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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兩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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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聽月落,閑時一杯茶

張潮說過:花不可以無蝶,山水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藤蘿,人不可以無癖。

茶也是一種癖。

古人說,人無癖不交,就是說,人無完人,有一點小矯情,有一些小缺點,其實也是一種可愛。

茶,閑茶,便是古人高雅的矯情。不能隨便喝,要品,也不能隨便品,還制定出了許多規(guī)矩,用來束縛,順便成全某種儀式感。


日本千利休有一首喝茶秘訣的詩:“夏日求其涼,冬日求其暖。茶要合于口,炭要利于燃?!?

一杯閑茶有多少要求?夏日要求其涼爽,清朗。冬天呢,自然要在暖意融融的氛圍下。茶要是自己喜歡的,連燒茶的炭都有要求,要特別優(yōu)質(zhì),容易燃燒的那種。

千利休的要求,不僅要閑,還挺繁瑣。


《長物志》也寫:香茗之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可以清心悅神;

初陽薄暝,興味蕭騷,可以暢懷舒嘯……晴窗拓帖,揮塵閑吟,篝燈夜讀,可以遠辟睡魔;

坐雨閉窗,飯余散步,可以遣寂除煩。醉宴醒客,夜雨逢窗,長嘯空樓,冰弦戛指,可以佐歡解渴。

無事,無心,無作為,一杯閑茶,讓飲者達到無一物之境界。

林語堂有一篇文章寫道:

煙、酒、茶的適當享受,只能在空閑、友誼和樂于招待之中發(fā)展出來。因為只有富于交友心、擇友極慎、天然喜愛閑適生活的人士,方有圓滿享受煙、酒、茶的機會。

如將樂于招待心除去,這三種東西便變成毫無意義。享受這三件東西,也如享受雪月花草一般,須有適當?shù)耐椤?

中國的生活藝術家最注意此點,例如:看花須和某種人為伴;賞景須有某種女子為伴;聽雨最好須在夏日山中寺院內(nèi)躺在竹榻上。

總括起來說,賞玩一樣東西時,最緊要的是心境。我們對每一種物事,各有一種不同的心境。不適當?shù)耐?,常會敗壞心境?/p>


所以生活藝術家的出發(fā)點就是:他如果想要享受人生,則第一個必要條件即是和性情相投的人交朋友,須盡力維持這友誼。

閑情逸趣最宜入詩,白居易的《兩碗茶》寫得好:“食罷一覺睡,起來兩碗茶;舉頭看日影,已復西南斜;樂人惜日促,憂人厭年賒;無憂無樂者,長短任生涯。”

白居易最親切了,寫詩也像他的名字,平白如水,易讀易懂。吃完飯,睡了一覺,起來先喝兩碗茶。神清氣爽,睡意全消。

然后出來看看天色,才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午后了,又虛度了光陰啊。管他呢,簡單的人,就想簡單的快樂,只有庸人才自擾呢!

于是,無憂無慮,長短反正一天,冷熱不過兩碗茶。

浮生聽月落,閑茶融暮色。好氣度,好閑逸,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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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產(chǎn)業(yè)發(fā)展原因及意義初探

茶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的代表,不僅盛行于國內(nèi),也在名揚四方海外,日本的茶道文化、西方的下午茶文化都源于中國的茶文化,茶除了作為中華文化具體的表現(xiàn)形式以外,也包含著深遠的思想內(nèi)涵與人生價值,茶產(chǎn)業(yè)的興起、發(fā)展和鼎盛的歷史同樣代表了日趨強大的中華民族的發(fā)展史。

蘇東坡曾說過:“從來佳茗似佳人。”可以看出茶不僅僅是一種飲食,還體現(xiàn)出了一種精神內(nèi)核,如人一般被賦予了諸多高尚的品質(zhì),為歷代文人墨客所稱頌贊揚,重德、尚賢、崇儉、貴真的中國茶文化精神也成為茶人對茶文化的一致追求。

說到茶文化的發(fā)展,不得不提的是唐代茶產(chǎn)業(yè)的興起,使茶真正地走向全國、走向世界、也走進尋常百姓的家中,本文將從經(jīng)濟與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對唐代茶產(chǎn)業(yè)發(fā)展原因及意義進行初探。

蓬勃發(fā)展的茶產(chǎn)業(yè)

我國西南地區(qū)是茶樹最早的發(fā)源地之一,傳說茶早在神農(nóng)氏地年代就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從漢代開始有了明確的記載。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茶在江南地區(qū)形成了一定的風氣,直到唐代,茶正式進入家家戶戶,成為俗話說得“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其中,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功不可沒。

