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廷茶

 唐代茶政和宮廷茶俗

 的形成與發(fā)展

唐代前期，茶業(yè)還沒有多大發(fā)展，茶利也不顯著，所以官府對茶也沒有課稅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隨茶葉生產和貿易的空前發(fā)展，不但在茶葉文化和飲茶習俗上有不少發(fā)展，且在原來所沒有的茶政、茶法上，也獲得了一系列的建設和發(fā)展。

 

首先從茶的賦稅制度來說。在唐·大歷（766-779）以前，我國茶葉還只有土貢而沒有賦稅。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唐朝貢茶的州郡，主要有懷州河內郡（治位今河南濟源），峽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歸州巴東郡（今湖北秭歸）、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節(jié)）、金州漢陰郡（今陜西漢陰）、興元府漢中郡（今陜西南鄭）、壽州壽春郡（今安徽壽縣），廬州廬江郡（今安徽合肥）、蘄州蘄春郡、常州晉陵郡、湖州吳興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長樂郡、饒州鄱陽郡、溪州靈溪郡（今湖南龍山）、雅州廬山郡（今四川雅安）等地。

 

 

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實際往往是該州某一二個縣產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數縣并不產茶。如常州晉陵郡，其茶實際就主要出在宜興。另外，這些地區(qū)的貢茶，多數始于大歷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貞元稅茶以后入貢的。如《通典》載，安康郡貢茶一斤，夷陵郡貢茶二百五十斤，靈溪郡貢茶芽二百斤；其所說安康、夷陵和靈溪的貢茶，就當是天寶以前的事情。

 

 

這種貢茶，有的雖有定額，但似乎在唐代前期，還未形成一種定制。據研究，關于貢茶的一些制度和規(guī)定，是隨貢焙建立以后才逐漸嚴格和完善起來的。開元以后，在北方飲茶的社會風氣影響下，我國宮廷用茶的數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貢獻所能滿足，有必要設立一個專門生產皇室用茶的場所，這樣，就出現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個專門貢焙-——常州義興和湖州長興間的顧渚貢焙。

 

 

關于顧渚貢焙的緣起，《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有這樣一段記載：

 

“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薦于上。棲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后因之，徵獻漸廣，遂為任土之質。”

 

茶舍是顧渚貢焙之前宜興采辦貢茶之處。長興“顧渚與宜興接，唐代宗以其（宜興）歲造數多，遂命長興均貢。自大歷五年始分山析造，歲有定額，鬻有禁令；諸鄉(xiāng)茶芽，置焙于顧渚，以刺史主之，觀察使總之”。

 

 

這就是說，顧渚貢焙，是大歷五年長興縣與當時義興均貢才專門設立的。義興貢茶，最初只進“萬兩”，后來愈貢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載，“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貢額一多，所付勞役也多，所以《元和郡縣志》中又載：

 

“貞元已后，每歲以進奉顧山紫筍茶，役工三萬人，累月方畢。”

 

 

顧渚貢茶，是加在長興和宜興先民身上的一項沉重負擔。曾任浙西觀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親自督造貢茶的過程中，體察到貢茶的艱辛，一次在起貢時，袁高專作《茶山詩》一首，力陳貢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諫君。其詩中有“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一夫旦當役，盡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造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等悲憤凄涼之句。

 

 

關于揭露貢茶嚴酷的詩作，還有如李郢的《茶山貢焙歌》等，其詩句“陵煙觸露不停采，官家赤印連貼催”；“驛騎鞭聲砉流電，半夜驅夫誰復見？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等句，這些從另一個角度，訴說貢茶限時限刻，必須在清明前三天貢到京城的艱難。唐代茶葉，有“蒙頂第一，顧渚第二”之說，那么，貢焙為什么不設在蒙頂而設在顧渚呢？蜀道難行，這可能主要是為清明前要趕送到京城的關系。

 

 

貢茶，實質上也是一種賦稅。如上面《新唐書》記及的貢茶，就是一種實物稅；而顧渚貢茶，則是帶有一種勞役性質的賦稅。但是，真正課收茶稅，還是德宗李適統(tǒng)治期間的事情。

