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茶馬古道的青藏、川藏、滇藏三條主要線路，均穿過我國第一、二級地理階梯的過渡地帶，這里河流交錯，群山縱橫，峽谷盆地星羅棋布。復雜的地理環(huán)境及生物的多樣性，滋養(yǎng)了西南茶馬古道沿線的20多個民族，在這條道路上我們能夠領略漢族的溫厚、藏族的壯美、彝族的剛健、羌族的古樸、白族的亮麗、佤族的奔放、納西族的浪漫、哈尼族的熱情……眾多民族共同構成了一幅和諧美麗的畫卷，呈現(xiàn)出一派祥和氣象。歷史上的西南茶馬古道極大地促進了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交往交融，為沿線各民族和諧共生、精誠團結、厚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fā)展、鞏固統(tǒng)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西南茶馬古道的千年往事，集中印證了我國西南地區(qū)各民族共同開拓遼闊疆域、共同書寫悠久歷史、共同創(chuàng)造燦爛文化、共同培育偉大精神的文明進程，堪稱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典范。
共同開拓遼闊的西南疆域
西南地區(qū)是我國民族數(shù)量最多的區(qū)域，它能夠成為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離不開西南茶馬古道上各民族的齊心開拓。這種開拓，不同于古代帝國式的軍事擴張和近代殖民主義的侵占掠奪，而是生于斯、長于斯的各族人民共同開發(fā)、共促繁榮、共享成果的偉大進程。西南茶馬古道不僅見證了各民族開發(fā)西南邊疆的壯舉，還以其獨特的經濟文化功能，為這一歷史進程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
西南茶馬古道穿越隴西走廊、藏彝走廊、苗疆走廊三大民族走廊，以其網絡狀的發(fā)達道路系統(tǒng)，促進眾多民族的經濟文化往來。其中，青藏茶馬古道途經的隴西走廊在現(xiàn)代地理區(qū)域劃分中被歸入西北地區(qū)，屬于西北民族走廊的一部分，但從民族史的角度來看，隴西走廊與西南各族的關系更為深厚。作為東接黃土高原、西連青藏高原、北抵祁連山脈、南控四川盆地的“十字路口”，隴西走廊自古就是民族遷徙的要道和商業(yè)貿易的樞紐，這里曾活躍著牦牛羌、黨項羌、白狼羌、白馬羌(白馬氐)、隴西鮮卑、吐谷渾等古代民族。唐代以前，這些古代民族在隴西走廊開辟商貿通道，并與中原王朝開展互市，為此后青藏茶馬古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唐宋時期，以藏族為主體的吐蕃等政權相繼控制隴西走廊地區(qū)，并與中原王朝建立了茶馬貿易關系。這種茶馬貿易關系深刻改變了隴西走廊的角色和定位，使它從漢、藏民族各自的地理邊緣，轉變?yōu)橛文廖拿骱娃r耕文明之間的紐帶。
除開發(fā)隴西走廊外，這些古代民族中的一部分還向西進入青藏高原，與當?shù)鼐用袢诤希饾u形成今天的藏族、土族、撒拉族、門巴族、珞巴族等民族;另一部分尤其是其中的氐羌民族在歷史上多次沿藏彝走廊南下，經過漫長的發(fā)展演變，形成了今天主要居住在四川、云南兩省的彝、羌、哈尼、納西、景頗、怒、獨龍、傈僳、白、阿昌、基諾、普米等眾多民族。這些民族在西南大地上遷徙交融、繁衍生息，不僅擴展了我國的西南邊界，而且極大地促進了西南地區(qū)的開發(fā)，留下了哈尼梯田、波日橋等生產生活遺跡，以及德格印經院雕版印刷術、白族扎染技藝、傣族慢輪制陶技藝等非物質文化遺產。