1.百年難遇的社會環(huán)境

唐代作為中華民族歷史上難得一遇的政治穩(wěn)定、經(jīng)濟繁榮、文化開放的時代,為茶產(chǎn)業(yè)的繁榮發(fā)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條件。在唐代之前,南方的生產(chǎn)力水平較為落后,地廣人稀,加之戰(zhàn)亂與動蕩經(jīng)久不衰,茶的種植很難形成規(guī)?;漠a(chǎn)業(yè),茶農(nóng)只能在周邊的地區(qū)進行少量的種植與販賣,茶葉的品質(zhì)也是層次不齊,極度制約了茶產(chǎn)業(yè)規(guī)模化的種植與制茶技術的普及。

統(tǒng)治者當時關注的大多是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等關乎民生根本的產(chǎn)業(yè),在生產(chǎn)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作為新生產(chǎn)業(yè)的茶產(chǎn)業(yè),很難受到統(tǒng)治階級的廣泛關注。只有當糧食不再成為人們每日所擔心的重點,茶葉才能借此機會得到發(fā)展。

得益于全國經(jīng)濟中心的南移,更多的勞動力流入到適宜茶葉生長的南方地區(qū),貢茶制度的建立,促進了各地方區(qū)域的茶葉特色發(fā)展,也推動了茶葉種植技術與制茶工藝的轉變,使得在這一時期產(chǎn)生了許多名茶和優(yōu)茶品種。

2.得天獨厚的自然環(huán)境

茶葉適合在20℃到30℃的環(huán)境中生長,同時在零下10℃的環(huán)境中會迅速凋零死亡,因此在我國南部地區(qū)溫和濕潤的環(huán)境十分適合茶葉的生長,為茶產(chǎn)業(yè)的規(guī)?;N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長環(huán)境。同時,各種茶葉由于發(fā)酵方式的不同被分為分類下各茶葉的口感也各不相同,綠茶、紅茶、烏龍茶等種類,茶葉的具體分類不斷細化,促進了當?shù)夭璁a(chǎn)業(yè)地域特色化發(fā)展。

3.層出不窮的商品繁榮

生產(chǎn)力水平的發(fā)展帶來了高速發(fā)展的商品化水平,市場對于茶葉的需求量隨經(jīng)濟的發(fā)展變得越來越高,茶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也就越來越快。作為一種易于儲存、易于銷售、人人喜愛的商品,飲茶也漸漸成為了一種習慣進入百姓的生活,從而也產(chǎn)生了粗茶、散茶、餅茶和末茶等多種茶葉形態(tài)。

茶馬古道在唐代開始出現(xiàn),這條連接了四川、云南、青藏直至印度、西亞、西非的道路,不僅是一條經(jīng)濟商品的流通之路,更是一條人文精神的傳播之路,一條歷史文明的承載之路。

在一千多年前茶馬古道打開了茶葉的海外市場,同時也帶來了國外的商品,推動了整個亞洲乃至世界的經(jīng)濟交流與商品繁榮,以展示了中華民族傲然立于東方之巔的開放姿態(tài)。

茶葉作為一種中國特有的經(jīng)濟作物,時至今日依然對中國經(jīng)濟的蓬勃發(fā)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也成為了中國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茶馬古道也成為了延續(xù)了一千多年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藝術的交流之路,顯示出中華文明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強大的文化底蘊與歷史內(nèi)涵。唐代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茶葉也成為中國獨有的商品享譽世界,至今許多國家依然有著與茶相關的風俗與習慣。寧可三天無油鹽,不可一日不喝茶。茶也逐漸成為許多國家和地區(qū)的生活必需品。

君子之交淡如水,茶人之交醇如茶

茶開始作為一種物質(zhì)符號的存在,在唐代漸漸成為一種精神符號,被加之以人的品質(zhì)與德行,成為中華民族美好品質(zhì)的化身,不僅衍生出茶道、、茶書、茶具、茶譜、茶畫、茶學、茶故事、茶藝等豐富的文化形式,也在無形之中融入中華民族的意識之中。

1.“茶圣”陸羽與《茶經(jīng)》

作為茶文化的集大成者,被譽為"茶仙",尊為"茶圣",祀為"茶神"的陸羽將自己對于茶的見聞寫進書中,寫出了世界上第一本茶葉專著。這部書對茶葉的性狀、品質(zhì)、產(chǎn)地、種植、采制、烹飲、器具進行全面的闡述,將茶相關的文化進行具體詳盡的系統(tǒng)總結,茶自此正式成為古代文人墨客的“良師益友”,此后流傳千古的茶詩、茶事層出不窮。

陸羽一生鄙夷權貴,不重財富,酷愛自然,堅持正義的精神也成為了茶文化精神的代表。以茶會友的君子之交、以茶代酒的傳統(tǒng)禮節(jié)、以茶入詩的閑情逸致、以茶入畫的高雅情致都為中華文化增添了別樣的精神底蘊,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增添一縷縷不可或缺的光彩。

