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葉史的書

茶界同仁追憶朱自振先生

悉聞朱自振先生駕鶴西去，茶學領域悲痛萬分。

朱自振先生是著名茶史專家、茶典籍史料學家，長期從事茶史研究，為發(fā)掘和整理我國茶史文獻，推進茶文化研究作出重要貢獻。朱自振先生主要論著有:《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略考我國茶類生產的發(fā)展》、《太湖地區(qū)農業(yè)史稿》、《中國茶葉歷史資料續(xù)輯》、《中國茶酒文化史》、《茶史初探》等。其中《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為改革開放以來的茶文化事業(yè)提供了有力的史料來源，為茶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撐。

朱自振擔任編委的《中華茶史》。

《中華茶史》總主編余悅得知朱自振先生逝世后，心情萬分悲慟。他與先生在多年的茶文化研究中，亦師亦友。他認為，先生堪為“茶文化研究的一代宗師”。朱自振先生矢志不渝，畢生堅持研究茶史，學識淵博，匯通古今，著作豐碩。朱自振先生光明磊落，剛正不阿，堅守學術道德與良知，治學嚴謹，一絲不茍。朱自振先生為人坦誠，師長風范，熱情指導與培養(yǎng)學術新人，言傳身教，惠恩廣播。

中國茶葉公司原總經理施云清說：“他是我尊敬的茶界有真才實學的茶史學者之一，上世紀有幸與他有過幾次會晤，感覺他知識淵博、厚積薄發(fā)、言之有物，嚴謹而謙遜，不尚套話虛話。有一次，他和中國農科院茶科所莊雪嵐教授和我會晤中表達了愿盡全力、傾所知編撰有關茶史。事后，他們先后以實際行動實現(xiàn)了諾言，為中國茶史留下了寶貴遺產?！?/p>

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姚國坤說：驚聞老友茶史專家朱自振先生仙逝，當屬茶文化界的一大損失。

作為朱先生的老朋友，中國農業(yè)出版社高級編審穆祥桐心情非常沉重，朱先生出版的多本書籍都是穆祥桐作為責任編輯完成的，他與朱先生有多年的交情，也對朱先生的人品深表仰慕。

編纂完成《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

1934年，朱自振先生出生于江蘇省武進縣(今武進市），1955年考取南京大學歷史系，這為他后來從事中國農業(yè)史及中國茶葉史的學術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礎。

1959年，朱自振大學畢業(yè)，被分配到中國農業(yè)科學院南京農學院所屬農業(yè)遺產研究室工作，整理和編撰《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茶史研究課題是1962年在制訂國家科學發(fā)展規(guī)劃時，由出席會議的萬國鼎提出，獲得批準而后正式下達的。說來事也湊巧。萬國鼎在京出席科學發(fā)展規(guī)劃會議的同時，朱自振和陳祖槼正好出差到北京圖書館檢索、核對地方志資料。會議一結束，萬國鼎便向他們傳達了會議審定農史課題的有關情況，說“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之方案分上編與下編兩個課題，并說上編由陳祖槼、朱自振主持編撰，下編則由朱自振、陳祖槼主持編撰，兩人既協(xié)力合作又各有側重。當時陳祖槼年紀比朱自振大得多，這樣的安排，便于以老帶新，在茶史研究工作上實行“傳幫帶”，同時也表明，萬國鼎對于朱自振在茶史研究這項事業(yè)上所寄予的厚望。朱自振與陳祖槼憑借在北京圖書館檢索地方志的過程，發(fā)現(xiàn)許多很有價值的茶史資料的線索，提出如果將其一一查抄下來，薈成專冊，對于茶史研究工作來說則裨益不淺。

朱自振與鄭培凱主編的《中國歷代茶書匯編》。

時隔七八年之后，即1973年，農業(yè)遺產研究室劃歸江蘇省農業(yè)科學院領導。朱自振和其他一些青年研究工作者，奔赴江蘇各地的不同農作物產區(qū)，探索農史研究，包括茶史研究的創(chuàng)新之路。其時，朱自振與另一位同伴撰寫了《歷史上蘇州地區(qū)的茶葉生產》一文，并由當時蘇州地區(qū)的農業(yè)主管部門打印下發(fā)給所屬的茶葉生產單位，供研究參考。此后不久，朱自振則又撰寫了一篇《江蘇茶業(yè)的歷史發(fā)展及其經驗》的專題報告文章。20世紀70年代，朱自振一度被調到《江蘇農業(yè)科技》雜志及報社工作，但他的茶史研究卻始終沒有停止，先后在《茶葉科技簡報》和《中國茶葉》等雜志及報刊上發(fā)表有關茶史的文章。

