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以茶待客的禮儀由來已久。據(jù)文獻記載，江南一帶，兩晉、南北朝時，“客坐設(shè)茶”便成為普遍的待客禮儀。唐朝，它更發(fā)展為全國性的禮俗。如白居易《曲生訪宿》稱：“林家何所有，茶果迎來客”；李咸用《訪友人不遇》記：“短棒應(yīng)棒杖；稚女學(xué)擎茶”；以及杜荀鶴《山居寄同志》所說：“垂釣石臺依竹壘，待賓茶灶就巖泥”，等等。
以茶葉相饋贈，在我國也出現(xiàn)得很早，唐朝以前的文獻記述不多，而在《全唐詩》中，饋贈茶葉則成為常見的題材。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間自來新茶見贈酬之以詩》、白居易《蕭員外寄新蜀茶》等等，粗略查點，《全唐詩》關(guān)于答謝饋贈茶葉的詩篇，達30余首，可見茶在當(dāng)時受人重視之一斑。
《寶洪傳香》圍繞唐朝以茶為禮、以茶相饋盛極一時的歷史，圍繞茶的飲用，還興起了其他新的風(fēng)尚，茶會即是最值得稱道的一種。“茶會”（今之茶話會）一詞，最早就見之于唐詩。在《全唐詩》中，除武元衡《資圣寺賁法師晚春茶會》一詩外，還有劉長卿的《惠福寺與陳留諸官茶會》，錢起的《過長孫宅與朗上人茶會》，以及周賀《贈朱慶余校書》中“樹倚池島鶴，茶會石橋僧”等詩篇和詩句。可能由于茶會在當(dāng)時剛剛興起，有的詩篇中，又稱為“茶宴”和“茶集”等。如李嘉祐即席詩《秋晚招隱寺東峰茶宴內(nèi)弟閻伯均歸江州》，錢起《與趙莒茶宴》等即是。這些不同的稱法，表明當(dāng)時社會對茶會或許未形成一致的提法。另外，從上述詩篇中，我們也不難看出，詩中所記的茶會、茶宴或茶集，都與寺廟僧人有關(guān)。
種種跡象表明，茶會或許是由寺廟閩僧首先興起的。茶對佛教來說，不只是“蕩昏寐”、“凈塵心”有助于修行的飲品，而且是用以標(biāo)榜儉樸的“素業(yè)”。這也給《寶洪傳香》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提供了肥沃的藝術(shù)土壤。
福建的禪茶博大精深，歷史久遠。據(jù)可考的文字記載，率先與佛教結(jié)緣的茶葉來自福建。福建佛教寺院培植的名茶，最早見于南安縣蓮花峰的摩崖石刻“蓮花茶襟”。蓮花峰位于豐州鎮(zhèn)北桃源村的西北處，峰高約120米，早在西晉即建有蓮花巖寺。“蓮花荼襟”意思是說，在蓮花峰上向四周俯視，只見茶園如襟如帶，層層疊疊，盡是綠油油的茶園。摩崖石刻沒有署名，只有落款“太元丙子”4字。蓮花峰上“蓮花荼襟”的摩崖石刻，比問世于唐建中元年（780年）陸羽撰的《茶經(jīng)》還早404年，可算是福建最早的一處有關(guān)茶文化的摩崖石刻。蓮花自古是佛教的象征，蓮花峰上蓮花巖寺的“蓮花茶襟”摩崖石刻，記載了福建茶葉與佛教自古不分家的歷史事實。《寶洪傳香》在文中予以闡述，為點睛之筆。
福建禪茶文化對云南禪茶文化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影響中國乃至整個西南文化圈數(shù)百年，促進了閩滇兩地的人文進程。千百年來，與《寶洪傳香》描寫的閩籍僧人玄塵一樣，人們在茶葉種植、制作、品飲的開發(fā)中，引茶入佛，以茶參禪，創(chuàng)造了燭照千古、影響世界的禪茶文化，為禪茶文化作出了貢獻。
該書作者林建、吳世界，得之于福建靈性山水的孕育，得之于閩越文化豐厚底蘊的培植，得之于知書達理的家族風(fēng)范。因此，更能把握時代的契機，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廣闊的時空交錯中，將本土文化和獨立人格熔鑄于民族和時代的交匯點上，放射出璀璨奪目的精神禮花，在絢爛的歷史添加了厚重的一筆。
《寶洪傳香》是一部關(guān)于閩滇禪茶交流的長篇傳奇故事。作者有感于閩滇兩地禪茶淵源，搜集資料，巧借虛構(gòu)的手法，演繹出閩人陳閩生悟禪品茶、開辟茶路、發(fā)揚禪茶文化的傳奇故事。作品中厚重時代背景、豐富的禪茶文化，增加了作品的底蘊。主人翁遁入佛門并非避世，而是為了修身與弘法，值得敬仰。他身體力行，促進閩滇兩地文化交流，令人欽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