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贏嚨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肮偶痘茨献?修務訓》的這句記載，道明了先民曾飽受疾病、毒、外傷之苦，而尋找各種藥物就成了當務之急。
而作為一種功能強大，方便易得的植物，茶葉雖然在很早就是古人療傷益體的一味草藥，不過與如今的國飲地位還相差甚遠，這其中都經(jīng)歷了哪些變遷？
功能強大的茶藥
在茶的藥用功能上，古人的認識是逐漸深入的，最出名的“神農(nóng)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傳說，就介紹了先民是怎么認識的掌握茶的解毒功能的。
而茶葉更直觀的作用是醒神，華佗《食經(jīng)》把茶的功能描述為明目、輕身、少臥、益思等等，這些其實都是茶葉中的咖啡堿，對人體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大腦、腦干和脊髓等部位的興奮作用。
此外，拉祜族、彝族等茶山民族也世代流傳著用搗碎茶葉擠汁止血療傷的“茶療方”，這是因為茶葉含有的酚類、醇類、醛類物質(zhì)能殺菌，而茶葉芳香物質(zhì)里的酸類化合物又有抑制炎癥，促進傷口愈合的作用。
而茶從“食用”到“藥用”之間的一個明顯標志，就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藥學專著《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中，明確將“茶”列為一種“藥”，而非“食物”。
（注：《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的版本眾多，先后有蔡邕、吳普等人所著版本，但沒有完全按照“三品分類法”描述藥物性質(zhì)，后經(jīng)陶弘景整理編著為《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集注》，一直沿用至明代，才被李時珍所定的新體例取代。）
《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集注》記載：“苦菜，味苦寒，主五藏邪氣，厭谷胃痹，久服安心益氣，聰察少臥，輕身耐老?！边@里所說的“苦菜”就是茶，也是《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的上品藥材。
有益身心的國飲
陶弘景是一個虔誠的道教徒，他對茶葉的重視程度，除了說明茶的藥理作用已經(jīng)被納入中醫(yī)學研究的領域外，更反映了在中國南北朝時期，古人們對死亡的畏懼，與中國道教中的養(yǎng)生文化。
實際上自遠古時期，中國“鬼神當?shù)?，長生不老”的神仙思想，以及為神仙思想服務的服食習俗就已經(jīng)產(chǎn)生并流行，有大量的實例和歷史教訓都證明了這點。
從描述商周時期的《封神》，到戰(zhàn)國時期齊威王，齊宣王，燕昭王，乃至一統(tǒng)七國的秦始皇都曾派“方士”入海尋找長生不老藥，而漢高祖劉邦是楚國人，“信巫鬼，重淫祀”的楚風鄉(xiāng)俗更是根深蒂固。
之后的漢武帝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他選出的董仲舒卻是一個帶有濃厚“方士”色彩的儒生，導致這種鬼神信仰的風氣一直延續(xù)到唐朝，在中國整整盛行了近2500年。
古代封建道教養(yǎng)生術強調(diào)“服食藥餌，羽化登仙”，而金石類的“金丹”被看做長生不老的重要條件，于是煉丹術就風靡歷代統(tǒng)治階層，從東漢到盛行至隋唐，而茶只是調(diào)理身體健康的“草木類”。
然而，服食“金丹”等金石藥物費用高昂，只有帝王貴族、巨商富賈階層才能享用，平民百姓用以養(yǎng)生的，其實是價格實惠的”草木類“藥材。
其中茶就占據(jù)了平民飲食習俗的很大一部分，當時除原有的云南，四川茶區(qū)外，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浙江，江蘇等地區(qū)都在辟園種茶。
茶葉產(chǎn)量增加，地方飲茶風俗興盛，江南部分地區(qū)就有茶粥、茶飲，甚至還出現(xiàn)過“坐客競下飲、比屋皆飲之”的飲茶盛況。
更嚴重的是，很多煉出的“金丹”重金屬嚴重超標，長期服用只會在痛苦中死去，唐太宗、憲宗、穆宗、敬宗、武宗等6位皇帝的死就與“金丹”直接相關。
面對諸多教訓，癡迷于長生的權貴人士才逐漸認清了現(xiàn)實，由此，原本就在普羅大眾流行的茶，慢慢在所有社會階層中風靡，還出現(xiàn)了大量功效記載。
早在東漢時期，醫(yī)圣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說“茶治便膿血甚效”，認為茶葉可以治療痢疾，改善腸道功能。后來《壺居士食忌》和陶弘景的《雜錄》都認為食茶也可以“成仙”。
而隨著茶葉的不斷普及，人們最關注的還是茶葉的提神效果，《神農(nóng)食經(jīng)》稱“茶茗久飲，令人有力悅志”；張揖的《廣雅》認為茶“其飲醒酒，令人不眠”，久而久之，茶葉還有了“不夜侯”的雅稱。
自此，喝茶已經(jīng)成為了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國飲，但此時的茶葉形式，主要還是加入各種佐料和蔬菜的“湯菜類雜食”，與今日主流的清飲差別甚大。