20世紀80年代前夕，隨著農業(yè)遺產研究室被批準恢復原來體制，朱自振才得以重新走上茶史研究的崗位。上班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其早年送審的關于《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上編與下編兩部初稿重新加以整理和補充。該書1981年由中國農業(yè)出版社出版，了卻了三代茶史研究人員的心愿，也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提出巴蜀是我國茗飲文化的搖籃

朱自振在茶史研究方面提出過種種論見，其中最突出的主張則是巴蜀是我國茗飲文化的搖籃。陸羽《茶經》所謂“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氏”，主張的是茶飲史前說。其后，或說茶飲始于戰(zhàn)國時代，或說始于西漢時代，或說始于魏晉時代，歷史上眾說紛紜。至于究竟起源于什么地方并無確定說法。直到清代初期，顧炎武才在《日知錄》中說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就是說巴蜀在戰(zhàn)國以前，茗飲之事早就形成風俗，而我國巴蜀以外其他地方的飲茶、種茶，則是在秦滅巴蜀之后才漸漸傳播開來。朱自振肯定了這種論說，并且就此作出許多富有創(chuàng)見的闡述，從而論證了巴蜀是我國茶飲文化的搖籃。

朱自振退休之后，依然在茶史研究的領域中筆耕不輟，探索不止。他除了擔負撰著《農業(yè)通史》中的原始農業(yè)卷部分，參與《中華茶葉五千年》和《中國古代茶書匯?！返难芯空n題外，還在著手整理《中國古代茶葉文獻通考》，并策劃建立一套不同類型的茶葉博物館系列工程。晚年的朱自振，盡管體弱多病，但在茶史探索之路上的奮斗精神卻不減當年。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我愿為中國茶葉歷史文化奉獻終生！”

憶朱先生

沈冬梅

9月13日晚，翻閱朋友圈，看到江蘇省茶文化學會王為秘書長的告示，驚悉朱自振先生去世，一時間與朱先生相識相處過往的記憶紛至眼前。

30年前的1991年的四月，中國茶葉博物館開館，當時正在面臨研究生畢業(yè)找工作的我，已經在茶博館籌建處幫工整理材料幾個月了。開館當日邀請了很多業(yè)內及相關領域的專家大咖，可是對于初涉茶文化的我來說，卻是泰山矗立于前也不識的。一直負責茶博館籌建處工作的張子華主任給派了活兒，讓我到杭州香格里拉飯店，去協(xié)助接待朱自振先生和當時勐海茶廠的廠長。這是我初識朱自振先生，因為朱先生鄉(xiāng)音濃重，而我自己當時對茶葉及茶文化所知甚少，現(xiàn)在回想起來，卻是想不起當時都談了些什么。但肯定至少讓朱先生知道了我學歷史，且對茶文化有濃厚的興趣。

此后不久，朱先生通過王旭烽聯(lián)系，要做中國古代茶書的整理，最終因了我所不知的原因，未能成功。1994年，我在職攻讀博士學位，因為整理茶書，最終與導師梁太濟先生商量改變最初與他商定的博士論文題目，改作《茶與宋代社會生活》，一邊工作，一邊讀書搜集資料。當時沒有任何電子學術資源，所需圖書的紙本書也很難找到，朱先生與陳祖椝先生所編《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就成為我讀找資料的路線指引。朱先生所編茶史資料澤被學林，于我是深受澤潤的。

2000年，朱先生來北京，到中國國家圖書館抄錄善本茶書，已經博士后出站留京工作的我與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鄒明華都去幫忙，至今用鉛筆抄錄的古代善本茶書稿紙仍在。

轉年到2001年，鄭培凱教授約請我去香港城市大學協(xié)助朱先生進行《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搜集圖書和校注工作。年底到了香港城市大學，難得有機會在同一間辦公室與朱先生做了半年多的同事。親眼見到朱先生的學問與敬業(yè)。那時，香港的大學里已經能夠用到一些電子資源了，在年輕同事都在用電腦工作的時候，朱先生一直還是在用“純手工”作業(yè)，注釋與校訂工作都是手寫，刪除好辦，而增加，卻是寫好一條一條大小不一的紙片貼上去的。當時學校有多色水筆可用，朱先生的稿子是花花綠綠的，貼著多種顏色的紙條，百衲衣般。

