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吳羚靖 |?18-19世紀英國移種中國茶與發(fā)展印度茶之問題探析
來源：世界歷史放映室
摘要：18—19世紀間，英國突破生態(tài)限制，利用帝國政治、科學知識和自然生態(tài)，主導了中國茶的空間轉移與印度茶的興起。這項與茶相關的帝國實踐，既是英帝國政治、經濟強勢地位的表現(xiàn)，更是殖民時代英帝國生態(tài)控制、科學應用及知識權威的集中體現(xiàn)，它展示了自然之物如何在英帝國海外擴張中被逐漸融入社會建構、帝國生態(tài)的進程，也體現(xiàn)了人類的歷史活動如何受自然影響與限制的情形。
關鍵詞：中國茶；印度茶；英帝國；帝國生態(tài)；科學知識；環(huán)境史
作者：吳羚靖，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本文載《學術研究》2017年第12期。系2016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環(huán)境史及其史學的創(chuàng)新研究”（16ZDA122）的階段性成果，項目首席專家為清華大學梅雪芹教授；同時受清華大學輔導員海外研修計劃支持（Tsing hua Fudaoyuan Research Fund）。
為方便閱讀，本文注釋省略，需要請參考原文。
將茶樹從中國移植到歐洲殖民地上，大都由個人的努力而促成。只有在英屬印度情況稍有不同，它是由于一個國家的迫切需要而造成的結果。
??????——威廉·烏克斯《茶葉全書》
茶起源于中國，其歷史源遠流長，后來隨著地區(qū)間貿易聯(lián)系的加強，茶成為連接中國內部各地區(qū)、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聯(lián)系的重要紐帶，在政治、國際貿易、觀念、日常飲食等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長久以來，中國壟斷著茶的種植與貿易，但自18世紀下半葉起，西方開始探尋移種中國茶的可能性。憑借帝國的擴張力和自由貿易的趨勢，以東印度公司為代表的英國各界紛紛派出“植物獵人”，詳細考察中國茶的種植環(huán)境和制作方法，并嘗試將中國茶苗采集后移種到距離中國最近的印度殖民地茶園。不過，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中國茶在印度出產不穩(wěn)定。與此同時，英國也在印度加緊步伐尋找當地野生茶。1823年，印度阿薩姆野生茶被發(fā)現(xiàn)，1834年阿薩姆野生茶被正式確定，但當時英國的科學家、印度植茶者依舊認為中國茶種品質優(yōu)于阿薩姆野生茶，于是他們一邊繼續(xù)向印度引進中國茶苗，聘用中國茶工來優(yōu)化印度茶的品種和種植方式，一邊也在印度大力墾荒、發(fā)展種植園。20世紀初，迅猛發(fā)展的印度茶取代了中國茶，成為英國茶葉消費市場的主要供應者，茶也成為塑造英國國家認同的重要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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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的已有研究為本文奠定了重要基礎，但出于各自研究視角和問題解釋取向的不同，這些研究對英國在整個中國茶移種和印度茶興起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帝國茶葉種植的生態(tài)后果、自然本身如何影響了這一歷史進程等問題論述不夠。因此，本文嘗試從英帝國環(huán)境史的視角出發(fā)，將18—19世紀英國移種中國茶、發(fā)展印度茶的實踐作為一個整體來論述，既關注帝國范疇內不同群體與不同自然空間的相遇，也關注自然在此中發(fā)揮的作用，以探討英帝國如何超越原本生態(tài)邊界的限制，主導中國茶的空間轉移以及后來如何利用帝國的知識與權力來推動印度茶的興起。
一、平移自然：英國移種中國茶的多次實踐
中國茶葉從17世紀起進入英國人的視野，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中國風”（Chinoiserie）風靡歐洲的背景下逐漸流行開來。當時，英國社會各界對了解茶葉的渴望實際上是社會知識與文化想象的混合物。除了社會大眾對茶葉飲品的追捧，英國知識界也致力于探討中國茶的自然性質、功用價值。博物學家想要將這種異域植物納入西方啟蒙分類體系；園藝愛好者希望了解茶樹生長的秘密，有機會購買來裝點自家花園；醫(yī)生們想要測試茶葉是否是治病萬靈藥；政客以及哲人們則著重討論茶葉所蘊含的道德倫理與文化內涵；商人們渴望考察中國人的種茶方法和制茶工藝，以便日后引導其種植、生產，擺脫中國對茶葉市場的控制。此外，到18世紀下半葉，中、英之間茶一銀貿易的日益緊密愈發(fā)刺激了這種渴望，英國政府想要改善農業(yè)而提出“種綠省銀”（Growing Green,Saving Silver）發(fā)展經濟。于是，移種中國茶成為一項事關英國民生、帝國擴張、社會文化以及中英關系的事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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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克斯時代的嘗試。其實，最先提出要移種中國茶的并非英國人，瑞典的博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從1750年開始就已嘗試將中國茶移種回本國，但因為茶苗無法承受長時間的海上運輸和植物對氣候環(huán)境的不適應而作罷。英國對印度的殖民占領和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經驗則使英國擁有瑞典所不具備的條件。1757年印度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其海外非正式代理東印度公司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fā)展也已熟稔中國和印度的貿易規(guī)則；英國國內此時也正倡導改善農業(yè)來提高社會整體水平；博物學考察風尚正興，尤其是在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年）的主導下，皇家學會、皇家植物園丘園（Kew garden）與東印度公司有著緊密的合作。
約瑟夫·班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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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代前后，英國人開始將移種中國茶的想法付諸實踐。1788年，時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和丘園實際管理者的班克斯，分別與英國貿易委員會（Board of Trade）主席霍克斯伯里（Lord Hawkesbury）和當時東印度公司主席威廉·德威尼斯（William Devaynes）討論中國茶移種印度的事宜。他們認為，如果有相應的資金支持和理論支撐，英國可能在其東印度或西印度殖民地種植茶樹，以供應英國的茶葉消費，而不再完全依靠從中國進口。班克斯認為移種中國茶“任務的成敗不僅影響東印度公司，而且關乎整個國家”。隨后，班克斯通過自身與東印度公司的聯(lián)絡以及私人關系，多次派植物學家從中國獲取茶種與茶苗后在英國植物園和印度殖民地不斷進行移種實驗。1789年，卡明船長從中國運茶樹2722株，但到達印度加爾各答植物園時僅272株存活，其余死于途中。1793年，英國派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到中國考察，使團中的斯丹東（George Lenoard Staunton）對植物學造詣頗深，另有斯約納克（David Stronach）和霍克斯頓（Haxton）兩位致力于植物采集工作的園丁。該使團受班克斯所托，要采集中國茶，并留心記錄中國茶的制作過程。1816年阿美士德訪華團雖然也在中國收集了一些茶苗與茶籽，但他們所乘坐的輪船后來觸礁，茶籽茶樹全部丟失。幾次努力的失敗使得英國暫時擱置了茶樹移種的計劃，因此直至1820年班克斯去世，他也沒有實現(xiàn)在英國殖民地種植中國茶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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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茶葉委員會和福鈞的調查。英國在嘗試將中國茶移種至印度次大陸的同時，也沒有放棄尋找印度野生茶樹的努力。19世紀伊始，英國社會便不斷流傳印度發(fā)現(xiàn)野生茶樹的消息。與此同時，在英帝國自由貿易日漸高漲的背景下，1813年英國議會宣布廢除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權利，其對中國的貿易壟斷權于1833年正式停止。東印度公司茶葉貿易特權的喪失使英國各界紛紛騷動，他們想要在新時代東方茶葉貿易中分一杯羹。為滿足英國植茶者開辟印度茶園的迫切需求，時任印度總督班庭克（William Bentinck）于1834年選派13名英國人及印度人成立新的印度茶葉委員會（India Tea Committee），其主要任務是研究中國茶能否成功移植印度，這一任務既要考察中國茶的種植環(huán)境和制茶方法，也要尋找印度境內最適合移種中國茶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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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獲得中國茶苗和茶籽，1834年6月印度茶葉委員會派秘書戈登（George James Gordon）到中國，考察茶樹栽培與茶葉制作工藝、購買茶苗茶種以及雇傭中國茶葉工人等事宜。由于此時英國并未打開中國的大門，清廷禁止外國人進入茶區(qū)及私運茶籽出口，因此戈登的此次調查只是間接地購得大批武夷茶籽，于1835年將它們分三批順利運往印度加爾各答，并在廣州招募到愿意前往印度傳授制茶技術的中國茶工。戈登運回的茶籽種于加爾各答，培育的幼苗在隨后兩年間被送到印度不同地區(qū)栽培和觀察，其中2萬株栽于阿薩姆省，2萬株則栽于喜馬拉雅山西北部的古門和臺拉屯，2000株栽于印度南部的尼爾吉利山，剩下的9000余株被分配給多位私人種茶者。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育后，栽種于尼爾吉利山的樹苗難以成活，種在阿薩姆地區(qū)和喜馬拉雅山區(qū)的樹苗雖有枯死，但也有幾個茶園的茶苗存活數量可觀，以至于有植物學家推測如果這些茶樹生長順利，再過數年印度茶園無須購買中國茶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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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此時的東印度公司已不再壟斷中國茶葉的銷售，需要和其他商人競爭，因此該公司的商人也加大力度探尋移種中國茶的辦法。然而，當時中國嚴厲限制茶種外流，禁止外國人在中國領土上進行茶葉考察，英國人的茶葉移種計劃被擱置。直到鴉片戰(zhàn)爭之后，《南京條約》開放上海、福州、廈門、寧波、廣州為通商口岸，這為英國移種中國茶提供了契機。1843—1855年間，蘇格蘭博物學家羅伯特·福鈞（Robert Fortune,1812—1880年）受皇家園藝學會和東印度公司委托先后三次來訪中國，通過喬裝打扮成中國人的樣子、與中國當地民眾合作等方式，系統(tǒng)地考察江浙地區(qū)和徽州的綠茶、福建紅茶和廣東花茶的制作工藝。1843年，福鈞第一次到達中國，他先后參觀了寧波周邊綠茶產區(qū)和福建紅茶種植園，其考察后的記錄向西方世界清晰地呈現(xiàn)了中國茶品種、種植以及制茶方法。得益于第一次考察的成功，東印度公司在1848年和1853年先后兩次委托福鈞到中國考察。福鈞第二次考察的重點在于為東印度公司收集品質上乘的茶樹茶種，聘請經驗豐富的中國種茶、制茶工人傳授茶葉栽培加工方式。三年后，福鈞帶著8名中國茶工和數萬茶樹苗及茶樹種子到達印度加爾各答植物園。1853年，東印度公司再次派福鈞到中國搜集茶苗茶種、招募更多的茶工，還讓其考察中國花茶的制作工藝。兩年后，福鈞將其收集的大量優(yōu)質茶苗和制茶設備以及所招聘的17名茶工一并送至印度的加爾各答。福鈞的考察活動使英國移種中國茶的企圖有了很大的突破。他親自冒險進入中國的一些重要茶區(qū)，與當地茶農打交道，考察種茶、制茶等工藝，獲得一手的考察記錄，也解釋了很多原來被誤解的問題。