 

建中三年（782），為籌措常平倉本錢，趙贊上言“收貯斛斗匹段絲麻，候貴則下賈出賣，賤則加估收糴，權輕重以利民。從之”。于是趙贊“乃於諸道津要置吏稅商貨，每貫稅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一，以充常平之本”。

 

 

這也是我國文獻中最早的稅茶記載。課征茶漆十一稅的第三年，朱亂，德宗逃到奉天（今陜西乾縣），為減輕百姓負擔，詔罷商貨稅。但不久，如《文獻通考》所說，貞元九年正月，鹽鐵使張滂以水災兩稅不登，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由此重又恢復茶稅，并自此把稅茶作為一種定制。

 

 

貞元時茶稅歲入不超過四十萬貫，還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長慶元年（821），因“兩鎮(zhèn)用兵，帑藏空虛”，又加“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于是鹽鐵使王播請大增茶稅，“率百錢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稅一下增加到六十萬貫以上。文宗時，王涯為相，為盡取茶利，他進一步提出了官營官賣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頒令榷茶。強徙民間茶樹于官場，并焚其積舊；商人只能購買官場的茶葉，而且大增茶稅，一時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誅，榷茶也隨之中輟。

 

 

武宗會員元年（841），崔珙任鹽鐵使，“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地錢’”。當時茶葉貿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結果，只會使“私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鹽鐵使，針對當時茶稅混亂的情況，立茶法十二條，嚴禁私自販運和銷售茶葉。如規(guī)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引群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儈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yè)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

 

 

對于這樣一個苛法，頒行后不但減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稅收，百姓也仍然“以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葉的稅法，才相對穩(wěn)定一些。茶葉從不稅到稅，除反映其時茶葉生產、貿易的發(fā)展以外，它雖然是強加于園戶、茶商和廣大消費者的一種沉重負擔，但另一方面，同時也說明這時的茶業(yè)，也已成為國家賦稅所賴的一種重要的社會生產事業(yè)了。

 

 

由于唐代廣征各地名茶，貢焙的貢額也不斷增多，宮廷中的用茶和茶貨積存也愈來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漁隱叢話》所載，顧渚紫筍“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后分賜近臣”；開始又出現了皇帝以茶賞賜勛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種習慣和制度。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上每賜御饌湯物。……其茶則緣華紫英之號。”

 

唐朝以茶分賜臣僚的例子很多。這里可以劉禹錫代人書寫的二張謝賜茶表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書：

 

“中使竇國宴奉宣圣旨，賜臣新茶一斤。……恭承慶賜，跪啟緘封。伏以方隅入貢，株擷至珍，自遠貢來，以新為貴，……既茶凡口，倍切丹心，無任。”

 

另一張寫稱：

 

“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賜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貢自外方，珍珠眾品，……實慚于虛受，無任。”

 

 

這種由皇帝遣官宦專賜，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謝的頒賜茶葉之風，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個很長時期里，幾乎流為上層社會的一種隆重禮遇。十分明顯，一旦茶葉成為社會的一種重要文化，帝王將相自然也就會用之作為維護和鞏固其統(tǒng)治的一策了。唐代頒賜茶葉的主要對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邊將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種原因而獲得頒賜。如韓翃《為田神玉謝茶表》載：

 

“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詔，兼賜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給將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無階。”

 

 

皇室對臣下，表現為賜茶，反映在社會一般群眾之中，則為相互饋贈；兩者比較而言，民間相互饋贈茶葉的風氣，比賜茶出現的時間更早。如大詩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詩》；表明社會上在李白之前，特別在士人中間，贈茶酬詩和以詩謝寄的風氣，就相當普遍了。

 

 

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蕭員外寄新蜀茶》、《謝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簡自采新茶見贈》等寄答茶的詩作，在《全唐詩》中，更是隨處可見。近見一種說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宮廷，然后由宮廷再傳及民間的。由唐宋皇室賜茶這點來看，適恰是本末倒置了，實質上宮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間，是民間茶葉文化的一種宮廷化。

 

 

