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8日，“首屆蒙頂山國際禪茶大會尋根峰會”在雅安市名山區(qū)茶馬古城舉行。《吃茶去》雜志總編舒曼應邀作《“佛茶”與“禪茶”關系之芻議》學術報告。報告大致內容如下——
佛家對中國茶文化的發(fā)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佛教茶文化是中國茶文化最為珍貴、最為精彩、最為出色的篇章。佛教在西漢時期傳入中國，“因緣具足”地與茶結緣成就出“佛茶文化”這一概念。再至中晚唐時期又得到中國佛教——禪宗的青睞和推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禪茶文化”(禪宗茶文化)這一概念，其要義不出禪門“吃茶去”，標志著佛教“禪宗茶道”的正式形成。
追朔佛教茶文化近二千年的輝煌歷史，“佛茶文化”卻在禪宗那里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并發(fā)揚光大，并形成了自身的思想體系。所以說，禪茶文化是佛茶文化的標志，對于佛教界飲茶之風的鼎盛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由于禪宗茶文化影響所致，對于全國飲茶之風的鼎盛也起著直接的推動作用。
關于“佛茶”，亦即佛教茶之事，舒曼認為：最早的文字記載見于唐代房玄齡等人著《晉書·藝術列傳》卷九十五中所寫發(fā)生在晉代后趙都城鄴城昭德寺，僧人單道開以茶禪修之先例。除了敦煌人單道開而外，陸羽《茶經》還補充了武康小山寺釋法瑤和八公山沙門曇濟。也就是說，晉代僧人單道開的“以茶禪定”，南朝宋代釋法瑤的“飯所飲荼”和沙門曇濟“設茶待客”，開啟了中國佛茶史上嶄新篇章。關于這三位佛教人物的茶之事，舒曼曾在《陸羽“茶經”中的三位佛教人物茶事考》一文中作了較為詳細的剖析(見《陸羽“茶經”與湖州——紀念陸羽誕辰1280周年論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5-35頁)。
佛教傳入中國至隋唐時期，由于社會環(huán)境變化、南北學風的融合，佛教各種的宗派乃漸漸形成。據資料載中國佛教宗派有八宗、九宗、十宗、十一宗、十三宗、十五宗之說。后來佛教各宗轉承之下變?yōu)槭?，再把列屬小乘佛教去除，因而在中土佛教大乘宗派中，最為有影響的實屬佛教八大宗派：唯識(法相)宗、律宗、天臺宗、禪宗、三論宗、華嚴宗、凈土宗、密宗。
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標志著佛教在中國的發(fā)展進入了鼎盛階段。佛教八大宗派雖然都是在中國形成的，但每一個宗派都有其完備的體系和經典理論架構，也就是各宗大義[見(吳信如.佛教各宗大義.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年8月]。
因為茶可以和任何事物結合，也可以和任何佛教宗派結合。正因如此，茶與儒家文化結合，可形成“儒茶一味”，茶與道家文化結合，可以形成“道茶一味”，茶與佛家結合，可以形成“佛茶一味”，以至于茶與琴道、花道、香道、棋道、曲道乃至書畫、詩詞等均可成為“一味”。而且，茶與佛教各宗結合均可以有各自的與茶相關的理論架構。
舒曼從三個方面例舉佛教凈土宗、密宗、天臺宗與茶的淵源。
如，茶與佛教凈土宗結合，可稱“凈茶一味”或“凈茶文化”。凈土宗推崇《阿彌陀經》中“微、妙、香、潔”四德，此乃西方極樂世界蓮花的四大特色，以此作為凈茶文化“四大精神”。“微”是入微心田;“妙”既妙不可言，是一種內心功德之顯發(fā);“香”是內在之香，也是心性的顯發(fā);“潔”是高潔，是一種超越。
凈土宗講自性、清靜和光明。清靜為無量壽，是謂“微妙”，自性和光明為無量光，是謂“香潔”，具有超越性。凈宗茶文化是通過茶這一媒介，也就是借助于茶，使茶性變性出一種“緣”。如此，凈宗茶文化是用凈土八功德水：“澄凈、清冷、甘美、安和、輕軟、潤澤、除饑渴、長養(yǎng)善根”，沖泡出“微、妙、香、潔”四大精神。通過這杯凈宗茶，使無數眾生走向性感的凈化，走向阿彌陀佛的凈土生活理念。[見(舒曼.“東林梵音起，匡廬禪茶香”一文.《河北茶文化》.2007年12月第6期)]
又如，茶與佛教密宗結合，可稱“密茶一味”。密宗分為唐密、東密、臺密或藏密。密教修法可說是供養(yǎng)法，而茶成為最佳供品之一，一開始就與密教修供又結下了不解之緣。大唐時期，但凡皇帝賞賜高僧基本上多用茶供。如傳播密教的佛門人物金剛智的忌辰時，往往會舉行千僧供的法會，唐玄宗就會賜茶以供齋用。把茶作為供品則是從唐代開始，而且就是唐密所創(chuàng)。供養(yǎng)分：外、內、密、密密四層。另外，《行歷抄》是日本臺密圓珍大師的游唐日記，其中亦記錄他初到長安會見唐密祖師惠果和尚之法孫，與法全一起吃茶以及圓珍在青龍寺吃茶的情景。這也證實密宗高僧與茶的關系。
還有中國早期密法——藥師法與茶的關系。藥師法是以性空為性、以藥物為體來認識人生而了生脫死的立地起修的大法，其本質就是修藥師定。如法門寺地宮發(fā)現皇室茶具以及八重寶函中有藥師曼荼羅，說明地宮也已用茶供養(yǎng)藥師。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長吳立民說：“用藥師法茶供、茶施、茶會，則是秘密禪茶供之善巧方便之運用。因為茶禪一味，禪密一體。茶作供品，作空性觀，既易悟緣起性空之理，更顯實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來口、如來味、如來意，這是修密供茶的茶道，也可說是修秘密禪的‘密禪’茶道”。
再如，茶與佛教天臺宗結合，可稱“臺茶一味”。唐時，日本天臺宗祖?zhèn)鹘檀髱熥畛螐奶炫_山帶茶種回日本栽種;宋熙寧五年(1072年)，日僧成尋來到國清寺參拜天臺宗祖庭，感恩國清寺法乳深恩。
日本成尋禪師在《參天臺五臺山記》中提到了佛門茶事。此后，日本友人專門在國清寺七佛塔旁種植“御奉茶紀念”茶園，以示紀念。而在國清寺文物室內仍保留有最澄入唐渡碟文書和最澄入唐圖兩幅珍貴文物。
如今天臺山方廣寺月真法師從天臺宗法華教義出發(fā)，進一步闡釋法與茶圓融不二的內在關系，把品茶與天臺宗的“一念三千、三諦圓融”和“圓頓止觀”論緊密相連。他在《供祖茶會法語》中寫道：
“采靈芽于華頂峰頭，汲凈水于石梁瀑下，依馬明龍樹(馬明：妙法蓮華經馬明菩薩品第三十;龍樹：印度佛教人物，著有《中論》)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慧思、慧文為天臺思想先驅人物)烹煎之旨;焙之以法華三昧火，碾之以實相解脫輪;煮之以大悲方便鍋，盛之以般若清凈碗。碧毫落處，空湛澈;茶云起時，國土飄香。凝神湯色，空觀、色觀、中道觀，三觀圓于一念;定心服味，業(yè)障、報障、煩惱障，諸障消于無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盵見(舒曼.茶風舊識國清寺.吃茶去.2012年第6期第26頁)]