羅伯特·福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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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移自然與模擬生境。從18世紀的班克斯到19世紀的福鈞，帝國擴張與全球貿易驅動著英國人嘗試移種中國茶。此中每一次對中國茶鄉(xiāng)的探訪和考察、每一位“植物獵人”對茶生長環(huán)境、植物栽培以及制茶工藝的考察，都是英國構建自然帝國的重要部分，因為它展現(xiàn)了英帝國嘗試克服“有形帝國”內生態(tài)資源的限制，通過平移自然、模擬自然生境來實現(xiàn)帝國的政治、經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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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次茶葉調查和移種實踐無疑存在著共性。植物獵人需要深入地了解中國茶的生長環(huán)境，按照當時西方博物學的原則將東方異域自然生態(tài)指標化，分析當地的氣候、地形、土壤等自然條件；與此同時，他們還需要比照著中國茶鄉(xiāng)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在印度范圍內尋找最接近中國南方茶區(qū)的地方。當班克斯向德威尼斯表示印度的哈爾、庫棋比哈爾、蘭普爾三個地區(qū)是最適合種茶的區(qū)域時，他就是基于孟加拉到喜馬拉雅山之間的地區(qū)氣候環(huán)境與中國茶園非常相似而提出的。福鈞第二次到中國時，考察了徽州松蘿山（今安徽省休寧縣）的自然條件，他以英格蘭的自然作為參照系來描述當地生態(tài)，發(fā)現(xiàn)當地巖石與英格蘭類似，紅色的鈣質砂石和歐洲相似，植被也具備英格蘭或印度北部地區(qū)常見植物的特質。當他完成在中國的考察來到東印度公司在喜馬拉雅山附近的茶園參觀時，又將喜馬拉雅的自然與中國對比：“喜馬拉雅山上的植物群與同一緯度中高山植被類似。在喜馬拉雅山上發(fā)現(xiàn)的物種也能在中國的武夷、浙江、江西等地的山脈上見到。當這些植物獵人考察中國茶樹的自然生長條件和印度發(fā)展茶園的可能性之時，他們實際是在對生態(tài)的認知中完成一個平移自然的過程，他們將當地自然條件一個個從其原來的生態(tài)整體中剝離出來，將它們重新編織進以帝國為基礎的全球統(tǒng)一的自然秩序和歸類模式中。在這一系統(tǒng)中，自然變成統(tǒng)一的語言，只要是系統(tǒng)里氣候、土壤等條件類似，即可實現(xiàn)茶種的平移和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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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了比照茶葉生長環(huán)境外，成功移種中國茶還離不開運輸過程中對茶苗、茶籽生長環(huán)境的維護。就先前的大多數移種實踐來看，當時從中國到印度的海上航行需要耗費至少一個月，在長途中照顧活種茶苗是一項難度極高的工作，大部分茶苗在運輸中枯萎，茶籽也因顛簸難以發(fā)芽成長。直到1830年代“沃德箱”的出現(xiàn)，使帝國的植物獵人們看到了提高移種存活率的希望。沃德箱是一種密閉的保護植物生長的玻璃容器，能夠保護種在箱子里的植物在長途運輸中免受海浪海風的侵蝕，最早應用于英國移植南非、澳大利亞的活體標本。后來，具有豐富園藝經驗的福鈞嘗試對其進行改造，他根據中國、印度的氣候條件和自然環(huán)境，嘗試在沃德箱里放置淺層濕潤土壤，將茶籽播種至土中，上層還種著一些桑樹苗，然后封閉箱子。實際上，改良后的沃德箱是在封閉空間內模擬出中國東部茶鄉(xiāng)和喜馬拉雅地區(qū)的自然條件，桑樹苗的蒸騰可以為茶籽發(fā)芽提供合適的水分、穩(wěn)定箱子內的氣溫，營造出適合植物生長的小氣候（micro-climates），使得經過長途旅行后到達加爾各答的中國茶籽還能正常生長。這是英帝國將殖民擴張過程中積累的博物學經驗應用到移種中國茶的實踐中的表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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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國若干次考察中國茶樹生長環(huán)境和尋找印度適合種茶之地，既可以被視為帝國殖民擴張的政治、經濟努力，也可以被視為帝國博物學家認知、改造異域自然的實踐。它表明了英帝國試圖打破國家地理阻隔，探索平行生態(tài)系統(tǒng)（parallele cosystem）存在的可能，而在移種過程中帝國模擬自然、將異域景觀用統(tǒng)一的自然話語表達出來，彰顯了帝國對于自然生態(tài)的控制能力，這是一種受益于又服務于帝國經濟與國家權力的無形能力。
二、自然工廠：印度茶業(yè)的發(fā)展與問題
英國移種中國茶和發(fā)展印度茶“像同時運轉的平行世界”，一邊移種中國茶到印度，另一邊也不斷考察印度野生茶的存在。當時的英國人對印度茶品質和出產量信心不足，于是繼續(xù)引種中國茶與其混種。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已經很難辨別茶園里的印度野生茶和中國茶。英國對印度殖民地的政治控制和印度茶園日趨穩(wěn)定的產茶量使帝國的植茶者將工作重心從移種中國茶轉向大規(guī)模開墾印度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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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期茶園試驗與波折。英國尋找印度野生茶起始于考察印度的自然條件是否能夠種植中國茶，卻在1823年偶然間發(fā)現(xiàn)印度東北部阿薩姆的野生茶。1834年5月，阿薩姆邦代理人向印度茶葉委員會匯報在皮珊的新福區(qū)有野生的土生茶樹，并且指出阿薩姆是適合栽培茶樹的地區(qū)，其標本得到加爾各答植物園的正式鑒定。1835年印度茶葉委員會成立了科學調查團，與1834年的任務重點不同，此次調查的重點是研究阿薩姆野生茶推廣種植的可能性，勘察茶樹試驗園最合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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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薩姆茶葉率先成為印度茶的代表。1839年1月第一批阿薩姆茶在倫敦拍賣行瞬間被搶空，這鼓舞了英國人的信心，他們堅信隨著栽培與制作方面經驗的增加與改進，印度野生茶會促進英帝國的發(fā)展，阿薩姆茶必然會有與中國茶并駕齊驅的一天。1840年，阿薩姆公司得到東印度公司特許成立，獲得阿薩姆地區(qū)2/3的試驗茶園以及最初10年免費經營的資格。同時，從加爾各答植物園運來的中國茶樹及阿薩姆茶種開始共同在印度的吉大港、古門、臺拉屯等茶園生長。為了提高野生茶的品質，英國植茶者不斷嘗試改良印度野生茶，用中國茶混合種植。除了改良茶種外，植茶者們更是熱衷開墾新土地發(fā)展茶園。從1850年代起，英國殖民政府有意扶植印度的茶業(yè)栽培，頒布《阿薩姆條例》（Assam Rules）規(guī)定土地可以出租，帝國植茶者們的投資興趣被激發(fā)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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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英國人始料未及的是，這項富有生機的帝國事業(yè)在不久后開始轉入黑暗的陰影之中，眾人沉淪于投機的植茶狂流。一些投機者狡猾地將成績較好的新茶園作為宣傳對象，大肆鼓吹快速發(fā)財之道，新、舊茶園在狂流之中盲目擴張。除了阿薩姆，大吉嶺、卡察、雪兒赫脫、古門及哈薩利巴等地都是投資者的偏愛之地。1861年，殖民政府在原先《阿薩姆條例》基礎上增補的《坎寧法規(guī)》（Lord Canning Rules）使茶園經濟泡沫進一步加劇。按照該法規(guī)，殖民政府將土地統(tǒng)一定價賣給個人，即便是叢林中未經開墾的荒地，每英畝也必須以10盧比或以上的價格銷售。這項舉措雖然使茶園售價提高，但植茶者們對開墾茶園的需求不減，于是阿薩姆、卡察、大吉嶺以及吉大港等地投機者肆意開墾荒地、倒賣土地，甚至有些不能種茶的貧瘠土地也被高價銷售或一地多次銷售。到1865年前后，茶葉泡沫破滅，原本價值10萬盧比的茶園一夜之間只賣到數百盧比，有的每英畝甚至不值1先令。直到1870年代，印度的茶業(yè)才逐漸從危機中重生，恢復信用和穩(wěn)定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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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茶園困境與土壤問題。迅猛發(fā)展的印度茶在19世紀中葉呈現(xiàn)的是一幅繁盛的假象，其背后隱藏著當地景觀的改變以及后續(xù)土壤、病蟲害等問題。茶園熱潮迅速改變了當地景觀。當時的植茶者認為茶樹苗的生長需要光照，周邊高大的樹木會阻擋茶苗吸收陽光，因此茶園周邊的樹林也隨之被清理。一位19世紀下半葉在阿薩姆的英國植茶者回憶道：“粗狂美麗的密集叢林里交織著樹木、蕨類、爬行物以及灌木叢，各片葉子顏色、大小、形狀各異，使得那些自然愛好者驚嘆不已。”可見，當時阿薩姆本是叢林覆蓋，此中生物豐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小生境”。