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學人發(fā)布的一篇文章：近代中國茶葉對外貿(mào)易自掘墳墓:摻假作偽
對外貿(mào)易是中國與世界的交接點，首當其沖地受到英美法等國對食品質(zhì)量安全越來越嚴格的監(jiān)管壓力，于是率先與世界接軌，開始實施出口商品檢驗，探索建立相關監(jiān)管制度。相比之下，中國國內(nèi)市場質(zhì)量安全管理體系的建立要遲很多。
另一值得深思的問題：直到今天，中國仍到處充斥著摻假行為，不單是茶葉，還有直接跟生死有關的疫苗、藥品……這個國家怎么了？柏楊筆下”丑陋的中國人“就沒有改頭換面的那一天嗎？
近代上海開埠之后，因得天獨厚的地理優(yōu)勢，這座江南小城很快成為中國對外貿(mào)易中心。一國之外貿(mào)不僅是貨物商賈往來，背后還有科技、制度、管理等綜合實力的支撐，還有人民生命健康和國家安全的考量?；仡欀袊鷮ν赓Q(mào)易歷史，須放在當時世界整體發(fā)展格局中和對中國長遠影響中去思考。
茶葉檢驗制度與機構的設立
茶葉是中國近代對外出口的重要商品。茶葉外貿(mào)受阻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摻假作偽。
茶為國飲，歷史悠久。17世紀，隨著飲茶風俗在歐洲普及，中國茶葉大量出口，至19世紀初，中國獨霸世界茶葉市場達200年之久。1830—1833年，華茶輸出價值占中國出口貨物總值93.9%，其中1832年，中國出口茶葉達400320擔。
中國對英國貿(mào)易每年順差二、三百萬兩以上，為彌補貿(mào)易逆差，東印度公司曾試圖向中國銷售多種商品，但大多滯銷，收效甚微。之后英國向中國走私鴉片，致使中國白銀大量流出，1830—1839年每年平均流出約五六百萬兩，由此誘發(fā)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不僅沒有改變中國對英國貿(mào)易順差的格局，而且華茶出口增長更加迅猛，《民國建陽縣志》載：“清季自五口通商，民競業(yè)茶。”
在外貿(mào)需求刺激下，茶葉出口量扶搖直上，從1846年的46746千磅遞增到1856年的63278千磅，中國茶業(yè)迎來了歷史上的繁盛時期。
而這個期間，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90%以上是棉織品和毛織品，棉紗由1845年的260萬磅上升到1855年的290萬磅，增加不過10%；棉布由310萬匹下降到200萬匹，減少30%以上。上海進口貨值不升反降，1854年尚低于1845年。即使依靠鴉片盈利，也不足以彌補英國對華貿(mào)易逆差。
可以說，英國贏得了戰(zhàn)爭，輸?shù)袅速Q(mào)易。
中國當時第二大貿(mào)易國美國情況與英國相似，對華貿(mào)易保持較大逆差。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華茶輸出數(shù)量繼續(xù)增長，1870年為138萬擔，1880年增加到210萬擔，1886年更達222萬擔，創(chuàng)下近代茶葉出口數(shù)量的最高紀錄。
然而1886年以后，華茶因嚴重的質(zhì)量問題出口急轉(zhuǎn)直下，到1900年，華茶出口占國際茶葉出口量的30%，位列印度之后。
一方面，長久以來中國茶業(yè)以小農(nóng)經(jīng)營模式為主，“皆零星散處，此處一二珠茶樹，彼處三兩株茶樹”現(xiàn)象比比皆是，質(zhì)量全憑茶農(nóng)控制；
另一方面，茶葉摻假作偽現(xiàn)象越來越嚴重。盡管生絲也存在作偽現(xiàn)象，1873年5月《申報》報道，“牌不對貨，貨不對價”，短斤少兩，暗中加水增重，且絲貨多不勻凈，粗細交雜，但相比較而言，茶葉摻假作偽更為嚴重、更為普遍。