而對飲茶形式作出重大調(diào)整與貢獻的，正是我們熟悉的那位茶圣——陸羽。下篇專題文章，讓我們來聊聊《茶經(jī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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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臺記》：唐制，御史有三院：一曰臺院，其僚為侍御史；二曰殿院，其僚為殿中侍御史；三曰察院，其僚為監(jiān)察御史。察院廳居南，會昌初，監(jiān)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松廳，以其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魘廳，以寢于此者多夢魘也。兵察廳主掌院中茶，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于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輒躬親緘啟，故謂之茶瓶廳。
《資暇集》：茶托子，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指，取子承之。既啜而杯傾。乃以蠟環(huán)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工匠以漆代蠟環(huán)，進于蜀相。蜀相奇之，為制名而話于賓親，人人為便，用于當代。是后，傳者更環(huán)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狀焉。
貞元初，青鄆油繒為荷葉形，以襯茶碗，別為一家之。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即今升平崔家，訊則知矣。
《大觀茶論》：茶器：羅碾。碾以銀為上，熟鐵次之。槽欲深而峻，輪欲銳而薄。羅欲細而面緊，碾必力而速。惟再羅，則入湯輕泛，粥面光凝，盡茶之色。
盞須度茶之多少，用盞之大小。盞高茶少，則掩蔽茶色；茶多盞小，則受湯不盡。惟盞熱，則茶立發(fā)耐久。
筅以筋竹老者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勁，本欲壯而末必眇，當如劍脊之狀。蓋身厚重，則操之有力而易于運用。筅疏勁如劍脊，則擊拂雖過，而浮沫不生。
瓶宜金銀，大小之制惟所裁給。注湯利害，獨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則注湯力緊而不散。嘴之末欲圓小而峻削，則用湯有節(jié)而不滴瀝。蓋湯力緊則發(fā)速有節(jié)，不滴瀝則茶面不破。
勺之大小，當以可受一盞茶為量。有馀不足，傾勺煩數(shù)，茶必冰矣。
蔡襄《茶錄·茶器》：茶焙，編竹為之，裹以箬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yǎng)茶色香味也。
茶籠，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箬籠盛之，置高處，切勿近濕氣。
砧椎，蓋以碎茶。砧，以木為之，椎則或金或鐵，取于便用。
茶鈐，屈金鐵為之，用以炙茶。
茶碾，以銀或鐵為之。黃金性柔，銅及石皆能生，不入用。
茶羅，以絕細為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絹之密者，投湯中揉洗以罩之。
茶盞，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不及也。其青白盞，斗試不宜用。
茶匙要重，擊拂有力。黃金為上，人間以銀鐵為之。竹者太輕，建茶不取。
茶瓶要小者，易于候湯，且點茶注湯有準。黃金為上，若人間以銀鐵或瓷石為之。若瓶大啜存，停久味過，則不佳矣。
孫穆《雞林類事》：高麗方言，茶匙曰茶戍?！肚宀s志》：長沙匠者，造茶器極精致，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數(shù)。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幾案間，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
凡茶宜錫，竊意以錫為合，適用而不侈。貼以紙，則茶易損。
張蕓叟云：呂申公家有茶羅子，一金飾，一棕欄。方接客，索銀羅子，?？鸵?；金羅子，禁近也；棕欄，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挨排于屏間以候之。
《黃庭堅集·同公擇詠茶碾》詩：要及新香碾一杯，不應傳寶到云來。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厭聲喧萬壑雷。
陶谷《清異錄》：富貴湯，當以銀銚煮之，佳甚。銅銚煮水，錫壺注茶，次之。
《蘇東坡集·揚州石塔試茶》詩：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
《秦少游集·茶臼》詩：幽人耽茗飲，刳木事?lián)v撞。巧制合臼形，雅音伴控。
《文與可集·謝許判官惠茶器圖》詩：成圖畫茶器，滿幅寫茶詩。會說工全妙，深諳句特奇。
謝宗可《詠物詩·茶筅》：此君一節(jié)瑩無瑕，夜聽松聲漱玉華。萬里引風歸蟹眼，半瓶飛雪起龍芽。香凝翠發(fā)云生腳，濕滿蒼髯浪卷花。到手纖毫皆盡力，多因不負玉川家。
《乾淳歲時記》：禁中大慶會，用大鍍金。以五色果簇龍鳳，謂之繡茶。
《演繁露》：《東坡后集二·從駕景靈宮》詩云：“病貪賜茗浮銅葉?！卑唇裼百n茶皆不用建盞，用大湯，色正白，但其制樣似銅葉湯耳。銅葉，色黃褐色也。
周密《癸辛雜志》：宋時，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纓銀合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以黃金千兩為之，以進尚方。穆陵大喜，蓋內(nèi)院之工所不能為也。