不過，也應附帶指出，社會茶葉文化一旦宮廷化，它至少在物質和禮儀等等方面，即上升為當時最高規(guī)格的一種文化。這一點，可以從1987年4月3日陜西扶風法門寺唐代地宮出土的宮廷茶具得到說明。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門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據地宮《物賬碑》記載，有“茶槽子碾子、茶羅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兩”。由茶碾、茶羅子等器物的鏨文看，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間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飛鴻銀則和長柄勺等器物上，還有用硬物刻劃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時的稱呼，說明僖宗自己用過或很喜歡這套茶具。

 

 

就出土實物來說，《物賬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鍋軸、羅身、抽斗、茶羅子蓋、銀則、長柄勺”這樣七件東西。當然，除此地宮同時還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飲茶用具。對這套茶具，學者們稱其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fā)現的時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華貴的系列茶具”。

 

 

但是，不論是金銀制的“七事”茶具，還是“七事”之外地宮中出土的其他宮中飲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沒有超出陸羽《茶經·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內容。這就有力證明，民間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從宮廷中流傳出來的；適恰相反，宮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間尋常用具。因為陸羽《茶經·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飲茶用物，都是根據民間用具所總結和設計出來的。

 

(館長/ 世界茶文化圖書館 )

貢茶在中國已有悠久的歷史，直至清代封建制度的壽終正寢，貢茶才隨之消亡。悠悠數千年，貢茶對整個茶葉生產的影響和茶葉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

貢茶的緣起與封建制度的建立密切相關，貢茶與其它貢品一樣，其實質是封建社會里君主對地方有效統(tǒng)治的一種維系象征，也是封建禮制的需要。貢茶制度是中國封建禮教的象征，也是封建社會商品。

貢茶是中國茶文化中重要的一環(huán)，也是中國古代宮廷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過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的延續(xù)和發(fā)展，中國古代貢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的體系、一種文化的累積。

貢茶不僅關乎宮廷生活，也對社會經濟有重要的影響。歷代地方官員為了迎合宮廷，費盡心思培育新的品種，改進制作工藝，逐步形成了國內相對統(tǒng)一又各具地方特色的貢茶體系，推動著中國茶葉不斷向前進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地方經濟的發(fā)展，形成了延續(xù)至今的幾大產茶區(qū)。

貢茶文化作為中國茶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現代中國茶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

中國古代數量龐大的貢茶，影響著社會的各個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龐大數量的貢茶使產茶區(qū)的經濟走向單一化，而且對質量的高要求也對茶農造成了很大的負擔，甚至導致家破人亡，同時，對茶葉的高要求也推動了質量的提升，大量新的茶葉品種出現，又拓展了茶農的經濟來源，豐富了茶葉文化的內涵。

由于宮廷的生活方式影響著當時社會的生活風尚，推動了中國茶文化的發(fā)展。

龐大的貢茶數量，對于貢茶地方的官員和百姓來說，其負擔是可想而知的。

正如明代正德年間的官員曹琥列舉了貢茶所帶來的五大弊端，“有芽茶之征，有細茶之征，始于方春，屹于首夏，官校臨門，急如星火，農夫蠶婦，各失其業(yè)……及歸之官，又揀擇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采集，坐索高價……

又官校乘機私買貸賣，遂使朝夕鹽米小民，相戒不敢入市?！边@種繁重的貢茶任務，使得茶農承受著沉重的負擔。

許多地方不得不放棄許多原來的產業(yè)而改種茶葉，這樣一來生產的單一化，使得百姓難以承受天災帶來的危機，一遇荒年，則百姓衣食無著。

在征繳貢茶的過程中，一些官員營私舞弊、低價強買的現象時有發(fā)生，且在貢茶的運輸過程中各種耗費都被均攤在了茶農的身上，更加重茶農的負擔。

由于貢茶帶來了各類社會問題，使得當時的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穩(wěn)定貢茶區(qū)的經濟和社會環(huán)境，保障茶農的基本利益。

清人陳章在《采茶歌》中記述了貢茶給茶農帶來的沉重負擔，“催貢文移下官府，哪管山茶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蓮心，誰知儂比蓮心苦?！?/p>

