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僧人生活來源最早依靠乞討和施主布施，一部分來自政府部門直接供養(yǎng)。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興盛，同時因社會動蕩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無寺可居的流民，一變而為游僧。乃至禪宗四祖道信時，實行“作”“坐”并重，這是佛教史上具有革命意義的一大創(chuàng)舉。這里的“作”為“作務(wù)“，“作役”，泛指一切生產(chǎn)勞動。道信號召手下的門人都去從事生產(chǎn)勞動，以便“得一口食塞饑瘡。”他在黃梅雙峰山聚結(jié)500多名禪眾定居，墾荒耕種，自給自足，正式把通過勞動解決吃飯問題作為禪門一件大事來做，且列進禪行之中，為當(dāng)時的流民逃僧創(chuàng)建了一個世外桃源。“坐”即“坐禪“，坐而修禪的意思。坐禪要求僧人靜坐斂心，集中思維，專注一境，以達到身心“輕安”、觀照“明凈”的狀態(tài)，以期大徹大悟。
到禪宗五祖弘忍時，“作”“坐”已定型化，并在禪思想上有所創(chuàng)新。弘忍把禪貫穿于日常勞動生產(chǎn)之中，且進而把勞動生產(chǎn)提高到禪，而不是一般地將禪貫穿于世俗生活。
由達摩提出的關(guān)于眾生“心性”即是“佛性”的基本思想經(jīng)歷道信、弘忍的變革，正式形成中國禪宗，并完成了以自信自主、自求解脫為中心教義的立宗工作。這就為長期流動的禪僧們最終營造了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組建起一個生活上比較有保障的社會群體。
自坐禪進入佛教僧徒的宗教修持生活和禪眾從事農(nóng)耕生產(chǎn)一開始，種植茶樹、采摘茶葉、制作及茗茶就融入佛事活動，成為佛教寺院一大勞作。
坐禪，作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獨自一人腳跌而坐，頭正背直，“不動不搖，不委不倚”，更不能臥床睡眠，90夭為一期，此外還規(guī)定過午不食、不飲酒和不食葷。這樣既能提神醒腦，驅(qū)除疲勞困倦，又能使清心修行的茶成為禪僧必不可少的飲料。禪僧坐禪時，每焚完一支香，就要飲茶，一天甚至能喝四五十碗茶。飲茶有助于參禪、面壁省悟的神妙作用，為越來越多的僧人所親身體驗。唐代《封氏聞見錄》載，泰山靈巖寺降魔藏“學(xué)禪務(wù)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zhuǎn)相仿效，遂成風(fēng)俗”。唐代詩人杜牧的“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揚落花風(fēng)“詩句，更是生動描述了老僧參禪烹茶時閑靜雅致的情景。
僧人便加強了對茶葉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現(xiàn)了歷代名山大川寺院出名茶的特殊現(xiàn)象。如碧螺春(碧蘿春)茶，產(chǎn)自江蘇洞庭山碧蘿峰。原名“水月茶“，因洞庭山水月院山僧首先制作而得名，沸湯清澈鮮綠。烏龍茶的始祖為福建武夷寺禪僧制作最佳。鹿苑茶產(chǎn)于湖北遠安鹿苑寺，清香醉和，回味甘涼。蘇東坡用貢茶大龍團換取的垂云茶，則產(chǎn)自浙江杭州寶嚴(yán)院垂云寺。不少貢茶也產(chǎn)于寺院，如著名的顧渚山的貢茶紫筍，最早產(chǎn)自吉祥寺。清乾隆帝最愛飲的君山銀針，則產(chǎn)自君山白鶴寺，每年進貢僅18斤。隨時光流逝，盛衰衍變，有些曾產(chǎn)自佛寺、一度享有盛譽的名茶，后由于各種原因被歷史湮沒，最后絕了種，如蘇州虎丘寺的虎丘茶，丹陽觀音寺的觀音茶，福州鼓山寺的鼓山茶，紹興云門寺的云門茶，西山白云寺的白云茶等。
我國今天的名茶，仍有相當(dāng)一部分源于佛寺茶園，如黃山毛峰就生長在松合庵、昂橋庵、云谷寺一帶;碧螺春產(chǎn)于東山洞庭寺;龍井來自杭州龍井寺，大紅袍種植在武夷山天心觀，松蘿產(chǎn)自徽州松蘿庵。廬山云霧出自廬山招寺，蒙頂云霧則出產(chǎn)于蒙山智炬寺等等。
飲茶與佛教的融合，極大地推動了茶文化的傳播。據(jù)古書記載，唐宋時代的名剎古寺都設(shè)有“茶堂”、“茶寮”，禪僧們在這里討論佛理禪道，切磋經(jīng)論，招待施主賓客，吸飲香茗。法堂的左上角懸掛著“茶鼓”，按時擊鼓召集眾僧飲茶。宋代林通《西湖春日詩》中的“春煙寺院敲茶鼓，夕照樓臺卓酒旗”和《宋詩鈔》陳造的詩句“茶鼓適敲靈鴛院，夕陽欲壓箱沂城”，描繪了一幅茶鼓聲下寺院幽寂蒼遠的意境。寺院中專事燒水煮茶，獻茶款客的僧人稱之謂“茶頭”。一些寺院門前還有“茶僧”，專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菩薩、祖師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吸飲的“戒臘茶”，全寺上下眾僧共飲的“普茶”等。禪僧早起第一件事即飲茶，后再禮佛。飯后也是先品茶再做佛事。