2.文人墨客筆下的茶

白居易在《兩碗茶》中寫到“食罷一覺睡,起來兩碗茶;舉頭看日影,已復西南斜;樂人惜日促,憂人厭年賒;無憂無樂者,長短任生涯。”兩碗茶便忘卻一切煩心事,茶作為白居易無憂無樂、無喜無悲的精神寄托,以其淡泊名利、清凈無為的品質(zhì)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書人。

被稱為“茶仙”的盧仝在《七碗茶歌》中寫道:“一碗喉吻潤, 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 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fā)輕汗, 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 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 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七碗茶下肚直叫人“乘風歸去”“羽化登仙”,可見茶已經(jīng)與道家文化融合在一起,不再局限于人本身而成為超脫于人的獨立存在,在道家傳統(tǒng)文化中找尋新的精神價值。

元稹在茶詩中寫到:“茶。香葉,嫩芽。慕詩客,愛僧家。碾雕白玉,羅織紅紗。銚煎黃蕊色,碗轉曲塵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獨對朝霞。洗盡古今人不倦,將知醉后豈堪夸。”從茶的性狀開始寫起,寫出茶的品質(zhì),又寫出煎茶時的優(yōu)美畫面,茶像白玉,又似佳人,醉飲其中,流連忘返。茶人言茶事詠茶語,便不只是文人的附庸品,而真正成為具有獨立意義的精神產(chǎn)物。

文人筆下的茶,成為了亦師亦友的存在,與儒、釋、道結合在一起不斷被施加新的精神內(nèi)涵,成為物欲橫流的社會中一股清流般的存在,在每個時代以其獨有的清簡、質(zhì)樸、淡雅的品性感染著每個人。

3.茶與禮的緊密結合

作為自古以來的禮儀之邦,在沏茶、賞茶、聞茶、飲茶、品茶的過程中包含了中國文化與禮儀之間的關系,沏茶若行云流水、賞茶時賞心悅目,聞茶中神清氣爽,品茶需細細品味。茶如隱逸,酒當豪士,酒以豪飲,茶當靜品。茶作為飲品中的翩翩君子的形象表現(xiàn)出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底蘊與強大的民族自信,謙虛顯于表而自豪藏于心,煥發(fā)出源源不斷的生命力。

在唐代茶文化開始流入其他國家,其中以源自中國廣東功夫茶的日本茶道作為代表,形成了一種以“品茶”為中心的特有文化性活動,將“和、靜、清、寂”的精神將茶融入禪文化中,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象征符號形式。

西方國家下午茶的盛行也離不開唐代茶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在茶葉經(jīng)茶馬古道進入西方國家時,許多貴族人士便將東方的紅茶作為下午閑暇時光的飲品。一日無茶則滯,三日無茶則病。茶作為與煙、酒相比更加健康、百利而無一害的存在深受世界各國人民所喜愛。

總結

茶文化在幾千年的不斷壯大中享譽世界,中華民族也因此成為舉世聞名的茶葉之鄉(xiāng),不斷為世界提供優(yōu)質(zhì)與新鮮的茶葉產(chǎn)品。茶葉作為一種飲品,不僅有清熱解暑、清心養(yǎng)神的物質(zhì)功效,也成為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的象征,影響每一個飲茶、知茶、懂茶之人。

唐代是中國茶產(chǎn)業(yè)興起的關鍵時期,在唐代繁榮的商品經(jīng)濟、穩(wěn)定的社會政治、開放的社會文化的共同作用下的茶產(chǎn)業(yè)作為當時物質(zhì)符號的代表,被賦予了深遠的精神意義,在歷朝歷代為人所稱頌與贊揚,不斷從那個盛極一時的年代中向現(xiàn)代傳輸源源不斷地民族精神。

參考文獻

1.《唐代茶產(chǎn)業(yè)發(fā)展原因及意義初探》

2.《論唐代茶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的興起》

3.《論唐代茶業(yè)政策對其經(jīng)濟和文化發(fā)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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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茶事:煎茶與點茶的意蘊之別

煎茶與點茶,均是兩宋時代的飲茶方式,前者是將細研作末的茶投入滾水中煎煮,后者則預將茶末調(diào)膏于盞中,然后用滾水沖點。站在宋人的立場,自然要說煎茶是古風。

作為時尚的點茶,高潮在于“點”,當然要諸美并具——茶品、水品、茶器、技巧——點的“結果”才可以有風氣所推重的精好,而目光所聚,是點的一刻。士人之茶重在意境,煎茶則以它所包含的古意而更有蘊藉。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時有雅飲之一派,凡茶必煎,又有俗飲之一派,凡茶必點。二者在日常生活中,本是既并行,又交叉。而飲茶方式的選擇,既與茶品、時地、飲茶之人相關,在某種情況下,也與意境之追求相關。