1847年，英國就發(fā)現(xiàn)進口的“謊言茶”達10萬磅。英國下議院特別委員會一份報告指出，自從1856年以來，一些劣質(zhì)茶葉從中國進口。
張之洞為此斥之：“僥幸蒙混，制造粗率，煙熏水濕，氣味不佳，兼以劣茶攙雜。”英國反摻假運動的領袖人物阿瑟·哈塞爾醫(yī)生經(jīng)過檢測發(fā)現(xiàn)，在英國市場上至少有12種不同類型的“謊言茶”。摻假作偽形成了一套“技術”，主要有增重、染色、添味和以舊充新等方式，甚至參雜了帶有毒性的黑刺李葉子。
“若造加色茶與發(fā)行茶，其造法不同。所采之葉多，則曬于禾場，隨曬隨用，以足蹂之。曬至干處，后發(fā)之茶行，茶司加以藥料顏色，造作各種色茶。若造紅茶，則滲入紫粉少許。”
可見，中國茶葉當年確實存在質(zhì)量問題和摻假現(xiàn)象，而且尖銳復雜，不能以西方對華茶壓榨一言蔽之。
正是在這個時期，歐洲對食品摻假作偽已經(jīng)高度重視，現(xiàn)代食品立法和監(jiān)管體系正從萌芽向成熟快速發(fā)展。
1860年7月，英國議會通過溫和的《地方政府打擊食品和飲料摻假議會法》，這是近代以來英國“第一部試圖管理所有食品的單一立法”。
1872年，英國通過《禁止食品、飲料與藥品摻假法》。
次年，英國海關在進口華茶中查獲1000萬磅偽茶，此事經(jīng)過商部大臣查實后，“立即奏明英國皇家出諭，嚴行禁止，先將此等偽茶全行燒毀，然后派員密查英京及英屬各口岸，凡有商人辦到中國茶葉至口，必定逐細查明。如有偽茶攙雜其中者，不準起岸。”
隨后蘇格蘭地方政府事務委員會經(jīng)過調(diào)查做出一份報告，認為茶葉摻假作偽主要在中國完成，建議“為了更好地檢測茶葉中的摻假物，茶葉的檢查與檢驗應該由登陸港口處的海關進行，所有被發(fā)現(xiàn)摻假作偽的茶葉禁止進入國內(nèi)市場”。這個建議最終被1875年英國議會頒布的《食品與藥品法》所采納。
《食品與藥品法》被認為是當時英國及其他國家中最好的一部食品法，是現(xiàn)代英國食品安全立法的先驅(qū)，是現(xiàn)代食品立法的基礎。
該法令第30條對進口茶葉檢驗和茶葉貨物處理做出規(guī)定：“所有進口的茶葉，在抵達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港口后，要接受由海關專員任命的檢查員的檢驗，并要得到財政部的批準，當檢查員認為必要時，可以將茶葉樣品以適宜的速度提交給公共分析師進行分析。”即，英國進口茶葉在口岸和市場接收雙重檢驗，即使偽茶千方百計逃過英國海關署的檢查，在國內(nèi)一樣會受到稽查和檢驗。為此，1875年《食品與銷售法》實施之后，英國國內(nèi)市場上茶葉質(zhì)量明顯改善，摻假作偽現(xiàn)象基本消失。
美國對食品摻假問題也越來越重視，1897年通過《茶葉進口法》，要求海關檢查所有進口茶葉。1915年，民國農(nóng)商部在赴美考察報告中寫到：美國不準著色茶進口，各海關處均備有驗色器具，一經(jīng)驗出，均在禁止之列。
而印度不斷從中國引進茶種，學習中國茶葉種植和加工技術。英國專門派植物學家羅伯特·福鈞潛入中國收集茶子、調(diào)查種茶方法，加緊在印度植茶。
1874年以前，印度茶葉輸英平均每年僅為100到200萬磅，但是1875年后以每年300～400萬磅的速度增長。在中英茶葉貿(mào)易量下降的同時，印度輸往英國的茶葉快速增長。
1856年起，日本茶開始少量輸入美國，因無雜物而品質(zhì)純潔，大為購者所歡迎，輸出量不斷增長。
1889年，在英國市場上，印度茶葉首次超過華茶，中國失去主要絲茶輸出國的地位；在美國綠茶市場，華茶則受到日本茶排擠。時人指出：“今則紅茶植于印度，而中國紅茶之利半為所奪矣。綠茶植于日本，而中國綠茶之利又半為所奪矣。”