關于“禪茶”，亦即佛教禪宗茶之事，舒曼認為：在印度佛教發(fā)展的各個階段里都存有禪的思想，禪甚至存在佛教以外的一些宗教中，各自對禪有著不同的理解。自從佛教的禪思想傳入華夏后，起初并未形成一個獨立的佛教宗派。但自禪宗形成后，中國的禪思想則主要表現在“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六祖壇經》)由于禪宗把禪思想與“心性”、“見性”、“佛性”等問題緊密相合，加之六祖慧能倡導自性本足，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的觀念，確立以無相為本，無性為體，無念為宗的中國禪宗思想
。而今我們所講的“禪茶文化”、“禪茶一味”抑或所謂的“禪茶”，是專指或特指佛教禪宗與茶的關系，而非茶與其他佛教各宗的關系。也就是說，禪茶文化抑或禪茶，既非從唯識宗的玄奘法師、律宗的道宣律師、天臺宗的慧文大師說起，也非從三論宗的鳩摩羅什尊者、華嚴宗的杜順和尚說起，更非從凈土宗的慧遠法師、密宗的不空上師說起，而是從北魏禪宗菩提達摩祖師來中國傳法說起。所以說，“‘禪’，指中國獨創(chuàng)的禪宗?！凇钢逼醴鹦模耘c依靠佛陀經教入門傳授的‘教’相區(qū)別”。(王雷泉：禪的智慧與人生境界)
禪茶之“禪”，對今天的人理解起來有些費解，因為“禪”很抽象，禪宗認為“禪”無處不在，行住坐臥皆可禪，但禪不可言傳，只可意會，要靠自己來體悟或感悟來理解，如人喝茶，冷暖自知。
舒曼認為，佛教從印度傳入，就與中國本土文化發(fā)生了撞擊、沖突，隨著各宗的創(chuàng)立，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轉為相互滲透、融合。那么，如何能在佛教的教義、教規(guī)和禮儀中更好地滲透儒、道學說，這就成為佛教在中國發(fā)展的一個最為重要的課題。于是，禪宗在這樣一個課題中捷足先登，接受和融入了中國儒、道文化。唐代時開創(chuàng)了儒、釋、道“三教并立”局面?！耙粋€宗派流行時間的長短是與它們中國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季羨林語)禪宗的入佛門檻較低，只要在眼前改變一下對現實的看法。這是因為佛法本就在世間，從來也沒有離開過我們。
要了解禪茶文化理念，需要先了解禪宗禪法的傳承與發(fā)展，均從菩提達摩“二入四行”基本要點開始，到二祖慧可“斷臂求法”而直顯達摩正傳的心法，及至三祖僧璨的《信心銘》、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和五祖弘忍《修心要論》達至“守本真心”的“東山法門”，對后世禪宗的發(fā)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六祖慧能順應時代潮流，大膽地對傳統(tǒng)佛教的宗教儀式、佛性理論、修行方式等進行了一系列徹底的改革，其內容涉及提出“自心歸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性即佛)、開啟頓悟法門、倡導立地成佛等等，從而使禪宗最終成為最具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綿延至今而不絕，以至于成為中國式佛教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一大杰作。
禪宗認為，所有的修行，都是從心而來。一個是神秀禪師的“時時勤拂拭”，種凈心之因;一個是慧能禪師的“本來無一物”，得凈心之果?；勰艽髱熀蜕裥銍鴰?，開創(chuàng)了“南能北秀”的時代，形成禪宗南北二宗，而后，禪宗法不傳衣，一花開出五葉——即“五家七宗”：湖南溈山的溈仰宗、河北正定的臨濟宗、江西洞山的曹洞宗、廣東云門山的云門宗、江西撫州青蓮山的法眼宗，后來河北的臨濟宗又分別在江西南昌和高安分出黃龍派和楊岐派，禪門枝葉茂盛，燈燈相傳。這“五家七宗”，為中國禪宗史增添了濃墨重彩的歷史篇章。
舒曼認為，我們所說的禪茶文化或所謂“禪茶”，就是茶與“五家七宗”所發(fā)生和形成的因緣關系。所以，當我們追根禪茶文化精神之源，實則旨歸在中國式佛教——禪宗思想。
在禪宗茶文化史上，舒曼列舉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有四件大事件：
一是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篇”(《雅雨堂叢書》本1958年中華書局版)記錄唐代“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降魔藏)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降魔藏禪師這樣的決定，即反映了僧人飲茶的需求，也說明了坐禪和飲茶同屬于僧人的禪修的內容。至此以后，僧人飲茶真正成了“和尚家事”。
二是中晚唐的高僧百丈懷海禪師制定《百丈清規(guī)》，將飲茶列入佛門清規(guī)。百丈懷海禪師實行僧人農禪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口號?！栋僬汕逡?guī)》對于禪茶文化的貢獻是將僧人植茶、制茶納入農禪內容，將僧人飲茶納入寺院茶禮，使僧人飲茶之禮成為了佛門常態(tài)化和制度化，較降魔藏大師又進了一步。正因懷海這一貢獻，不僅明確肯定僧人茶事的制度化，還使茶事活動真正從制度上成為與禪宗教義相關的行為。
僧人飲茶成為制度并被納入法律強制施行是在元代。元代皇帝命令和尚們重新編刊《百丈清規(guī)》，遍行天下叢林。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皇帝“圣旨榜例”，“諸山僧人不入清規(guī)者，以法繩之”?！栋僬汕逡?guī)》對于剛剛出現的佛門茶禮的發(fā)展和鞏固起到決定性作用。
三是禪茶文化史上甚至是中國茶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飛躍發(fā)端于唐朝從諗禪師，人稱他為“趙州古佛”。他常與四方來學者道以一聲“吃茶去”，因而形成禪門“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問吃茶，還去吃茶”一樁有趣公案，成為中國禪茶史上著名茶文化典故。