龐大的貢茶數量，且對貢茶的采摘時間和質量的嚴格要求，使得產茶區(qū)的茶農疲于應對。

清人釋超全在《武夷茶歌》中有這樣描述采摘貢茶的辛苦：“往年薦新苦黃冠，遍采春芽三日內。搜盡深山粟粒空，官令禁絕民蒙惠。種茶辛苦甚種田，耘鋤采摘與烘焙。谷雨期屬處處忙，兩旬晝夜眠饗廢。道人山農難為糧，春作秋成如望歲。”

從詩中我們可以看出種茶之苦甚于種田，茶農辛苦一年都難以解決溫飽，以致乾隆在看到民間采辦貢茶時，也少有地發(fā)出慨嘆“敝衣糲食真不敷，龍團鳳餅真無味”。

雖然貢茶給產茶地方的百姓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但由于貢茶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也是不能忽視的。

各個地方官為了迎合宮廷，在茶葉的選材、包裝、加工等方面都著實下了很多功夫。

這種政府機構對茶葉的干預和引導作用，促進了茶產業(yè)的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茶文化的發(fā)展。

貢茶擴大了茶葉產區(qū)。以清代為例，貢茶使茶葉培植技術在明代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形成了多個著名的產茶區(qū)，這些初具規(guī)模的產區(qū)對推動清代茶產業(yè)的發(fā)展有顯著的拉動作用。

如碧螺春，“洞庭東山碧螺峰石壁，歲產野茶……土人曰嚇煞人香，康熙乙卯，車駕幸太湖，撫臣宋犖購此茶以進，上以其名不雅順，題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有司，歲必采辦矣?！?/p>

在碧螺春成為貢茶后，原本的“野茶”一躍而成為名茶，其主產區(qū)洞庭山產茶區(qū)的茶葉產量逐年遞增，最多時達到4360斤，成為當地主要的經濟來源之一。

再如普洱茶在成為清宮貢茶以后，普洱地方“茶山極廣，夷人管業(yè)。采摘烘培，制成圓餅，販賣客商，官為收課，每年土貢，有團有膏?！薄捌詹杳靥煜?，此滇之所以為產而資利賴者也?！笔蛊斩璩蔀楫數刂饕慕洕杖?，并帶動了周圍商業(yè)的發(fā)展。

在貢茶產區(qū)，一批著名的茶葉商號的出現，標志著該地區(qū)茶葉產業(yè)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如清末盛產普洱茶的地方，每年在此加工的毛茶達到500噸以上，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普洱地方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成為當地主要的經濟來源。

仇英所繪《斗茶圖》，斗茶的場地在山野間濃濃的松蔭之下，雅士們在此斗茶比香，賦詩行茶令，一派悠然情趣。

貢茶提高了茶葉的品質。宮廷對貢茶的要求非常嚴格，皇帝依據自己的口味對進貢的茶葉進行選擇，這種有分別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采辦貢茶的官員，地方官會根據皇帝的要求精選茶葉，甚至調整茶葉采摘的時間、加工的方法等，這種無形中的間接調控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茶葉的品質。

如蒙頂茶，“名山之茶美于蒙，蒙頂又美之上清峰……其茶，葉細而長，味甘而清，色黃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結不散，以其異，謂曰仙茶，每歲采辦三百五十葉，天子郊天及太廟用之?！?/p>

正是在宮廷的干預下，貢茶地方官員和茶農精益求精的培育和制作茶葉，客觀上促進了茶葉質量的提升，出現了一些影響至今的著名茶品。

貢茶帶動了茶葉包裝的進步。除了對茶葉本身的影響外，各個地方為迎合宮廷，在茶葉的包裝等方面也不斷提升。

清代趙懿在《蒙頂茶說》中這樣描述：“每貢仙茶，正片貯兩銀瓶，瓶制方，高四寸二分，寬四寸，陪茶兩銀瓶，菱角灣茶兩銀瓶，瓶制圓，如花瓶式，顆子茶，大小十八錫瓶。皆盛以木箱，黃簽丹印封之?！?/p>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貢茶主要是用銀瓶和錫瓶包裝，特別是錫瓶，更是被廣泛的使用，這主要是因為錫瓶的密封性好，可以長久保持茶葉的原味。