《蓮社圖》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兩宋之煎茶

煎茶與點茶,均是兩宋時代的飲茶方式,前者是將細研作末的茶投入滾水中煎煮,后者則預將茶末調(diào)膏于盞中,然后用滾水沖點。站在宋人的立場,自然要說煎茶是古風,由南唐入宋的徐鉉在詠茶之作里已經(jīng)申明“任道時新物,須依古法煎”,今人考察兩宋茶事,也認為點茶早是這一時代普遍的習俗。與陸羽《茶經(jīng)》講述煎茶法不同,宋人茶書,如蔡襄《茶錄》、宋徽宗《大觀茶論》,所述均為點茶法,曰兩宋點茶盛行,誠然。然而與此同時,傳統(tǒng)的煎茶之習卻并未少衰,檢點付諸吟詠的茶事,可知煎茶與點茶,烹茶方式不同,器用不同,使用的場合也不同,結合繪畫作品、出土器物,這一點可以認識得更為清楚。而辨名、辨物之外,更要說明的是,煎茶以它所蘊涵的古意特為士人所重,這實在是兩宋茶事中不應忽略的一個重要細節(jié)。

(一)煎茶用器:風爐與銚子

《蕭翼賺蘭亭圖》,是繪畫中的名品,舊題唐閻立本作,今多認為出自宋人之手。所見有遼寧省博物館藏一幅、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一幅。兩圖所繪煎茶情景,筆致細微,難得尤在細節(jié)的刻畫。如遼寧省博物館所藏之幅,圖中繪一“具列”,長方形的四足小矮床,上陳圓形器皿一、帶托的茶盞一,具列的編竹之跡宛然可見。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之幅,具列上面擺放的則是茶碾一、荷葉蓋罐一、托盞一副,器為竹編,也表現(xiàn)得很清楚。

具列之稱,見于陸羽《茶經(jīng)》,卷中“四之器”:“具列,或作床,或作架,或純木、純竹而制之,或木法竹,黃黑可扃而漆者,長三尺,闊二尺,高六寸。具列者,悉斂諸器物,悉以陳列也”。不過具列之稱,在唐宋詩文中卻很少見,常見的則是茶床。唐張籍《和陸司業(yè)習靜寄所知》“山間登竹閣,僧到出茶床”;宋王珪《宮詞》“撮角茶床金釘校”;宋徽宗《宣和宮詞》“司珍新奏玉茶床”;又宋陳骙《南宋館閣續(xù)錄》卷六《故實》“臨幸賜宴”條,錄其儀注有:“次看盞人稍前,謝上殿,兩拜,次進御茶床?!薄熬剖钞?,作樂訖,舉御茶床?!碧圃娝撇璐?,即《茶經(jīng)》所謂“具列”,而宋人著作中的茶床卻并非陳列茶具所專用,凡看食、看菜、匙箸、鹽碟醋樽,亦皆以茶床為陳列之具,見《夢粱錄》卷三“皇帝初九日圣節(jié)”條。不過出自禁中者,制作更為講究,故“玉”也,“金釘?!币病U撈湫沃?,則與《蕭翼賺蘭亭圖》中的具列或無太大不同,即也是下有四足之案。

煎茶《蕭翼賺蘭亭圖》局部(摹本)遼寧省博物館藏

煎茶《蕭翼賺蘭亭圖》局部(摹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兩幅《蕭翼賺蘭亭圖》皆繪有風爐和風爐上面的銚子。煎茶者面前一具矮案,案上一個風爐,爐旁置盂,內(nèi)里一柄水勺。此為遼寧省博物館藏品所繪。長案上面的盂,便是《茶經(jīng)》中舉出的“熟盂”,用作出水和入水?!恫杞?jīng)》卷下“五之煮”:“第二沸出水一瓢”“有頃,勢若奔濤濺沫,以所出水止之,而育其華也。”白居易《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湯添勺水煎魚眼,末下刀圭攪塵”,正是煎茶時的情景。

