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茶的因緣

　　在印度，“外乞食以養(yǎng)色身，內(nèi)乞法以養(yǎng)慧命”成為一種風尚。“掘地墾土”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手捉金銀”的貿(mào)易經(jīng)營都是印度佛教戒律所不允許的。佛教傳入我國初期，僧人也是隨師乞食，或*俗人供給生活所需。西晉惠帝建興圣寺“供養(yǎng)百僧”。北魏有“僧祗戶”（凡民間每年捐谷六十斛入僧曹的，稱之）。但我國僧尼多居寺廟，過著集體生活，要念經(jīng)坐禪，乞食似不可能。由于梁武帝大力提倡，漢族僧人普遍吃素，以體現(xiàn)佛教的慈悲精神，這在信奉佛教的國度里是很特別的，乞食更不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佛教為了在我國廣袤的土地上扎根和不斷發(fā)展，必須與我國儒教、道教相融合，以適合中國的國情，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體系。早在東晉時，佛教就開始自力更生地解決生存權(quán)問題，南朝梁《高僧傳》記載，東晉時高僧道安“赍經(jīng)入田，因息就覽”，佐證已廢除印度佛教的乞食制，開始生產(chǎn)勞動了。他們種茶的歷史也很悠久，相傳晉代名僧慧能曾在廬山東林寺以自種自制的茶招待摯友陶淵明，“話茶吟詩，敘事談經(jīng)，通霄達旦。”唐代寺院有免役免稅等特權(quán)，削發(fā)為僧一時成為風尚。莊嚴的寺院多建筑在幽僻的山區(qū)，為僧侶種茶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茶在寺院的作用較民間更勝幾分。他們封山育林，“綠茗蓋春山”，綠云蔽天，成為青翠菠郁的茶區(qū)。特別是佛教名山，風景秀麗，云霧繚繞，茶樹飲霧渴露，自然品質(zhì)奇異，如四川的蒙頂茶，號稱“仙茶”，故唐詩人姚合有“芳新生石際，幽嫩在山陰，色是春光染，香驚日氣侵”的名山出名茶的詩句。盛唐時期，寺觀中奴婢很多，會昌五年廢佛拆寺，收寺院奴婢為兩稅戶者達十五萬之眾。佛教寺院的奴婢有兩種，一是屬于寺院，二是屬于上層僧尼個人的。陸羽孩提時代為智積禪師煮茶，實質(zhì)上就是童奴。這些奴婢和下層僧尼是種茶的主要勞力。茶性高潔清淡，適合僧侶道德修養(yǎng)，盛唐詩人王昌齡有“白鴿飛時日欲斜，禪房寂歷飲香茶”的詩句。陸羽《茶經(jīng)七之事》引南齊世祖武皇帝遺詔：“我靈座上，慎勿以牲為祭，但設(shè)餅果、茶飲、干飯、酒脯而己。”李從慶《游多寶寺》有“老衲烹茶出，先供座佛欲”描述以茶敬神的禮俗。戴叔倫有“老衲供茶盆，斜陽送客舟”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進友誼的史實。除此之外，寺院還把茶葉投入市場，進行商品交換，是商品生產(chǎn)的重要集團，成為寺院經(jīng)濟的支柱。唐代飲茶風俗的普及，僧侶之功德殊為卓著。佛教文化是我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中唐時期，僧侶在寺院舉行茶宴已很風行。一些地位不顯赫的官吏，官場受挫的政客，不滿現(xiàn)實的文人，也很欣賞這種茶宴，他們談經(jīng)論道，品茗賦詩，以消除內(nèi)心的積郁，求得精神的解脫，飲茶文化色彩日趨濃厚?，F(xiàn)實主義大詩人白居易，嗜茶，自稱是“別茶人”。他寫的茶事詩，多是在遭貶江州司馬之后。太和三年（829年），白氏58歲借病辭官，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的身份到了洛陽，與嵩山寺和尚結(jié)交，過著“或伴游客春行樂，或隨山僧夜坐禪”的半隱居生活，更與茶“窮通行止長相伴。”詩人李嘉佑與皇甫曾在薦福寺終日飲茶念經(jīng)，詩云：“虛室獨焚香，林空靜罄長……啜茗翻真偈，燃燈繼夕陽”。皎然《飲茶賦》云：“茗愛傳花飲，詩看卷素裁。風流高此會，曉景屢徘徊”。用傳花的辦法品茗助興，即花到何人處，何人飲茶賦詩，是最“風流”的一種文雅游戲。武元衡在資圣寺與責法師茶會上歌詠道：“禪庭一雨后，蓮界（佛國）萬花中……不知方便（佛教語，指領(lǐng)悟佛之真義）理，何路出樊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