然而新茶園數量增加、茶壟日趨密集，破壞了原本的土地景觀和自然生境。久而久之，茶園原先的地表被剝落，取而代之的是密集的茶壟，周邊的自然森林系統(tǒng)被人為消解，森林覆蓋面積急速減少。到了1901年，茶園主們控制了印度阿薩姆地區(qū)164個茶園，占地244653畝，而同時水稻和其他農作物的占地面積也不過357135畝。阿薩姆大部分的自然景觀、生態(tài)環(huán)境已經和殖民前極為不同，加劇了印度淪為“一片開裂的土地”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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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植茶者能短時間內從日漸增長的產茶量中獲益，但是幾十年后他們都不得不面對茶園發(fā)展的最大問題：土壤肥力下降。從19世紀末在印英國植茶者和科學家的記錄資料來看，土壤退化主要是兩個原因：不了解所選茶園地周邊的自然環(huán)境和茶園快速擴張所帶來的巨大生態(tài)壓力。如前文提及，很多茶園主完全沒有種茶經驗，他們往往沒有經過詳細考察就任意選址種茶。當時就有人提出阿薩姆察查地區(qū)茶園土壤退化的原因是錯誤的選址，因為大部分察查茶園實際上“土壤沒有附著力，在熱帶雨林氣候下種茶會使土壤力容易被沖刷走，隨著土壤流失，植物也就難以生長”。而且，茶園在開墾中取代了當地原有的自然生境，原先小生境里給土壤提供養(yǎng)料的樹葉等生物消失，“茶樹葉子也被剝落，使得沒有葉子能夠返回到土壤，造成了土壤肥力逐漸下降”。土壤肥力的下降還影響著一個小生境內諸多自然之物的生長狀態(tài)，因此當其退化時諸多生態(tài)問題便接踵而來。以阿薩姆茶園為例，該地茶園的種植擴張降低了土壤的蓄水能力，從而擾亂自然排水系統(tǒng)，最終導致當地無規(guī)律的洪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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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土壤的退化也使茶樹無法獲得正常生長所需的養(yǎng)料，茶樹容易枯萎或遭受病蟲害的襲擊，病蟲害發(fā)病率升高。植茶者從19世紀下半葉就開始意識到病蟲害問題，但他們認為病蟲害問題并非自古就存在，而是一種新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1873年，上阿薩姆錫布薩格爾地區(qū)的植茶者薩繆爾·皮爾（Samuel E.Peal）第一次正式提出阿薩姆茶園的病蟲害問題，他認為茶蝽將成為未來植茶者最大的敵人，會使每畝茶產量下降。至于病蟲害產生的原因，皮爾將之歸咎于茶園本身的快速發(fā)展，他認為茶園集中收集灌木、只重視新葉發(fā)展等為病蟲害提供了最合適的生長條件。除了茶蝽外，當時阿薩姆茶園常見病蟲害還有紅蜘蛛、皰狀疫病、蚊枯病、茶蚜、橙色甲蟲、毛蟲、蟋蟀、鎊蟲、白蟻等，其中有部分是印度特有的。這使得我們有理由懷疑病蟲害是英國殖民印度后高度開墾茶園后所帶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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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水作業(yè)與自然工廠。為了在茶葉市場上與中國茶競爭，印度茶園必須保持比中國茶更低廉的價格，故茶園主除了努力改善土壤肥力、保持更穩(wěn)定的茶葉產量之外，還將英國工業(yè)機械化生產技術挪移到印度茶園，用流水作業(yè)來壓低勞動力成本。印度茶園一開始采用中國茶工帶來的制茶方法，將綠色茶葉加工為干燥的箱裝紅茶，即手工揉捻，在炭火上烘干，裝箱時工人用腳踏緊。這種方法耗費勞動力，而且一些茶園主認為“不文明、不衛(wèi)生”，于是他們引進新的機械。1872年，英國科學家威廉·杰克森（William Jackson）發(fā)明了第一臺揉捻機。后來，其發(fā)明的其他類型的機器在制茶過程中也都有應用。
英國人利用機器代替人工制茶，建立起自己的茶葉生產系統(tǒng)，即將切割（Cut）、撕碎（Tear）和揉捏（Curl）融為一體的“CTC方法”。與傳統(tǒng)的中國制茶法不同，用這種方法制茶，不必將新鮮的茶葉放置陽光下或炭爐內萎凋若干小時，只需要將茶葉放進旋風機和干燥機，在五分鐘內就能完成茶葉的萎凋步驟。隨后，切割機取代了原先的人力，將茶葉切成特定的方塊，再由連桿滾動機來實現(xiàn)原來人力壓制的步驟。接著，再將茶葉翻入干燥機借助炭熱快速加溫發(fā)酵。最后，通過特制的撿茶機按尺寸大小對茶葉分類。采用這種方法，整個加工過程幾乎不需要任何人工干涉，便可以提高制茶效率，保證茶葉生產的低成本。1872年印度制茶成本是每磅11便士，而1913年采用新式制茶法后使成本減到每磅只需2.5便士至3便士，8000臺揉捻機可以代替過去的150萬名勞工用手工制茶。
然而，流水生產使茶葉變成一種工業(yè)產品，擯棄了茶葉原有的自然性質及其對自然條件的依賴，被附加上工業(yè)屬性，而每一個茶園實際也成了“綠色天地里的大工廠”。當時也有人抱怨機械化茶葉生產改變了茶的風味。盡管如此，印度茶還是憑借其低價優(yōu)勢在20世紀初取代了中國茶，逐漸壟斷了日后英國茶葉市場。據統(tǒng)計，19世紀后期，印度茶在英國市場占領的份額從1866年的4%上升到1903年的60%,相反，中國茶則從96%下降到10%。
可見，19世紀印度茶的興起和發(fā)展過程對于英國來說，無疑是決定國家未來發(fā)展的重要事件。英國在運營這項帝國事業(yè)時，將印度的自然和人作為一個可控制的區(qū)域，其控制力既體現(xiàn)在政治、領土的占領方面，也體現(xiàn)在對該地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和自然知識的利用方面。當然，英帝國運轉其“自然工廠”時，也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無論是移種來的中國茶表現(xiàn)出的環(huán)境不適應性，還是后期茶園擴展所引發(fā)的一系列土壤、病蟲害問題，都是被統(tǒng)治的自然作用于人類活動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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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統(tǒng)治的自然：帝國事業(yè)與生態(tài)
從經濟和政治角度看，英國社會的茶葉需求推動了英國商業(yè)的迅速增長，也增強了英國在亞洲的貿易網絡，推動了英帝國向其他種植茶葉的地方的擴張。因此，19世紀英國在其帝國范圍實現(xiàn)茶葉種植及其茶葉貿易的獨立，是改變全球格局的重大節(jié)點；隨著印度茶業(yè)的穩(wěn)定發(fā)展，印度茶被不斷進行文明建構，成為展現(xiàn)維多利亞時代國家認同的象征物。
在這一重要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中，不僅有政治家和資本公司的作用，還有帝國的植茶者、植物獵人、科學家、種植園工人以及不同空間的自然生態(tài)的共同作用。從18世紀起，英國博物學發(fā)展與英國農業(yè)改良浪潮結合在一起，這也奠定了塑造英帝國的基礎。博物學家們以丘園和皇家學會為依托建立起龐大的海外網絡，紛紛投身到考察海外殖民、利用殖民地經濟作物的行動之中；早期英國移種中國茶和考察印度自然環(huán)境付出的諸多努力，使得帝國擴張與博物學考察事業(yè)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然而，這些帝國博物學家的實踐也顯示了東西方自然認識傳統(tǒng)、科學知識與地方經驗間的相遇過程。在中國的書寫傳統(tǒng)里，分析自然環(huán)境風景應從一個整體的視角，將自然當作由山、水、人、物相互交織、聯(lián)結的有機體，但帝國博物學家在考察時圍繞著茶樹種植的目的，將自然解構成特定的因素，按照帝國經濟需要，將當地的植物劃定為有用的、無用的，這些工作通過考察報告、游記等方式被記錄下來，幫助帝國建立科學知識權威，用科學代碼為帝國的讀者制造英國之外的世界，賦予帝國的經濟擴張以合理性。這是一場在自然生態(tài)認知領域內的“全球性世俗化工作”。當然，這一過程也包含著地方經驗的反作用和科學知識對地方經驗的吸收。那些被派到中國考察、采集茶種的植物獵人記錄下中國的種茶方法，吸收了茶區(qū)的地方知識。被雇傭去印度茶園教授植茶之術的中國茶工也帶去了歷史悠久且成熟的植茶經驗，形成關于該地區(qū)土壤性質和移植栽種的知識。另外，當英國植茶者的印度茶園遭受病蟲害侵擾時，他們也會參考印度當地人應對病蟲害問題的地方知識，譬如曾試圖借鑒印度當地的土辦法，用能散發(fā)濃郁氣味的土生植物（titapani）、糞便、骨灰粉來解決茶葉病蟲害問題。這反映了那些遠離帝國中心、在殖民地活動的群體是如何將當地百姓及其地方性經驗納入更為廣闊的帝國知識網絡之中的。
英帝國探求利用經濟作物，挪移不同地區(qū)的有價值的自然之物以服務于帝國的事業(yè)，表明了時人所持有的利用自然的觀念。而在分析帝國的權力、知識與生態(tài)控制時，作為共同參與者的“非人類”因素也應被納入分析的框架，因為它們展現(xiàn)了自然的力量和歷史的不確定性。如前文所述，移種到印度的中國茶苗并非如預期那樣快速適應新的生長環(huán)境，印度茶業(yè)也因為過度開墾而遭遇危機，該危機本質上反映了人類活動受自然之力的限制，過度開墾茶園導致的土壤退化和病蟲害的爆發(fā)都是這種限制的表現(xiàn)。
總而言之，作為象征全球貿易交流和自然相遇的典例，英國移種中國茶并主導印度茶興起的過程，實際上被賦予了自然、文化、社會以及英帝國的屬性。從某種意義來說，正是英帝國利用日益增長的權力為帝國的生態(tài)控制和商業(yè)資本獲取創(chuàng)造了條件，反過來，英帝國也正是在殖民地的實踐中樹立了對自然知識的權威解釋，改造了當地生態(tài)環(huán)境，才得以進一步維持其影響力和統(tǒng)治力。這樣，與茶相關的帝國實踐，既是英帝國政治、經濟強勢地位的表現(xiàn)，更是殖民時代英帝國生態(tài)控制、科學應用及知識權威的集中體現(xiàn)；它展示了自然之物如何在英帝國海外擴張中被逐漸融入社會建構、帝國生態(tài)的進程，也體現(xiàn)了人類的歷史活動如何受自然影響與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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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近代的茶葉歷史上，似乎沒有一種茶能像“熙春”茶那樣，產量之大，質量之好，價格之高，出口之多，暢銷之廣，影響之深遠;在世界各國幾乎都有她的蹤跡并留下了美好的聲譽;也似乎沒有一種茶能像“熙春”茶那樣，在中國茶葉的出口外銷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在茶葉影響英國工業(yè)革命的興起過程中，還是在引起美國獨立戰(zhàn)爭的波士頓傾茶事件里，抑或是在中國明清以來的茶葉發(fā)展、競爭與變革中;似乎都有“熙春”茶的身影……。所以說，“熙春”茶不僅僅是“綠色珍珠”，更可以說她是璀璨明珠;因為“熙春”茶走南闖北，飄洋出海，不僅成為歐洲貴族爭相擁有的珍品并行銷各地;同時，“熙春”茶更是以其優(yōu)異的品質風靡世界、桂冠疊戴并譜寫了中國近代茶葉外銷史的輝煌篇章!