風爐與銚子,為煎茶所用之器?!恫杞?jīng)》卷中“四之器”:“風爐以銅鐵鑄之,如古鼎形?!薄胺踩恪?,“其飾,以連葩垂蔓、曲水方文之類。其爐,或鍛鐵為之,或運泥為之。其灰承,作三足鐵柈枱之”。煎茶的容器,《茶經(jīng)》曰,云“洪州以瓷”“萊州以石”,又或以鐵,以銀。但在兩宋卻并不流行,詩詞中習見的是“銚”與“鐺”,又或“鼎”“石鼎”“折腳鼎”“折腳鐺”。至于風爐,則有“湯爐”“茶爐”“茶灶”之稱。北宋吳則禮《周介然所惠石銚取淮水瀹茶》句云“吾人老懷丘壑情,洗君石銚盱眙城。要煎淮水作蟹眼,飯飽睡魔聊一醒”。又李光《飲茶歌》云“山東石銚海上來,活火新泉候魚目。湯多莫使云腳散,激沸須令面如粥”。當然最有名的一首是蘇軾《次韻周穜惠石銚》:“銅腥鐵澀不宜泉,愛此蒼然深且寬。蟹眼翻波湯已作,龍頭拒火柄猶寒。姜新鹽少茶初熟,水漬云蒸蘚未干。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無腳是輕安?!碧漆尰哿铡兑磺薪?jīng)音義》卷五十九“須銚”條釋銚云:“余招反,《廣雅》:鋗謂之銚?!墩f文》:溫器也。以(似)鬲,上有環(huán),山東行此音。又徒吊反,今江南行此音。銚形似鎗而無腳,上加踞龍為也?!眱伤卧娫~所云“銚”,音和義,均取后者,東坡詩便已形容得親切。

唐代銚子有浙江臨安錢寬夫婦合葬墓出土冥器中的一件。器高2厘米,口徑4.7厘米,短流之偏的口沿上橫了一個端口已殘的空心短寬柄,空心內(nèi)原初似應再接插一段木柄。慧琳《音義》所謂“鎗”,即鐺。鐺與銚,皆有長柄,柄上或飾龍頭。而銚有短流,鐺則否;鐺有三足,銚則否。詩詞或曰折腳鐺,是銚也,“要知無腳是輕安”“折腳鐺中味最長”,皆其例。至于出現(xiàn)在煎茶情景中的“鼎”,則是鐺或銚的雅稱,陸游《效蜀人煎茶戲作長句》“正須山石龍頭鼎,一試風爐蟹眼湯”,是也。上海博物館藏宋佚名《蓮社圖》所繪煎茶場景,坐在蓮花風爐上邊的正是一個龍頭柄銚子。


銀銚浙江臨安錢寬夫婦墓出

而宋代尚有一種無柄的銚子,卻是在銚子上作出三股交合的提梁,即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一件北宋定窯瓷銚,又四川德陽縣孝泉鎮(zhèn)清真寺宋代窖藏銀器中的一件所謂“銀匜形器”。陜西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地出土石銚一件,外撇的口沿下方有三個花瓣式細耳,短流之側為一對,另一個在與短流相對處。

銀銚四川德陽孝泉鎮(zhèn)

比照前舉有提梁的銚子,可知石銚的三個系耳自是用來穿系提梁。石銚原初也當是有蓋子的。傳劉松年《攆茶圖》中所繪正是此類。


《攆茶圖》局部

與銚子類似的煎茶之器尚有急須。北宋黃裳《龍鳳茶寄照覺禪師》句云“有物吞食月輪盡,鳳翥龍驤紫光隱”;“寄向仙廬引飛瀑,一簇蠅聲急須腹”,其句下自注曰:“急須,東南之茶器?!庇制洹吨x人惠茶器并茶》句有“遽命長須烹且煎,一簇蠅聲急須吐”,亦此。急須,即短流而一側有橫直柄的壺,此在唐代即已出現(xiàn)于南方,長沙窯產(chǎn)品中便很常見,或有在橫柄上作“龍上”二字者。作為煎茶用具,“急須”之器與名也傳往日本。不過不論中土還是東瀛,它的流行范圍都不算很廣。


日本之急須

風爐也多見宋人吟詠。陸游“公閑計有客,煎茶置風爐”;釋永頤《茶爐》詩:“煉泥合瓦本無功,火煖常留宿炭紅。有客適從云外至,小瓶添水作松風?!焙檫m《湯爐》:“蟹眼候松風,云腴挾霜月。爐下豈常炎,灰飛即煙滅。”又梅堯臣《茶灶》:“山寺碧溪頭,幽人綠巖畔。夜火竹聲干,春甌茗花亂。茲無雅趣兼,薪桂煩燃爨?!彼伣燥L爐。石銚與風爐本煎茶所必需,詩詞因此常常二者并舉。如黃庭堅《奉同六舅尚書詠茶碾煎烹》“風爐小鼎不須催,魚眼長隨蟹眼來”;陸游《冬晴與子坦子聿游湖上》“會挈風爐并石鼎,桃枝竹里試茶杯”;張倫《訴衷情·詠閑》“閑中一盞建溪茶。香嫩雨前芽。磚爐最宜石銚,裝點野人家”。