楊基《眉庵集·詠木茶爐》詩：紺綠仙人煉玉膚，花神為曝紫霞腴。九天清淚沾明月，一點芳心托鷓鴣。肌骨已為香魄死，夢魂猶在露團枯。孀娥莫怨花零落，分付馀醺與酪奴。
張源《茶錄》：茶銚，金乃水母，銀備剛柔，味不咸澀，作銚最良。制必穿心，令火氣易透。
茶甌，以白瓷為上，藍者次之。
聞龍《茶箋》：茶，山林隱逸，水銚用銀尚不易得，何況乎？若用之恒，歸于鐵也。
羅廩《茶解》：茶爐，或瓦或竹皆可，而大小須與湯銚稱。凡貯茶之器，始終貯茶，不得移為他用。
李如一《水南翰記》：韻書無字，今人呼盛茶酒器曰。
《檀幾叢書》：品茶用甌，白瓷為良，所謂“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閑軒”也。制宜口邃腸，色浮浮而香不散。
《茶說》：器具精潔，茶愈為之生色。今時姑蘇之錫注，時大彬之沙壺，汴梁之錫銚，湘妃竹之茶灶，宣、成窯之茶盞，高人詞客，賢士大夫，莫不為之珍重。即唐宋以來，茶具之精，未必有如斯之雅致。
《聞雁齋筆談》：茶既就筐，其性必發(fā)于日，而遇知己于水。然非煮之茶灶、茶爐，則亦不佳。故曰飲茶，富貴之事也。
《雪庵清史》：泉冽性駛，非扃以金銀器，味必破器而走矣。有饋中泠泉于歐陽文忠者，公訝曰：“君故貧士，何為致此奇貺？”徐視饋器，乃曰：“水味盡矣?！编?！如公言，飲茶乃富貴事耶。嘗考宋之大小龍團，始于丁謂，成于蔡襄。公聞而嘆曰：“君漠士人也，何至作此事！”東坡詩曰：“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yǎng)口體何陋耶?！贝藙t二公又為茶敗壞多矣。故余于茶瓶而有感。
茶鼎，丹山碧水之鄉(xiāng)，月澗云龕之品，滌煩消渴，功誠不在芝術下。然不有似泛乳花、浮云腳，則草堂暮云陰，松窗殘雪明，何以勺之野語清。噫！鼎之有功于茶大矣哉！故日休有“立作菌蠢勢，煎為潺聲”，禹錫有“驟雨松風入鼎來，白云滿碗花徘徊”，居仁有“浮花原屬三昧手，竹齋自試魚眼湯”，仲淹有“鼎磨云外首山銅，瓶攜江上中泠水”，景綸有“待得聲聞俱寂后，一甌春雪勝醍醐”。噫！鼎之有功于茶大矣哉！雖然，吾猶有取盧仝“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楊萬里“老夫平生愛煮茗，十年燒穿折腳鼎”。如二君者，差可不負此鼎耳。
馮時可《茶錄》：芘莉，一名，茶籠也。犧，木勺也，瓢也。
《宜興志》：茗壺，陶穴環(huán)于蜀山，原名獨山，東坡居陽羨時，以其似蜀中風景，改名蜀山。今山椒建東坡祠以祀之，陶煙飛染，祠宇盡黑。
冒巢民云：茶壺以小為貴，每一客一壺，任獨斟飲，方得茶趣。何也？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遲。況茶中香味，不先不后，恰有一時。太早或未足，稍緩或已過，個中之妙，清心自飲，化而裁之，存乎其人。
周高起《陽羨茗壺系》：茶至明代，不復碾屑、和香藥、制團餅，已遠過古人。近百年中，壺黜銀錫及閩豫瓷，而尚宜興陶，此又遠過前人處也。陶曷取諸？取其制，以本山土砂，能發(fā)真茶之色香味，不但杜工部云“傾金注玉驚人眼”，高流務以免俗也。至名手所作，一壺重不數(shù)兩，價每一二十金，能使土與黃金爭價。世日趨華，抑足感矣?？计鋭?chuàng)始，自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又提學頤山吳公讀書金沙寺中，有青衣供春者，仿老僧法為之。栗色暗暗，敦龐周正，指螺紋隱隱可按，允稱第一，世作龔春，誤也。
萬歷間，有四大家：董翰、趙梁、玄錫、時朋。朋即大彬父也。大彬號少山，不務妍媚，而樸雅堅栗，妙不可思，遂于陶人擅空群之目矣。
此外，則有李茂林、李仲芳、徐友泉；又大彬徒歐正春、邵文金、邵文銀、蔣伯四人；陳用卿、陳信卿、閔魯生、陳光甫；又婺源人陳仲美，重鎪疊刻，細極鬼工；沈君用、邵蓋、周后溪、邵二孫、陳俊卿、周季山、陳和之、陳挺生、承云從、沈君盛、陳辰輩，各有所長。徐友泉所自制之泥色，有海棠紅、朱砂紫、定窯白、冷金黃、淡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黃、閃色、梨皮等名。大彬鐫款，用竹刀畫之，書法閑雅。
茶洗，式如扁壺，中加一盎，鬲而細竅其底，便于過水漉沙。茶藏，以閉洗過之茶者。陳仲美、沈君用各有奇制。水杓、湯銚，亦有制之盡美者，要以椰瓢、錫缶為用之恒。
名壺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壺蓋宜盎不宜砥。湯力茗香，俾得團結氤氳，方為佳也。
壺若有宿雜氣，須滿貯沸湯滌之，乘熱傾去，即沒于冷水中，亦急出水瀉之，元氣復矣。
許次紓《茶疏》：茶盒，以貯日用零茶，用錫為之，從大壇中分出，若用盡時再取。
茶壺，往時尚龔春，近日時大彬所制，極為人所重。蓋是粗砂制成，正取砂無土氣耳。
仙云：茶甌者，予嘗以瓦為之，不用磁。以筍殼為蓋，以槲葉攢覆于上，如箬笠狀，以蔽其塵。用竹架盛之，極清無比。茶匙，以竹編成，細如笊籬，樣與塵世所用者大不凡矣，乃林下出塵之物也。煎茶用銅瓶，不免湯，用砂銚，亦嫌土氣，惟純錫為五金之母，制銚能益水德。
謝肇《五雜俎》：宋初閩茶，北苑為最。當時上供者，非兩府禁近不得賜，而人家亦珍重愛惜。如王東城有茶囊，惟楊大年至，則取以具茶，他客莫敢望也。
《支廷訓集》有《湯蘊之傳》，乃茶壺也。
文震亨《長物志》：壺以砂者為上，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錫壺有趙良璧者亦佳。吳中歸錫，嘉禾黃錫，價皆最高。
《遵生八箋》：茶銚、茶瓶，瓷砂為上，銅錫次之。瓷壺注茶，砂銚煮水為上。茶盞，惟宣窯壇為最，質(zhì)厚白瑩，樣式古雅，有等宣窯印花白甌，式樣得中，而瑩然如玉。次則嘉窯，心內(nèi)有茶字小盞為美。欲試茶色黃白，豈容青花亂之。注酒亦然，惟純白色器皿為最上乘，馀品皆不取。