一、熙春溯源
“熙”，古同“禧”，福，吉祥。《說文》曰：仰熙丹崖，俯澡綠水。熙春，明媚的春天;同“熙春茶”。熙春茶(Hyson)，源自“熙春”(hei1 cên1);也稱貢熙茶(Hyson)?！拔醮骸边@個名字，源于晉代文學家潘岳(247~300)的作品，在其《閑居賦》中有“于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之句;意思是冬去春來、茶芽初發(fā)于早春采制而成。人們用形容春天的詞語來描寫熙春茶，是因為春天既是“熙春”茶的采摘季節(jié)，更因為春天的新綠也是“熙春”茶的顏色。至于后來“熙春”茶被稱為“貢熙”茶，是為了夸耀“熙春”茶的名貴，也是因為“熙春”茶是進貢給皇室的“貢品”。還有一種附會的說法是，“熙春”茶曾進貢給康熙皇帝，所以就有了“貢熙”之名。
“熙春”茶是“屯綠”茶的一種，而“屯綠”茶則是來源于松蘿茶;也就是說，“屯綠”茶的前身是松蘿茶，當“屯綠”茶從松蘿茶中分離出來的的時侯，“熙春”茶就自然而然地拔得了頭籌。道理很簡單，當用毛茶原料進行精制或精加工處理并提取出整齊勻凈的成品茶(精制茶)時;無論是提取出長形或圓形的成品茶，在“屯綠”茶的產品結構中，都有“熙春”、“貢熙”等花色品類;這就是“熙春”、“貢熙”茶出類拔萃的先決條件。當然，“熙春”、“貢熙”茶和松蘿茶不同的是，松蘿茶問世后被人們譽為“綠色金子”，而“熙春”、“貢熙”從松蘿茶中分離出來后，卻被人們譽為“綠色珍珠”。
據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茶葉學會名譽理事長、著名茶學專家陳宗懋先生主編的《中國茶經》記載：松蘿茶的采茶技術，早在三四百年前就達到精湛的程度，明代聞龍《茶箋》記載：“茶初摘時須揀去枝梗老葉，惟取嫩葉，又須去尖與柄，恐其易焦，此松蘿法也。炒時須一人從旁扇之，以祛熱氣，否則色黃，香味俱減。予所親試，扇者色翠，不扇色黃。炒起出鐺時置大瓷盤中，仍須急扇，令熱氣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鐺，文火炒于入焙，蓋揉則其津上浮，點時香味易出”?！巴途G”茶的炒制技術，就是在這種規(guī)范的基礎上而發(fā)展完善的。
“屯綠”茶屬眉茶，有珍眉、鳳眉、特貢、熙春、貢熙等品名，主產地是安徽休寧、歙縣、祁門、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等地;因歷史上集中在安徽屯溪加工輸出而得名;也是中國外貿出口之極品名茶。
茶葉專家陳宗懋先生在其主編的《茶葉大辭典》中對“屯綠”茶亦有介紹：屯綠，原產安徽省黃山市休寧、歙縣、黟縣、祁門東鄉(xiāng)和屯溪區(qū)的長條形炒青綠茶，因歷史上與本區(qū)相鄰的婺源等地生產的炒青多集中于屯溪加工銷售，故統(tǒng)稱“屯綠”。據王鎮(zhèn)恒、王廣智主編的“九五”國家重點圖書《中國名茶志》記載：南宋以后，安徽江南茶區(qū)名茶生產全面崛起，明清時代達到鼎盛……。休寧松蘿山松蘿茶作為炒青型名茶的鼻祖，創(chuàng)制于明初，到明代中后期已遠近聞名;明末清初松蘿制法已傳播到安徽南北和贛、鄂、閩諸省，成為一大宗茶品。松蘿茶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間，至嘉道年間，出口興盛，發(fā)明了松蘿茶特別技術并逐漸演化為屯綠，分珠茶、雨茶、熙春三類，共10多個花色、品級。
珠茶：以其結構渾圓，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別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輕重分為5個品級。
雨茶：以其形長似雨點而名，分別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輕重分為5個品級。
熙春：結構為不規(guī)則的塊狀，多由芽頭和肥厚葉子疊合而成，結成不規(guī)則塊狀;分別按茶塊大小和身骨輕重分4個品級。
清道光年間的“屯綠”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笆辍笔钦涿?、鳳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針等;“八珠”為麻珠、寶珠、珍珠、園珠、蝦目等;“六熙”指貢熙、眉熙、正熙、副熙等。
清同治年間的“大幫官堆”屯綠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捌咧椤笔锹橹?、寶珠、圓珠、蝦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鳳眉、針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貢熙、眉熙和熙春。
清光緒年間徽州歙縣知府何潤生在《徽屬茶各條陳》中對屯綠茶也有介紹：“綠茶內分三總名，曰珠茶、曰雨前、曰熙春。熙春內分四等：眉正、眉熙、副熙、熙春;雨前內分五等：珍眉、鳳眉、蛾眉、副蛾、茅雨;珠茶內分五等：暇目、麻珠、珍珠、實珠、芝珠。皆為洋莊(外銷)。均內用錫罐，外裝彩畫板箱”。
“屯綠”茶從松蘿茶中分離出來很多的花色品種，但基本制法與拼配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只是隨著國際茶葉市場的需求而變化，在精制率不斷提高的情況下，進行花色品種的變化。而“屯綠”茶各花色品種，都是在反復的炒、篩分、風選、揀剔中產生，尤其是通過嚴格的篩選(園篩、轉篩、扣篩、抖篩)、扇、撼等工藝后，才提取出各種花色品種茶，其長短、精細、輕重、形態(tài)、整齊勻稱，甚至可以稱為純凈。
二、熙春演變
“屯綠”茶為什么要從松蘿茶中進行分離呢?茶葉專家說“成品茶中各種形態(tài)的花色組成，在過去稱‘大幫’，就是產品結構”。而外銷綠茶產品的結構，主要是指精制廠收購的毛茶原料，需要按其不同形態(tài)，通過復制作業(yè)(或稱精制、精加工處理)，分別大小、長短、粗細、厚薄、輕重，汰除雜劣，并分門別類，提取出來的整齊勻凈的成品茶(或稱精茶)。而收購的毛茶，顧名思義，是很復雜的，有香氣滋味內質優(yōu)次懸殊的，有形態(tài)大小不齊的，有煙焦劣變夾雜的等等。精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視各類毛茶原料，在分別內質品次、汰除劣異的基礎上，整飭形態(tài)，提取相應產品，使之發(fā)揮最大經濟效益。
這就是茶葉業(yè)內人士所說的，要“看茶做茶”;而內質特優(yōu)的茶葉，為使外形整飭并能更好地襯托出產品的優(yōu)美，就要特別細致的處理，這就是所謂的“好茶精做”。而有些形狀粗壯的茶，內質不一定差，就要所謂“粗茶細做”?？傊?，都是為了發(fā)揮毛茶的自然品質優(yōu)勢，以取得更大的經濟效益。
“屯綠”茶從松蘿茶中進行分離、創(chuàng)制或改革，是徽州茶商經營理念的體現(xiàn);從茶葉銷售角度來看，也是徽州茶商堅持誠心為質、以義為利的銷售理念的體現(xiàn)。如徽州茶商吳榮壽，在茶業(yè)經營的過程中就不斷地進行革新，他以重金聘請制茶名家汪漢梁為總管，在選料與配方上融婺(源)、歙(縣)兩家為一體，制成了色香味煥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貢熙”茶，從而在上海一舉奪得綠茶評比魁首并譽滿滬港等地?；罩莶枭淘诮洜I茶葉時還注意收集消費者的反饋信息，并根據消費者的不同口味，不斷地提高品位，這不僅體現(xiàn)了徽商的人本精神;同時，也反映了徽州茶商經營思路之清晰和經營手腕之靈活。
據中國茶葉專家傅宏鎮(zhèn)先生考證：“屯綠”全面創(chuàng)制或者改革是在1820年左右，當時徽州婺源東鄉(xiāng)有俞德和、俞德昌、胡源馨、金龍?zhí)┑榷嗉也杼?，他們精心?chuàng)制1000多箱高級綠眉茶，直運香港銷給東印度公司;因為質量優(yōu)、銷路好、利潤高，所以屯溪各家茶號立即仿效并全面經營、精制綠茶外銷。
清光緒二十二年，黟縣茶商余伯陶在屯溪長干坊設立“福和昌茶號”，以眉茶的制法為基礎，精益求精地提取“抽蕊珍眉”運往上海出售，也受到了歐洲消費者交口稱贊。而屯溪的一些茶號也在這一啟發(fā)之下，在茶葉精加工時提取特等“貢熙”茶;而這些“貢熙”茶特別適合俄國消費者的嗜好;此后“珍眉”茶行銷西歐，“貢熙”茶行銷俄國，都成為了世界茶葉市場的暢銷品。于是，在全國茶葉生產開始中落的清朝末年，由于徽州茶商的審時度勢，并根據市場需求來不斷地改進茶葉制作方法，從而給徽州的茶葉生產和貿易帶來了新的生機，而那些大茶商們也從中獲得了巨利。如徽州婺源茶商孫友樵，他繼承祖業(yè)后在屯溪觀音山擴大“怡新祥”茶號的規(guī)模，他尊重制茶師傅技藝的發(fā)揮和創(chuàng)新，他收購優(yōu)質毛茶精制特珍、抽蕊、珍眉和特貢、貢熙等外銷茶出口，所以，他不僅獲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也成為了茶界巨商。
據道光二十六年(1815)的相關資料記載，茶商江有科和其子江文纘，在歙縣芳坑江氏祠堂以及漳漂等地租賃廳屋數間收購初加工后的毛茶，經過抖篩、減簸、揀茶、焙茶、風煸等多道工序，加工制作“松蘿”、“雨前”、“圓珠”以及“熙春”、“貢熙”茶等品種，將成品茶裝入錫罐并密封，外面還用彩畫板進行包裝，每箱裝茶30斤至40斤不等;每年有200多擔茶葉通過廣州銷往世界各地并獲利頗豐。也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知書識理，有較高文化素質，因此使他們能在復雜多變的情況下審時度勢，在擁有品質優(yōu)良的徽州茶品的同時還具有十分靈活的經商手段，以至有了松蘿茶和“熙春”茶的創(chuàng)新;從而濃墨重彩地寫下了徽州茶暢銷世界各地的歷史，并在17世紀至19世紀中葉，開創(chuàng)了稱雄世界茶葉市場的黃金時代。