從諗禪師的“吃茶去!”被世人看成是“趙州禪關”，由于禪宗提倡“明心見性，直指人心”的頓悟觀，講究生活體驗與參禪密不可分，所以“吃茶去”公案的誕生，震動了整個南北禪林，故對中國禪宗茶道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啊w州禪茶’提升了佛教茶文化乃至中華茶文化的文化內涵，趙州禪茶的出現是‘禪茶一味’肇始的標志，是禪茶文化形成的標志，同時也標志著佛教‘禪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為中國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因而“吃茶去”作為禪的“悟道”方式，構成了“茶禪一味”的至高智慧境界。從而“‘吃茶去’凸顯了禪的本質和核心，揭示了禪的修行特色和精神”。
四是中國禪茶文化“四大精神”和“四大功能”的誕生。中國禪茶文化作為一個特別話題在近十多年來被茶、佛界人士廣泛談論，也是被世人廣泛炒作的話題。2005年10月，當代高僧凈慧大德以儒釋道三教核心思想提出了“正、清、和、雅”四大精神和“感恩、包容、分享、結緣”四大功能，創(chuàng)造出中國禪茶文化全新的理念和文化內涵，把禪茶文化推進為一個價值核心，一個新的教養(yǎng)水準，來規(guī)范我們周圍的世界，通過這種文化現象改變自己，改變周圍。其目的誠如凈慧大德所言：“將信仰落實于生活;將修行落實于當下;將佛法融化于世間;將個人融化于大眾。”
禪茶文化，從表面上看就是禪和茶共同點的結合，所以才有“茶味禪味，味味一味”之說，與“儒茶一味”、“道茶一味”、“書茶一味”抑或茶和別的事物結合沒有什么區(qū)別，但深想一層，只有當茶和禪宗文化結合時才能有“儒家主正氣，道家主清氣，佛家主和氣”三教合一的思想精華體現，再加上一個“茶家主雅氣”才能真實地反映中華文化的核心思想，才能使茶泡出更賦哲理性的滋味來。
禪茶文化的精神——正清和雅;禪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結緣。誠如凈慧長老有言：“將正氣溶入感恩中，將清氣溶入包容中，將和氣溶入分享中，將雅氣溶入結緣中;在弘揚禪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實禪茶文化，發(fā)揮禪茶文化凝聚人心、化解矛盾、優(yōu)化自身素質、和諧自他關系的潛移默化的作用，這是弘揚禪茶文化的根本社會價值所在?！?/p>
舒曼在闡述“佛茶”與“禪茶”之后總結道——
“佛茶文化”是指茶文化與佛教文化以及佛教各宗派文化緣合的產物，是僧人通過在植茶、采茶、制茶和飲茶實踐體認中所創(chuàng)造的精神財富。佛茶文化是指整個佛教(包括佛教“八宗”)與茶文化發(fā)展歷程中有關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
“禪茶文化”是指茶文化與禪宗文化結合的產物，是專指禪宗“五家七宗”僧人通過植茶、采茶、制茶和飲茶的禪修實踐中所感悟和創(chuàng)造的精神財富?！岸U茶”可視作一種法門。
禪茶文化既有佛教文化的一面，也有超越佛教文化的的一面——禪茶文化是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倚于佛家的“和合”情操，洋溢道家的“自然”理想?！暗乐v‘修真養(yǎng)性’，佛講‘明心見性’，儒講‘窮理盡性’，三家根本都是圣人之學，都是講‘復性’”。(見《槐軒概述》﹒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實際上禪宗就是借品茶倡導“三教”之“復性”——清和凈心，借茶參禪，借茶悟禪，以平心靜氣之態(tài)領略茶韻禪機的真諦，從而追求精神境界提純與升華。
舒曼指出，研究禪茶文化，不是研究僧人植茶、制茶、采茶、飲茶等現象，也不是簡單地把僧人采的茶、僧人制的茶、僧人飲的茶統(tǒng)統(tǒng)視作叫“佛茶”和“禪茶”。研究佛茶文化或者禪茶文化，是研究茶被佛門或宗門的僧人應用過程中所產生的形而上的文化現象，也就是僧人在禪修和禮佛活動中孕育出來的價值觀念。
所謂“禪茶”，是茶又非茶。說它是茶，只是僧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視作是僧人修行的載體。說它不是茶，只是因為禪宗茶道早已超越了茶而成為“根植菩提種，葉抽智慧芽”的象征。
所謂禪茶，是“甌注曹溪水，薪燒鷲嶺椏”(六祖惠能在曹溪寶林寺演法而得名。曹溪被看做“禪宗祖庭”。曹溪水常用以喻指佛法。茶碗里面傾注的是曹溪的水)又有“虛空為玉盞，云水是生涯;著意嘗來淡，隨緣得處佳”的自在，而這杯禪茶的自在恰是體現“上供諸佛祖，平施百姓家”的平常和日用。
所謂“禪茶”，是佛的化身，禪的心語;是菩薩心腸，禪的境界;是性的開悟，禪的靈芽。
延伸閱讀——
以“把茶問禪蒙頂山，修心悟道天地間”為主題的“首屆蒙頂山禪茶大會尋根峰會”，于2017年3月28日上午在雅安市名山區(qū)茶馬古城茶市大廳舉行。來自海內外的禪茶文化專家學者、高僧大德匯聚一堂，共同探討佛教禪茶文化的起源與歷史、發(fā)展和未來。會議由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孫前主持，省民宗委副主任楊伯明、市民宗局局長楊丕樵、名山區(qū)委副書記、區(qū)長余力等領導參加會議。
本次峰會學術論壇特邀四川省佛教協(xié)會副會長、成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師，四川省巴蜀文化學重點學科建設首席專家、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譚繼和，北京大學教授、日本茶道研究學者滕軍，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首席研究員、川藏文化研究專家任新建，《吃茶去》雜志總編、河北省茶文化學會常務副會長、禪茶文化研究學者舒曼，中國農科院茶葉研究所研究員、茶樹資源專家虞富蓮等六位專家學者，分別就《蒙頂山禪茶文化與大慈禪茶》《禪茶一味與巴蜀文化》《茶修即禪修》《茶馬古道研究》《“佛茶”與“禪茶”關系之芻議》《巴蜀古茶樹資源的優(yōu)勢與價值》等內容先后進行了演講。四川省佛教協(xié)會副秘書長、雅安市佛教協(xié)會會長、雅安云峰寺方丈智燈大和尚代表雅安市佛教協(xié)會致結束辭。
(《吃茶去》雜志)中國民間有句俗話，叫“淺茶滿酒”，主人待客時茶要淺倒、酒要滿杯，客人飲茶要細品慢咽。這樣的平常生活場景中就包含了中國茶道的一個基本精神取向：在閑中返隱并取樂。中國古代文化是在本土自生式緩慢生長出來的，茶文化更是在從容、閑散的生活處境中孕育出來的，所以，中國茶道在品茗論茶時延長了個人獨處或者與友人相處的時間，同時也放大了狹小場所(茶室)的空間意義，強調細細品味杯中茶湯，同時把玩手中器皿、與周遭環(huán)境共處同安，在場者的內心交流無需言語，僅僅因為共處一室、共飲一壺茶而得以完成。傳統(tǒng)中國茶道提出的四境說對此有較好的揭示，本文將進一步對此作出現代詮釋。
一、 中國文化傳統(tǒng)孕育下的中國茶道