華茶質(zhì)量衰退直接導致當時中國出口銳減，1895年中國進出口總值達3.1億余海關兩（1海關兩合1.558銀元），而此時中國已經(jīng)成為外貿(mào)逆差國，逆差達2840萬海關兩。1900年，印度茶葉在英國市場占有率為50%，錫蘭茶占36%，中國茶葉只占10%。
為了挽救華茶，采取改良葉種植、引進機器加工、設立公司、加大宣傳、減輕稅負等方法，“集新法之長，補舊法之短”。而其中最直接防止茶葉摻假作偽的方法就是實施茶葉出口質(zhì)量檢驗。
上海口岸開埠之后，洋行逐漸興起，1859年達62家，主要從事進出口貿(mào)易、航運、保險、金融等業(yè)務，偶爾兼營出口商品檢驗，當然這些都屬于商業(yè)行為，而非政府監(jiān)管。
1914年中國近代實業(yè)家、農(nóng)商部長張謇提出： “在漢口、上海、福州等銷茶地點，設立茶葉檢查所，遴派富于茶葉學術經(jīng)驗之員，督同中西技師，前往辦理。凡出口茶之色澤、形狀、香氣、質(zhì)味，均須由檢查所查驗。其純凈者，分別等級，蓋用合格印證；其有前項偽情弊者，蓋用不合格印證，禁止其買賣。”次年設立永嘉茶葉檢驗處，查溫州茶葉、禁假茶出口。
1928年民國《工商行政綱要》提出： “于全國重要通商口岸設立商品檢驗局，舉各種重要商品加以檢驗，一方面限制窳劣商品不得輸出，使我國商人于世界增進其貢獻；一方證明我國輸出商品其優(yōu)良已合于文明各國需要，而不得再事藉口禁止輸入。”
次年3月上海商品檢驗局成立，對棉花、生絲、豆類、桐油、牲畜正副產(chǎn)品等中國重要輸出商品實施檢驗，頗具效果，中國植物病理學教育先驅(qū)鄒秉文任局長，1932年蔡元培三子、畜牧獸醫(yī)學家蔡無忌接任局長。
1930年中國著名農(nóng)學家、被譽為 “當代茶圣”的吳覺農(nóng)任職上海商品檢驗局，制定一整套出口茶葉檢驗標準、細則與實施辦法，首創(chuàng)茶葉出口口岸和產(chǎn)地檢驗制度。茶葉檢驗制度的建立和機構設立對出口華茶質(zhì)量起到明顯的監(jiān)督作用，有效地防范了茶葉摻假作偽的現(xiàn)象。
報檢茶葉之扦樣
粉末檢驗
灰分檢驗
水分檢驗
檢驗后粘貼標識
鴉片戰(zhàn)爭后的中國國力衰弱，商品質(zhì)量水平總體落后，摻假作偽現(xiàn)象層出不窮。茶葉作為中國大宗出口商品，因摻假作偽嚴重自然倍受關注。
事實上，除茶葉外其他商品摻假作偽問題同樣嚴重，如一些奸商在棉花中摻水增重，以至于英商船上的棉花過了赤道之后全部腐朽發(fā)霉。
寧波及其附近的草帽、草席出口一度興旺，但因質(zhì)量低劣、工藝粗糙，致使出口幾乎完全停滯。而此時政府根本無力顧及質(zhì)量安全，無法建立國內(nèi)監(jiān)管制度。
對外貿(mào)易是中國與世界的交接點，首當其沖地受到英美法等國對食品質(zhì)量安全越來越嚴格的監(jiān)管壓力，于是率先與世界接軌，開始實施出口商品檢驗，探索建立相關監(jiān)管制度。相比之下，中國國內(nèi)市場的質(zhì)量安全管理體系的建立要遲很多。
轉(zhuǎn)載自“文匯學人”
筆下有乾坤 壺中見精神
——報人與茶的風云際會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面對民族危亡，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吶喊。有些人直接拿起了武器，而報人們則揮動起如椽大筆，一篇篇振聾發(fā)聵、激昂慷慨的文章見諸報端，成為喚醒民族靈魂、沸騰愛國情懷的利器。
提筆落墨之際，茶始終是報人們的精神伴侶。作為中華文化的杰出代表，茶歷史源遠流長，內(nèi)涵博大精深，中華茶道一以貫之、傳承有序。中華報人更是將茶道精神演繹得分外瑰麗，茶香不僅滋養(yǎng)了報人精神，他們還以茶為筆寫春秋。筆下有乾坤，壺中見精神，報人的筆端洶涌澎湃的不僅是對理想生活的追求，更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翹盼。
曹聚仁(1900—1972年)
?