西南茶馬古道的另外兩條線路川藏線和滇藏線，一方面向西穿過藏彝走廊，充當了漢、藏、彝、羌等民族之間的“文明使者”。早在唐代，川藏之間就有了零星的茶葉貿易;而吐蕃因為一度與南詔建立了結盟和朝貢關系，因此其上層貴族能夠從南詔“得到茶及多種樂器”(《賢者喜宴》)。明清兩朝，隨著青藏線退居次要地位，川藏線、滇藏線先后成為西南茶馬古道的主要線路，藏彝走廊在團結各民族、穩(wěn)定西南邊疆方面的意義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在明清時期，川藏線和滇藏線還向東延伸到了苗疆走廊一帶。作為苗疆走廊核心地帶的貴州同樣是西南地區(qū)茶葉的重要產區(qū)，歷史上貴州茶除銷往內地省份外，也是銷往西藏的“邊茶”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王朝還曾在播州宣慰司(在今貴州遵義市)設置了茶倉，專門服務于茶馬貿易。貴州茶經四川、云南匯入茶馬古道，促進了苗疆走廊與藏彝走廊之間的民族互動，推動了西南地區(qū)的民族遷徙與融合，使川、黔、滇、藏等地日益連接為一個整體。
共同書寫悠久的古道歷史
西南茶馬古道延續(xù)了一千多年之久，從隋唐時期設立互市開始，宋榷茶馬，元修驛路，明開碉門，清興滇茶，各族人民共同書寫了悠久而輝煌的古道歷史。
早在南北朝時期，吐谷渾就已經與臨近的益州地區(qū)有了民間商業(yè)往來;到了隋朝，中原與吐谷渾建立了短暫的互市關系;唐高祖武德八年，吐谷渾又一次“款承風戍，各請互市，并許之”(《冊府元龜》)。承風戍在今青海貴德縣，是后來的唐蕃古道(青藏茶馬古道)途經之地，而吐谷渾以產馬著稱，其在青海湖一帶培育的良馬“號為龍種”(《北史·吐谷渾傳》)，自然是參與承風戍互市的重要商品。緊隨吐谷渾之后，吐蕃在赤嶺、隴州等地與唐朝開展了互市，史籍中也留下了茶葉、馬匹流通于漢藏之間的記載。不過，當時唐王朝從外部獲取戰(zhàn)馬的主要途徑是與西北的回鶻開展絲馬貿易，對吐蕃馬的需求并不大，因此西南茶馬古道上的互市也時斷時續(xù)。
到了宋代，吐蕃唃廝啰部控制了青藏茶馬古道，與宋王朝之間開展了規(guī)模龐大且長期穩(wěn)定的茶馬貿易。宋朝還在四川設立了“提舉茶馬司”，制定了茶馬法，推動了茶馬貿易的規(guī)范化，使之成為官方控制下的經濟活動。建立元王朝的蒙古族本就是馬背上的民族，沒有通過茶葉貿易來獲取戰(zhàn)馬資源的需求，但為了西南地區(qū)的和平穩(wěn)定，他們依然接過了發(fā)展西南茶馬古道的接力棒。元朝不僅修整完善了茶馬道路系統(tǒng)，把它確立為官道，還在青藏、川藏兩條線路上修建了40多處驛站，并對道路進行管理。終元一朝，西南茶馬古道暢通無阻，漢、藏、蒙、回等各民族在茶馬古道上自由往來。
在此之后，明王朝進一步加強了對西南邊疆和茶馬古道的管理，一方面繼承并強化了宋代的茶馬律法和管理機構，另一方面在元代驛路系統(tǒng)的基礎上開辟了碉門路茶道，使之成為當時茶馬貿易的重要通道之一。明朝官方的一系列努力，加上各族人民和各地方政權的支持，使西南茶馬古道空前繁榮起來，除了繼續(xù)發(fā)展青藏線茶馬貿易，在川藏線上還形成了黎州、雅州、碉門、巖州、松潘五大茶市。到了清代，西南茶馬古道的形態(tài)發(fā)生重大變化，形成了“以茶貿馬”和“以馬運茶”兩種模式并行的局面。一方面由于中央王朝的戰(zhàn)馬需求降低，官方茶馬貿易逐漸萎縮，但為了滿足藏、彝等民族日益旺盛的飲茶需求，清王朝持續(xù)擴大四川的“南路邊茶”“西路邊茶”貿易規(guī)模，并在北勝州(今云南永勝縣)新設茶馬互市。另一方面，北勝州(后移至麗江)互市促進了滇茶的崛起，清朝實行的自由貿易政策又使以騾馬為運力的云南民間馬幫成為發(fā)展古道貿易的重要力量，西南茶馬古道迎來了“以馬運茶”的時代，增添了又一重深厚的歷史內涵。
西南茶馬古道的歷史從唐初延續(xù)到晚清民國，始終未曾斷絕，這離不開漢、藏、蒙、滿、羌、彝、納西等民族的共同努力。各族人民共同書寫了古道的歷史，也真誠地謳歌這條道路?！笆癫杩側胫T蕃市，胡馬常從萬里來”(黃庭堅《叔父給事挽詞十首》)，“黑茶一何美，羌馬一何殊”(湯顯祖《茶馬》)，“茶葉沒有腳，經過馬幫馱……兩族兩顆心，相會在一起”(納西族民歌《相會在一起》)，一首首詩詞、民歌，既是各族人民的真情流露，也是西南茶馬古道悠遠的歷史回音。
共同創(chuàng)造燦爛的茶馬文化
西南茶馬古道是經濟貿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西南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燦爛的茶馬文化，為古道注入了飲茶愛茶、開拓進取、包容互鑒、和平共處等文化內涵，塑造了它的鮮明特色和獨特魅力。