現在故宮博物院現存的茶葉文物也基本上是用錫瓶包裝的。這些貢茶文物基本沿襲了前代貢茶的包裝風格，材質以銀、錫為主，錫器采用鑄、鏨等工藝制作出各式各樣的花紋圖案，主要有龍鳳紋、暗八仙紋、八寶紋、水仙紋及花鳥紋等，造型有如意云、花瓶等各式。

容器外一般包有黃色的布套或者黃緞套。此外還有一些大的包裝盒，將茶葉放置在其中，這些盒也基本上以黃色或明黃色為主，顯示出皇家獨有的特性。這些貢茶的包裝很多至今沿用，對中國茶文化的發(fā)展有重要的影響。

總的來看，中國古代貢茶對茶產業(yè)的影響實際上是政府機構對茶業(yè)的干預和引導作用的結果，貢茶由民間到宮廷經歷了一個對茶葉品質不斷求精的過程。

同時，在中國封建社會，皇權代表著一切，統(tǒng)治者的意識形態(tài)、文化傳統(tǒng)、生活背景和審美情趣，決定了一個時代的產品特別是宮廷特殊消費品的品種和藝術風格。

宮廷在對貢茶的評價、反饋和使用數量等都對茶葉生產技術和質量的提高帶來了一個競爭和促進的機制。通過這樣一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雙向交流，貢茶在保證宮廷使用的同時也提高了自身的品質，使其在市場上更具競爭力。

陜西西安慈恩寺，位于陜西西安南郊，始建于隋開皇九年(589)，初名無漏寺。唐貞觀二十二年(648)，皇太子李治為其母文德皇后追薦冥福而擴建為大慈恩寺。玄奘奉敕由弘福寺移居此寺為上座并主持翻經院，翻譯佛經。永徽三年(652)，玄奘奏請于寺內建貯存佛經的大雁塔。近人康寄遙居士撰《陜西佛寺記略》謂：“大慈恩寺，在西安市東南郊，距城八里許……，西距興善寺約三里，西北距小雁塔薦福寺約五里，東北距青龍寺約五里，東南距慈恩寺塔院興教寺約三十里，南望終南，有如畫屏?！薄八略谔茣r位于外城內，即當時京城的東南隅晉昌坊，南臨曲江，鄰于隋時的芙蓉園。”就今而言，大慈恩寺地處西安明城和平門外雁塔路之南端，左右隔街與園林或博物館為鄰，寺前已辟為一大廣場，舊日的曲江池和芙容園、杏園風景名勝正在按照規(guī)劃全面修復。

慈恩寺是唐代長安三大譯經場之一，是中國佛教法相唯識宗的祖庭，因此也是中外聞名的古剎、圣地。自唐迄今，經千三百余年而不衰，可謂歷史悠久。

大雁塔是慈恩寺的標志性建筑物，唐代學子考取進士后，都要登上雁塔賦詩并留名于雁塔之下，號稱“雁塔題名”，被視為人生一大榮耀之事。唐代詩人姚合作有一首涉及“雁塔題名”的茶詩，不過詩中表現的是另一番情形，其《送狄兼謨下第歸故山》詩云：

慈恩塔上名，昨日敗垂成。

賃舍應無直，居山豈釣聲。

半年猶小隱，數日得閑行。

映竹窺猿劇，尋云探鶴情。

愛花高酒戶，煮藥污茶鐺。

莫便多時住，煙霄路在城。

《全唐詩》卷496

詩中云“慈恩塔上名，昨日敗垂成”，言狄兼謨參加科舉考試名落孫山?！短普Z林》卷2云：“(進士及第)既捷，列其姓名慈恩寺，謂之題名。”詩中描寫了狄兼謨?yōu)閰⒓涌婆e考試在長安的生活情形：因備考來京住了半年，過著隱居生活，落榜后方才一身輕松地居山垂釣、映竹窺猿、尋云探鶴、賞花飲酒、煮藥煎茶。或許是條件不具備，狄兼謨竟用茶鐺(即煮茶燒水用的鍋或釜)煮藥，茶味中雜入藥味，這個落第舉子看來對于茶事十分馬虎。對煎茶馬虎的人對學問大概也是馬馬虎虎，加之愛游山玩水，落榜便不足奇怪了，也只好哪里來那里去打道回府了。不過，這個狄兼謨還是頗曉休閑文化的，“數日得閑行”，詩眼便在一個“閑”字上，道出了飲茶是休閑文化的本質。