結束香港的工作后，我與朱先生一起接受了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領導小組的《茶經》校注項目。后因朱先生接受南京農業(yè)大學返聘，返校主持茶史研究及指導博士后的工作，暫時無暇顧及其他項目，《茶經》校注的工作便由我單獨進行。由此也成就了我對《茶經》版本與校釋的全面研究。

從上世紀90年代初認識直至2019年朱先生回老家常州居住之前，我與朱先生多次在茶文化研討會和活動中相見。朱先生性情耿直，對于當下學術研究以及茶文化活動中存在的問題，都是直抒己見，我每次都深受教益且與共鳴。

而朱先生最心心念念的，還是茶史資料的整理和研究。朱先生還曾希望用他個人的資金設立基金，獎勵茶文化研究。由于《中國歷代茶書匯編》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大陸讀者很難得到，因而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又出了他和我整理校注茶書原貌的《中國古代茶書集成》。《茶經》之外，他還計劃要做明代喻政《茶書》的整理校釋，還希望能做各地茶文化史的資料收集整理與研究，而這些最終還是被《中華大典》茶葉典的工作耽擱了，沒能展開。2018年，我回家鄉(xiāng)江蘇儀征時和當?shù)剞r業(yè)局局長施偉文一起專程去南京看望他，他建議并殷切希望儀征能做好地方茶文化研究的整理研究。

除了史料搜集整理外，朱先生《茶史初探》中的許多研究結論，成為現(xiàn)在茶界的常識。他的相關研究推動了中國茶文化史研究的深入。朱先生的資料整理與茶史研究為茶文化研究奠定了最深厚的基礎。朱先生的道德文章，為茶界普遍認可。

朱自振先生千古！

（作者系中國歷史研究院研究員）

▲《全球時代的史學寫作》書封

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中國學研究學者施堅雅在《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一書中則從區(qū)域社會出發(fā)考察中國歷史的模式，嘗試從農村結構與區(qū)域市場宏觀理論探索出相關研究理路，這一思考被學界稱為“施堅雅”模式。另一位美國學者保羅·柯文代表作《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對費正清為代表的“挑戰(zhàn)——反應”現(xiàn)代化模式進行修正，主張從中國發(fā)展的內部要素中來看待中國的歷史與現(xiàn)狀，此兩說在海內外中國學研究領域產生重要影響。

▲《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書封

茶葉是近代中國最為全球化的商品之一。尤其是在18至19世紀中國被卷入全球化過程，“茶葉貿易和鴉片貿易起到了非常關鍵性作用”（仲偉民，《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中華書局2021年，第257頁）。本人利用波士頓訪學、生活一年的經歷，考察了當?shù)馗鱾€博物館、檔案館以及當?shù)氐牟枋愤z跡遺存，借用柯文“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這一理念梳理18世紀以來中國茶葉作為商品與文化向外傳播的歷程，嘗試在美洲波士頓“發(fā)現(xiàn)”中國茶事遺存、茶檔記錄和茶學書寫三方面的異域境遇及其影響，從而對跨國視域下看待中國茶史的國際維度有更深層次的理解。不當之處，還請方家指正。

一、茶事：1773年波士頓傾茶事件中國茶的遺跡遺存

17世紀，中國茶葉最早被荷蘭人帶入歐洲，隨之而來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在積極拓展利潤豐厚的對華茶葉貿易。降至18世紀，中國茶葉在英國本土及其海外殖民地英屬北美已經較為普遍，新英格蘭的波士頓地區(qū)當時有1.6萬多人口，經濟最為發(fā)達，對中國茶葉的消費較為流行，不過當?shù)厝讼M的大都是荷蘭人的走私茶，對經常來自宗主國茶稅方面的舉措較為敏感。1773年，英國議會為了挽救英國東印度公司陷入的財政危機，強行將倫敦倉庫中囤積的中國茶葉運往波士頓進行銷售，這些茶葉在倫敦出港免稅，但到波士頓需要繳納每磅3便士的茶稅，這樣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價格比荷蘭走私茶更為便宜，這引發(fā)當?shù)厣倘思捌渌麑Α坝蛲庹鞫悪唷笨謶值纳鐣ⅰ?2月16日，波士頓抗茶會組織“自由之子”成員，偽裝成莫霍克印第安人，將三艘運茶船上裝載的340箱中國茶葉傾倒入海，這就是震驚英國的波士頓傾茶事件，英國接下來頒行的懲戒條例及對波士頓港的封鎖，引發(fā)了美國走向獨立之路。因此英國因強制推銷中國茶葉而失去北美，而美國因波士頓傾倒46噸（英國東印度公司統(tǒng)計當時值9659英鎊6先令4便士，其價值約等于170萬美元現(xiàn)價，具體中國茶葉的品類及價值見下表1）中國茶引發(fā)的反抗而獨立乃至建國。