茶馬文化是飲茶愛茶的文化。西南茶馬古道上各民族共同擁有源遠流長的飲茶傳統(tǒng)，早在西漢時期，蜀地文人王褒的文章《僮約》就提到了“烹茶盡具”“武陽買茶”，這是世界上關于茶葉的最早記載;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寺遺址出土的茶葉殘體，將藏地飲茶歷史前推到了東漢末年;唐人《蠻書》中也記載“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蒙舍蠻是今天彝族、布朗族等民族的先民，他們用椒、姜、桂等香料與茶一起煮飲，這與漢、藏民族早期的飲茶方式有異曲同工之妙。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說，“茶”這個名詞首先是在漢語或彝語中產生的，之后在漢藏語系諸語種間傳遞，今天藏語中“茶”的發(fā)音仍與古漢語中茶的異體字“槚”極為相似。民族學調查研究也表明，藏彝走廊上的德昂、布朗、哈尼等民族都有種茶和飲茶的習慣。各族人民不僅慣于飲茶，也十分愛茶：漢族中涌現(xiàn)了“茶圣”陸羽、“茶仙”盧仝等愛茶甚至達到癡迷程度的文化名人;藏族同胞對茶的喜愛也到了“不可一日無茶以生”(《續(xù)文獻通考》)的地步;布朗族古籍《奔悶》記載了首領叭言冷率領族眾開墾茶園的事跡，將提倡種茶視為先民的豐功偉績;德昂族最重要的史詩《達古達楞格萊標》表現(xiàn)出的茶神崇拜信仰和以茶為萬物之源的思想觀念，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獨樹一幟的。飲茶愛茶是西南茶馬古道的文化根基，正如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所說的那樣：“茶在中國與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著高度發(fā)達的文明?！?《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茶馬文化是開拓進取的文化。受制于相對落后的交通技術條件，一般來說古代世界的道路或是局限于山谷、平原等容易行走的地區(qū)，或是借助河流、海洋的水上運輸力量，而像西南茶馬古道這樣跨越無數(shù)崇山峻嶺的貿易大通道則極為罕見。歷朝歷代，來自西南各民族的官兵、民夫、商旅，架橋修路，肩扛手提，歷盡千辛萬苦維持道路通暢;藏、門巴、珞巴等高原民族同胞更是不畏艱險，翻越喜馬拉雅山脈，將茶馬古道延伸到了南亞地區(qū)?！榜R蹄踏下歲月印，馬鈴聲聲話滄?！?，“千馱貨物運不盡，起早貪黑趕路忙，一天翻過九座山，上坡下坎走險灘，風霜當作棉被蓋，扯把葉子做地毯，羊毛氈子撣露水，仰望夜空想家鄉(xiāng)”，這些流傳在滇西地區(qū)的《趕馬調》，經過現(xiàn)代人的整理改編，唱出了古道的縹緲蒼涼。正是受到這種開拓進取的文化滋養(yǎng)，西南茶馬古道才得以傲立于“世界屋脊”之上，成為人類歷史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
茶馬文化是包容互鑒的文化。西南茶馬古道上各民族經過長期交流交往，形成了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的文化氛圍。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清代陜西的漢族商人到川西打箭爐(今康定)一帶從事茶馬貿易，為與藏族同胞溝通，他們編寫了《藏語會話》對譯韻書。西南茶馬古道上被稱為“藏客”的納西族商人群體也同樣能夠熟練掌握漢、藏、白等多種民族語言，他們在藏區(qū)經商時往往入鄉(xiāng)隨俗，主動穿上藏族服飾來拉近與藏族同胞之間的距離。除商貿文化外，西南茶馬古道上的宗教文化也顯示出極強的包容性。比如同為藏彝走廊上的原始宗教文化，羌族的“釋比”文化與彝族的“畢摩”文化在社會職能、宗教法器、宗教儀式等方面都極為相似，作為羌族神職人員的“釋比”還因為受漢族道教影響而被稱為“端公”。此外，歷史上漢族、蒙古族、普米族等民族都曾受到過藏傳佛教的深刻影響;而納西族普遍信奉的東巴教，則是藏族苯教與當?shù)卦夹叛鋈诤系慕Y果。
