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茶山的地方，情況會好些。陳宏謀《再禁辦官茶弊檄》一文稱：“普思諸山，當兵燹之后，地方疲憊。苗倮得歸業(yè)，驚鴻甫集，十室九空。深山窮谷，別無出息，所產(chǎn)茶樹，實苗倮養(yǎng)命之源。身任地方，急宜視為一方生計所資，加以撫綏，設(shè)法保護。”
普洱府是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設(shè)立的，普洱茶這一名稱就因為普洱府的設(shè)立而被確定。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時任云貴總督的尹繼善率先頒布了云南地方茶法，允許茶商入山制茶購茶，以7斤為1筒，不論精細粗老，每擔(100老斤，120市斤)為1引，當年頒發(fā)3000茶引。按引征稅，每引征銀3錢3分。
今天，我們在勐海的許多鄉(xiāng)村集市，都會遇到傣族婦女在賣東西。在這個少數(shù)民族聚集地生活，學會傣語是一件必需的事情，因為許多地方的生意都是傣族在主導(dǎo)。
從歷史來看，傣族的積極參與，讓傣語成為勐海區(qū)域不二的“官話”，傣語中“茶”的讀音la，也通過貿(mào)易與交往，被永久地留在了其他兄弟民族語言中。方國瑜說：“彝語撒尼方言、武定方言也稱茶為l，納西語稱為le，拉祜語稱為l，皆同傣語。”由此他認為，其他民族最早飲用的茶，是傣族供應(yīng)的，西南各族人民仰賴西雙版納茶葉的歷史已很久了。
這些觀點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同，艾敏霞寫《茶葉之路》的時候，也把傣族列為世界上最先飲用茶水的民族。
有關(guān)當?shù)厝?ldquo;賴茶而活”的生存狀況，雍正到光緒年間的文獻里時有記載。到了民國年間，西南地區(qū)的茶葉也不能自外于西方的沖擊，情況顯得更讓人揪心，民族問題變成了國際問題。茶確實有著凝聚民族認同的功能。“普洱茶的作用，已不僅是一種名茶和單純的商品了。”方國瑜說。英國入侵西藏前后，都企圖用印茶取代普洱茶在西藏的位置，但效果不佳，藏民拒絕飲用印度茶。林超民說他們“非佛(海)茶不飲”。
方國瑜寫《普洱茶》的時間是1930年，他從產(chǎn)地和命名，在歷史、語言和經(jīng)濟三個方面對普洱茶作了界定。他的弟子林超民說，這是第一篇系統(tǒng)論述普洱茶的文章。其后林超民在方國瑜研究的基礎(chǔ)上，于1980年代發(fā)表了《普洱茶史話》，在許多細節(jié)上豐富了普洱茶的歷史。普洱茶大熱之后，林超民又寫了《普洱茶散論》，把1980年代之后的普洱茶發(fā)展史作了梳理，澄清了許多關(guān)于茶的誤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