試茶以滌器為第一要。茶瓶、茶盞、茶匙生，致?lián)p茶味，必須先時洗潔則美。
曹昭《格古要論》：古人吃茶湯用，取其易于不留滯。
陳繼儒《試茶》詩，有“竹爐幽討”、“松火怒飛”之句。[竹茶爐，出惠山者最佳。]《淵鑒類函·茗碗》：韓詩“茗碗纖纖捧”。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琉球茶甌，色黃，描青綠花草，云出土噶喇。其質(zhì)少粗無花，但作水紋者，出大島。甌上造一小木蓋，朱黑漆之，下作空心托子，制作頗工。亦有茶托、茶帚。其茶具、火爐與中國小異。
葛萬里《清異論錄》：時大彬茶壺，有名釣雪，似帶笠而釣者。然無牽合意。
《隨見錄》：洋銅茶銚，來自海外。紅銅蕩錫，薄而輕，精而雅，烹茶最宜。
【譯文】
唐代韓琬（字茂貞，鄧州南陽人）《御史臺記》記載：唐朝制度，御史有三院：第一個叫做臺院，其官員叫做侍御史；第二個叫做殿院，其官員叫做殿中侍御史；第三個叫做察院，其官員叫做監(jiān)察御史。察院的辦公場所察院廳居南，唐武宗會昌（841-846）初年監(jiān)察御史鄭路所修葺。其中的禮察廳，稱作松廳，因為其南有一棵古松；刑察廳，稱作魘廳，因為在這里就寢的人多夢魘；兵察廳，主管察院的茶飲。其茶葉一定要購買蜀茶中的佳品，貯存在陶器中，以防備暑天發(fā)潮變質(zhì)。御史往往親自封存或者開啟，所以兵察廳又稱為茶瓶廳。
唐代李匡《資暇集》記載：茶托子，創(chuàng)始于唐德宗建中（780-783）年間蜀相崔寧之女，因為茶杯沒有襯墊，害怕燙手，于是就取碟子托起來。品飲之后，杯子又傾倒了，于是就用蠟環(huán)繞在碟子中央，茶杯就固定下來，隨即派工匠用漆代替蠟環(huán)，進奉給蜀相。蜀相很驚奇，就為之命名并告訴親朋好友，人們都認為很方便，當時就流行開來。此后，傳承者再環(huán)其底部，更新其規(guī)制，從而使茶托子發(fā)展到上百種形狀。
唐德宗貞元（785-805）初年，青州鄆城用繒布加油漆制成荷葉形狀，用來襯墊茶碗，形成另外一種碟子。今人大多說茶托子就是起源于此，其實不然。蜀相即如今的升平崔家，一問便知究竟。
宋徽宗《大觀茶論》中談論茶器說：羅碾，茶碾以銀質(zhì)的為最好，熟鐵制成者次之。槽要做得又深又陡，輪要做得又銳又薄。羅網(wǎng)要細密，羅面要拉緊，碾茶時一定要用力，并且速度要快。（羅茶時則要動作輕緩，羅面掌握水平，不怕反復多次，這樣茶的細末幾乎不會有什么損耗。）只有經(jīng)過兩次過羅的茶末，入水之后會輕輕漂起，在茶湯的表面有光澤凝聚，從而充分顯現(xiàn)出好茶所應有的色澤。
茶盞，必須度量茶葉的多少，從而決定所用茶盞的大小。如果茶盞高而茶葉較少，就會遮蓋住茶的色澤；如果茶葉較多而茶盞較小，就會使水量不足以充分溶解茶末，盡顯茶之真味。茶盞只有在加熱的情況下，才會使茶葉充分發(fā)揮其色香味，而且持續(xù)時間較長。
茶筅，是擊拂專用的工具，以竹節(jié)細密的老竹加工而成。筅身即筅把要厚重，筅頭即前端的竹帚則要稀疏有力，根部要粗壯而末梢要纖細，應當像劍脊般的形狀。這是因為筅身厚重，就能在操作時有力，便于運用；筅頭稀疏有力，根粗末細如劍脊的形狀，就會使得在擊拂時即便用力過猛也不會產(chǎn)生浮沫。
茶瓶，適合用金銀，其大小規(guī)格，只有按照具體需要來決定。注湯（即將煎好的水注入茶盞）這個環(huán)節(jié)的關鍵，只是取決于茶瓶口嘴的大小和形狀罷了。茶瓶的口，要稍微大一些，而且曲度要小一些，這樣注湯時力量就比較集中，水流不會分散；茶瓶嘴的末端，要圓小而且尖削，那么在注湯時就會有所節(jié)制，水流不會形成滴瀝。這是因為注湯時力量集中，那么茶葉的色香味就能迅速發(fā)揮出來；注湯時有所節(jié)制而不形成滴瀝，那么茶盞表層的粥面就不會被破壞。
茶勺，是添續(xù)茶水的工具，其規(guī)格大小，應當以可以盛下一盞茶水為適量標準。如果盛水超過一盞，就要把多馀的水倒回去；如果不足一盞，又要再舀一次加以補充。這樣傾倒數(shù)次，就會使盞中的茶水涼了。
北宋蔡襄《茶錄》下篇論茶器：茶焙，用竹篾編制而成，外面包裹箬葉。上面蓋起來，以便收攏火氣；中間隔成兩層，以便擴大容量。把茶餅放在上層，下層放置炭火，與茶餅保持一尺左右距離，使其中保持溫暖的狀態(tài)，就是為了保養(yǎng)茶的色香味。
茶籠，沒有放入茶焙烘烤的茶餅，應當用箬葉緊密封裹，放在茶籠中盛起來，置于高處，切不要接近潮濕之氣。
砧椎，砧和椎是用來捶碎茶餅的工具。砧板以木頭做成，椎以金或者鐵制成，取其方便實用。
茶鈐，用金或鐵屈曲而制成，用來夾住茶餅進行烘焙。
茶碾，用銀或鐵制成。黃金本性柔軟，而銅和黃銅都容易生銹，不能選用。
茶羅，以羅網(wǎng)極細的為最好。羅底要用四川東川鵝溪絹中特別細密的，放到開水中揉洗干凈后罩在羅圈之上。
茶盞，茶色淺白，適宜黑色的茶盞。建安所制造的茶盞黑里透紅，紋理猶如兔毫，其坯稍厚，經(jīng)過烘烤后久熱難冷，最適宜飲茶之用。其他地方出產(chǎn)的茶盞，有的坯太薄，有的顏色發(fā)紫，都比不上建盞。那些青白色的茶盞，斗茶品茗的行家自然不會使用。茶匙，茶匙要有一定重量，這樣用來擊拂才會有力。以黃金制作的茶匙為最好，民間多用銀、鐵制成。用竹子制成的茶匙太輕，建茶一般不用。
茶瓶，用于燒水的湯瓶要小一點，以便于觀察開水變化的情形，而且點茶注水的時候能夠把握好分寸。湯瓶以黃金制作的為最好，民間多用銀、鐵或者瓷制作。如果茶瓶過大，品飲時有所剩余，停久茶味過熟，就不好了。
宋代孫穆《雞林類事》記載：高麗方言，茶匙叫做茶戍。
宋代周輝《清波雜志》記載：長沙的工匠，制造茶具極其精致，其工價之高幾乎與所使用的白銀的價格相等，士大夫之家多有收藏，放置到幾案之間，只知道相互夸耀珍貴奢侈，并不經(jīng)常使用。一般說來茶葉適宜錫器，我認為錫器比較合適，而且實用而不奢侈。如果器具上貼上紙，則容易損壞茶的味道。