茶馬文化是愛好和平的文化。唐代以前，各民族之間出于利益紛爭尤其是為了爭奪戰(zhàn)馬這一軍事戰(zhàn)略資源，也曾爆發(fā)過一些戰(zhàn)爭沖突;西南茶馬古道的開通，使包括戰(zhàn)馬在內的各類物資可以通過貿易手段獲取，徹底改變了馬在西南各民族文化中的面貌，使其不再與戰(zhàn)爭、災禍聯(lián)系在一起，而是成為財富的象征。這種改變對西南地區(qū)和平發(fā)展的意義十分重大，明代名臣楊一清就認為茶馬貿易能夠很好地穩(wěn)定邊疆、消弭戰(zhàn)爭，他在給皇帝的上書中直言茶馬貿易“實賢于數(shù)萬甲兵”。事實證明西南茶馬古道的通暢也確實使“西陲宴然”，在明代兩百多年間沒有發(fā)生大的戰(zhàn)爭(《明史·朵甘烏斯藏行都指揮使司傳》)。
共同培育偉大的愛國精神
茶馬古道所建立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聯(lián)系，不僅是經濟和文化聯(lián)系，而且是情感聯(lián)系、精神聯(lián)系。千年來，各民族依靠古道貿易互通有無，因共享古道歷史文化而互敬互愛，也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愛國精神。“時窮節(jié)乃見”，在近代中國陷入存亡危機之際，這種愛國精神便熠熠閃耀，集中體現(xiàn)在抵制印茶入藏和西南地區(qū)抗戰(zhàn)等重大歷史事件之中。
印茶入藏是近代英印殖民勢力主導的一種經濟侵略活動，其目的是通過向西藏傾銷印度茶葉，從而切斷茶馬古道上原有的經貿聯(lián)系，逐步滲透乃至控制西藏。英國殖民者自侵占印度后，一直覬覦我國的西藏地區(qū)，于1888年、1904年兩次軍事入侵西藏;19世紀80年代以后印度茶在全球市場占據上風以后，英印殖民勢力對印茶入藏的野心便更加膨脹。他們一方面通過軍事和外交手段，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開放亞東、噶大克等通商口岸;另一方面加緊仿制磚茶，并通過低價傾銷、暗地走私等多種手段銷往西藏。然而，他們低估了茶馬古道上各民族之間的血脈聯(lián)系，也低估了西南各族同胞維護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即便是在川康地區(qū)遭遇戰(zhàn)爭動蕩、四川邊茶運輸中斷的時期，西藏的茶葉消費缺口也是轉由后起的滇茶來填補，印度茶仍被拒之門外。由于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和藏族同胞的堅決抵制，印度茶在整個晚清民國時期始終未能打開西藏市場，據統(tǒng)計，其在西藏的最高年銷售量約為一萬公斤左右，與我國茶葉動輒數(shù)百萬公斤的銷量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與此同時部分我國茶葉甚至還通過拉薩轉賣到了印度大吉嶺等地。到20世紀40年代末，印茶入藏企圖宣告破產，這是西南各族同胞反抗帝國主義滲透的一次重要勝利。
到了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華民族面臨的危機更加深重。1938年底，退守西南的國民政府提出“利用人力獸力運輸，增進貨運”(《社會經濟月報》1939年第1期)，隨后在茶馬古道青藏線和滇藏線上恢復了驛運。1942年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后，茶馬古道更是成為西南大后方與外界溝通的唯一陸上要道。整個抗戰(zhàn)后期，四川、云南、西藏各地由漢、藏、白、納西等各族人民組成的馬幫，穿行在先人開拓出的石棧天梯和羊腸小道間，不畏艱險，晝夜不息。據統(tǒng)計，當時這條道路上一共動用了“八千匹騾馬和兩萬頭牦牛”(顧彼得：《被遺忘的王國》)，為抗戰(zhàn)后方輸送了難以計數(shù)的緊缺物資，在中華民族的至暗時刻燃起希望的火種，譜寫出一曲全民族抗戰(zhàn)的壯闊樂章。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帶一路’視野下的西南茶馬古道文獻資料整理與遺產保護研究”〔20&ZD229〕階段性成果)