清代是徽州茶葉輝煌的年代，茶葉種類迅速增加，紅茶綠茶并駕齊驅;尤其是在松蘿茶制作工藝和貿易興盛的影響下，徽州遂成名茶薈萃之地;而祁門紅茶、黃山毛峰、金山時雨茶等后起茶品之秀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以致出現(xiàn)了祁紅屯綠、毛峰稱雄的局面。而“熙春”茶則是獨樹一幟，它以其美好的傳說，優(yōu)異的品質以及適合外國人的口味而暢銷世界各地并風靡世界茶壇。有專家指出：徽州茶商能在海外貿易中一度執(zhí)掌牛耳，除了具有徽商種種的優(yōu)勢，如有著悠久豐富的從商經驗，有著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并講究商業(yè)道德之外，更為重要的是血緣紐帶與地域紐帶在茶商的經營活動中發(fā)揮了特殊的效用。
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的商業(yè)活動促使了地區(qū)生產關系的變革，也促進了徽州茶葉的興盛和茶葉品種的增多以及茶葉品質的不斷提高;所以，“松蘿”、“熙春”茶在徽州茶商的貿易活動中頻頻嶄露頭角，最終得以行銷世界各地。
三、熙春出口
“熙春”茶自誕生后很快就聲名遠播，她不僅為世人所重，爭先恐后地購銷于國內外市場，同時也成為世界聞名的茶葉之一。
早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當我國綠茶中的珍眉、珠茶等還沒有問世前，“熙春”茶就已經與松蘿茶、武夷茶先后出現(xiàn)在歐洲并風靡世界。當時，出口的茶葉還沒有經過后來稱之為“精制”的工藝過程，但全都是國內已有盛名的具有獨特風格的產品。所以，如同在國外文獻上的松蘿茶名被稱作(singlo)一樣，熙春被稱為(Hyson);尤其是在中國茶葉風靡英國直至世界各地以后，有關中國各種名茶的名稱，如武夷茶 (bohea)、熙春茶 (hyson)和松蘿茶 (singlo)等;也就不斷被英語借用;而tea 被英語借用后，就構成復合詞如：green tea(綠茶)、black tea(紅茶)等多達190 余個。
1610年，荷蘭人首先從中國運茶到歐洲，而當地人對中國茶葉驚嘆不已，認為茶葉是“靈草”也是“能治百病的藥”，甚至把茶葉看成是“貢熙”(進貢給皇帝的佳品);很快，松蘿茶和“熙春”、“貢熙”茶等就受到了消費者的青睞。
1660年，英國著名茶商托馬斯?卡洛韋出版的《茶葉和種植質量和品德》一書說：“茶是很珍貴的一種飲料，價格昂貴，只有王公貴族把它用作贈送客人的禮品”。盡管出口到歐洲的茶葉價錢昂貴，但是當地人只要能買到中國茶葉，也是“其價幾何，在所不惜”;尤其是“熙春”、“貢熙”茶在大批出口后，歐美的商人將這種渾圓如珠的茶葉意譯為GunPOwd(意為火藥槍的子彈);也就是這種形似“槍彈”的茶葉，屢屢成為東印度公司采購單上的緊俏商品，成為西方商人掠取暴利的時髦飲品;所以說“熙春茶”不僅是我國傳統(tǒng)的出口茶之一，也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傳播到國外的名茶。
18世紀初期，“熙春”茶已大量輸往國外并受到了消費者的喜愛;當時，廣州銷到歐洲的茶葉，有紅茶和綠茶兩大類，其下名目繁多，常見的有松蘿茶、珠茶以及熙春茶等。當時，“熙春”和“貢熙”茶在倫敦市場上售價甚高，“熙春茶”每磅賣價高達10先令6便士，因其茶價之高不亞于珠寶，所以曾被人們美譽為“綠色珍珠”。到了19世紀中后期，“熙春”茶出口達到鼎盛時期，年輸出量約1萬噸;輸出初期以銷歐、美為主，20世紀20年代起，以銷西、北非為主。茶葉專家程啟坤、姚國坤在《綠茶金三角及其優(yōu)勢》中指出;清代以松蘿茶為代表的徽州茶出口量很大，清光緒年間其出口量約占全國茶葉出口量的90%;而早期輸入歐洲的中國茶，是以綠茶為主。
依據英國東印度公司1702年的訂單來看，其中松蘿綠茶占了三分之二。從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口茶葉的數字也可以看出，在1721—1730年間，東印度公司進口的武夷茶為336萬磅，松蘿茶為458萬磅;因此可以認為，歐洲人早期飲用的茶葉是以松蘿茶為主的炒青茶;如“熙春”、“貢熙”茶等。
1740年，在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口茶葉的賬目中，就將進口的茶葉分為武夷、小種、松蘿和“熙春”、“貢熙”茶等10種;而與松蘿茶一同出口的“熙春”茶也是聲名鵲起并風靡世界。在英國倫敦茶葉經紀人協(xié)會印發(fā)的報告中，有一種表格叫“倫敦茶葉進口、存貨及提貨之非正式估計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對各種茶葉進行非正式估計時，所用之每箱平均重量。
如下表所示：
根據東印度公司的收購訂單中關于紅茶綠茶的分類統(tǒng)計，在1741年至1750年間，綠茶中的眉茶進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進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綠茶的進口量分別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過這個分類進口統(tǒng)計，我們清楚地知道“屯綠”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時的貿易情況，同時也表明了它們在茶葉貿易中的重要地位。
1750年瑞典“卡爾親王號” 商船來華，隨船牧師為瑞典博物學家彼得?奧斯貝克，他在《中國和東印度群島旅行記》一書中，對于茶葉有著詳細生動的記述;他在書中提到了十余種茶葉，并詳細地記述了“卡爾親王號”返航時運載茶葉的清單：如武夷茶(紅茶)共 2885箱，1030642磅;工夫茶 1071大箱和288小箱，共96589磅;“熙春”皮茶共140箱，7930磅;“熙春”茶共31桶，2206磅;其他各種茶1720罐，3557磅。由以上資料可見，當時瑞典商船的運輸貨品中，茶葉所占份量之重。 而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所簽訂的1778年各船艙貨合約中，購茶情況如下：從廣州“十三行”潘啟官那里訂購的屯溪茶和松蘿茶2000擔，貢熙茶200箱;從瑛秀那里訂購的屯溪茶和松蘿茶2000擔，貢熙茶200箱;從浩官那里訂購的茶為貢熙茶100箱;從石瓊官那里訂購的茶為貢熙茶100箱。另外，英國東印度公司對1773年3月至1782年9月的10年中，公司在英國市場上所售出的茶葉進行了統(tǒng)計;屯溪茶、松蘿茶1832474磅，貢熙茶218839磅。當時，英國市場的茶葉銷售價格是：屬于紅茶的白毫每磅15先令，工夫茶每磅14先令，普通武夷茶每磅12先令;屬于綠茶的熙春茶售價為每磅36先令，珠茶售價為每磅18先令，普通綠茶每磅15先令。
1784年，由于英國對茶葉的需求較大，英國東印度公司賣給本國茶商的茶葉價格也開始走高：如武夷茶每磅44便士，松蘿、“熙春”茶每磅121便士;此時法國、荷蘭、丹麥、瑞典的走私茶價是：武夷茶每磅19便士，松蘿、“熙春”茶每磅69便士。而在當時英國倫敦的市場上，松蘿、“熙春”茶每磅售價十先令六便士。1820年以后，“熙春”茶開始銷往英國、俄國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間，“屯綠”和“熙春”茶外銷竟多達十萬引。
茶學專家陳椽在《茶葉通史》中說：“屯綠”茶自明末開始產生后，就成為主要的外銷茶，至1821年至1850年時，“屯綠”茶每歲外銷至五、六百萬引(每引舊秤120斤)，這還不包括走私茶和貢茶。到了1845至1846年期間，茶葉價格不斷攀升，以綠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擔可售銀46兩左右(含出口關稅);其次是雨前綠茶，每一擔約售40兩，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紅茶，每擔約售24至27兩。當年，茶葉平均售價為37兩，其中“熙春”茶的售價比屯溪茶高出約一倍。
1751年，廣州出口茶葉的價格為松蘿每擔20.66擔，貢熙每擔41.13兩。至177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兩艘商船所購的貢熙茶竟然高達每擔58兩白銀。
而到了1790年，英國倫敦皮卡迪利大街212號售茶價格表明，紅茶價格已經明顯低于綠茶，所售價格最低的“綠茶每磅5先令6便士至6先令”，最低的紅茶為“武夷茶每磅4先令4便士”，質量最優(yōu)的綠茶為極品熙春茶，標價為14先令到16先令。
“熙春”茶在美國也有銷售。美國華茶輸入早期多為低級的茶，后來發(fā)展到輸入較高級的茶;尤其是19世紀后，品類高的綠茶，如“熙春”、雨前、副熙茶的輸入量開始增加。到了1837年，“熙春”等綠茶占進口茶總數的4/5以上。中美茶葉貿易的迅速發(fā)展給美國帶來了極大的利益，所以中美茶葉貿易得到了美國政府的鼓勵，并制定了有利于茶葉輸美的稅收政策。1789年，美國開征茶稅，紅茶每磅15分，圓茶及珠茶22分，貢熙、雨茶(珍眉)55分。至1900年，廣州尚有一部分“貢熙”及副熙茶輸運出口。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羅伯特?康斯登說：“茶葉是驅使我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
清光緒年間徽州歙縣知縣何潤生，在1896年撰寫的《徽屬茶各條陳》報告中說：“徽屬產茶以婺源為最，每年約銷洋莊三萬數千引(一引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績溪又次之。這四縣每年共計約銷洋莊四五萬引，均系綠茶。綠茶內分三總名，珠茶、雨前、熙春;皆為洋莊，均內用錫罐，外裝彩畫板箱。箱分三名：二五雙箱、連罐計重不過一十一斛有奇;三七箱，連罐計重不過十二斛有奇;大方箱，連罐計重不過十五斛有奇。三七箱高一尺四寸，闊一尺二寸;二五箱比三七箱小一碼，大方箱比三七箱加一碼。胥有準式，每箱可裝細茶四十余斛，粗茶三十余斛?；罩輧蠕N茶不及十之一二，專用簍袋盛儲”。