張舜民（字蕓叟）說：呂公著（字晦叔，封申國公，世稱呂申公）家有茶羅子，一個以黃金裝飾，一個以棕毛為欄。正接待賓客的時候，招呼要銀羅子，就是接待平常的客人；索要金羅子，就是接待皇帝身邊的人；索要棕欄羅子，就一定是公輔大臣。家人經(jīng)常要排著隊在屏風間等候召喚。
《黃庭堅集》中有《同公擇詠茶碾》詩寫道：要及新香碾一杯，不應傳寶到云來。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厭聲喧萬壑雷。
北宋陶谷《清異錄》中說：富貴湯，應當用白銀制作的茶銚煎煮，非常好。用銅制的茶銚煮水，用錫制的茶壺注茶，次之。
《蘇東坡集》中有《揚州石塔試茶》詩寫道：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
《秦少游集》中有《茶臼》詩寫道：幽人耽茗飲，刳木事?lián)v撞。巧制合臼形，雅音伴祝。
《文與可集》中有《謝許判官惠茶器圖》詩寫道：成圖畫茶器，滿幅寫茶詩。會說工全妙，深諳句特奇。
元代謝宗可《詠物詩》中有《茶筅》詩寫道：此君一節(jié)瑩無瑕，夜聽松聲漱玉華。萬里引風歸蟹眼，半瓶飛雪起龍芽。香凝翠發(fā)云生腳，濕滿蒼髯浪卷花。到手纖毫皆盡力，多因不負玉川家。
南宋周密《乾淳歲時記》記載：宮中大的慶典活動，用鍍金的大（陶制的扁形口大而撇的器皿）擺設五色水果，中間放龍鳳團茶，稱作繡茶。
南宋程大昌《演繁露》中說：《東坡后集二》中有《從駕景靈宮》詩寫道：病貪賜茗浮銅葉。按今天御前賜茶都不用建盞，而用大湯，色澤正白，只是其制作的形制類似薄銅片所做的銅葉湯罷了。這種稱為銅葉的茶盞呈黃褐色。
南宋周密《癸辛雜志》記載：宋代，長沙茶具制造精妙，甲于天下。每副茶具用白銀三百星或五百星（金銀一錢為一星），凡是有關茶的器具都應有盡有。外面用一個飾有穗帶的銀盒子盛起來貯存。趙葵（字南仲）丞相做潭州（治今長沙）知府的時候，用黃金千兩制造茶具，進貢給朝廷。理宗皇帝（葬穆陵）大喜，因為這是宮中的工匠所不能制作的。
元末楊基《眉庵集》中有《詠木茶爐》詩寫道：紺綠仙人煉玉膚，花神為曝紫霞腴。九天清淚沾明月，一點芳心托鵬鴣。肌骨已為香魄死，夢魂猶在露團枯。孀娥莫怨花零落，分付馀醺與酪奴。
明代張源《茶錄》中說：茶銚，金是水之母，銀則剛柔兼?zhèn)?，味道不咸不澀，是用來做茶銚的最好材料。茶銚的中間一定要穿透，以便能透過火氣。（以上不見于張源《茶錄》，而近于許次紓《茶疏》）茶甌，以白瓷為最好，藍白色的次之。
明代聞龍《茶箋》中說：茶，山林隱逸之人，所用茶銚以白銀制成也不可能，何況用黃金制作茶呢？如果就使用長久而言，還是用鐵制作的為好。
明代羅廩《茶解》中說：茶爐，用陶器或者竹子制成，其大小要與茶壺的大小相稱。凡是貯藏茶葉的器具，一定要始終貯藏茶葉，不能改作他用。
明代李如一（名鶚，以字行，又字貫之，江陰人）《水南翰記》中說：韻書沒有字，今人稱盛茶、酒的器具叫做。
《檀幾叢書》中說：品茶所用的茶甌，以白瓷為佳，所謂“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閑軒”。其形制適宜小口而中間部分較深，這樣能使茶色漂浮而香味不散。
明代黃龍德《茶說》中說：飲茶器具精致潔凈，茶就會因此而增添光彩。至于當今蘇州的錫壺、宜興出產(chǎn)的時大彬紫砂壺、開封出產(chǎn)的錫銚、湘妃竹所制成的茶灶以及宣德窯、成化窯所出產(chǎn)的茶盞，無論高人隱士、詩人詞客，還是賢明的士大夫，沒有不倍加珍重和寶愛的。就是說自唐宋以來茶具的精致，也未必有當今如此雅致的。
明代張大復《聞雁齋筆談》中說：茶葉采摘之后，其自然之性一定要借陽光散發(fā)開來，并且遇到作為知己的水。但是，不經(jīng)過茶灶、茶爐烹煮，也達不到最佳效果。所以說，飲茶是一種富貴之事。
明代樂純《雪庵清史》中說：甘測的泉水容易變形，如果不是用金銀器盛起來，那么其味道必定沖破茶具的局限而散發(fā)出來。宋代有人贈送中泠泉給歐陽修的，歐陽修驚訝地說道：“先生您本來是貧寒的士人，為什么還要奉送如此厚重的禮物呢？”然后徐徐觀察所饋贈的茶具，于是說道：“水味窮盡啦！”唉！誠如歐陽修先生所說，飲茶乃是富貴的事情。曾經(jīng)考察宋朝的大小龍團茶，創(chuàng)始于丁謂，成于蔡襄。歐陽修聽說后感慨道：“君謨作為一個士人，怎么能夠做這樣的事情？”蘇東坡有詩寫道：“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yǎng)口體何陋耶?！庇纱丝梢?，丁、蔡二人對于茶的聲譽又敗壞很多??！因此，我面對茶瓶而有所感觸。
茶鼎，是煉丹和煮水的地方，那些在明月之澗和白云之龕所出產(chǎn)的茶品，經(jīng)過茶鼎的烹煎，可以滌煩消渴，其功用確實不在靈芝、白術等養(yǎng)生妙品之下。然而，如果沒有泛乳花（烹茶時茶盞上所泛的浮沫）、浮云腳（盞面所浮的蒸汽），那么草堂暮云陰，松窗殘雪明，用什么伴隨野語清言？??！鼎對于茶事的功用太大了！因此，唐代皮日休有“立作菌蠢勢，煎為潺聲”的詩句，劉禹錫有“驟雨松風入鼎來，白云滿碗花徘徊”的詩句，宋代呂居仁有“浮花原屬三昧手，竹齋自試魚眼湯”的詩句，范仲淹有“鼎磨云外首山銅，瓶攜江上中泠水”的詩句，羅大經(jīng)（字景綸）有“待得聲聞俱寂后，一甌春雪勝醍醐”的詩句。啊！鼎對于茶事的功用是太大了！即使如此，我還是嘆賞盧仝的“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楊萬里的“老夫平生愛煮茗，十年燒穿折腳鼎”，像這兩位先生，差不多可以無負此鼎了。
明代馮時可《茶錄》記載：芘莉，也叫做，就是茶籠。犧，就是木勺，也就是茶瓢。
《宜興志》記載茗壺說：陶窯分布于蜀山的周圍。蜀山又叫做獨山，蘇東坡居住陽羨的時候，認為這里很像蜀中的風景，改名叫做蜀山。如今山頂還建有東坡祠進行祭祀，因為制陶的煙霧飄來熏染，東坡祠的建筑盡呈黑色。