作者：劉禮堂、陳韜(分別系武漢大學茶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光明網、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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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馬北道（滇南官馬大道或“貢茶道”）即由西雙版納至思茅（普洱）到省城昆明再從滇東北昭通進入內地。從思茅途經那柯里—普洱—磨黑—通關—墨江—陰遠—元江—青龍廠—化念—峨山—玉溪—晉寧—昆明—嵩明—尋甸—東川—昭通—大關—鹽津—宜賓，宜賓可乘船沿長江而下入湖北至杭州，轉“京杭大運河”到京城；或溯岷江而上經嘉州（樂山）至彭縣到達成都；或至嘉州（樂山）走青衣江道，即溯青衣江而上至雅安—邛崍—成都后，再走川藏線入西藏或走川陜路到陜西進行茶馬貿易等的多條通道。
這條道最初是以運送皇家的貢茶為主，但在“普洱茶名重京師”之后，它成為六大茶山茶葉流向中原市場的主要通道，全線于清初開通，清末部分中斷。官馬大道中途有許多分支，如從元江往東到石屏（明末以來到西雙版納從事普洱茶生產、經營的多為石屏人）也可再由石屏經蒙自到達越南。20世紀50年代，昆洛公路通車后，滇南官馬大道成為歷史遺跡。
行走在茶馬古道上的馬幫
茶馬西道
茶馬西道（滇藏茶馬古道主干線）即由西雙版納—普洱—景東—大理—麗江—中甸（香格里拉）—德欽—西藏芒康—拉薩。
這是唐代就已經開通的，為滿足西南地區(qū)人民以茶葉和馬匹交易為主、以馬幫為主要運輸工具的商品貿易通道。清代進入繁榮時期，中途分支較多，如從麗江經四川進西藏，從大理永平博南古道出保山進緬甸、印度，等等。該道起始于六大茶山，經思茅—普洱—景谷—景東—南澗—彌渡等十三個驛站進入下關，再分兩路，一路經保山入緬甸、到印度再到歐洲，這是東方土地上最早與外界溝通的“南絲綢之路”也稱“南絲茶之路”；另一條向西北而行，經大理—麗江—中甸（香格里拉）—拉薩，再到尼泊爾、印度。據專家考證，這條線路源于唐宋時期的“茶馬互市”。這條路線把六大茶山茶葉運輸?shù)轿鞑兀屔硖幙挡馗咴吆貐^(qū)的藏民們，有了茶葉這種可分解脂肪，且防止燥熱的飲品。1973年，滇藏公路修通，普洱茶由汽車大量運進西藏，滇藏茶馬古道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茶馬古道上馬蹄印
茶馬南道
茶馬南道（中南半島茶葉運輸線）主要包括滇緬印藏茶葉運輸線（佛海—打洛—景棟—崗巴—仰光—加爾各答—西藏）、滇緬泰南洋茶葉運輸線（佛海—打洛—景棟—清邁—曼谷—南洋）和滇老越南洋茶葉運輸線（易武—倚邦—曼灑—曼臘—丁家寨—烏德—萊州—海防—南洋）3條。
這條道主要興盛于民國時期，分為三線：即東出老、越，南出緬、泰，西出緬、印。東線由勐臘的易武茶山起始，由馬幫運至老撾的豐沙里，再到河內，上火車至海防裝船，遠銷南洋；南線由佛海至邊境口岸打洛再到緬甸、泰國；西線由佛海至打洛經緬甸到印度、西藏。茶馬古道促進了國內外經貿發(fā)展，對繁榮邊疆經濟，加強民族團結，推動云南邊疆與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作用。
來源：西雙版納發(fā)布，信息貴在分享，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聯(lián)系刪除
因茶馬古道短途貿易商品較多，馬幫沿主干線的行程多為分段進行，除主干線外，各地馬幫根據物資交換所需，又形成無數(shù)大大小小的支線如茶葉脈絡般密布古道覆蓋區(qū)域的各個角落，共同構成這個龐大的交通網絡。
茶馬古道是中國古代西南地區(qū)以馬幫為主要運輸工具、民間長期行走為主串聯(lián)而成的交通網絡，連接川滇藏，延伸入國內的鄰接省區(qū)和緬甸、越南、老撾、泰國、不丹、尼泊爾、印度等國家，既促進西南地區(qū)的外聯(lián)和經濟發(fā)展，也促進與沿途所經國家的文明互鑒。
茶馬古道何以形成茶葉脈絡般復雜的交通網?它在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架起中外交往橋梁中起到什么作用?西南林業(yè)大學文法學院碩士生導師、云南省茶馬古道研究基地副主任楊海潮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茶馬古道是什么樣的通道?為何如茶葉脈絡般復雜?