關于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內容及其特征的討論，可謂汗牛充棟，學者們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發(fā)的觀點，這樣的討論還將繼續(xù)下去，因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是流動的、生生不息的，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認識就不會停止。本文的重點不是闡述中國文化的歷史發(fā)展或者其中各個有機組成部分，而在于概要說明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總體結構。筆者認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總體結構是“一體兩用”，即以儒釋道一體為骨架，中醫(yī)和茶道構成其兩翼，這兩翼是儒釋道之體的巧妙運用和成功滲透。對傳統(tǒng)中國人來說，中醫(yī)醫(yī)身、茶道修心，身心和合及其價值追求都體現在儒釋道一體的學統(tǒng)上。早在魏晉之時三教合流的傾向就已經出現，隋唐產生了眾多三教合流的文化成果，如建筑風格、學術教義、生活樣式等，中國茶道就是代表性的重要產物。
飲茶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在中國何時出現的呢?郝懿行在《證俗文》中提到，“考茗飲之法始于漢末，而已萌芽于前漢，然其飲法未聞，或曰為餅咀食之，逮東漢末蜀吳之人始造茗飲?！边@是有關中國人將“茶事”作為生活中的一個重要事件的較早記載。此時，茶事已經脫離初期的藥用、食用階段，進入到飲用的階段。即便進入到飲用階段，飲用方式也在不斷變化，隋唐時的煎茶(煮茶時要添加一些佐料，如鹽、香料等)到宋代的點茶(茶要烘烤并碾成粉末，倒入熱湯時還要不斷擊攪)，明代時放棄餅茶、團茶改用散茶，出現了泡茶這樣的飲法，這種飲用方式能夠完好地再現茶的本味、茶湯的本色，大為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我國南方少數民族地區(qū)，如云南、四川、貴州、湖南等地還留有食用式飲茶法，宋代的抹茶和點茶法傳入了朝鮮和日本，成為了他們的代表性文化傳統(tǒng)，在中國大陸則因泡茶法的一統(tǒng)天下而被遺忘。
“茶”原本有多個同義字，包括荼、槚、蔎、茗、荈等，最后統(tǒng)一定為“茶”字，根本原因是“茶”的字形最接近中國文化傳統(tǒng)所設定的天地人關系的構想?！安琛?，“其字，或從草，或從木，或草木并。”(陸羽《茶經》)其義為“人在草木間”。蒼天之下，人為萬物之靈長，敬天盡地利以利人。茶本為自然界一介植物，被人發(fā)現、采用、加工，茶從萬物中脫穎而出，成為人的寵愛;同時，人因茶而獲益、滿足，茶所集納的日月精華、水汽凝結和山岳含育均被人做出了極大開發(fā)，人成為茶的受益者。
應當承認，至今仍然有學者明確反對“中國茶道”的提法，認為中國只有茶文化(包括茶俗、茶禮、茶藝等事業(yè))、茶產業(yè)(包括茶葉生產、制作、貿易等活動)，但始終沒有發(fā)展出系統(tǒng)、嚴謹的“茶道”。不可否認，中國歷史上并不存在完整的茶道理論，也無明確的茶道流派傳承，但這只能說明中國茶道有其特殊性。決定是否有茶道的關鍵是有無對茶事活動所內含的精神性價值(與人相關)和思想性價值(與知識相關)做出有意識的總結或概括。有無總結是一回事，總結的深淺、廣窄是另一回事。通過飲茶獲得身心安寧、精神愉悅并對此做出思想升華，這顯然不再是生理活動，它已經進入到自我實現的境地，肯定這一內容就可以視為茶道，關于這方面認識的總結就是茶道研究。將茶的生命比擬人生，將飲茶體悟引向對自然萬象、宇宙世代的洞察，并將之理解為天道、真理的具體化，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對茶的總體性把握。許多文人、僧人、思想家對此都留下了富有啟迪的獨特見解、深刻體悟，如陸羽、蘇軾、朱熹、周作人、林語堂等。茶道廣泛存在于文學作品、畫作之中，并對中國陶瓷工藝、美學設計等產生了持久的影響。筆者之所以主張中國茶道真正形成于宋代而非唐代其原因就在于唐代的飲茶活動還有著濃厚的、與物的深切關聯，這直接干擾并降低了有關茶的超越性思考。宋代就所有不同，閑適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格物致知理論的興起，為茶道的提出分別提供了現實的和思想的雙重鋪墊。
從字義上說，茶道意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質而淬煉出的精神世界。茶自身的性質首先是它的自然屬性和對人身心的益處，在此之上關于茶所展開的情感投射和意識升華才進入到人所創(chuàng)造出的精神世界。人類文明構建了諸多包含信仰、文學、哲學、藝術之內的精神世界，中國文化傳統(tǒng)所推崇的精神世界主要體現在樂生、天命、義理等重要命題上，茶道正是以茶為載體在品茗中以茶說事、以茶喻理、以茶論道。從與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關聯角度上看，中國茶道的具體內容可以表達為如下三個方面，即閑、隱、樂。三者統(tǒng)一到人，媒介是茶?！伴e”是中國茶道的心理基礎，“隱”是中國茶道的社會主張，“樂”是中國茶道的價值追求，就三者的內在關系來講，“閑”是前提條件，“隱”和“樂”是刻意營造或試圖表達的精神狀態(tài)。
“閑”在中國文化中有多重含義，負面的是指不事稼穡、游手好閑、吃閑飯;正面的是指從容、優(yōu)裕、散淡、豁達，正面的含義中既包括品質方面，也包括生活方式。與茶道關聯的“閑”顯然是指后者。“閑”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因閑得以成就，閑因茶得以充實。時間上的閑只是一個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閑，要點在于一種生活態(tài)度，即從容應對，等閑看過苦難滄桑、視榮辱或聲譽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將我融于茶，將茶化作我。這樣的“閑”正是精神成長、自我發(fā)掘和自由意志伸張所必備的思想品質，得閑之真諦的人才會在意向內觀照，求取獨立的個體我。