▲表1 波士頓傾茶事件中國茶葉的品類及價值（單位：先令s）

數(shù)據(jù)來源：根據(jù)英國東印度公司毀茶清單數(shù)據(jù)統(tǒng)計而成，引自英國國家檔案館官網(wǎng)。

波士頓地區(qū)保存著1773年傾茶事件后中國茶葉的許多遺跡遺存。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保存著關于傾茶事件的五件珍貴文物，包括茶箱、茶盤等，其中還有12月17日清晨時人從多徹斯特海灣撿拾回來的武夷茶（Bohea），目前保存在玻璃瓶之中珍藏，現(xiàn)在到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官網(wǎng)上即可檢索利用。波士頓市政府在橫跨查爾斯河的橋梁中心專門建立了“波士頓抗茶會及船只博物館”（The Boston Tea Party Ships & Museum），至今保存著1773年傾茶事件中殘存的茶箱，稱為“羅賓遜茶箱”（Robinson Tea Chest），該茶箱也成為該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物，專門置柜收藏。1873年，波士頓紀念傾茶事件100周年的特制的茶箱復制品（內置東方茶葉公司從中國進口的臺灣茶葉）也由馬薩諸塞州歷史學會收藏。

二、茶檔：波士頓各文化機構收藏的19世紀中美茶葉貿易重要記錄

波士頓作為自殖民地以來北美重要的商業(yè)貿易與教育文化中心，在美國經濟文化版圖中占有重要地位。一直至伊利運河與中央太平洋鐵路開通促成紐約港強勢崛起之前，波士頓都是美國東北部最為重要的港口城市。波士頓港因地理位置、造船工業(yè)以及當?shù)厣倘说拈_拓，很早就發(fā)展起了與中國的茶葉貿易，也形成了大量的茶事記錄。具體說來，波士頓的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波士頓公共圖書館、皮博迪博物館以及哈佛大學圖書館均收藏著涉及當?shù)厣倘松烫杹砣A運輸華茶、利用商業(yè)網(wǎng)絡推動茶葉消費以及當?shù)仫嫴柚L形成演變的檔案文獻。如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收藏的對華茶葉貿易商詹姆斯·福布斯家族文件集（James Murray Forbes letters）、首任美國駐廣州領事山茂召文件集（Samuel Shaw papers, 1775-1887; bulk: 1775-1794，縮微膠卷）和波士頓殖民政府代表托馬斯·霍奇森的書信集（Thomas Hutchinson letterbooks，計有5箱）、波士頓商船主斯退爾吉思文件集（Hooper-Sturgis?Papers, 1798-1857）等等。

位于查爾斯河畔的哈佛大學商學院貝克圖書館有發(fā)展專門的“19世紀中國貿易手稿特藏”（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Trade Manuscript Collections in Baker Library），該特藏收錄著美國獨立后重要企業(yè)/商號、商人、家族商務的檔案，這些收藏為研究“早期中美關系提供了豐富的專業(yè)和個體化的視角”，同時也為了解“美國商人在中國通商口岸生活的復雜性”提供了見解（目錄如下表2）。

▲表2 哈佛大學商學院貝克圖書館館藏19世紀中國貿易手稿目錄

貝克圖書館館藏19世紀中國貿易檔案中，瓊記洋行涉及的主要貿易商赫德家族檔案共有800卷，收錄272箱，103件圖畫，這是波士頓各洋行中首屈一指的收藏。在中國影響很大的旗昌洋行保存下來的記錄則有25卷，收錄1箱檔案，還有圖冊。另外波士頓商船公司威廉·愛普頓公司（William Appleton & Co. Records）的記錄也有143卷，合計有101箱。貝克圖書館還有收藏19世紀波士頓最有影響的福布斯家族參與對華貿易的文件、記錄，合計有107卷，收錄44箱。