冒襄（字巢民）《茶匯鈔》中說：茶壺，以小巧為最佳，每一個客人一個茶壺，任其獨自斟茶品飲，這樣才能得到茶中真味。為什么呢？茶壺小巧就不會使香氣消散，味道也不會改變。況且茶中的香味，不早不晚，恰在一時之間，太早或者未足，稍緩或者已過，其中的奧妙，清心悅神，品飲自知，通曉其中的變化而采取適當?shù)拇胧?，完全在于其人的自我體味。
明代周高起《陽羨茗壺系》中說：飲茶風尚發(fā)展到明代，不再碾成細末、加入香藥、制成團餅，這也是遠遠超過古人的地方。近百年以來，茶壺淘汰了銀壺、錫壺以及福建、河南的瓷壺，而崇尚宜興紫砂陶壺，這又是近人遠遠超過前人的地方。宜興陶壺的可取之處何在？就在于它用當?shù)厣街械暮疤胀?，能夠充分發(fā)揮天然真茶的色香味，如杜甫《少年行》詩中所吟詠的“傾金注玉驚人眼”，其形制高流也是著意于免俗。至于名家所制作的茶壺，一個茶壺的重量不過數(shù)兩，其價格往往高達一二十兩銀子，從而能使泥土與黃金爭價。世風日趨浮華，也足以令人感慨了。考察宜興陶壺的創(chuàng)始，可以追溯到金沙寺的和尚，因為年代久遠已經(jīng)不知道他的名字了。另一種說法，是提學副使吳仕（字克學，又字頤山，宜興人）曾在金沙寺中讀書，其青衣小童名叫供春，他模仿老和尚的方法制作陶壺。如今傳世的供春壺，色澤如栗子黯然沉著，堅實剛硬，猶如古代的金銀鐵器；敦厚篤實，形制周正，壺上手指的螺紋隱隱泛起，清晰可辨，可以稱得上天下第一了。世人稱它為龔春，是不對的。
萬歷（1573-1620）年間，有四大制壺名家：董翰（號后溪）、趙梁（一作趙良）、玄錫、時朋。時朋即時大彬的父親。時大彬號少山，他在藝術風格上不追求艷麗嫵媚，而以古樸、雅致、堅實、栗色作為特征，工藝奇妙，巧奪天工。于是就在陶藝領域標舉大雅遺風，獨擅空群之名目。（韓愈《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此外，還有李茂林（名養(yǎng)心）、李仲芳（茂林子）、徐友泉（名士衡）；又有時大彬的徒弟歐正春、邵文金、邵文銀、蔣伯（名時英）四人；陳用卿（俗名陳三呆子）、陳信卿、閔魯生（名賢）、陳光甫；還有婺源人陳仲美，所制文玩器具反復鏤刻，重疊雕飾，極其細膩，堪稱鬼斧神工；沈君用（名士良）、邵蓋、周后溪、邵二孫、陳俊卿、周季山、陳和之、陳挺生、承云從、沈君盛、陳辰（字共之）等，也都各有所長。徐友泉所自制的茶壺，泥色有海棠紅、朱砂紫、定窯白、冷金黃、淡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黃、閃色、梨皮等名目。在茶壺上鐫刻題款也是從時大彬開始的，運用竹刀刻畫，書法嫻雅。
茶洗，又叫做漉塵，式樣像扁壺，中間加有一個弧形的鬲，底部有細孔，以便于沖洗掉茶葉中的沙塵。茶藏，是用來留住洗過的茶葉的工具。這兩種茶具，陳仲美、沈君用都有非常奇異的制作工藝。至于水勺、湯銚之類的茶具，世間也有制作得盡善盡美的，但日常還是以椰殼、葫蘆器、錫器最為實用和常見。
茶壺的制作，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壺蓋適宜弧形拱起而不適宜平面，這樣可以使得湯力集中，香氣氤氳，才稱得上達到了最佳效果。
茶壺如果出現(xiàn)有陳雜氣味，就要先用沸水倒?jié)M洗滌，并且乘熱倒掉，隨即浸入冷水之中，也要馬上拿出來將水倒掉，這樣其元氣就可以恢復了。
明代許次紓《茶疏》中說：茶盒，用來貯藏日常所用的零星茶葉，以錫制成，其作用是從大壇中分取茶葉，一盒用完之后再從大壇中取用。（此則不見于《茶疏》，而與張源《茶錄·分茶盒》略似）茶壺，往時崇尚龔（供）春所制的紫砂壺，近日則是時大彬所制的茶壺，非常受人珍重和寶愛。因為紫砂壺都是用粗砂燒制而成，正是取其砂不含土氣的優(yōu)點。
仙說：茶甌，我曾經(jīng)以陶制成，而不用瓷。用筍殼作為蓋子，再用槲葉覆蓋在上面，如同箬葉斗笠的形狀，以此來遮蔽塵埃。然后以竹架盛起來，無比清幽。茶匙，用竹篾編成，細如笊籬一樣，形狀與塵世所使用的大不相同，乃是山林隱逸生活中的物件。煎茶使用銅制的茶瓶，不免會有銅銹之味，用砂陶所制的茶銚也嫌有土腥氣，只有純錫乃是五金之母，制成茶銚能夠增益茶水的質(zhì)量。
明代謝肇《五雜俎》記載：宋初福建所出產(chǎn)的茶葉，以北苑為最好。當時上貢給朝廷的茶葉，如果不是中書省和樞密院以及皇帝身邊的人都得不到賞賜，而民間也都極其珍重愛惜。例如王東城有一個茶囊，只有楊大年來，才會取出來烹茶待客，其他客人沒有敢于奢望的。
明代支廷訓《支廷訓集》中有一篇《湯蘊之傳》，也就是給茶壺所做的傳記。
明代文震亨《長物志》中說：茶壺以砂陶所做的為最好，既不會侵奪茶的香味，而且也沒有熟湯氣。錫壺有趙良壁所制的也很好。吳中的歸錫、嘉禾的黃錫，價格都是最高的。
明代高濂《遵生八箋》中說：茶銚和茶瓶，以瓷器、陶器為最好，銅器、錫器次之。以瓷壺注茶、砂銚煮水這樣的配置為最好。茶盞，只有宣德窯所出的壇盞為最好，質(zhì)地厚重，色白瑩潤，樣式古雅。有一種宣德窯的印花白色茶甌，式樣得中，瑩然如玉。其次是嘉靖官窯，以茶盞底部中心有茶字的小盞為美。要烹試茶葉，以色澤黃白為好，怎么能容忍青花瓷器變亂其色澤？注酒也是一樣，只有純白色的器皿最為上乘，其馀的品種都不足取。
烹試茶葉，以洗滌器具作為第一要務。茶瓶、茶盞、茶匙等茶具一旦出現(xiàn)鐵銹味，就會損壞茶的色香味，所以必須預先清洗潔凈才好。
明代曹昭（字明仲，松江人）《格古要論》中說：古人飲茶用，取其容易喝干而不會留滯的優(yōu)點。
明代陳繼儒《試茶》中有“竹爐幽討”、“松火怒飛”的詩句。[原注：竹茶爐以出產(chǎn)于無錫惠山的為佳。]清代《淵鑒類函·茗碗》記載：韓愈詩中有“茗碗纖纖捧”的句子。
清代徐葆光（字亮直，長洲人）《中山傳信錄》記載：琉球群島的茶甌，表面呈黃色，上面描畫著青綠花草，據(jù)說出產(chǎn)于土噶喇。其質(zhì)地略顯粗糙而沒有花紋，但有作水紋的，出產(chǎn)于大島。茶甌之上造有一個小木蓋，用朱黑色漆好，下面有一個空心托子，制作頗為精致；另外，還有茶托、茶帚等。只有茶具、火爐與我國大陸稍微有些差異。