從價值論上說，“隱”的消極含義是保全其身，明哲保身;“隱”的積極含義則是脫俗、淡泊、精儉、潔身自好，這不是被動的退讓、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為或者無力改換他人/社會時、仍然頑強保留自身的處世原則、固守內心的道德律，這是以一己之力抗爭凡俗世界、庸常大眾的隨波逐流，不做犬儒，放棄世常的名利而求取個人的精神圓滿。如范仲淹所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身”。因此，茶道中的“隱”揭示的是茶人飲者在生活、社會中如何立身的大問題，隱后返本，身處鬧市求心安，身處高位知進退，隱與顯是一對相互依托的對立統(tǒng)一，隱后再顯的是本真的我，不忘初心，為人處世不忘己身?！半[”要有強大的內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囂而處落寞，離繁華而安清貧，這非一般人可為。陸羽在《茶經》里說，“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他不是說喝茶后，人就自動獲得了“精行儉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儉德之人”是最宜飲茶的，陸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選擇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顯，飲者之品性投射到茶這一實物上。禪茶一味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立言的，佛家弟子之所以選擇茶來解經悟道其緣由也基于此。
“樂”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重要主張，甚至也可以說是它的一大特點?？鬃釉?，“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孟子提出“與民同樂”，《太平經》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樂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西方哲人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國文化傳統(tǒng)更加傾心于“德樂合一”，如助人為樂、樂于助人、樂善好施，都是將行善、助人與快樂聯系在一起。這樣的快樂是一種因所認同的價值得到實現而產生的內心愉悅，是一種精神快樂，體現了“眾樂樂”般的精神快感?！皹贰笔怪袊璧烂黠@有別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發(fā)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闡發(fā)和傳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嚴格維護了師徒授受關系，具有高度的封閉性，因此屬于小眾文化或雅文化，在其精神內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過程中的寂、靜、敬的成分，走向了純粹形式化的理念體悟。中國茶道之樂重申了對此世的投入和對人身處其中境遇的關切，因此，中國茶道具有更加平實的表現形式和更加生活化的現實關懷。無數的歷史事件表明，無論身處何種情境下，多數中國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現狀，這與中國茶道乃至中國文化中的樂觀主義是分不開的。
二、 茶道四境說的提出
馮友蘭先生認為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主題是人生哲學，中國哲學精神也脫離不開對人/人事/人情的考量。他還根據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基本立場概括出四種人生境界，分別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前兩種境界都是非哲學的，只有后兩種境界與哲學有關，并且是哲學關注的對象，馮先生還指出，只有借助哲學的反思省察，人生才能達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馮友蘭先生所概括的境界說看似是對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歸結，其實是接受了西學影響、采納西方哲學的范疇體系的嘗試，例如，馮先生所講的“自然”就不是儒家的原初含義，同樣，他明確地劃分出可以成為哲學對象和不可以成為哲學對象兩種不同的層次，這也是有別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注重“世間道”的做法。中國茶道無法劃入馮先生的哲學對象之中，因為它不是形而上學的觀念構建，沒有正面回答知識論問題，它只與日用生活相關，只在民間風俗和日用生活中尋找意義，卻力圖將日常事件變?yōu)榍槿ぁ肥?，從而獲得恒久性。
然而，傳統(tǒng)中國茶道也講境界，很早就提出了四境說，分別是：物境、藝境、人境、心境，并認為四境俱美才是至上狀態(tài)。明代的書畫家徐渭(1521—1593)被世人稱為“茶癡”，他最明確提出了宜茶境界說，認為物境、藝境、人境、心境俱美者乃宜茶最高境界。物境指飲茶的環(huán)境，主要指不是人為建造的居室、樓宇，而是自然天成、幽靜清雅的場所，如竹海、梅林、泉邊、湖畔等;藝境指使用器具的造型、沖泡或飲用之法的得體、撫琴弄簫的聲樂等共同構成的雅致脫俗的氛圍;人境則指嘉賓來客與主人的融洽關系，專心于飲茶，彼此聲氣相投、趣味相和;心境指在飲茶中忘卻世間萬象，人與茶、茶與人合二為一，一心悟道，由此求得心胸的物我兩忘、豁然開朗。
茶道四境之間并非簡單的高低替代關系，相反，四境是相互補充、缺一不可的連帶關系。物境和藝境提供了實體性基礎，人境提供了人際交往溝通的條件，心境則受到前三者的引導，反過來又純化、提升前三者的存在方式。宋人提出的飲茶“三點”——飲茶環(huán)境、水質和茶具、品飲者的修養(yǎng)三個方面，講的是同一個道理，也可用看做是茶道四境說的前身。
茶道四境界不是人生境界，也非道德境界，它只是對生活情趣的關注，在匆忙、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尋找情投意合的同道，在刻意營造出的人為環(huán)境中折射當事人的思緒和體悟，這就是生活的閑、人生的隱和現世的樂。明末清初文學家張岱(1597—1679)有句名言，“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茶道四境在匱乏經濟時代顯得有些鋪張或矯情，對俗世凡眾來說它顯得過于高格調和雅致，通常會被不諳茶道的人視為“茶疵”、“飲癖”，然而，恰恰是這些對茶情有獨鐘、不改初衷的人成就了茶道，使茶事成為風雅，使茶人有了品味。