近代報人中，曹聚仁(1900—1972年)算是很懂“茶道”的一個。他品茶的功夫了得，借茶“品”人的功夫亦了得。談古論今，頭頭是道。
踏遍山河品好茶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條古訓，放在曹聚仁身上，是再合適不過了。
他辦過刊，教過書，當過記者，用足跡丈量大好山河，并筆之于書?！度f里行記》就是他游歷四方的所見所聞，他也因此被稱為“現(xiàn)代徐霞客”。
清末武夷山揀茶梗的婦女
曹聚仁看過的風景無數(shù)，也品過的好茶亦不少?！蛾懹鸩枭剿隆芬晃?，他談的雖是“茶圣”陸羽，卻有意無意地透露了自己的品茶經(jīng)歷。
比如，談到武夷大紅袍，他用了大篇幅，尤其是說起九龍窠巖壁上的那兩株大紅袍，字里行間，無不流露出“一親芳澤”的向往之情。
他說：“我相信香港三百多萬善男善女中，喝過那株名茶的，不會超過五個人?！钡拇_，這兩株茶，產(chǎn)量稀少，也就一斤上下。
他把大紅袍稱作“貢茶”，并“自作主張”進行“分配”：“大概林森任主席時，可得二兩，陳儀省主席可得二兩，蔣委員長可能得四兩，崇安縣長可留二兩，剎中方丈可得二兩?！?/p>
末了，還不忘@一下陸羽：“我看陸要生在現(xiàn)代，也不會有他的份兒的?！?/p>
曹聚仁曾對武夷山九龍窠上的幾株大紅袍念念不忘
他又說：“我到了武夷山，喝不到大紅袍，心中毫無悵惘之意。”曹聚仁的風趣，不禁讓人啞然失笑。明擺著嘛，他這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
其實，他喝不到大紅袍，實屬正常。1972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這一年，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華，毛主席將四兩大紅袍當作國禮饋贈，周總理戲稱為“半壁江山”。
不知后來曹聚仁是否如愿以償，如果他多活十幾年，可能就有口福了。1988年，香港協(xié)和茶行攜手武夷山市茶葉研究所推出了大紅袍，讓香港茶客們也能一品“巖骨花香”。
1988年，協(xié)和茶行與武夷山市茶葉研究所合作推出大紅袍
雖沒喝到大紅袍，但大江南北的名茶，他是很有發(fā)言權的：西湖龍井茶、廬山云霧茶、六安瓜片、蘇州碧螺春、潮州鐵觀音、福州(茉莉)雙熏等，都留余香余味在他的味蕾記憶中。
不過，他印象最深刻的還是在港喝的苦丁茶：“山中農(nóng)婦烹苦丁茶相饗，葉粗大如大瓜片(茶名)，其味清甜，有如仙露?！?/p>
“苦丁茶，比之云霧、龍井，不知該放在什么品等，但我一生感受，卻以這兩回為最深刻。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壽詩：‘且到寒齋吃苦茶’，若是‘苦丁茶’的話，那真是一種享受了?！?/p>
對調(diào)飲茶，他則嗤之以鼻：“紅茶加糖加檸檬，那就根本不是吃茶，不在談茶之列?！?/p>
武夷山玉女峰舊影
“我乃陸羽的門徒”
曹聚仁對陸羽是相當崇拜的，稱其為：“中國第一個偉大農(nóng)民藝術家。”
所以，但凡喝茶，他都要向陸羽看齊。除大紅袍外，祁門紅茶，他也沒喝過，故自嘲道：“這一方面，我乃陸羽的門徒?！?/p>
此是他的自謙之語。事實上，在近代愛喝茶的報人中，曹聚仁的“段位”算是數(shù)一數(shù)二的了。
不但會品茶，他對制茶工藝也很懂。他到屯溪時，說了不少做茶的門道：“茶葉經(jīng)初摘、二摘、三摘，有粗細之分。所謂‘明前’，即系清明以前所摘;‘雨前’，即系谷雨以前所摘。綠葉有加色焙制、熏制及發(fā)酵的手續(xù)，即青茶、紅茶，由此而分?！?《屯溪風月》)
“五四”以后，婦女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圖為一位男士禮貌地給女士遞茶)
至于擇水、選器，他更是行家了。
他很認同古人的看法，即烹茶須用“外動而行靜，質(zhì)柔而氣剛”的活水，而“香港的水，都是止水，不管怎么消毒，用以煮茶，總是差一大截?！?/p>