四、熙春美譽
“熙春”茶葉底嫩勻，卷曲嫩綠，茶葉入水慢慢舒展，口感淡雅青澀;而上品“熙春”茶在谷雨前采摘，湯色金亮，色澤綠潤，香味醇濃;其內質與相應品級的綠茶相比，具備味厚湯清，汁濃耐泡的特點。也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風味和良好的品質，使得“熙春”茶出口到國外以后，不僅是受到了消費者的青睞;其身影和名聲也在國外的文學作品中屢屢出現(xiàn)，以致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和文字記錄。
“精艷彩瓷播清馥，青翠熙春注享客;詩人浸潤玉液里，華堂滿飄習習香”。這是愛爾蘭每年舉行的盛大“詩節(jié)”中無名氏的一首“品茶”詩，輯在1752年刊行的詩集中。這首詩出自于美國威廉?烏克斯所著的《茶葉全書》第488頁(中譯本漏譯，是中國茶葉專家錢樑先生翻譯的)。從那以后，英國名詩人如霍谷森、拜倫及荷美思等詩人，都在他們的詩歌作品中，留下了關于“熙春茶”的吟誦和贊美。
1773年，蘇格蘭浪漫主義詩人費格森在贊譽熙春與武夷名茶時，寫道“愛神永其微笑兮，舉天國之芳茶而命之，沸煎若風雨而不厲兮，乃表神美之懿微……，女蓋為神致爾虔崇兮，彼因勝之甘液，唯熙春與武夷”。而在艾默生的作品《色諾芬尼》第一節(jié)中，也有關于“熙春茶”的記載。
1785年，美國人威廉?烏克斯在《茶葉全書》中記載：英國保守黨政客Rolle為英國自由黨員數人所作的(《THE ROLLIAD》魯里之流)詩中有一首云：“茶葉本多色，何舌猶能窮?熙春與武夷，此綠彼又紅;松蘿與工夫，白毫和小種，薰花真芳馥，麻珠更稠濃?！庇纱丝芍拔醮骸辈柙趪獾挠绊?。當然，“熙春”茶能作為外國詩人吟詠的對象，可以想見在它們成詩之前，已經是在當地社會流行得相當普遍和久遠了。
16世紀末，許多歐洲人寫的關于東方的著作中都述及中國茶葉的知識。當時，英國文化藝術界以茶為題材寫了許多的作品，如1663年，瓦利向查理二世飲茶皇后卡特琳祝壽時寫的一首茶詩，其中有“月桂與秋色，美雅與茶比……物阜稱東土，攜來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煩累”。 1771年，英國愛丁堡發(fā)行的《不列顛百科全書》第一版“茶”條下有這樣的記載：“經營茶的商人根據茶的顏色、香味、葉子大小的不同把茶分成若干種類。一般分為普通綠茶、優(yōu)質綠茶和武夷茶3種。其它品種的茶似乎也都可以分成這3種?！拔醮骸辈韬椭椴璧雀邇r優(yōu)質綠茶都屬于此類。武夷茶比以上兩種葉子都小，顏色比其它品種更深，有時發(fā)黑，口感、香味均宜，口感似乎是澀中帶甜，綠茶好象都是紫花地丁的香味，而武夷茶則帶有薔薇花香。英國《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提及的是“熙春”茶、珠茶都是“屯綠”，而文中所指的普通綠茶和優(yōu)質綠茶，應該是指“屯綠”茶和松蘿茶。
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經由紐約開往廣州，開始中美茶葉的直接貿易，此后華茶源源入美;當松蘿和“熙春”茶進入美國市場后，同樣也是留下了值得我們回味、重視并研究的茶葉文獻史料。
1803年，美國紐約晚報上刊載了一則茶的廣告：“新到二百零五箱上等貢熙茶，華脫街182號Elljsuane公司啟?！?/p>
1816年，在美國紐約報紙上又出現(xiàn)了茶葉拍賣廣告，名松蘿茶區(qū)所產者，由John Hone主持拍賣，地點在自由街Astor碼頭”。
1817年，清朝廷命官蔣攸錟在奏折中說;“閩、皖南人販運武夷、松蘿茶葉，赴粵省銷售，向由內河行走;”禁止“出洋販運”。
1836年，在美國菲列特爾菲亞市，報紙上又刊出一條關于中國茶葉的廣告，全文如下：“茶葉——茲有大幫(文中的“大幫”是指“大幫官堆綠茶”。)茶葉專家錢樑先生說：“成品茶中各種形態(tài)的花色組成過去稱大幫，就是產品結構”。)各種包裝之貢熙、珠茶及圓茶出售，品質優(yōu)良，如蒙光顧，請至Soutn Front街十三號，Osamuel M.Kempton公司啟?！?/p>
美國醫(yī)生、作家赫漠茲在《波士頓茶會謠》中，也寫道了“熙春”茶;他說“……猶辨得熙春香氣，自由之茶杯依然充沛，滿常新之奠靈甘醴……?！?/p>
茶葉為西方貿易商帶來了巨額利潤，以至歷史學家普里查德認為“茶葉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東西都可以犧牲?！倍?915年，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徽州“貢熙”茶獲得了博覽會金獎。
從世界經濟發(fā)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紀以前西人所尋求的中國商品中，唯有茶葉在中西貿易中長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蘿茶和“熙春”茶，在長達幾百年的中西茶葉貿易活動中，一直是擁有良好的品質、美好的聲譽和絕對的話語權。
五、專家闡述
中國茶葉專家錢樑先生《論貢熙》(兼論外銷綠茶的產品結構和發(fā)揚品質優(yōu)勢問題)文中，專門介紹了“貢熙”茶的溯源、演變以及在外銷綠茶產品結構中的地位等等。1983年12月，中國茶葉學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錢樑先生《論貢熙》這篇文章作為學會提供大會的論文之一;1984年，這篇文章還載于商業(yè)部杭州茶葉加工研究所、全國茶葉加工科技情報中心站第2期的《中國茶葉加工》雜志。
錢樑先生在《論貢熙》文中指出：1843年五口通商后，上海外商云集，不久即超越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最大口岸，尤其是因為上海接近產茶省區(qū)，就成為了茶葉對外貿易中心，出現(xiàn)了如1886年的空前大發(fā)展。經過長期積累的產銷實踐經驗，外銷綠茶已大都在生產集散地設立復制茶廠(茶號或稱內棧)收購茶農毛茶，通過分類分檔裝箱后運到口岸，經過洋莊茶棧賣給洋行出口。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外銷綠茶的貨源已基本形成兩大系列：一是路莊系列，稱為路莊茶，另一是土莊系列，稱作土莊茶，不論是路莊茶或土莊茶，長形茶或圓形條的產品結構中，都有貢熙或熙春、付熙等花色品類。
錢樑先生在《論貢熙》一文中還闡述了“貢熙在外銷綠茶產品結構中的地位”，他明確指出：“這里所指的外銷綠茶產品結構，主要是指精制廠收購的毛茶原料，按其不同形態(tài)，通過復制作業(yè)(或稱精制、精加工處理)，分別大小、長短、粗細、厚薄、輕重，汰除雜劣，并分門別類，提取出來的整齊勻凈的成品茶(或稱精茶)。錢樑先生還明確指出：“貢熙或熙春這個花色，在外銷綠茶產品結構中，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因為任何地區(qū)的毛茶，不論是圓茶或是長茶地區(qū)，毛茶總是毛的，不可能純凈的。為整飭好長茶必須分離出團曲的原料;同樣做圓茶也必須分離出長扁形和粗松的原料。不然，也用不到“精制”這個環(huán)節(jié)了”?！袄绠a制眉茶的皖南地區(qū)1938~1939年的路莊大幫構成，整個屯綠為抽珍(特別珍眉)占18%、珍眉占31%、抽貢(特別貢熙)和普通貢熙占33%、正副針眉占18%。祁門梟溪口大幫的構成為抽珍占17%、珍眉占37%、抽貢和貢熙占33%、正副針眉占16%;歙縣大幫為抽珍21%、珍眉41%、抽貢和貢熙16%、正副針眉20%、蝦目2%;婺源大幫為抽珍14%、珍眉22%、抽貢和貢熙38%、正副針眉26%”。 之所以舉這些例子，是因為錢樑先生認為：“解放前的這段時期，因沒有上海土莊茶的干擾，茶批最正常，且是錢樑先生在1938~1939年間親自參加收購評價和在港主持外銷的情況。成品茶品質較好的屯婺祁大幫，抽貢、貢熙產品都占30%以上，多到38%;較差的歙縣大幫、抽貢、貢熙則只占16%。這說明抽貢、貢熙提取多的，眉茶質量也隨之提高，而在總的價格上也有裨益。當時各花色收購價格都分五等九級，抽珍按品質高低中準價為每50公斤95元，高到120元，低限60元，不及格的還可降低;珍眉中準價為65元，高可到90元，低到49元;抽貢中準價為70元，高可到92元，低可到52元;普通熙春中準價為40元，上可到51元，下可到29元，有不少內質好的大幫中的抽貢、熙春價格比內質差的大幫中的抽珍、珍眉價格還要高”。
錢樑先生還根據自己保存的資料，披露了熙春茶在當時的賣價;他說：據我手中存有的資料，“貢熙中上級(抽貢)每50公斤111.25元，中級80.20元、中下級59.50元、普通級42.25元，而珍眉上級140元、中上級111.25元(以上為抽珍價)、中級82.50元(包括部分內質差的抽珍)、中下級71元、普通級53.75元，價格基本與抽珍、珍眉差不多。而當時的平水一號珠茶為60~82.5元，二號、三號珠茶為38~50元，就是說比平水珠茶的價格要高得多”。
錢樑先生說，“貢熙類產品50年代的價格也是最有利的，當時眉茶出口換匯率一般平均已在3元以上，珠茶為2.7元左右，但貢熙類產品都在眉茶、珠茶以下，特貢不到2元，是經濟效益最高的出口綠茶品類”。
后 記：