叢林還立下規(guī)則，每天需在佛前、祖前、靈前供茶，新住持晉山時舉行點茶、點湯儀式，供茶、點茶、點湯后來均納入佛教儀軌。專以茶湯開筵的，稱之為“茶湯會”。每奉佛教節(jié)日，或朝廷欽賜丈衣、錫仗之時，則舉行盛大的茶儀。以茶敬佛到了宋代，發(fā)展為“茶百戲”，即以茶為媒介，在茶湯中進行各種物象表演，實際上就是“水丹青”。宋代陶谷的《外茗錄》曾有此記載，“茶至唐漸盛，近世有下湯運匕，別施妙訣，使湯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蟲魚花草之屬，纖巧如魚，但須臾就散滅。時人謂之‘茶百戲’”。與“水丹青”相媲美的是“水書法”。《蚌茗錄》中還講述了一個禪僧在茶湯中“寫詩”與吟詩的故事。唐宋時代“斗茶”也十分時行。斗茶由品茶發(fā)展而來，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過品飲、鑒評各種茶葉質(zhì)量，決出高低，故又稱“茗戰(zhàn)”。后為決出進貢朝廷的極品茶，遂后斗茶風(fēng)遍及各地。北宋文學(xué)家范仲淹的《和章眠從事斗茶歌》以生動形象的筆觸描繪了斗茶場面。
寺院崇尚飲茶、種茶的同時，將佛家清規(guī)、飲茶讀經(jīng)與佛學(xué)哲理、人生觀念融為一體，“茶佛不分家”、“茶禪一味”、“茶禪一體”說由此產(chǎn)生。茶與禪有相通之道，均重在主體感受，非深味之不可。飲茶需心平氣靜地品味，講究井然有序地吸飲，以求環(huán)境與心境的寧靜、清凈、安溢。參禪要澄心靜慮地體味，講究專注精進，直指心性，以求清逸、沖和、幽寂。品茶是參禪的前奏，參禪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體，水乳交融。茶禪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純與升華。整個茶事過程，如碾茶時的輕拉慢推，煮茶時的“三沸水”，點茶時的提壺三注和吸茗時觀色、聞香、品味，都包含了體味、領(lǐng)悟自然真諦的哲理，并以此體悟佛性和超凡脫俗意韻，所以“茶禪一味”、“茶禪一體”至理之極。
唐代轟動一時的禪宗公案“趙州吃茶去”正是茶禪一味的表現(xiàn)?！段鍩魰肪硭脑敿毜赜洈⒘舜耸?。趙州從診禪師問新到僧人:“曾到此間么?”答“曾到。”趙州說“吃茶去!”又問一僧人，答“不曾到。”趙州又說“吃茶去!”后院主間“為什么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趙州招喚院主，院主應(yīng)諾，趙州便說“吃茶去”。趙州對三個不同者均以“吃茶去”作回答，正是反映了茶道與禪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學(xué)人的妄想分別，即謂“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不論來過還是沒有來過或者相識與不相識，只要真心誠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進入“茶禪一味”“茶禪一體”境界。“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凈心境，唯是有清凈心境，方可自悟禪機。”對此，現(xiàn)佛教協(xié)會主席趙樸初也曾題詩曰：
“七碗愛至味，一壺得真趣?？粘智О儋剩蝗绯圆枞?。”
誕生在中國的“茶禪一味”、“茶禪一休”這一文化思想與哲學(xué)觀念，后與佛教、飲茶一起東傳到日本。日本高僧榮西禪師在中國留學(xué)期間，除鉆研佛經(jīng)外主要埋頭于茶文化的研究。回國時帶回許多經(jīng)書與茶種，曾著《吃茶養(yǎng)生記》一書，將飲茶與修禪結(jié)合起來，在飲茶中體味清虛淡遠的禪意，此書后來成為日本茶道的經(jīng)典論著。
京都紫野大法寺一休和尚高徒村田珠光根據(jù)榮西的“吃茶養(yǎng)生”的觀點，在一休師父和趙州禪師“吃茶去”思想的啟迪下，創(chuàng)立了日本草庵茶道。到村田第三代弟子干利休時為適應(yīng)民眾反對內(nèi)亂、祈求和平的愿望，提倡和、敬、清、寂，將茶道的禪意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由此日本的茶道完全繼承了中國“茶禪一體”的思想，因此日本山上宗說“茶道是從禪宗而來的，同時以禪宗為依歸”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令天“茶禪一體”思想在東流日本得到了發(fā)揚光大，在我國雖漸趨冷落，但作為弘揚中華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質(zhì)、推進兩個文明建設(shè)的茶文化，近幾年已有部分恢復(fù)，“茶禪一體”的研究也將會給我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及精神文明建設(shè)提供更多的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