上:白釉銚子河北曲陽縣澗磁村出土

下:白釉風爐河北曲陽縣澗磁村出土

當然銚子并不僅僅用于煎茶,但若煎茶,它卻是上選。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自河北曲陽縣澗磁村的定窯白釉風爐與銚子,是為人熟知的唐代之例。只是這一組煎茶之器尺寸很小,當非實用之具。兩宋繪畫中,用作煎茶的風爐與銚子常常是用于點綴風雅的配景。除兩幅《蕭翼賺蘭亭圖》之外,上海博物館藏南宋《白蓮社圖》,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馬遠《西園雅集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人物圖》,又前舉傳劉松年《攆茶圖》,畫中與風爐配套的煎茶之器,都是銚子。山西洪洞廣勝寺明應王殿北壁元代壁畫中尚可以看到它的沿用。

廣勝寺明應王殿北壁壁畫局部

與風爐配套的尚有一種短流的煎茶瓶。黃庭堅《謝曹子方惠二物二首》,其一即為“煎茶瓶”,句云:“短喙可候煎,枵腹不停塵。蟹眼時探穴,龍文已碎身?!薄靶费邸本?,乃煎茶之候湯;“龍文”,指茶餅,“龍文已碎身”,便是茶餅已細研作末,正可入于湯之老嫩合度的煎茶瓶中。起句特別點明“短喙”,可知它與用作點茶,即須注湯有力而作成長流的湯瓶不同。煎茶瓶在河北宣化下八里張匡正墓和張文藻墓的壁畫中可見,它正好坐在一個下有蓮花托座的風爐之上。兩墓時屬遼大安九年。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宣化下八里張世古墓壁畫中用作點茶的一個長流湯瓶。此墓時屬遼天慶七年,與前者約略同時,三墓與詩人生活的年代也正相當,可以互證。點茶的長流湯瓶也見于山西朔州市市政府工地遼墓壁畫,欄桿桌子上放了摞著的盞托和倒扣的幾摞茶盞,還有疊置的牙盤,桌前燎爐上坐著湯瓶。

山西朔州市市政府工地遼墓壁畫

(二)點茶用器:燎爐、湯瓶、茶筅

風爐與銚子用于煎茶,至于點茶,卻是用湯瓶,而不用銚子,馬廷鸞“磚爐石銚竹方床,何必銀瓶為瀉湯”,“石銚”“銀瓶”對舉,前者指煎茶,后者謂點茶,是茶器不同,而烹茶之法迥異。故宮藏李嵩《貨郎圖》,貨郎擔子里正有一組茶具:一摞盞托,一摞茶盞,一把長流湯瓶,一柄點茶所必需的茶筅。陜西歷史博物館藏一方北宋磚雕,畫面浮雕方桌旁邊分立的兩名侍女,其一手持盞托,上邊坐著茶盞,其一一手舉著點茶用的湯瓶,一手持茶筅,正是點茶情景。山西汾陽東龍觀宋金墓壁畫、日本京都大德寺藏南宋《五百羅漢圖·吃茶》一幅中也都有同樣的場景。


《五百羅漢圖·吃茶》日本京都大德寺藏

湯瓶煎水,一般也不取風爐,而多用“燎爐”。燎爐有圓形,也有方形,前者多見于遼,后者多見于宋,因此宋人又或稱它“方爐”。宋王安中有《睿謨殿曲宴詩》,詳記宣和元年的一次宮中之宴。詩前之長序臚舉盛況,其中說到“戶牖屏柱,茶床燎爐,皆五色琉璃,綴以夜光火齊,照耀璀璨”。茶床與茶床之用,已見前引詩文,這里以燎爐與之并舉,可知同為烹茶之器。又南宋趙蕃《海監(jiān)院惠二物戲答》“打粥泛邵州餅,候湯點上封茶。軟語方爐活火,清游斷岸飛花”,亦此。點茶之湯瓶與方爐的組合,也每見于宋代圖像,如故宮藏《春游晚歸圖》,如江蘇江陰青陽鎮(zhèn)里涇壩宋墓石槨浮雕。與煎茶多用于二三知己的小聚與清談不同,點茶多用于宴會,包括家宴,也包括多人的雅集。兩種情景,在宋代繪畫中一一表現(xiàn)分明。驗之以宋徽宗《文會圖》,舊題唐人、實為宋代作品的《春宴圖卷》,又遼寧省博物館與故宮各有收藏的南宋《會昌九老圖》,又山西陵川縣附城鎮(zhèn)玉泉村金墓壁畫,俱可證大型聚會所用皆為上置候湯點茶之湯瓶的“方爐”,亦即王安中詩序中說到的“燎爐”。若煎茶,則前面提到的《攆茶圖》可以為例。畫面分作兩部,一邊繪高僧據(jù)案揮毫欲作書,兩學士觀坐在一旁,此為書事。另一邊繪假山花木,其旁置桌,桌上擺著玳瑁茶筒、茶盞、盞托等。桌旁一具風爐,爐上坐著帶提梁的銚子。爐旁的碾茶者用脖頸上掛著的襻膊兒摟住衣袖,正在“危坐只手旋乾坤”。張元干《浣溪沙》“棐幾明窗樂未央。熏爐茗碗是家常。客來長揖對胡床。/蟹眼湯深輕泛乳,龍涎灰暖細烘香。為君行草寫秋陽”。詞與畫適可對看。