楊海潮：如今，茶馬古道已成為西南地區(qū)傳統(tǒng)交通運輸網絡的代稱，連接無數(shù)村寨與城鎮(zhèn)，在古道上產生無數(shù)的起點與終點，其構成不止一條或幾條商道，而是一個完整、龐大、復雜的交通網絡。
云南省普洱市那柯里村茶馬古道示意圖。劉冉陽 攝
“茶馬古道”是一個原創(chuàng)學術概念，此前已有一定研究基礎。例如，1904年，法國學者保羅·伯希和對公元8世紀末中國南部兩條對外通道作詳細考訂，此后研究云南通往東南亞、南亞古道的論著越來越多，如《云南與印度緬甸之古代交通》《中印緬道交通史》等。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比照“絲綢之路”，將貫穿川滇緬印的古代通道稱為“西南絲綢之路”或“南方絲綢之路”。1990年7月，木霽弘、陳保亞、李旭、徐涌濤、王曉松、李林等云南學者徒步考察古時馬幫進藏道路，后將其命名為“茶馬古道”。2004年前后，“茶馬古道”開始在學術文獻中被頻繁使用。
2005年，楊海潮(左)和陳保亞調查茶馬古道。受訪者供圖
隨著研究深入，對茶馬古道的路線分布認識不斷豐富、細致。北京大學教授陳保亞認為，西南各省區(qū)早期以產鹽地為中心形成局域性的古道網絡，因有些地方不產茶，茶葉需通過馬幫從遠方運來，從而將這些局域性古道網絡串聯(lián)起來。馬幫需要繞開難以跨越的高山和江河，走向城鎮(zhèn)、村落和集市進行貿易，使得很多路段的茶馬古道總是蜿蜒曲折。在國內，滇藏道、川藏道、青藏道、滇川道、川黔道等主干道千里迢迢、歷史久遠，仍吸引沿線各地的社會和物產加入到貿易網絡之中。因茶馬古道短途貿易商品較多，馬幫沿主干線的行程多為分段進行，除主干線外，各地馬幫根據物資交換所需，又形成無數(shù)大大小小的支線如茶葉脈絡般密布古道覆蓋區(qū)域的各個角落，共同構成這個龐大的交通網絡。
云南省普洱市那柯里村茶馬古道遺址。劉冉陽 攝
茶馬古道范圍可分為核心、主干、外圍三個區(qū)域。核心區(qū)域為滇藏川三省區(qū)交界地帶，主干區(qū)域即為這三個省區(qū)，外圍區(qū)域包括中國的黔、渝、桂、青、甘、寧、陜等省區(qū)，并延伸至緬甸、越南、老撾、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和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不丹等南亞國家。
中新社記者：茶馬古道為何被視為各民族文化連接的紐帶，它如何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fā)展?
楊海潮：茶馬古道是跨地域、跨民族的民間貿易交通網絡，在國內溝通著漢、藏、羌、彝、蒙等民族。商品貿易讓各民族和族群共享的物品、技術、語言、文化等愈加豐富，彼此認同的基礎變得深厚。
茶馬古道沿線各地間自然環(huán)境的差異造就了物產的互補性，馬幫沿古道交易紡織品、用具(如邛竹杖、鐵器、琉璃)、貨幣(如海貝、銅錢)、食物(如鹽、茶葉)等物資，促進沿線各民族間的交往。
貿易活動帶來豐富物資，也傳播各地的生產技術。唐代《蠻書》記載，當時的藏族人用“積薪燒炭法”制鹽，將鹽水澆在燃燒的柴火上，水分蒸發(fā)后即得粗制鹽顆粒。后來，其他制鹽技術通過茶馬古道進入，提高了藏族人的產鹽質量。
貿易活動促進各地區(qū)文化相通。作為茶馬古道上代表性的貨物，茶葉從四川、云南等產地運到西藏，促進沿線各地的語言文化交流，甚至形成廣大地區(qū)使用的“西南官話”，維系西南各民族與中原文明的密切關系。此外，佛教文化、建筑文化等也隨之傳播至西南各地，影響著各族民眾的生活。
唐代后期，基于茶馬古道發(fā)展出的官方制度——茶馬互市，讓各地與中央的聯(lián)結進一步加強，茶馬古道為中央政權治理邊疆地區(qū)、促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發(fā)揮助推作用。
中新社記者：在茶馬古道研究成果中是否有關于中國西南地區(qū)與南亞、東南亞國家交往交流的體現(xiàn)?
