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里所說的普洱餅茶，其旨卻并非是就餅茶說餅茶，而是以餅茶作為一種類型標(biāo)志，就此用來論說普洱型各種緊壓茶，包括普洱沱茶，普洱方茶，七子餅茶，團茶，竹筒香茶等等。因此所謂普洱餅茶的起源之謎，實質(zhì)上即指云南緊壓茶和中國緊壓茶的起源之謎。
那么普洱餅茶到底是發(fā)源于何處呢？其文化淵源來自哪里呢？某些學(xué)者斷然論定，它是來自陸羽的《茶經(jīng)》，全然承襲了陸羽的衣缽，或說是繼承了唐、宋、元三代的“團茶”之衣缽。不過，他們深感遺憾的是，陸羽所撰的《茶經(jīng)》之中，卻“唯獨漏掉了最能繼承他衣缽的云南普洱茶”！
中國餅茶并非經(jīng)由陸羽之手發(fā)明的。因為早在唐代之前，而且至少早在南北朝之前，甚至更還在兩晉之前，我國就有餅茶聞世。它恰恰就記載在陸羽的《茶經(jīng)》上。其原文是這樣的：
《廣雅》云：荊、巴間茶葉作餅，葉老，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橘子筆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
——引自陸羽《茶經(jīng)?七之事》
且看此文的記述中，既有餅茶的采制法，又有餅茶的飲啜法。而且就餅茶的采制法來說，其時至少已然有了兩種：一種是采來老葉做成的餅茶，一種是采來嫩葉做成的餅茶，兩者的制法則各各不同；這就是所謂“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至于葉嫩者呢，則其在餅成之后，當(dāng)然就無須以米膏出之。
那么，這個餅茶的采制法和飲啜法是何人記載下來的呢？更重要的是，它是什么年代記載下來的呢，而且其所記載的則又是何地出產(chǎn)的餅茶呢？
先且從《廣雅》說起罷——
《廣雅》本是一部字書。而中國餅茶最早見之于歷史記載的，準(zhǔn)確地說，最早見之于漢文的歷史記載的，就在這部字書上?！稄V雅》的作者張揖。張揖，乃魏國清河（即今河北）人也。張揖曾任“明帝太和中博士”，而“太和”即魏明帝年號（227-233），當(dāng)然乃屬三國時代無疑。這就是說，早在陸羽《茶經(jīng)》問世的五百余年之前，中國餅茶就已然見諸史籍。
再說《廣雅》記載的餅茶，原文說是出自“荊、巴間”，所謂“荊、巴間茶葉作餅”之說，就其所指的地域而言，不止是指現(xiàn)今的四川、湖北一帶，而且還指現(xiàn)今的云南、貴州一帶。那么，在上述四個地域之中，何處最有條件足以作為中國餅茶的濫觴之地呢？
依我拙見，中國餅茶的濫觴之地，理當(dāng)就是云南，特別是云南境內(nèi)的西雙版納并思茅一帶，只緣這里乃是中國茶樹原生地的中心地帶之故也。
這個推斷有無載諸史冊的史據(jù)呢？歷史并未恩賜給我所謂載諸史冊的現(xiàn)成答案。只緣那時在云南的茶樹王國境內(nèi)，所有土著部族尚無自己的文字，他們當(dāng)然無法作也所謂載諸史冊的文字記載。而漢族的王公大臣及其御用史官之輩，則又把那些土著部族視為可怖的蠻夷，當(dāng)作征服而供其奴役與剝奪的對象，哪里還會記載他們的什么創(chuàng)造與發(fā)明，贊美他們的什么智慧與文明呢。即如后來到了唐代，由朝延派駐南詔古國的漢官樊綽，他雖在他所編撰的《云南志》（卷七）中說，“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此言卻亦不足以為據(jù)也。
既然說是“散收無采造法”，但接著卻又說是“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這在事理上說得通么？試問，若是無有采茶法并制茶法，那么，銀生城界諸山之茶，怎么竟會采制出來而轉(zhuǎn)運行銷于蒙舍即今洱海地區(qū)一帶去的呢？而且，那些“蒙舍蠻”所采用的吃茶之法，恰恰是餅茶的飲啜法，并且恰恰跟上述《廣雅》所說的餅茶之飲啜法，兩者煞是相似呢：一則說，“用椒、姜、橘子筆之”；一則說，“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
且看一個是三國時代的餅茶飲啜法，一個是唐代晚期的“蒙舍蠻”所用的無以名之的飲啜法，兩者相隔達五百余年之久，吃法竟是如出一轍的相似，這個茶史之謎，試問，該是難解還是不難解呢？
說到這里，我不由想起宋代有一位名叫李石的士人，在他所編撰的《續(xù)博物志》（卷七）中，許是參照了比之樊綽的《云南志》更為可靠的史料罷，于是他則斷然刪剔了樊綽所謂“散收無采造法”的字樣，并且代之以“采無時”這樣一個精當(dāng)?shù)拇朐~，堪稱筆力不凡也。只因西雙版納一帶，大抵屬于亞熱帶，部分則是屬于熱帶的氣候，故而常年可以采茶，無須象江南一帶那樣，講究什么明前茶，雨前茶這類。所以，“采無時”之說，則集中表達了西雙版納一帶采茶的特色。
此外樊綽筆下的“蒙舍蠻”之說，純乎是歧視和誣謗當(dāng)?shù)厣贁?shù)民族人民的貶稱，因而亦被李石刪去。李石筆下的文字則是這樣的：“茶，出銀生城界諸山，采無時，雜椒、鹽而飲之。”
前面說過，普洱餅茶的起源之謎，雖說在先秦前后、兩漢前后史籍上難以覓得破釋的現(xiàn)成答案，不過卻也不乏可資參考的某些側(cè)面線索，茲即引述于下。
側(cè)面線索之一：“據(jù)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魚鹽銅鐵、丹漆荼（茶）蜜……皆納貢之。’此中之‘巴蜀之師’，據(jù)史家考證，乃是今云貴川三省的八個小族國人組成，其中的濮人，就是今勐海縣布朗族的祖先。……；也就是說，在商周時代，勐海就產(chǎn)茶，史料及史詩中理應(yīng)有更多的記載。“（引自雷平陽《普洱茶記》）
我在這里尚要補充一點：常璩在《華陽國志》中除了著有《巴志》和《蜀志》之外，尚還撰著了《南中志》。這個“南中”，即相當(dāng)于當(dāng)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貴州兩省。三國蜀漢以巴、蜀為根據(jù)地，南中在巴蜀之南，故以名之。《南中志》稱：“平夷縣……有石兆津安樂水，山出荼（茶）蜜。”這恰好與《巴志》所述的納貢之茶，彼此對應(yīng)起來。那么，既然南中“山出茶蜜”，兼之昔日巴蜀之師中又有聚居于勐海縣的布朗族之祖先，這么說來，其所納貢之茶，何嘗不就是云南之茶呢？
而且這種貢茶，依我推斷，它很可能就正是云南普洱型茶呢。
至于像普洱餅茶這類緊壓茶的發(fā)生和形成，那當(dāng)然是由其特有的自然條件、社會條件和歷史條件諸般因素所決定的。俗諺云，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而茶呢，其道理也一樣，即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