從19世紀茶葉等商品的貿易全球化圖譜來看，哈佛商學院貝克圖書館關于19世紀對華貿易的洋行、商人等的檔案收藏實際上記錄著紐約華爾街崛起前，美國傳統(tǒng)中以波士頓為核心的貿易資本主義的鼎盛時代，這些貿易商、商業(yè)家族實際上構筑著東方中國與美利堅之間強勁的貿易與商品流動關系，這些對于考察中國茶葉貿易消費對美國資本工業(yè)化、城市化、市民日茶生活（茶館、茶會）等方面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三、茶學：岡倉天心在波士頓寫成《茶之書》詆毀中國近代茶文化

在英語世界，波士頓還在以英文寫就中國茶文化的知識生產環(huán)節(jié)占有一席之地。對于中國茶事進行歷史書寫的中文著作以唐代陸羽的《茶經》和宋徽宗《大觀茶論》為代表，隨著中國茶葉在英語世界的大量消費，茶客茶人與當?shù)匚幕嘟Y合，以英文為語言媒介撰寫的茶事著作也開始出現(xiàn)，其中最為著名的代表作就是20世紀初期寓居波士頓的日本學者岡倉天心所撰寫的《茶之書》（The Book of Tea），該書1906年在美國紐約、倫敦等地出版，引發(fā)轟動，之后于1912年、1919年、1921年和1926年等多次再版，并且被翻譯為多種語言，廣泛傳播。

▲《茶之書》書封

岡倉天心撰寫名作《茶之書》之前一直擔任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亞洲部（中國-日本部）的主任，對館藏3642輻日本畫作、諸多瓷器和漆器等日本美術品進行了大量分類、整理和鑒定的工作，在波士頓期間也多次在上流社會間舉辦各類茶會，宣傳日本茶道。波士頓長期以來與亞洲的中國、日本形成了密切的貿易與知識聯(lián)系網(wǎng)絡，由于哈佛大學、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伊莎貝拉·加德納藝術博物館等文化設施的存在使得波士頓成為美國東方商品、藝術品收藏和亞洲文明研究的中心。岡倉天心利用其留學美國形成的當?shù)厝穗H關系網(wǎng)絡及其對東方文化的關注，大力推動了日本茶道文化與習俗在波士頓地區(qū)的可見度。

從《茶之書》的內容來看，岡倉天心首先在《人情隱于碗中》一章中闡述了其撰寫的目的，接著在《茶之流派》中追溯了唐宋時期中國茶文化，陸羽的《茶經》、趙佶的《大觀茶論》這些經典是日本茶道之源頭活水，這一點他也倍加推崇。然而岡倉天心目的在于凸顯日本茶道在繼承中國唐宋茶文化傳統(tǒng)的同時，又在近代以來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茶道哲學和民主精神。與此相對照的是，元代以后中國茶道的淪落與衰微：

“不幸的是，勃興于13世紀的蒙古一舉征服了整個中國，在元朝的統(tǒng)治下，宋代輝煌的文化被毀滅殆盡。試圖復興華夏文明的明朝內政混亂，在17世紀中國再度落入異族——滿人之手，昔日的風俗和儀式蕩然無存。明代的一位訓詁學者在注釋宋代典籍時居然對茶線的形狀茫然無知，因為當時的飲茶方法是將茶葉放在碗或杯中用沸水沏之，而流行于宋代的抹茶之法已經失傳。西方諸國之所以不知古老的飲茶方式，原因在于他們直到明代末期才與茶有了親密接觸?！保╗日]岡倉天心著，《茶之書》，柴建華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2頁）