中國傳統(tǒng)茶道的四境說所講的茶道不是在用時間來衡量，相反，只在乎空間，中國人喝茶可以從早到晚，時間似乎停滯了，時間的意義消逝了，重要的是喝的什么茶、用的什么茶具、所處怎樣的環(huán)境和心境，這些都是空間要素。中國茶道弱化了時間維度，突出了空間維度，飲者或主賓飲者們共處的空間性存在的屬性得到充分闡發(fā)。中國茶分產地、產區(qū);但各地的飲茶方式也有地區(qū)差別，茶室、茶館的陳設在理念上大多刻意濾去了時間的向量。據說真正諳茶者在頭三杯不事任何言語，靜靜品茶，全身心關乎茶主泡茶的一舉一動，用心體會茶湯之味、茶器之美、茶藝之精、茶席之雅，等等。品茶過程中茶者(包括茶人、茶客、茶主)的思想溝通不是靠語言傳遞，而是靠共感，情感共鳴，這樣的情感分享與特定的場景及其要素相匹配，它是以彼此共在、身心在場為其表現形式的。西方人則非常不同，他們用時間來度量茶，喝的是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茶就像鐘表一樣提示人正處于作業(yè)或行為的某個階段，所凸顯的是茶外之人的所作所為。茶只是工具性存在，茶為人所用，僅此而已。
令人遺憾的是，茶道四境雖然關涉空間，但只是十分狹小的范圍，往往只是設茶席、茶會的那塊空間，或者僅僅關聯案桌、茶幾的空間。飲茶者之外，即便在同一室內(如茶室、茶館)仍然可能垃圾遍地。中國茶道只提供了十分有限的悟道體驗，卻沒有成功擴展、延伸開來，成為“新民”乃至“新生活”的源頭動力。蔡元培在寫于1916年的《華工學校講義》中說道：“華人素以不潔聞于世界：體不常浴，衣不時浣，咯痰于地，拭涕于袖，道路不加灑掃，廁所任其熏蒸，飲用之水，不加滲漉，傳染之病，不知隔離。小之損一身之康強，大之釀一方之疫癘?！蓖萍杭叭恕⒂纱思氨诉@些中國文化傳統(tǒng)倡導的“類推”在茶道中未被生根、發(fā)揚。中國茶道創(chuàng)造的潔凈世界只局限于當事人的精神領域，卻可能無涉于周遭環(huán)境，更未激發(fā)出行動的意志。中國士大夫階層的“坐而論道”、缺乏行動力的劣根性也大抵與此相關。
中國茶道具體內容——閑隱樂——正是通過“四境”得到充分體現的。茶道的物境在于野趣、雅致，在世間卻又脫俗清新，這就是閑和隱;茶道的藝境強調合于時令，契合儀規(guī)，烘托出寂靜、清和的空間，這就是閑和樂;茶道的人境突出的是同坐茶席中人一期一會，以情相交，以茶傳情，這就是得一知己而足矣的至樂;茶道的心境關注當事人反躬自省，向內心觀照，以茶喻人生、事業(yè)，滌除內心的不滿、怨恨，成就自性的伸張，這就是“大隱隱于市”的真諦?？梢哉f，茶道四境說從不同角度全面解讀、深化了中國茶道。
換句話說，中國茶道雖然也強調由茶及道、茶中見道，但并不追求道外世界。一句話，中國茶道的本質是道茶一體。日本茶道援佛入道，突出了“孤”、“寂”、“清”的品味;中國茶道引儒入道，強調的是“閑”、“隱”、“樂”。中國茶文化在唐代興起時就是雅俗共賞，宋代出現茶道時，也是同時存在士大夫、寺院、宮廷、世家、平民等不同的表現形式，而且佛門、道觀、儒家的祠堂、學堂、孔廟等都依據各自有關天、人、物的理念預設而發(fā)展出了不同的茶禮、茶藝乃至各自有別的茶道。茶文化流布廣泛，是因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樂趣。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有極好的概括，“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話來說，可以稱作‘忙里偷閑，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中國茶道具有深切的現實關懷，本著及物、依人、樂生的原則將茶道落腳在生活情趣上。
三、 茶道四境說的現代詮釋
新中國建立后，全面開展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傳播了社會主義新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同時對中國自古以來形成的傳統(tǒng)文化的諸多具體形式都做出了徹底否定，既根除了封建制度的社會基礎，也對民眾一般日常生活產生了巨大沖擊，其間茶道研究、茶文化樣式幾乎停滯，僅僅保留了單純物質性內容的茶葉種植、加工、買賣，因為茶葉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出口創(chuàng)匯產品。然而，飲茶、品茶的過程而產生的悠閑生活方式，散淡人生態(tài)度和追求精致、雅致、品味生活的志趣都被無情掃除，茶文化不再傳承，茶道研究被迫中止。
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也給中國茶文化復興創(chuàng)造了條件。許多地方政府大力發(fā)展茶葉貿易，鼓勵圍繞茶葉而進行的各類文化事業(yè)，各地紛紛成立了茶協(xié)會，茶館也雨后春筍般繁榮起來，茶事活動頻繁，并且參考和吸收臺灣經驗，開發(fā)出各種茶藝表演，茶事相關的茶產業(yè)，如茶服、茶器、茶具、香、古樂器、國畫等都得到了蓬勃發(fā)展。最重要的是，人們對茶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顯著變化，開始賦予茶各種積極、正面的價值。飲茶者(無論是在自家獨斟自飲還是與人同泡茶館)都不再被視為游手好閑的人，相反，經常被看做是有品位的風雅之士。
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例如奢靡之風盛行，茶的包裝過于精美，造成大量垃圾，增加了環(huán)境負擔;茶具和茶器過于昂貴，離普通人的生活越來越遠;茶藝表演出現了許多不雅或庸俗內容，沖淡了飲茶本身的樂趣。更為嚴重的是，一些茶生產商、經銷商偷工減料、以次充好，使用過多的化肥和殺蟲劑，加工過程中添加了過多干擾茶性的有害物質，這些行為導致許多種類茶葉品質的退化，這種殺雞取卵、急功近利的行為完全違背了傳統(tǒng)茶人應有的職業(yè)操守，也與茶道追求格格不入。
當代中國茶道所處的時代場景已經大大不同于古代。在匱乏經濟時代，茶仍是稀缺品，好茶或上等茶更是珍稀品，只有殷實之家方可享受，一般平民百姓買茶只是備著待客之用，平時是消受不起的。而殷實之家大多受過良好教育，識書達理，品茶論道、鑒茶賦詩等都只是士大夫、文人之間雅致生活的追求。雖然只有占總人口極少數的人飲茶，但他們大多是知識的擁有者和思想的創(chuàng)造者，他們不僅維持了茶文化，也推動了茶道的傳承和深化。然而，今日的中國人大多可以消費得起茶葉，茶葉的供應源源不斷，茶葉的種類層出不窮，飲茶的方式不斷翻新，茶真正成為粗茶淡飯般日常和廉價，飲茶者可能是每個人，即任何一個“涂之人”，此時，茶道何存?跨越全部階層、通用于所有人群的茶道是否還有存在的可能?