《文會圖》局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三)煎茶與點茶的意蘊之別

作為時尚的點茶,高潮在于“點”,當然要諸美并具——茶品、水品、茶器、技巧——點的“結果”才可以有風氣所推重的精好,而目光所聚,是點的一刻。士人之茶重在意境,煎茶則以它所包含的古意而更有蘊藉。南宋洪咨夔有《作茶行》,頗道出此中意趣:“磨斫女媧補天不盡石,磅礴輪囷凝紺碧臼刳。扶桑掛日最上枝,媻跚勃窣生紋漪。吳罡小君贈我杵,阿香藁砧授我斧。斧開蒼璧粲磊磊,杵碎玄璣紛楚楚。出臼入磨光吐吞,危坐只手旋乾坤。碧瑤宮殿幾塵墮,蕊珠樓閣妝鉛翻。慢流乳泉活火鼎,淅瑟微波開溟涬?;L迸入毛骨香,雪月浸澈須眉影。太一真人走上蓮花航,維摩居士驚起獅子床。不交半談共細啜,山河日月俱清涼。桑苧翁,玉川子,款門未暇相倒屣。予方抱《易》坐虛明,參到洗心玄妙旨?!弊鞑瑁茨肽ゲ?,陸游《秋晚雜興十二首》之五“聊將橫浦紅絲硙,自作蒙山紫筍茶”,句下自注:“鄉(xiāng)老舊謂碾磨茶為作茶?!焙樵娨蚱鹗渍f石,舉出茶臼。“扶桑掛日”云云,指茶餅。斧分茶餅,然后用茶臼粗研,再入茶磨細碾,直要它細如仙宮之塵,麗姝之粉?!奥魅槿罨鸲?,淅瑟微波開溟涬”,煎茶也,鼎指風爐。“不交半談共細啜,山河日月俱清涼”,真正是茶事的至境,于是得與茶賢接通聲氣,——陸羽、盧仝在茶詩中幾乎是不可或缺之典,煎茶自然更須用它來揭明要義,依傍這古典的記憶而持守茶事之清,而把茶事引向獨立于流俗之外的意境,結末的所謂“虛明”因此可以指實景,也可以指心境。此或近于玄思,但宋人本來是把玄思融入日常,茶事也不外如此。


《春宴圖卷》局部故宮藏

煎茶與點茶,是烹茶方法的古今之別,其中當然也還有著茶品之別,亦即常品與佳品之別。宋王觀國《學林》卷八“茶詩”條云:“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色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蘗微細,不可多得,若取數(shù)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點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薄褒R己茶詩曰:‘角開香滿室,爐動綠凝鐺?!≈^茶詩曰:‘末細烹還好,鐺新味更全?!私约宀栲ㄖ病<宀栲ㄖ?,非佳品矣?!贝苏f雖然不很完全,但用來概括一般情景,大致不錯。不過付諸吟詠的兩宋茶事,煎茶與點茶之間,隱隱然又有著清與俗之別。陳與義《玉樓春·青鎮(zhèn)僧舍作》“呼兒汲水添茶鼎,甘勝吳山山下井。一甌清露一爐云,偏覺平生今日永”;林景熙《答周以農(nóng)》“一燈細語煮茶香,云影霏霏滿石床”;黃庚《對客》“詩寫梅花月,茶煎谷雨春”;陸游《雪后煎茶》:“雪液清甘漲井泉,自攜茶灶就烹煎。一毫無復關心事,不枉人間住百年?!比绱酥?,兩宋詩詞中不勝枚舉。煎茶之意古,所用之器古,因總以它不同于時尚的古雅而與詩情相依。與燎爐相比,風爐自然輕巧得多,當有攜帶之便,且與燎爐用炭不同,風爐通常用薪,則拾取不難,何況更饒山野之趣,詩所以曰“藤杖有時緣石磴,風爐隨處置茶杯”;而所謂“巖邊啟茶鑰,溪畔滌茶器。小灶松火然,深鐺雪花沸。甌中盡余綠,物外有深意”,更是煎茶獨有的雅韻。陸游《跋程正伯所藏山谷帖》:“此卷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茁,然后出此卷共讀,乃稱爾?!奔仍啤皰呤蔑L爐”,自然是煎茶,展卷賞帖,也要如此經(jīng)營才好。