岡倉天心對于中國茶文化的解釋不僅帶有狹隘的種族主義色彩，認為蒙元之后中國無文化，遑論“茶風俗和儀式”。這是日本茶文化領域的“元代之后，中國有茶而無茶文化”的直接體現(xiàn)，從另一個角度反映日本此時思想文化界涌動的“華夷易位論”“崖山之后無中華說”。實際上，元代中國無論是官方的貢茶規(guī)模、茶馬貿易以及茶文化的著述都有發(fā)展。明代洪武年間，為了減輕茶農商戶負擔，朱元璋罷團茶，改散茶，制茶工藝和炮制方法都得以簡化。主政福建茶區(qū)官員喻政在《茶書全集》提出中國茶理講求“清、真、雅、合”，這些都很有啟發(fā)意義。中國茶葉得以更大規(guī)模地走向民間大眾，促進中國茶葉消費群體的擴大。明代茶書著述還是中國歷代茶事書寫最多、最繁榮的。250年間出書68種，其中現(xiàn)存33種、輯佚6種、已佚29種（阮浩耕等，《中國古代茶葉全書》，浙江攝影出版社，1999年，第3-4頁）。至17世紀初期，荷蘭人首先來華運茶，繼而引發(fā)了歐洲的茶飲革命，歐洲各國東印度貿易公司紛至沓來與中國進行茶葉、絲綢等貿易，歐洲逐漸形成飲茶消費領域的“中國時尚”（中國風），帶動了茶具瓷器、漆器、錫器等中國商品發(fā)展，“茶讓中國進入到了歐洲的中心”（[英]休·昂納，《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劉愛英、秦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63頁）。飲用中國茶葉之風在歐洲中上層盛行，這些岡倉天心均未提及。

岡倉天心還對近代中國茶精神理念所謂的“式微”作了進一步闡發(fā)：

“對于后世（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人來說，茶只是一種可口的飲品，與人生的理念無關。這個國家長久以來的深重苦難已經奪走了他們探尋生命意義的熱情。他們變成了現(xiàn)代人，蒼老而世故，那讓詩人與古人永葆青春的精氣神已如夢幻泡影，崇高的信念也隨風而逝。他們奉行中庸之道，坦然接受傳統(tǒng)的世界觀，卻不愿去奮力征服自然或全心崇拜自然。盡管他們杯中依然散發(fā)出花一般的芳香，可浪漫的唐宋茶儀卻已不見蹤影?！保╗日]岡倉天心著，《茶之書》，第32頁。）

岡倉天心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茶的認知僅是一種好喝的飲品，而體現(xiàn)中國茶文化的各種儀式已經不再，更談不上飲茶體現(xiàn)出中國人之哲學。易言之，茶道之禮儀唯有在日本保存下來，“亦步亦趨地跟隨中華文明腳步的日本，熟知中國茶發(fā)展的這三個階段……15世紀……日本茶道正式確立了專屬世俗風情的一套禮儀，至此日本茶道正式問世”（[日]岡倉天心著，《茶之書》，第33-35頁）。岡倉天心認為日本茶道繼承宋代中國的茶美學，體現(xiàn)為一種飲茶的儀式，這種儀式將茶的理念發(fā)展到極致。中國茶道因游牧民族南下而斷裂，這是典型的停滯論與狹隘的種族主義學說。

岡倉天心在波士頓寫就《茶之書》的成書年代是比較特殊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日本正處于明治維新后咄咄逼人的對外擴張期。日本通過甲午戰(zhàn)爭戰(zhàn)勝了清王朝，優(yōu)越感膨脹。1904年，為爭奪中國東北，日俄兩國發(fā)生直接戰(zhàn)爭，日本在面對歐洲列強俄國時面臨巨大的壓力。日本不得不將求援的目光瞄向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岡倉天心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游說使命，前往波士頓爭取美國的支持。因此，岡倉天心在波士頓、紐約、圣路易斯等地舉辦演講會、召集茶會、主持博物館東方藝術品的收藏與展示，著書立說也是日本對美文宣、贏得美國人好感的重要組成部分。

《茶之書》成書前后岡倉還有其余論著頗有影響，如《東洋的理想》（1903年）《日本的覺醒》（1904年），它們與《茶之書》一道構成岡倉天心著名的《東方三書》，意圖展示除了日本《武士道》之外的“溫柔和平的藝術之境”。實際上，岡倉天心抱有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一體論”，岡倉天心將日本塑造成了東方茶道的集大成者，日本茶道成為日本文化和精神超越中國之具體體現(xiàn)，這是以日本為中心的東方藝術本位主義外溢，反映出20世紀初期日本文化霸權思想。