飲茶成本的降低和飲茶程序的簡化，茶日益向民間普及，中國傳統(tǒng)的文人茶文化逐漸被平民茶文化取代，平民茶文化是否可以延續(xù)傳統(tǒng)中國茶道呢?筆者認為，中國茶道所主張的閑隱樂三種精神不僅仍然具有意義，而且在今日獲得實現變得更加可能，主要得益于物質手段和技術水平的提高，人們從繁重的體力勞動解放出來，閑暇時間增加，可支配的財富也極大增加，度閑和求樂變得唾手可得。然而，發(fā)達的物質生活和快餐化消費也使時間碎片化，精致生活追求變得局促和難覓，普遍的煩悶和躁動緊壓了人的精神生長的空間，在豐裕時代如何安頓心靈、為我們的精神向往提供場所?這是今日茶人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
這就必須強化茶道中的四境功夫。返歸自然，按物之本性行事，順物理盡物力。茶本是自然一物，飲茶之益來自于茶性的最佳發(fā)揮，茶道的初心就是保持對茶性的尊重。茶道四境必須依此茶性自然主義原則加以展開。藝境雖是人所造環(huán)境，也應以模仿自然、接近自然為原則，將藝境融于物境之中，飲茶者無論身處何處其心境和人境都應返璞歸真。質言之，雖然心境重在個人獨處的內心觀照，人境強調以敬待人求得聲氣相投，但人境的出發(fā)點是心境，有獨立人格和自處自律的人才會與人平和相處，茶道四境其實就可以化約為二境：物境和心境。茶人的舉手投足是自身心境的外化，所使用的器具、營造的環(huán)境皆由心性外發(fā)，洞察物之本性以盡物力，對茶事中的一切皆抱持恭敬、謙和的態(tài)度。二境皆出于一心：這就是奉茶之心，易言之，敬茶之心。
中國茶道的基本精神是主張在俗世生活中返本歸真，在庸常世界中尋找優(yōu)雅品位。在此，重要的不是茶、茶具或茶室，而是茶人，或者說是飲者在品茗中全身心投入所獲得的自悟自省。道在茶中，悟道就在品茗的過程中。物鏡、藝境、人境都不需刻意選擇，隨遇而安，因為象由心生，心境才是根本。在當代，拜市場經濟和技術革新之所賜，茶相關的器具極大豐富、陳設越加奢華，茶室隨處可見，茶葉唾手可得，然而，這些都是可有可無的，外殼，真正有意義的是飲茶者求放心，將心安置于事關大問題的事物上，用宏大敘事去除生活中的繁雜，用普遍價值提升人生的關切，飲茶讓人安靜下來，生起敬意，卸去多余的欲望和無謂的沖動，一句話，品茶就是赴一場心靈之約，從這個角度上看，茶道四境可以成為今天中國人的信仰依托。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雜志;作者：董鵬(陜西安康)】
一、茶文化的發(fā)展階段
文化是精神和物質的總和。精神是人的思想意識、人生態(tài)度和行為作風的外在反映。
茶文化是人賦予茶身上的精神寄托、情感以及茶的種植、培育、加工工藝的總和。
“茶”是經過人的培育、種植、加工出來的一種“物”，本身沒有“精神”，而當人們把追求的精神寄托中“茶”身上后，“茶”被賦予文化的內涵，茶文化就產生了。
中國的茶文化是伴隨著茶的開發(fā)利用而萌芽發(fā)展起來的。中國茶文化萌芽于兩周(西周、東周：約前11世紀-前256年)，奠基于兩晉(西晉、東晉：265-420)，形成于唐(618-907)，唐以后以后至今進入豐富發(fā)展階段。
1.茶文化萌芽于兩周(西周、東周：約前11世紀-前256年)
這點，我們可以從茶最早的3個用途得到印證。
食藥：早在上古時期，我國先民就認識茶，并開始使用。成書于東漢的《神農本草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其載：“神農嘗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成書于秦漢時期的《神農食經》也載：“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根據這些記載，唐代陸羽在所著《茶經》曰：“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氏?！毖椎凵褶r氏是我國最早認識和使用茶的人;“藥食”解毒，成為茶的第一個用途。
款客：《爾雅》是我國第一部詞典，大致成書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戰(zhàn)國時期。根據《爾雅 · 釋木》“荼含香，故名蔎。荼之用，非單功于藥食，亦為款客之上需也”的解釋，戰(zhàn)國時期，茶開始用作招待客人，“款客”成為茶的二個用途。戰(zhàn)國時齊國博士淳于越在所著《晏子春秋》中說：“嬰相齊景公時，食脫栗之飯，灸三戈、五卵、茗菜耳?！边@一記載證明戰(zhàn)國時代茶成為貴族款客的一種形式。
供喪事：《周禮》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作者和成書時間盡管有爭論，但一般認為不會晚于戰(zhàn)國時代。根據《周禮·地宮·司徒》“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的記載，西周時設有“掌荼”這一官署，職責之一是“掌以時聚荼，以供喪事”，“供喪事”成為茶的第三個用途。1987年，考古學家在信陽固始縣發(fā)掘的戰(zhàn)國古墓中出土有茶葉，證明了《周禮》茶“供喪事”的記載。
這3個用途，除“藥食”外，“款客”和“供喪事”都具有文化的內涵。
“誠”(以誠相待)“敬”(對客恭敬)“納”(接受容納)“喜”(見客而喜)是主人“款客”的基本態(tài)度;祭祀的目的主要是弭災、求福、報謝。祭祀時的擺放供品，表示對先人的崇敬并求庇護。因此，“款客”和“供喪事”表面上是一種具體的行為，背后折射的是人的意識。
2.茶文化奠基于兩晉(西晉、東晉：265-420)
茶從人們日常生活所需上升到精神文化層面始于西晉。
魏晉時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形成和發(fā)展的重要時期，也是茶作為一種精神文化象征奠基的時期。