楊海潮：關于這條川滇緬印古代通道的研究非常多，中外學者均有不少成果?！妒酚洝酚涊d，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夏見筇竹及蜀布，經詢問后推測有商路從云南和四川通往身毒(印度)。向達的《蠻書校注》研究過云南與東南亞、南亞的交通路線，李學勤在《商代通向東南亞的道路》指出商代就有從四川和云南通往東南亞的道路等。
云南省普洱市寧洱縣那柯里村，游客走在茶馬古道遺址上體驗。劉冉陽 攝
19世紀末以來，歐美的探險家、傳教士等也搜集并出版在中國及東南亞、南亞的見聞。美籍奧地利探險家約瑟夫·洛克的《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記錄了馬幫的部分行程路線;俄羅斯人顧彼得的《被遺忘的王國：麗江1941-1949》中，寫下他跟隨馬幫到麗江的經歷;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馬幫旅行》中記錄跟隨馬幫行走滇西、從云南進入緬甸的經歷，他眼中的昆明“既是一條鐵路的終點，又是若干馬幫旅途的起點”。從這些外國人的筆下，或多或少能窺見茶馬古道如何連接中國西南地區(qū)和南亞、東南亞國家。
中新社記者：如今的茶馬古道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研究“古道新途”對于當今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文明交融互鑒有何啟示?
楊海潮：進入現(xiàn)代，交通設施、工具等日新月異，茶馬古道和馬幫等傳統(tǒng)社會交通和工具、貿易方式逐漸邊緣化。而“新”的茶馬古道，提供認識和理解西南歷史文化的新視角，在旅游、文化、品牌概念中凸顯價值，產生超出通道本身的社會影響。
20世紀90年代，旅游界先行推廣茶馬古道的概念，各地加強對茶馬古道文旅的規(guī)劃、開發(fā)和營銷實踐。2000年后，普洱茶產業(yè)興起，掀起一波茶馬古道研究熱潮。2013年，茶馬古道進入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后，云南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及學術機構相繼成立茶馬古道相關研究組織，深入挖掘其價值。
游客在沙溪古鎮(zhèn)感受茶馬古道驛站歷史。李嘉嫻 攝
在影視領域，《最后的馬幫》《大馬幫》等眾多中文影視作品陸續(xù)面世。稍晚于國內，日韓聯(lián)合攝制紀錄片《茶馬古道》、美國學者賽琳娜·艾哈默德和英國攝影家邁克·費里曼合作出版畫冊《茶馬古道》等作品，進一步提高了“茶馬古道”的國際知名度。海外民眾也從中了解到中國西南地區(qū)古往今來的人文風貌和當代中國的發(fā)展變化。
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深刻認識茶馬古道覆蓋區(qū)域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發(fā)掘各地的物質和文化資源，對于溝通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沿線各地區(qū)、各民族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有著重要的作用。
受訪者簡介：
楊海潮，北京大學語言學博士，西南林業(yè)大學文法學院碩士生導師，云南省茶馬古道研究基地副主任。長期從事西南民族語言和歷史文化的田野調查，主要研究方向為理論語言學、民族史、茶馬古道以及茶史和茶文化。代表論著有《音系復雜性：以白語的語素音節(jié)表為例》《普洱茶余》《茶馬古道：地方性的民間視角》《茶文化初傳藏區(qū)的時間與空間之語言學考證》《茶的屬性與中國文化(漢文化)的形象》《茶文化在唐代的傳播：時間、空間、社會》等。
原標題：《楊海潮：茶馬古道是怎么走出來的?|東西問》
來源：中國新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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