從20世紀初日本茶葉崛起及其外銷擴張的具體過程來看，可沒有岡倉天心描繪得如此“和平”，更缺乏美學。實際上，隨著日本茶采用英屬印度現(xiàn)代制茶技術、體制上走向組合化、改良茶種，日本茶葉近代化進程加速，日本加強了對中國臺灣地區(qū)茶業(yè)原料的掠奪，日茶不僅在國際市場不斷排擠、吞噬華茶的份額，而且還反過來在侵華過程中向大陸市場大肆傾銷日茶，日本人甚至還在國際文宣中造謠華茶之不衛(wèi)生、摻假等失真信息。1900年，日本銷往美國的茶葉達到了33,949,350磅，占輸美茶葉總額的40%。（[日]農商務省農務局編撰，『茶業(yè)ニ関スル調査』，大日本農會1912年，第257至263頁。）此后數(shù)年均維持在這個份額上下。因此，岡倉天心《茶之書》對日本茶道的推崇、對近代中國茶文化的詆毀，不過是在茶史著述和茶文化精神凝練方面暴露出當時日本學人對華認知上的僵化思維與刻板自負，更有為日茶在美銷售申張站臺之嫌。實際上，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美國消費者抵制的“著色茶”尤其是著色綠茶，日本茶商也難以置身事外。

《茶之書》全書用英文寫作、文筆優(yōu)美，再加上岡倉天心對東西方文明比較視域下茶道有著哲學化的深度思考，該書出版之后在東方茶美學領域影響深遠，而岡倉天心對于中國茶文化的詆毀與刻板印象也隨著這本書的流傳被以訛傳訛，加深了海外對明清以來中國茶文化的負面認知。英語世界對于中國茶文化追根溯源式的系統(tǒng)性介紹姍姍來遲，美國學者烏克斯的《茶葉全書》（1935年）曾經對陸羽《茶經》部分章節(jié)進行翻譯，而真正對陸羽《茶經》的全部翻譯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姍姍到來，美國人弗朗西斯·卡朋特（Francis Ross Carpenter）在1974年做了一個通俗版的全譯本，影響頗大。但西方對于明清以來中國茶文化嬗變典籍的了解與研究才剛剛起步。

▲1840年代，清代茶葉貿易圖。

結語

茶葉不僅是一種近代中國充分全球化的商品，同時也是一種西方資本主義與東方中國貿易鏈條中的聯(lián)結紐帶。作為中國茶葉全球貿易網(wǎng)絡中消費端，波士頓在中國茶史的國際維度扮演重要的角色。18世紀70年代，波士頓因對英國東印度公司運來的中國茶葉抵抗，傾倒茶葉邁出反抗英國專制之路。但僅僅在英美《巴黎和約》簽訂六個月之后，“中國皇后號”出發(fā)前往中國廣州進行貿易，茶葉依然是重要商品。此后，波士頓商人在中美沿?？诎吨g構筑了一個覆蓋中國茶區(qū)、港口，聯(lián)通香港、舊金山、紐約和波士頓為聯(lián)結的貿易網(wǎng)絡，太平天國起義期間波士頓的旗昌洋行直辟武夷茶路，直達福建茶區(qū)，造就了中美茶葉貿易之繁榮，由此形成了豐富的史跡遺存與檔案記錄。波士頓文化教育機構保留著19世紀對華貿易重要的歷史記錄，這是中國茶史與美國同仁“共享歷史”研究重要的域外資料來源。

20世紀初期，中國對美茶葉貿易被英國的印度錫蘭茶和日本的綠茶排擠吞占市場，中國茶在國際市場上衰微。日本茶后來居上，寓居波士頓文化界的岡倉天心不僅為提升日本在美國的形象積極奔走，而且在茶學領域用英語撰寫《茶之書》這樣的集大成之作，宣揚日本的亞洲主義與東方美學。不過所謂東方美學背后的實質是詆毀近代以來中國茶文化、自我標榜以日本茶道為超越的狹隘之風，對中國茶文化在國際傳播領域形成不良的影響。

綜上所述，近代全球化帶來的商品貿易流動創(chuàng)造了一個更加聯(lián)通互動的世界。圍繞利潤豐厚的茶葉貿易，來自東方中國的茶葉在波士頓被大量貿易、消費甚至被抵制，這些18世紀至19世紀遺跡遺存、檔案記錄是中美經濟往來和文化互漸的歷史見證，而20世紀初日本學者岡倉天心在波士頓寫就的《茶之書》不僅反映出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遭遇重挫的尷尬處境，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其對明清中國茶業(yè)發(fā)展缺乏了解之故。簡言之，在波士頓保存的中國茶史遺跡遺存和檔案史料跨越了三個世紀，折射出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地位嬗變的諸多內容。當然，這些歷史無論是宏觀層次還是微觀細節(jié)皆非全新，姑且仿效史學先賢“發(fā)現(xiàn)”之，上下求索之。

文丨江振鵬

來源：澎湃私家歷史，信息貴在分享，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聯(lián)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