這首詩將士子、科考、寺院、冶游、飲茶聯(lián)系在一起，雖然沒有正面描寫寺院茶，但足以說明唐代士子與寺院、與茶有很深的緣分。

宋·張禮《游城南記》中說，慈恩寺本唐代游覽勝地， “長安士庶，每歲春時，游者道路相屬”。中唐詩人權德輿官至兵部侍郎、禮部尚書，其《奉和許閣老霽后慈恩寺杏園看花同用花字口號》就描寫了朝廷命官游覽慈恩寺的情形，詩云：

杏林微雨霽，灼灼滿瑤華。

左掖期先至，中園景未斜。

含毫歌白雪，藉草醉流霞。

獨限金閨籍，支頤啜茗花。

《全唐詩》卷326

中唐時期長安茶風鼎盛，如《封氏聞見記》所言“王公朝士無不飲者”，詩中描寫了“王公朝士”來到慈恩寺杏園看花并在寺院飲茶的情景：“左掖期先至”、“獨限金閨籍” ，說明來者是朝廷高官，按照一般情形推想，寺院該是高規(guī)格接待，住持親自陪游，茶僧恭恭敬敬奉獻寺院香茶以待嘉賓，且應具茶禪一味的神韻。但并非如此，“含毫歌白雪”、“支頤啜茗花”，飲茶的同時揮毫潑墨、吟詩作賦，儼然大唐文士茶的作派。文士茶風吹進寺院，儒教茶和佛教茶相互融合勢在必然。

晚唐茶詩人李洞，字才江，京兆人，諸王孫也。家貧。十分崇拜賈島，《唐才子傳》說他“遂銅寫島像，戴之巾中”、“常持數珠念賈島佛，一日千遍”。他是長安本土茶詩人，又是皇室宗親，讀他的茶詩對于我們研判大唐寺院茶文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其《題慈恩友人房》詩云：

賈生耽此寺，勝事入詩多。

鶴宿星千樹，僧歸燒一坡。

塔棱垂雪水，江色映茶鍋。

長久堪棲息，休言憶鏡波。

《全唐詩》卷722

這個賈生就是大唐著名詩人賈島，李洞的好朋友。

賈島是個半俗半僧的詩人，關于此人最為流行的故事就是“推敲”的典故。 “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若非有寺院生活的真實體驗，賈島焉能得此佳句! “賈生耽此寺”，“耽”解作沉溺、入迷，長久地停留。《唐才子傳》說他“居京三十年，屢試不中連敗文場，囊篋空甚，遂為浮屠”。旅居長安數載，囊中羞澀，有僧人的身份在，反正又無處可去，住在寺院衣食無憂，總不至于斯文掃地露宿長安街頭，尚且還可寫寫詩、喝喝茶，雖出于無奈，倒也得其所在，算是明智的選擇。賈島是慈恩寺的?？?，住得如此愜意，當然“長久堪棲息”。

賈島在寺里干嘛?主要是吟詩、煎茶。常說“詩酒人生”，賈島則是“詩茶人生”。在一個冬日里，李洞與賈島在慈恩寺里煎茶，“塔棱垂雪水，江色映茶鍋”，取塔棱滴下來的雪水，用鍋煮雪水煎茶，茶味自然非同一般。 “雪水煎茶”體現的是文士的風雅，賈島是僧人又是文士，李洞是文士卻親近佛門，二人自然而然地擔負起寺院茶和文士茶相互交流的使命。由此也可以看出，慈恩寺的寺院茶風深受雅士茶風的影響。