清代葛萬里《清異論錄》中說：時大彬所制的茶壺，有一種名叫釣雪，形狀好像一個人帶著斗笠在垂釣，但是形制意態(tài)自然，沒有一點牽強之意。
清代屈擢升《隨見錄》記載：洋銅茶銚，來自海外。紅銅表面燙上錫，器形很薄，重量很輕，精致而且高雅，用來烹茶最為合適。
文/網(wǎng)絡綜合
“先將茶葉放到火上，烤到水分完全蒸發(fā)，烤干后趁熱放進紙袋，冷卻研末后開始燒泡茶水，水至初沸放入鹽巴，二沸時一邊攪水，一邊放茶末，等茶湯泛起泡沫時即可盛出飲用?！?/span>
以上這段泡茶指導，正來自于唐朝著作《茶經(jīng)》的作者陸羽，自古以來，陸羽就被茶行業(yè)奉為“茶圣”，中國茶道第一人，乃至引領中國茶行業(yè)興盛的領導人。
其實，如果我們能更全面地看待這段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的茶行業(yè)，并不來自于一個人，一部書，乃至一類文化，而是與其他商業(yè)一樣，起源于“枯燥”的供需關系、政府規(guī)劃與稅收。
今天這篇文章，陸離就來聊聊一個可能有些敏感的話題：唐朝著作《茶經(jīng)》的作者陸羽對茶行業(yè)的真正貢獻，以及中國古代茶產(chǎn)業(yè)的興起與繁盛。
客觀看待陸羽的貢獻與不足
要客觀看待一位歷史人物的貢獻，首先要清楚他所在的時代背景，陸羽生于733年，卒于804年，正是中國茶產(chǎn)業(yè)和茶文化的興盛時期。
《封氏聞見記》記載：“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的之我之甚，窮日競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道出了唐代飲茶“窮日竟夜”的興盛情景。
唐代國力強盛，文化發(fā)達，催生了非常多的杰出文學家和詩人，而社會飲茶風俗的流行，茶行業(yè)的興盛，又促進了很多茶文化典籍的誕生。
公元780年，自小得龍蓋寺(今西塔寺)住持智積禪師收養(yǎng)，在飲茶習俗濃厚的寺廟長大的陸羽，創(chuàng)制了世界第一部茶葉專著《茶經(jīng)》，構筑了一個氣度恢弘、無體不備的茶文化體系。
陸羽這部《茶經(jīng)》里，有手法精湛的茶藝，相對科學的概括，異常豐富的理論思維，其最大成就和貢獻，大致可以概況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陸羽創(chuàng)造型地提出了“天然煎烹法”。首次明確把茶葉從“瀹蔬式雜煮”中分離出來，使茶從“湯菜類雜食”向單一飲品發(fā)展。
此前，茶集生食，熟吃，藥用等功能于一身，有粗茶、散茶、末茶、餅茶等，主流的飲用方法是把茶與各種調(diào)料一起煮飲，即張揖《廣雅》記載的“荊，巴間采葉作餅，葉老者、餅成以來膏出之。欲煮藝飲，先炙令赤色，搗未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橘子髦之....
而陸羽對這些飲茶方式提出了明確的反對，認為這樣做使茶湯變成了溝渠間的廢水。他主張先要烤茶，待冷卻后研成細末備用，要喝時先將水燒到初沸，放入適量鹽調(diào)味，再沸時一邊攪動一邊倒烤好的茶末。
陸羽也對茶具提出了改進方案，認為煮茶的燃料最好用木炭，其次用硬柴，以保證火力穩(wěn)定；煮茶用水則追求活水，山水為上，江水次之，井水為下。
陸羽認為自己這套“天然煎烹法”，茶湯“香如蘭芷，滋味甘芳”，飲后“潤肌滌慮、洗盡塵心”，雖然帶有一些時代局限性和部分謬誤，不過相比與“瀹蔬式雜煮”，依然是一種巨大的進步。
其次，《茶經(jīng)》首次系統(tǒng)性總結了此前近千年的茶葉產(chǎn)地歷史和生產(chǎn)加工狀態(tài)，完善了茶類的加工，儲存和品飲，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尤其是在餅茶上，陸羽認為當時的餅茶品質(zhì)層次不齊，工藝上不夠盡善盡美，造型粗疏簡陋，并提出了詳細的改進方法，即以“畏其流膏”(不損失茶汁)為核心的采、造、穿、貯等系統(tǒng)性理論，此后被沿用了數(shù)百年。
最后，《茶經(jīng)》大力倡導廉儉茶道，規(guī)范并指導了中國千年茶事和茶文化發(fā)展，并直接影響了日本，韓國等國家的茶文化發(fā)展。
總之，《茶經(jīng)》一書對后世影響深遠，但受限于時代的發(fā)展，其中也有個別謬誤，并不值得照盤全搬，客觀看待陸羽的功績與功效，才是對茶圣最大的尊重。
與許多偉大作品的境遇相似，《茶經(jīng)》問世后，并沒有立刻產(chǎn)生巨大的反響，對當時的茶產(chǎn)業(yè)貢獻更是平平，推動“茶興于唐”的，其實“另有其人”。
從嗜酒如命到人人飲茶
“茶興于唐”，首先取決于時代發(fā)展。自漢朝至唐的800多年中，中國經(jīng)歷了三國、兩晉、十六國、南北朝、隋末農(nóng)民起義的長期動亂，民不聊生，社會凋敝。
改朝換代之初，唐王朝農(nóng)業(yè)采取均田、減賦等措施，促進了農(nóng)業(yè)的恢復與發(fā)展，隋代開鑿的運河，更是大大促進了南北交流，茶的生產(chǎn)、貿(mào)易和消費迅速發(fā)展。
白居易《琵琶行》里的“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封演《封氏聞見記》的“其茶至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都反映了當時茶葉貿(mào)易的繁榮景象。
“茶興于唐”，其次是因為唐朝禁酒和世風轉變的影響，自魏晉以后，酒作為一種成癮性的飲品，一直備受不同階層的喜愛，并被視為“文人雅事”。
比如“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曹操，“竹林七賢”中終日醉酒的阮籍、嵇康等人，世風沿襲至唐朝，李白自稱“酒中仙”；杜甫更是“嗜酒終身”...