“熙春”茶自誕生以來一直是身價不菲，并和“松蘿”、“屯綠”茶一起創(chuàng)造了風靡世界的奇跡。也正是“松蘿”和“熙春”茶厚重的歷史積淀，讓“松蘿”和“熙春”茶成為了中國歷史文化名茶，同時也成為了中國茶葉品類中當之無愧的佼佼者;這無疑值得人們借鑒和學習。 對于時今的茶人來說，如何把茶和民族文化、民族感情和民族氣節(jié)深深地聯(lián)系在一起，讓國飲成為世界之飲，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綜觀“熙春”茶風靡世界的歷史進程和巨大榮譽，我們應該從“熙春”茶中傳承什么、得到什么、弘揚什么?想來，一方面是應該以嚴肅的態(tài)度和敬畏之心，恢復、保護和尊重傳統(tǒng)的中國茶葉;另一方面是應該利用人類創(chuàng)造出來的科學技術，瞄準現(xiàn)代生活需求，打開創(chuàng)新思路，理性取舍得失，真正讓茶葉這個天地靈物致富茶農、造福人類!
【摘自2016年第4期《吃茶去》雜志;作者：鄭 毅(安徽黃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清代時期，在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主要角色的中英茶葉貿易中，有著悠久歷史且品質優(yōu)良的徽州茶，不僅積極參與了國際市場的競爭，而且以較高的價格贏得了市場并占有了相當的出口外銷份額，以致徽州茶在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大舞臺的同時，也進入了一個空前興盛以及快速發(fā)展的重要階段!
一、英國公司采購徽州茶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第一次從廈門采購茶葉，這也可以視作是英國直接從中國進口茶葉的開始。到了18世紀早期，當中英茶葉貿易趨于正常時，徽州“Singlo”(松蘿)與“Imperial”(大珠茶)以及福建“Bohea”(武夷)成為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采購進口的三大茶類。
徽州松蘿茶出現(xiàn)在英國人的采購貨單上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據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當時，來廣州采購茶葉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麥氏里菲爾德”(Macclesfield)號商船，準備以每擔25兩的價格，預購160擔最優(yōu)等的松蘿茶。據資料顯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中“廣州的皇商”章節(jié)里，記錄有英國東印度公司“肯特”(Kent)號商船的投資命令，文件中提到了“松蘿茶，大珠茶，武夷茶”等等。當時，“肯特”(Kent)號商船先是以每擔23兩白銀預購松蘿茶，實際是成交是購買了470擔茶葉，價值14000兩白銀。但是，“肯特”(Kent)號商船所采購的茶葉只占其船貨價值的11%，而所采購的絲綢價值則是達到了80000兩白銀?？滴跷迨哪?1715年)，英國商船“達特莫斯”(Dartmonth)號也來到了廣州，英國商人攜帶了52069鎊資本。但是，也僅有5000鎊用于了茶葉投資。此后，英國東印度公司采購茶葉的清單上頻頻出現(xiàn)了徽州熙春茶、雨前茶以及屯溪皮茶等等。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與此同時，東印公司的兩艘商船從廣州攜回3000擔茶葉，價值達到35085鎊，占運輸總貨值的80%?？滴趿?1721年)，隨著英國以及歐洲各國對于茶葉消費需求的持續(xù)增加，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茶葉的采購量首次突破了百萬英磅。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整個英國的茶葉銷售金額是125萬英鎊，每磅茶葉的價格從2先令6便士到20先令之間，茶葉的平均售價約5先令。當時，輸往英國的茶葉售價幾乎是每個英國人都能夠負擔或者承受的，所以，英國史學家哈蒙德(Hammond)認為，茶葉至18世紀中葉已成為英國大眾的飲料。在中英茶葉貿易的開始階段，從廣州運往英國的茶葉主要是福建武夷茶、工夫、小種茶以及徽州松蘿茶、屯綠茶以及熙春等等。乾隆五年(1740年)，在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口茶葉的賬目中，進口的徽州茶葉有松蘿、屯綠以及熙春和貢熙等花色品種。
乾隆二十六(1761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格里芬”(Griffing)號商船從廣州載貨出發(fā)返回英國，行至菲律賓南部海域時不幸觸礁并沉沒海中。根據“格里芬”(Griffing)號商船的裝貨記錄顯示：當時船上一共裝載了六至七種茶葉，這些茶葉分別是100箱的武夷茶，40箱小種茶和74箱工夫，還有510箱的屯綠茶，1621箱的松蘿茶，405箱的熙春皮茶以及270箱熙春茶。
此后，通過廣州出口英國的10多種茶葉品種，不僅有廣東、福建的茶葉，更多的綠茶是徽州的松蘿茶、屯溪綠茶以及珠蘭、雨前、珠茶、熙春以及皮茶等等。在英國倫敦茶葉經紀人協(xié)會印發(fā)的報告中，有一種表格叫“倫敦茶葉進口、存貨及提貨之非正式估計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對各種茶葉進行非正式估計時，作為每箱平均重量的參考。如貢熙半箱，每件58磅，(盒)每件17磅;副熙半箱，每件65磅，(盒)每件25磅;珠茶半箱，每件60磅，(盒)每件34磅;麻珠半箱，每件66磅，(盒)每件37磅。根據東印度公司的收購訂單中關于茶葉的分類統(tǒng)計，在1741年至1750年間，徽州眉茶進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進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綠茶的進口量分別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過這個分類進口統(tǒng)計，可以了解徽州綠茶中的屯綠茶、熙春茶以及珠茶等在清代中英茶葉貿易中的大致情況。
二、徽州茶外銷途徑
清時，朝庭對茶葉貿易的路線也有著明確的規(guī)定：“閩、皖商人販運武夷、松蘿，赴粵省銷售，向由內河行走?！钡?，從嘉慶元年(1796年)開始，商人“因洋面平靖，希圖迅速，漸改海運”。清政府對茶葉貿易的路線實行管制的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為了征收關稅。二是清政府“恐洋面遼闊，漫無稽查”，以致同外商“私行售賣”?？滴醵哪?1685年)，清政府開關并制定了“十三行”的職責：“凡外洋夷船到粵海關進口貨物應納稅銀，督令貨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時輸納，至外洋夷船出日貨物應納稅銀，洋行保商為夷商代置貨物時，隨貨扣清，先行完納?！笨梢哉f，“十三行”的行商憑借封建政府給予的特權，基本壟斷了廣州的對外貿易。也就是說，世界各國商人來廣州采購中國茶葉業(yè)務，均要通過廣州“十三行”的行商才可以完成交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開始實施只準廣州一口通商的政策。因此，海關需要監(jiān)督并禁止全部低級商人或者不是公行的商人與外人來往或貿易。同時，還強制茶葉貿易的中間商必須繳付40%的稅。這樣，茶商只能將茶葉運到廣州交由“十三行”來進行交易。盡管許多都是不合理的規(guī)定或要求，但是，無可奈何的英國商人也只得同“十三行”簽訂合約，然后再根據合約來進行茶葉交易，一般是在上一年的年底，東印度公司采購茶葉的所有商船離開以后，“十三行”就同留在廣州的東印度公司的大班，簽訂下一年關于茶葉的數量、等級、價格等交易內容的合約。英國商人同意簽訂合約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中國商人認為，即使沒有英國人也會有歐洲其他國家的船只來購買茶葉，因此他們不擔心自己的茶葉銷售不出去。所以，他們經常囤積大量的茶葉，等到有自己滿意的價格和條件再出售，從而使茶葉價格逐步上升。來自歐洲的第一艘船和最后一只船所購的茶葉之間的差價經常超過50%，通過同中國商人簽訂合約一般價格都是偏低的。二是隨著茶葉在英國的流行，茶葉已經被視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英國“國會的法令要限定(東印度)公司必須經常保持一年供應量的存貨”。
在這種大量需求的前提下，要想使茶葉數量和價格保持穩(wěn)定就必須同中國商人簽訂關于下一年茶葉貿易的合約。盡管這種合約必須繳付一定的預付款，尤其是在英國商人每年進口的茶葉量大約為1500-20000擔的時候，是在船到后簽訂合約，3個月后交貨，必須要按合約價格付款50%-80%。
例如，英國商人在1779年就預付行商潘啟官60155兩白銀，到后來投資茶葉量達到157000擔的時候，是在3月間簽訂11月至次年1月間交貨的合約。因此，為了爭奪茶葉的貨源，行商往往會將這些預付款的大部分預付給茶商，讓他們到安徽和福建產茶區(qū)定購茶葉，在春節(jié)前后向茶農貸款，等到新茶上市的清明前后就前去收茶，這樣就可以及時地得到好茶。另外，還需要一筆款項使小茶商能夠以現(xiàn)金繳付他們的稅捐。
三、徽州茶出口數額