《攆茶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在煎茶與點茶之別中特寓態(tài)的微意,則有蘇軾的名作《試院煎茶》:“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繞甌飛雪輕。銀瓶瀉湯夸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fā)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我今貧病??囵?,分無玉碗捧蛾眉。且學公家作茗飲,磚爐石銚行相隨。但愿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痹娫啤拔醋R古人煎水意”,蘇轍《和子瞻煎茶》“相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是其意。鄒浩《次韻仲孺見督烹小團》“方欲事烹煎,姜鹽以為使”,自注:“蜀人煎茶之法如此”。所謂西蜀煎茶法,便是茶湯中佐以姜鹽,前引蘇詩句有“姜新鹽少茶初熟”,亦可證,它在宋代原是作為古法而常常用于煎茶。李生句,則用唐李約煎茶故事。詩作于熙寧五年,東坡在杭州監(jiān)試。是時甫用王安石議,改取士之法,東坡有《監(jiān)試呈諸試官》詩述其事,且于其中微存諷意,《試院煎茶》則暗用當日茶事中的古今之別再度風之,“且學公家作茗飲,磚爐石銚行相隨”,實在是借煎茶而表現(xiàn)了一種姿。

茶事進入繪畫,煎茶與點茶也各自形成圖式,乃至成為表現(xiàn)文人風度的藝術語匯。遼寧省博物館藏元人《子方扁舟傲睨圖》,扁舟一葉,主人坐鹿皮薦,背倚懶架,肘下是書帙裹著的卷軸,身邊設一張琴,柵足案上一函書,一爐香,一副托盞,花觚里一蓬花,舟子操楫,童子煎茶,煎茶所用依然是蓮花托座風爐?!皶{(diào)度清且苦,臭味不同誰與論”,宋元時代不同流俗的煎茶之韻中,原來是“傲睨”。


《子方扁舟傲睨圖》局部(摹本)遼寧省博物館藏

飲茶當然不自陸羽始,但自陸羽和陸羽的《茶經(jīng)》出,茶便有了標格,或曰品味?!恫杞?jīng)》強調(diào)的是茶之清與潔,與之相應的,是從采摘、制作直至飲,一應器具的清與潔。不過《茶經(jīng)》最有意味的文字,卻在卷下“九之略”:

其造具,若方春禁火之時,于野寺山園,叢手而掇,乃蒸乃舂,乃復以火干之,則又棨、撲、焙、貫、朋、穿、育等七事皆廢。其煮器,若松間石上可坐,則具列廢。用槁薪鼎櫪之屬,則風爐、灰承、炭撾、火筴、交床等廢。若瞰泉臨澗,則水方、滌方、漉水囊廢。若五人已下,茶可末(或作味)而精者,則羅廢。若援藟躋巖,引入洞,于山口炙而末之,或紙包合貯,則碾、拂末等廢。既瓢、碗、、札、熟盂、醝簋悉以一筥盛之,則都籃廢。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門,二十四器闕一,則茶廢矣。

既入高門,則茶之清,舍精細、濟楚之待遇外,不能保存。而若依松傍巖,瞰泉臨澗,二三知己品茗于朗月清風之間,則人與事,雙清并,其器其具,其一應之微細,皆可不論。可以說,此方為茶之三昧,也不妨說,《茶經(jīng)》凡不可略者,皆是為俗飲說法,唯此之可略,方是陸子心中飲茶之至境,此便最與詩人會心,其影響至宋而愈顯?!恫桎洝放c《大觀茶論》固然是雅,然而以“九之略”為衡,則依然是俗。“欲知花乳清泠味,須是眠云跂石人”,宋人深會此意。風爐石鼎,茶煙輕輕,其器古樸,其韻疏清;煎茶,保存的正是如此意境。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時有雅飲之一派,凡茶必煎,又有俗飲之一派,凡茶必點。二者在日常生活中,本是既并行,又交叉。而飲茶方式的選擇,既與茶品、時地、飲茶之人相關,在某種情況下,也與意境之追求相關。從另一面說,此又與詩人、畫家以胸襟氣度及創(chuàng)作背景之異而選擇不同的話題相關。南宋張栻云:“予謂建茶如臺閣勝士,草茶之佳者如山澤高人,各有風致,未易疵也”。持此以喻點茶與煎茶之別,也正合宜。

結論如是,不妨仍以煎茶之意叩諸宋人,其或應聲而答:“不置一杯酒,唯煎兩碗茶。須知高意別,同此對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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