然而，古代農(nóng)業(yè)并不發(fā)達，還有很多人吃不飽飯，而酒的釀造又需要消耗大量糧食，飲酒的人越多，消耗的糧食也就越多，農(nóng)業(yè)興盛，才有富余的糧食用以制酒。
初唐的農(nóng)業(yè)雖然得到很大發(fā)展，但土地要養(yǎng)活的人也更多了，自貞觀元年(627年)至開元二十八年(740年)的一百多年間，人口更是成倍增長，給農(nóng)業(yè)帶來很大的壓力。
安史之亂期間，戰(zhàn)禍重起，農(nóng)民破產(chǎn)逃亡的很多，糧食銳減，饑荒連年。此時國家再不出臺政策對飲酒加以限制，就真的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了。
由此，在乾元元年(758年)，唐肅宗宣布“廩食方屈(屈:表示用盡)”，規(guī)定在京城長安，除朝廷祭祀燕食外，任何人不得飲酒；廣德二年(764年)，唐代宗又嚴格限制了全國各州的賣酒戶數(shù)，除此以外，一律不準賣酒。
嚴格的限制，糧食的短缺，也讓酒的價格不斷飆升，嗜酒的杜甫就曾無奈地表示：“街頭酒價?？噘F，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禁酒的規(guī)定與昂貴的酒價，共同促進了世風的轉化，不少愛好飲酒的人，開始尋找新的飲品，此時，同樣有著悠久飲品歷史和群眾基礎的茶就成為了新的國飲。
茶稅與官民的產(chǎn)業(yè)推動
“茶興于唐”，背后是茶葉深厚的群眾基礎，自三國時期，部分南方地區(qū)就出現(xiàn)了“坐客競下飲”、“比屋皆飲之”的尚茶之風；四川蜀地的飲茶習俗，更是如張載《登成都白苑樓》詩里描述的“芳香冠六清，溢味播九區(qū)。人生帶安樂，茲土聊可娛”。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興起，很多文人士大夫都喜歡用茶待酒，客來敬茶，以此標榜“養(yǎng)廉、雅志、修身”的美德，被粉飾為著名的“魏晉風度”。
如《晉中興書》中任吳興太守的陸納招待衛(wèi)將軍謝安時，“所設唯茶果而已”，再如《晉書》上說，東晉權臣“桓溫為揚州牧，性儉，每燕飲，惟下七覺，伴茶果”。
與此同時，南方的飲茶習俗，也借助隋代開鑿的運河向中國北方推進，使一開始譏諷嘲弄，視茶為“水厄”，“酪奴”的王公貴族逐漸接受并喜歡上了茶葉，南北茶業(yè)交流興盛。
“茶興于唐”，離不開朝廷的茶稅政策與茶商的努力，安史之亂后，唐朝失去了山東、河北的鹽稅，為維持經(jīng)濟體系運轉，只能更加依賴江淮的財富。
唐朝開元年間，朝廷開始收鹽稅，后來發(fā)現(xiàn)茶和鹽是同樣的道理，茶的運輸也離不開可從揚州到九江間上下往來的大船，水路設卡方便，于是又想收茶稅，茶葉半官營后，朝廷還可以向茶商出售昂貴的專賣券。
不過當時的統(tǒng)治者認為，收稅這件事需要先有一個已經(jīng)能正常運轉，日進斗金的行業(yè)，然后在通要道設卡收稅，才不會被看做苛捐雜稅，引發(fā)民怨。
而此時茶行業(yè)雖有一定發(fā)展，但還不算繁榮，政府需要先對茶行業(yè)早期開發(fā)，形成完整的產(chǎn)業(yè)鏈，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政府先“三通一平”，才有商人愿意入駐投資。
后世的陳師道還曾在《茶經(jīng)序》探討過這個現(xiàn)象：“夫茶之著書自羽始，上自宮省，下治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
陳師道認為茶行業(yè)興起后，朝廷有稅收了，山里的茶農(nóng)脫貧了，有遠見的茶商也發(fā)財了，這個多贏的局面，全都仰仗了陸羽的智慧。但“山澤成市，商賈起家”，絕非一部《茶經(jīng)》能辦到的，這背后離不開朝廷的“產(chǎn)業(yè)推動政策”。
“商人來到了這個世界，他應當是這個世界發(fā)生變革的起點?！辈栊袠I(yè)始興后，朝廷打通了從偏遠茶山到各地茶肆的障礙，茶商負責精細化買賣，茶行業(yè)由此迅速發(fā)展，這才是最真實的茶行業(yè)早期發(fā)展史。
而茶行業(yè)的不斷發(fā)展的茶行業(yè)，日益增長的茶稅，使茶逐漸成為中國封建君主制度下的國民經(jīng)濟重要組成部分，也帶來了“稅天下茶”的局面。
此后為進一步收取茶稅，唐代探索了植茶制度，將很多民間茶園作價收歸官辦，實行了茶葉專賣制，種茶逐漸成了“我為非我思，我事非我愿”的勞苦行業(yè)，終于激起民商共怨，成為“甘露事變”的導火索。
在這場動蕩中，唐朝宰相王涯的全家都被誅殺，而王涯的好友，《七碗茶歌》的作者，有“茶亞圣”之稱的盧仝也受牽連，死于王涯家中，令人無比惋惜。
于此同時，此時的云南也是戰(zhàn)火連天的局面，在唐王朝的扶持下，今巍山縣一帶的“蒙舍詔”皮羅閣攻打五詔，統(tǒng)一洱海，吞并滇東，割據(jù)云南，建立南詔國。
南詔國在今景東縣一帶設立銀生府，在今之普洱設“步日瞼””，屬銀生府節(jié)制。此后，樊綽出使南詔，他所著的《蠻書》卷七記載“茶出銀生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合烹而飲“。
此后，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時”，普洱茶首次登上了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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