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lián)大,茶館泡出文章
1939年夏，我從四川合川二中高中畢業(yè)，考上西南聯(lián)大外語系。學校九月開學，無奈從重慶去昆明交通十分困難，我足足用了兩個月，終于在十一月中才到達昆明大西門外新校舍報到。1941年夏，我剛讀完大二，就響應號召， “投筆從戎”，去給即將來我國支持抗日戰(zhàn)爭的美國空軍志愿大隊擔任英語譯員。我在西南聯(lián)大學習的時間前后不到兩年。
西南聯(lián)大校門
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西南聯(lián)大的茶館文化。凡是聯(lián)大的同學大概沒有人沒上過泡茶館這門大課的。新校舍因陋就簡，僅有一個圖書館，座位有限；宿舍四十人一間，沒有書桌：課外活動幾乎等于零。于是，學校附近兩條街上的十來家大小茶館，從早到晚坐滿了聯(lián)大的學生，看書、寫作、聊天、玩橋牌，各得其所。
汪曾祺1984年在《泡茶館》一文中回憶道
大學二年級那一年，我和兩個外文系的同學經常一早坐到這家茶館靠窗的一張桌邊，各自看自己的書，有時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語。我這時才開始寫作，我的最初幾篇小說，即是在這家茶館里寫的。
這里寫的兩個無名氏就是我和趙全章。我們仨是1936年春在鎮(zhèn)江參加高一男生集中軍訓時結識的，我上的是揚州中學，全章上的是蘇州中學，曾祺上的是鎮(zhèn)江中學。三人都是十六歲，編在同一個中隊，三個月同吃、同住、同操練。沒想到，三年以后，三人都當上了流亡學生，又同時考上了聯(lián)大，曾祺讀中文系，全章和我讀外文系。碰巧三人又同住一棟宿舍，又都愛好文藝，朝夕過從。每天課后，我們仨就各自帶上兩三本書、鋼筆、稿紙，一起去泡茶館。我們一邊喝茶，一邊吃“花生西施”的五香花生米，一邊看書，多半是課外讀物，或寫點兒什么東西。茶館就是我們的“書齋”。誰寫好一篇東西，就拿出來互相切磋。曾祺第一篇小說的文采就讓我倆嘆服。全章中英文都好，經常寫抒情小詩，后來一篇接一篇從英文翻譯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我也寫一些小東西。我們最初的習作都是在這家茶館里泡出來的，投給中央日報文藝副刊，居然一篇篇小詩小文都陸續(xù)注銷來了。經常饑腸轆轆的窮學生，誰一拿到稿費我們仨就直奔文林食堂“打牙祭”。有時，茶館打烊以后，深更半夜還冒著雨到翠湖去逛蕩，享受免費的湖光夜色。
大西門外經常塵土飛揚，風沙蔽日，無樹無花的校園儼然一片荒漠，茶館宛然水草迎人的綠洲。茶博士，不分男女，都親切如家人、溫馨如昆明四季如春的天氣。一碗碗清茶好似一派清流，蕩滌著家山萬里的游子的滿面風塵、灌溉著如饑似渴的心田、滋潤著綠綺年華、孕育著含苞欲放的性靈。
茶館也是我們的殿堂。我們一邊飲茶，一邊虔誠地誦讀一部又一部文學經典，在茶香水氣里領受心靈的洗禮。我們墜入沈從文描繪的如詩如畫的“邊城”，傾聽他那透明燭照的聲音、溫存的節(jié)奏和音樂，如醉如癡，流連忘返。有時竟忘了回學生食堂去吃飯，只得用花生米來充饑。何其芳的《畫夢錄》誘使我們作起“橫海揚帆的美夢”。法國作家紀德根據《圣經》故事改寫的《浪子回家》，篇幅不長，卻讓我對一個流浪漢靈魂的受難感同身受，便用“浪子”作起筆名來，下意識地向往于靈魂的歸宿。
西南聯(lián)大的流亡學子有福了。在烽火連天、無家可歸的歲月里，茶館文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心靈之家，促進我們自由自在地茁壯成長。汪曾祺在《泡茶館》一文中最后寫道：“如果我現(xiàn)在還算一個寫小說的人，那么我這個小說家是在昆明的茶館里泡出來的。”
當年的茶友全章和曾祺已先后作古，哪年哪月，我才能回到昆明重溫茶館文化呢!
作者：巫寧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