如果說李洞的《題慈恩友人房》更多表現的是雅士茶風，那劉得仁的《慈恩寺塔下避暑》可算得上是地道的禪茶詩，詩云：

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

竟日聞虛籟，深山只此涼。

僧真生我靜，水淡發(fā)茶香。

坐久東樓望，鐘聲振夕陽。

《全唐詩》卷544

一個夏日，詩人去慈恩寺塔下納涼，古松巨塔，修竹空廊，深山涼意，自然天籟，鐘聲夕陽，回歸自然懷抱，心情十分舒暢。詩人交往的僧人是真正的佛門弟子，對他的敬意油然而生;這里的水是真水，味兒淡淡的，淡為至味，淡則真，水為茶之體，茶為水之魂，真水煎名茶，茶之風味全出矣。“僧真生我敬，水淡發(fā)茶香”， 透著幾分禪意，道出禪宗茶道真諦，以“淡”為宗，悟其“真如”境界;也體現了佛家茶文化與儒家茶文化的完美結合。

劉得仁能寫出這樣地道的禪茶詩不是偶然的。劉得仁乃公主之子，長慶年間以詩著稱。自開成年間至大中年間歷三朝，劉得仁的兄弟們都靠皇國戚的身份擔任要職，獨他苦學文章，立志走科舉致仕之路，然科考不順，出入科場20年，竟無所成。《唐才子傳》卷6云：劉得仁“憂而不因，怨而不怨，哀而不傷。鏗鏘金玉，難合同流，而不厭于磨淬。端能確守格律，揣治聲病，甘心窮苦，不汲汲于富貴。王孫公子中，千載求一人，不可得也?！痹娙丝婆e無望，于是寄托于茶，時時飲之，或與同仁，或與僧家;或飲于宮廷，或飲于寺宇。雁塔不題名常去玩玩也是快意于心的。

慈恩寺高僧或許沒有寫過茶詩，但不飲茶絕無可能，不同文人雅士在一塊兒飲茶也絕無可能。在《慈恩寺志》書中為我們留下了慈恩寺僧人與飲茶文士們謎密切交往的記載。

中唐時期——

清上人，與朝臣、飲茶文士權德輿有交往?！度圃姟肥諜嗟螺洝逗屠钪胸┐榷魉虑迳先嗽耗档せǜ琛吩娨皇?

郁公，與詩人、飲茶文士賈島有深交，《全唐詩》收賈詩《宿慈恩寺郁公房》、《寄慈恩郁上人》、《酬慈恩寺文郁上人》三首;

釋霄韻，與詩人、飲茶文士賈島有交往?！度圃姟肥召Z島《送慈恩寺霄韻法師謁太原李司空》詩一首;

曇禪師，與著名詩人、飲茶文士白居易有交往?！度圃姟肥瞻拙右住顿洉叶U師》詩一首;

恭上人，與詩人、飲茶文士劉得仁有交往?！度圃姟肥談⒌萌省锻聿角蛑]慈恩寺恭上人》詩一首;

起上人，與御史中丞、飲茶文士武元衡有交，武曾賦《慈恩寺起上人院》詩一首;

晚唐時期——

俊上人，與唐大中間監(jiān)察御史、飲茶文士許渾有交，許曾賦《晚投慈恩寺呈俊上人》詩一首;

默公，與詩人、飲茶文士鄭谷有交往?！度圃姟肥锗嵲姟额}慈恩寺默公院》一首;

楚霄上人，與詩人飲茶文士曹松有交往?！度圃姟蜂洸茉娨皇?，即《慈恩寺貽楚霄上人》;

覺公上人，與詩人、飲茶文士李洞有交往。《全唐詩》錄李詩一首，即《秋日同覺公上人眺慈恩塔六韻》。

史料中提到的文人都有飲茶的嗜好，而且有茶詩存世。

尚無更多的資料詮釋慈恩寺飲茶之風的表現和內涵，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慈恩寺因為是法相宗的祖庭而吸引了四海僧人，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而吸引了諸多王公貴族，因其“雁塔題名”而成為文人雅士向往的地方，在長安茶文化的格局中提供了一個佛教茶、宮廷茶、文士茶交流的平臺，也就決定了大唐茶道必然帶著儒、道、佛三教的文化特征。

(摘自2014年第6期《吃茶去》雜志;作者：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