論水，他還是最佩服張岱：“考究茶道的，自有千千萬萬迷成癮的，在筆下寫得妙的倒以張宗子為第一。”張岱與閔老子喝茶，乃千古佳話，張岱辨水的功力，陸羽之后，恐怕無人能出其右。
不過，曹聚仁也不是完全盡信書。他說：“我不是陸羽的信徒，也不想做閔老子的知己?！睂ε氩柚凶约旱挠^點。
有人問他：“泉水怎么才是好的?！彼f：“一個甜字足以盡之?！彼€提到其外家劉源村，當?shù)厝擞孟莶?，并習慣加白糖飲用。他特意交待親戚們別放糖，因為“溪泉實在夠甜了”。
劉源村的水，令他念念不忘，以至于他干脆在村子附近買了一口井，井泉之甜美，“我以為在虎跑，匯泉之上，只是陸羽、張宗子蹤跡未到，有如浣紗溪上的西施呢”。
論茶器，他首推宜興紫砂壺：“好的茶具，不是玻璃，不是浮梁瓷器，而是宜興紫砂壺。要積古百年舊紫砂，才能把好茶好泉的色、香、味都發(fā)揮出來?！?/p>
所以，他到福州時，對這里的“茶道”贊許有加：“茶道很精，宜興茶壺、茶杯，讓你慢慢品嘗，無所謂牛飲?！?《閩學》)
1880年左右福州城
茶中“知己”是龍井
好茶品遍，他最愛的還是杭州的西湖龍井。
只要提到名茶好茶，他如條件反射般都會第一時間想起龍井。單是《陸羽茶山寺》一文中就多處提及龍井：“評品好茶，一般人脫口而出，說是‘龍井’，這只是現(xiàn)代人的想法?！?/p>
“松蘿乃皖南閩茶，猶今人之稱龍井也?！?/p>
“前幾年，碧螺春初到香港……這是上品閩茶，品質(zhì)還在龍井之上……(龍井的綠葉乃是用青葉榨汁染成的，并非本色)”
“平心而論，陸羽茶室的龍井，比較還過得去……”
可見，曹聚仁對龍井茶情有獨鐘。
這還不夠，他連品評人物都要用龍井作比喻，魯迅(周樹人)、周作人昆仲都是被曹聚仁“龍井”過。
他是這樣評價魯迅的：
魯迅愛喝清茶，他所愛的不是帶花的香片而是青澀的龍井茶。筆者曾對他說：我和你是茶的知己，而不是西湖的知己。我喜歡喝龍井茶，尤其是西湖，你呢，對于西湖，并沒有多大好感。(曹聚仁《魯迅評傳》)
魯迅先生的文章雖大多像匕首一樣尖利，但他骨子是一個很傳統(tǒng)的文人。他曾說：“我是不喝咖啡的，總覺得這是洋大人所喝的東西(但這也許是我的‘時代錯誤’)不喜歡，還是綠茶好?！?魯迅《三閑集·革命咖啡店》)他還說：“有好茶喝,會喝好茶,是一種‘清?！??！?《喝茶》)
一襲長衫，一杯清茶，一只鐵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保@才是魯迅。
民國時期杭州舊影，當時雷峰塔雖破舊，卻還未倒塌
曹聚仁點評周作人的文風更經(jīng)典：
他的文風可用龍井茶來打比，看去全無顏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無窮。前人評詩，以“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來說明神韻，周氏小品，奇妙正在“神韻”。
周作人論茶與文學時也說：“讀文學書好像喝茶，喝茶就像讀文學書。”對龍井茶，周作人也是頗為推崇的。他說：“北京大抵都吃香片,以為龍井不宜于衛(wèi)生，而南方則以龍井為上品，又反對摻雜花香?！敝茏魅诉€將自己的書齋取名“苦茶庵”，并且自號“苦茶庵主”。
杭州西湖舊影，可見遠處的保俶塔
不只是曹聚仁，民國時代的報人，用龍井茶點評人物，似乎很流行，有點像今天的網(wǎng)絡流行語。
“中國報界宗師”張季鸞先生曾品評胡適之先生說：“適之先生好比龍井茶，總是那么清新?！痹巍洞蠊珗蟆房偩庉嫷耐跏|生也說，季鸞先生好比新泡的龍井茶，清新之外還有熱。
在這些報人眼中，“龍井茶”應該是一個內(nèi)涵豐富的形容詞吧。
《萬里行記》中，曹聚仁還記述了這么一個美麗浪漫的夏夜：“我最愛‘平湖秋月’，夏天的傍晚，驟雨既過，彩霞滿天，新月初上;這時搖一小舟蕩漾于孤山四圍，系舟于柳蔭中，愛侶在懷，茶香沁鼻，無言相對，這才是人生至樂?！?《<浮生六記>掇拾》)
美景在眼，佳茗在口，還有佳人在懷，浪漫至極!
晚年的曹聚仁
來源：茶道CN
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聯(lián)系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