的回憶打碎了那種認為香港人將普洱茶視為低質(zhì)茶葉的傳說(價格低廉不等于低質(zhì)，香港人的精密品鑒技術(shù)不會誕生于低質(zhì)產(chǎn)品)。二，生產(chǎn)商與銷售商之間的信息奇怪的不對稱：香港茶商沒見過普洱茶樹、沒去過云南工廠，但能通過品飲觸及生產(chǎn)線的細節(jié)。三，廠方只控制指標(biāo)數(shù)據(jù)，不了解配方已經(jīng)被更改。這個秘密鄒家駒要下到車間，通過與工人深入溝通，才知道車間里將賣不掉的紅副茶與綠副茶摻入了普洱茶。

 

　　2003年之后，大陸重新成為了普洱茶的重要銷售區(qū)。鄧時海1995年在臺灣出版的《普洱茶》2004年在大陸出版，這本書披露的普洱茶歷史與文化信息震驚茶界，鄧時海甚至被視為普洱茶教父。隨后，海外作者如許玉蓮、石昆牧、李曙韻等人的書籍持續(xù)熱銷，成為大陸茶文化與空間美學(xué)更新的重要流派。也許，沒有引起重視的另一面，周重林、李開周等大陸作者的茶文化書籍在臺灣的銷售成績也不錯。

 

　　即使是非業(yè)界的讀者也聽說過，臺灣茶人與大陸茶人的競爭早已經(jīng)白熱化了。長久以來形成的臺灣茶人的話語權(quán)與今天茶商的經(jīng)營與推廣方式之間常常是圓鑿方枘，格格不入。文化之爭無疑會成為利益之爭，尤其是有些寫暢銷書的茶人成了著名茶葉品牌的持有人，競爭更是在所難免。

 

　　吳疆與石昆牧線上PK持續(xù)了好幾年。2016年茶界十大事件之一就有兩人愈演愈烈的“大戰(zhàn)”。

 

　　所以，我在2017年年初讀完吳疆的《七子餅鑒賞實錄》后，一直等著石昆牧的線上評論。如今雙方線上攻伐稍歇，覺得可以寫一些看法了。

 

　　書的寫作與網(wǎng)上論戰(zhàn)不同之處在于，寫書不能假裝生氣而回避談?wù)撝饕獑栴}。茶涉及的專業(yè)極多，沒有哪一個專家可以窮盡?！墩洳匕嫫斩锠I銷：七子餅鑒賞實錄》從唐朝談到今天，從生產(chǎn)談到存儲，論述全面。尤其可貴的是，與那些常見的茶文化書籍羅列無關(guān)緊要的茶葉知識ABC不同，吳疆的寫作聚焦熱點問題，尤其是針對性地對鄧時海的《普洱茶》與《普洱茶·續(xù)》展開批評。這幾本書的競爭是全方位的：書價都較昂、開本都是16開、圖片珍稀、文字嚴密、圖表與文獻交相輝映……這種鑒定工作有些類似偵探，讀來仿佛見到福爾摩斯與蘇格蘭場的警長之間的業(yè)務(wù)探討，雖說常常陷入高深而繁難的境地，但輸贏卻很明顯。

 

　　不需要再多提鄧時海先生的功績，他的書奠定了普洱茶文化的基礎(chǔ)。但一段時間來，有些人不同程度地提過，他書中有部分“臆造茶”其實來自他的藏品。如此敏感的問題，吳疆的書也談到了。

 

　　“臆造茶”現(xiàn)象很普遍。在今天大陸的茶會中，有一款叫“水藍印”的茶出現(xiàn)頻率較高，開這片茶，主人不免面露驕矜之色。《普洱茶·續(xù)》第36頁，作者在講述《水藍印七子餅茶》的第一句就是“水藍印七子餅茶的身世，還是一個具有爭論性的話題。”傳奇說法是“三十年以上的”“鳳山茶將會從番王蛻變成不亞于易武正山的云南勇士”。鄧時海2004年帶著水藍印拜訪了八十年代的勐海茶廠“鄒廠長和盧副廠長”(應(yīng)該是鄒炳良與盧國齡先生)，兩位前輩得出結(jié)論，沒有生產(chǎn)過這片茶。

 

　　吳疆談的是更為廣泛的“鐵餅”，在《鐵餅公案》一文里說，鄧時?！镀斩琛芬粫姓J為，“鐵餅”屬于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的產(chǎn)品。后來，原云南“省茶司”總經(jīng)理鄒家駒通過走訪原廠廠長、普通職工，寫出《鐵餅神話》一文，認為《普洱茶》書中的茶品屬于80年代產(chǎn)品。