18世紀后期，在中英茶葉貿易總量中，輸往英國的徽州綠茶數量較多，因此，占出口茶葉貿易總額的比重也高。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茶葉共1768900磅，其中采購徽州松蘿茶、屯溪茶571900磅，占東印公司采購總額的32%。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收購茶葉9518544磅，其中有1664495磅松蘿茶和屯溪茶，占收購茶葉總額的17%。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東印度公司從廣州采購茶葉1439459磅，其中采購了徽州松蘿茶、屯溪茶共計5829656磅，占東印公司購買茶葉總額的25%。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英國東印公司從廣州采購茶葉2632469磅，其中購買了9037350磅松蘿茶和屯溪茶，占采購茶葉總額的29%。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東印公司從廣州收購了1367240磅茶葉，其中采購了松蘿茶、屯溪茶共計4793320磅，占采購茶葉總額的29%。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東印公司從廣州收購了1832740磅茶葉，其中購買了3678115磅松蘿茶、和屯溪茶，占出口茶葉總額的50%。在這一段時間里，英國東印度公司采購的中國茶葉中，徽州綠茶占有相當的額度，而這些徽州綠茶大部分是松蘿茶，小部分是屯溪茶。
嘉慶十六年(1811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廣州進口茶葉2904000磅，其中徽州松蘿茶、屯溪茶共計15339000磅，占東印公司進口茶葉總額的19%。嘉慶十八年(1813年)，英國東印公司從廣州采購了2880000磅茶葉，其中有12130000磅是屯溪綠茶和貢熙茶，占進口茶葉總額的24%。嘉慶十九年(1814年)，英國東印公司從廣州進口了3760000磅茶葉，其中屯溪綠茶和貢熙茶共計27074500磅，占東印公司進口茶葉總額的14%。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英國東印公司從中國進口了36800002磅茶葉，其中采購了4742000磅屯溪綠茶和貢熙茶，占進口茶葉總額的15%。道光二年(1822年)，東印公司從廣州進口了4000000磅茶葉，其中有屯溪綠茶、貢熙茶共計23601600磅，占東印公司進口茶葉總額的17%。道光三年(1823年)，東印公司進口茶葉4000000磅，其中有屯溪綠茶、貢熙茶27558400磅，占東印公司進口茶葉總額的15%。道光七年(1827年)，東印度公司從廣州采購了4800000磅茶葉，其中采購了28355039磅屯溪綠茶和貢熙茶，占東印公司進口茶葉總額的17%。道光十三年(1833年)，東印度公司從廣州進口了4960000磅茶葉，其中有45624000磅屯溪綠茶、貢熙茶，占東印公司進口茶葉總額的11%。以上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以前，徽州綠茶在中英茶葉貿易中的出口外銷的數額。在1778年以前主要是松蘿茶，少量是屯溪茶，在此之后一直到1809年這段時間中，是既有松蘿茶又有屯溪茶。到了嘉慶十四年(1809年)以后，出口英國的茶葉，大部分都是屯溪茶了。但是，依然有少量的松蘿茶外銷茶國以及西方其他國家和地區(qū)。
因此可以說，徽州綠茶在中英茶葉貿易中既占有相當多的份額，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四、徽州茶外銷價格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麥士里菲爾德”號來到廣州，準備以每擔25兩白銀預購松蘿茶?？滴跛氖?1704年)，英國“肯特”號以每擔23兩白銀預購了松蘿茶。但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之前的一段時間內，松蘿茶的價格出現(xiàn)了下跌，一般是降至每擔19兩白銀，有時低至每擔16兩白銀。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英國對茶葉征收重稅所致。當時，英國茶葉入口稅每磅征收5先令，而在當時對從中國進出的茶葉每磅只需要繳納16便士。因此，歐洲其他國家紛紛將從中國購回的茶葉，大部分都走私到了英國銷售。這樣，不僅使英國東印度公司所購的茶葉很難銷售出去，同時也導致了英國進口的松蘿茶價格下跌。在雍正八年(1730年)前，松蘿茶的價格只能維持在每擔售價15-16兩白銀左右。所以英國人一方面要堅決地打擊這種茶葉的走私，另一方面還想繼續(xù)“壟斷在廣州市場上出售的松蘿茶”，以謀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大量的松蘿茶又被英國東印度公司購進。這樣，市場上的松蘿茶價格由于受到英國商人的人為干擾，因此就出現(xiàn)了松蘿茶價格忽高忽低的現(xiàn)象。但是，英國的走私茶并沒有消失，相反卻是愈發(fā)囂張。即使是到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英國國內市場上走私茶與合法茶葉的價格依然是相差很大，如合法的進口普通綠茶或松蘿茶，每磅價格為72-144便士，而走私茶價格是每磅42-46便士，如合法的進口熙春(屯綠茶)，每磅價格為126-240便士，然走私茶價格也只有每磅66-108便士。但是，從整個市場的總體銷售情況來看，松蘿茶的價格還是處于每擔23-25兩白銀的較高價位。
雍正八年(1730年)在當年的中英茶葉交易中，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部簽訂的合約顯示，松蘿茶的銷售價格仍然是達到了每擔24兩白銀。雍正九年(1731年)，松蘿茶的價格又跌至每擔15-16兩白銀。乾隆元年(1736年)，英國“諾曼頓”(Normanton)號商在回程投資茶葉賬目中，清晰地記載了從中國采購的茶葉以及其價格。貢熙茶390擔，總價19163兩;貢熙細茶24擔，總價1317兩;貢熙(二級)393擔，總價10193兩;松蘿茶482擔，總價10646兩。根據這個記錄，可以知道乾隆元年(1736年)徽州松蘿、貢熙等徽州綠茶的出口外銷價格為貢熙茶每擔(約)49.14兩，貢熙細茶每擔(約)54.86兩，貢熙(二級)每擔(約)25.94兩，松蘿茶每擔(約)22.09兩白銀。由此可知，出口外銷的松蘿、屯綠以及貢熙等徽州綠茶在當時的價格以及價值。但是，雍正十年(17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十三行”行商康官、秀官那里收購的二級松蘿茶，其價格又升為每擔22兩白銀。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東印度公司所簽訂的各船艙購貨的一份合約中，記錄了在“十三行”行商那里購茶的情形，從行商潘啟官那里訂購的屯溪茶和松蘿茶2000擔，貢熙茶200箱，從行商瑛秀那里訂購的屯溪茶和松蘿茶2000擔，貢熙茶200箱，從行商浩官那里訂購的茶為貢熙茶100箱，從行商石瓊官那里訂購的茶為貢熙茶100箱。另外，在《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中，有一組關于當時采購茶葉的價格表，這份資料顯示，屯溪茶價格從每擔24兩白銀到每擔40兩白銀不等，其中以價格在每擔25-28兩白銀的茶葉銷售量最大。
后記：19世紀70年代，國際茶業(yè)形勢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印度、錫蘭和日本等國的茶葉出口日益增加，中國茶葉的壟斷地位開始受到挑戰(zhàn)。據《中國茶葉外銷史》載：“1890年后，受英國宣傳作用，美國人口密集的區(qū)域，對綠茶的嗜好，為紅茶所替代，茶葉貿易遂大變動，隨后輸入英國殖民地出產的紅茶，更助于宣傳廣告和游行運動，使中國綠茶銷路大受打擊，這種新茶(指印度紅茶)漸次普及”。另據《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資料顯示：1836-1837年，輸往英國的屯溪熙春茶有2631600磅;然在1837-1838年，輸往英國的熙春茶下降至1464267磅，而在1838-1839年，熙春茶又下降至1309600磅，到了1839-1840年，出口英國的熙春茶也只有1537487磅。與此同時，屯溪皮茶輸往英國的情形也同樣是不容樂觀，1836年，輸往英國的屯溪皮茶有359733磅，然1837-1838年，卻突然下降至238933磅。到1838-1839年間，輸往英國的屯溪皮茶只有519066磅，而在1839-1840年，只輸出了116969磅。由此可見，在中國茶葉衰敗的大背景下，徽州綠茶的出口外銷亦是難逃衰落乃至失敗的命運!
事實上，中國的茶葉外銷出口在1886年達到歷史最高峰后便急遽下滑，而由盛轉衰的危險處境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暴露無遺了——由英國人從中國移植到印度的茶葉打破了中國人對國際茶葉市場上的壟斷。所以，盡管晚清時期出口茶葉輸出總量仍在增長，但華茶的危機卻是在繼續(xù)發(fā)酵并不斷擴大。當然，徽州茶的衰敗也是在所難免，因為茶葉種植技術的落后、茶葉產品的劣質、以及毫無章法的管理模式是19世紀70年代以前，徽茶乃至華茶所存在的三大根本問題。
總之，清代時期，中英茶葉貿易中徽州茶出口外銷的努力和業(yè)績，不僅值得探究和研究，也值得借鑒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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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 毅
(來源/《徽茶》2021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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