 

　　《普洱茶》一書的155頁里有一張圖片，顯示鄧時海與下關(guān)茶廠廠長馮炎培共持一餅茶，圖片說明是“作者參觀下關(guān)茶廠，贈送圓茶鐵餅一餅，由廠長馮炎培接受存廠作紀念”。鄒家駒后來走訪過馮炎培廠長與羅乃炘副廠長，羅乃炘回憶，“真實的情況是茶品是鄧先生從下關(guān)茶廠展柜中拿出，拍完照片后又放回展柜，并非鄧先生贈送，鄧先生也沒有這片茶。”

 

　　普通讀者在歷史細節(jié)如此鮮明的沖突中應(yīng)該無所適從，但劍拔弩張的氣氛可以通過脊梁骨感受到。

 

　　關(guān)于“敬昌號”歷史，吳疆進入了短兵相接的文獻解讀比拼。鄧時海認為，“敬昌號”是江城(云南普洱市下轄縣)茶莊，在所有先期私人茶莊的茶品中，要推同慶和敬昌圓茶的工序、制造技術(shù)最精良。“敬昌圓茶是采用‘普洱正山’，也就是曼灑茶山上最上好茶菁。大葉種茶樹，條索肥碩，葉子寬大，茶菁看來好像泡過茶油似的……”

 

　　吳疆引用了原敬昌號東家馬禎祥所著《泰緬經(jīng)商回憶》：“在江城所加工的茶牌子較多，但質(zhì)量較低，俗語叫‘洗馬脊背茶’，不像易武茶質(zhì)細味香。”

 

　　是否可以大膽地說一句：吳疆引用的這段歷史資料應(yīng)該更為可信？

 

　　吳疆的書出版之后，臺灣茶人石昆牧頻頻挑錯，石昆牧2005年被評為首屆“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著有《經(jīng)典普洱》等書，他的意見值得重視。

 

　　石昆牧與吳疆在“陳香”“花香”等工藝上的爭論按下不表，有些意氣之爭更不必在意，比如石昆牧說：“這本營銷書的這句話似乎有問題，‘2005年之前，國人不識普洱’，港澳臺不是國人？港澳臺了解、喝普洱數(shù)十上百年，港澳臺百姓不是國人？”

 

　　《普洱茶》所記載的“可以興”茶磚重量為375克。吳疆據(jù)《勐?？h志》記載“可以興”茶磚為“十兩茶”，按照民國通用的一六秤，重量換算為347.5克。普洱茶隨著時間流逝，水分走盡，茶葉變輕不會變重。所以吳疆認為《普洱茶》記載的“可以興”茶磚的真實性存疑。

 

　　石昆牧對“可以興”茶磚的重量有看法：“可以興磚重量375克，是民國舊制斤兩10兩，臺灣目前仍然使用；半斤八兩，指的就是一斤600克16兩，與作者所寫的重量制度完全無關(guān)。”

 

　　吳疆鑒別20世紀40年代的江城茶磚的時候，將內(nèi)票中的五顆五角星認定為新中國國旗元素，從而斷定此茶磚年代有疑。不過，內(nèi)票為黃色，五角星上方一顆，左右各二顆，與中國國旗形制有較大差別。石昆牧說：“內(nèi)票上有五顆星星，就是建國后？臺灣小孩畫畫，都喜歡畫星星、月亮、太陽，那臺灣小孩是大陸的？”

 

　　爭論雙方難免在情緒上有一些波動，讀者完全沒必要入戲站隊，事實得到澄清才是最好結(jié)果。

 

　　以上所舉例子，專業(yè)性較強，普通讀者會覺得識別假茶非專業(yè)人員不能辦，其實事實遠遠不是這樣。吳疆說，常識更重要。

 

　　有個為茶商杜撰茶史的文人曾寫下這樣一段文字：“沱茶發(fā)明后，并不是所有經(jīng)營茶葉的商家都跟風(fēng)生產(chǎn)，早期，只有永昌祥、奚記、德瑞利三家生產(chǎn)。筆者采訪了90多歲高齡的尹隆舉將軍，他父親尹守善1926年擔(dān)任云南總商會會長，當(dāng)時是下關(guān)最著名的茶商，號名復(fù)義和。他說：他家的茶當(dāng)時都是散茶，主要運銷成都。”

 

　　吳疆無奈地指出，尹隆舉先生1977年去世，享年75歲?？梢姸抛枋返淖髡呶淖挚尚哦扔卸嗟汀?/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