兩晉時期，頹廢的人生觀導致縱欲主義橫行，新興門閥如日中天，貴族們一個個高官厚祿，無所事事，過著奢侈荒淫的生活;士族文人群體逐步減弱了社會責任感，日漸消失了昂揚奮發(fā)的精神風貌。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在所著《中國通史》中寫道：“頹廢的人生觀，是這時代的一個大病?！蔽鲿x詩人張載在《登成都白菟樓》一詩中這樣寫道西漢時從中原遷徙到四川的富豪“程鄭、卓王孫(卓文君的父親)”的奢侈生活。
“程卓累千金，驕侈擬五侯。門有連騎客，翠帶腰吳鉤。鼎食隨時進，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臨江釣春魚。黑子過龍醢，果饌逾蟹蝑。人生茍安樂，茲土聊可娛?！?/p>
唐代詩人劉禹錫在《烏衣巷》一詩在寫道：“舊時王謝堂前燕，何時飛入百姓家”。(“王謝”：王導、謝安)
對于社會上世風日下的頹廢人生觀和奢侈荒淫、不重名節(jié)、無所事事的現狀，一些有識之士痛心疾首。
西晉文學家、御史中丞傅咸(239-294)，字長虞，北地泥陽(今陜西耀縣東南人。傅玄之子，曾任太子洗馬、尚書右丞、御史中丞等職)，為官峻整，嫉惡如仇，直言敢諫，力主簡樸，說“奢侈之費，甚于天災”(《晉書 · 傅咸傳》)。在所著《螢火賦》曰：“不以姿質之鄙薄兮，欲增輝乎太清”，“進不競于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反映了傅咸不競虛榮的處世態(tài)度。
西晉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劉琨(271-318)，見國無寧日，心中十分苦悶，常以茶解悶消愁。
奢侈荒淫、縱欲主義與憂國憂民、精行儉德人生觀的對立，使人們渴望找到新的精神寄托物。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汝寧太守杜育寫下中國茶文化發(fā)展歷史上的奠基之作《荈賦》。
杜育(?-311年)，字方叔，襄城郡定陵縣(今河南省葉縣)人 。西晉大臣、茶學家、曹魏平陽鄉(xiāng)侯杜襲之孫，自幼岐嶷，號稱神童。風姿俊美，頗有才藻，人稱"杜圣"，晉惠帝時(290-306)永興中拜汝南太守，后為國子祭酒?！岸挠选敝?。永嘉之亂(311年)，洛陽城破，遇害身亡。
晉惠帝時(290-306)，時任汝寧太守杜育(字方叔，鄧陵人)從新息(今息縣縣城)南渡淮河，在弋陽郡西陽縣和義陽國鄳縣(今羅山縣)考察漫山遍野的茶園，以及茶農采茶、制茶的過程，并品嘗鮮茶后，寫下《荈賦》：
靈山惟岳，奇產所鐘。瞻彼卷阿，實曰夕陽。厥生荈草，彌谷被崗。承豐壤之滋潤，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農功少休，結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擇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惟茲初成，沫成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
賦首先描述茶樹的生長環(huán)境：高聳入云的靈山，是“物華天寶”的鐘情之地;看那山麓西側的連綿起伏的山嶺，茶樹生長在長年云霧繚繞、日月鐘情的地方。
接著寫茶的種植環(huán)境：漫山遍野的茶樹，享受著肥沃土壤的滋潤，晚上霧露茶樹，清新鮮嫩。初秋時節(jié)，農事稍閑，可以邀諸友，結伴來到這樣美麗的靈山采茶制茶。
接著再寫如何烹茶用水和品茶：煮茶要取像岷江水一樣的清澈山泉，茶具要用東甌越州生產的精致青瓷器;分茶要效仿周文王的祖先公劉(公劉，生卒年不詳，姬姓，名劉，"公"為尊稱，是古代周部族的杰出首領，不窋之孫，鞠之子，生子慶節(jié)，周文王的祖先)，用匏做成的瓢來分茶湯。茶湯煮好時，粗糙的“沫”會往下沉，精細的“華”會向上浮。待茶煮好，茶湯靚麗的猶如積雪，燦爛的猶如春天的花。
汝寧太守杜育的《荈賦》，標志人們找到了精神的寄托物——茶。
杜育的《荈賦》是我國也是全世界的第一篇有關茶的文學作品。對于《荈賦》的價值，歷史上都是從文學的角度給以肯定的。宋蘇東坡在《寄周安孺茶》詩中不無感慨地寫道：“賦詠誰最先，厥傳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論著始于陸?！彼未娜藚鞘缭谒鳌恫栀x》中也對杜育給予高度的評價，其贊譽的句子為：“清文既傳于杜育，精思亦聞于陸羽。”我國中國著名的茶道專家、博士生導師、研究員、教授周文棠所著《茶道》認為:杜育是使飲茶具有風雅文化的第一人，所撰《荈賦》標志著中國茶道文化的萌芽。
在我看來不僅如此。中國文人自古以來喜歡借物抒情，托物言志，把感情寄托于對事物的愛憎之中，借物品的形象含蓄的抒發(fā)自己的感情。杜育雖是文人士族，“二十四友”之一，但作為一名高官，曾在劉喬攻范陽，王虓于許昌時，與劉琨一起率兵救之(《晉書·劉琨傳》);作為茶學家，考察茶園，歌吟茶事是責任所在，應當不是碌碌無為之人，而是有擔當有志向之士?！恫栀x》最后“惟茲初成，沫成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4句，表面是寫烹茶初成時的茶湯狀態(tài)，實際上是借寫茶湯的狀態(tài)，表達自己希望西晉的政治、社會能向去除“浮華”的茶水一樣，呈現出“煥如積雪，曄若春敷”的“清流”景象。
浮去“奢侈之害”，呈現“清流景象”就是杜育寄托在茶身上的精神追求。正所謂：“方叔品茗作《荈賦》，煥雪曄敷寄于荼”。
茶樸實、典雅、既勃發(fā)又不張揚;煮茶時，茶湯渾濁，沉淀后茶色清亮，可謂“渾濁下有清流”;飲茶時，雖感苦澀，但茶香沁肺，甘甜潤喉的特征，既能反映當下社會現實，也是人生的寫照。這時，飲茶不再是僅僅只是滿足生理和養(yǎng)生的需要，而是上升到滿足人們精神的需要，被賦予文化的內涵。從此，茶成為有志之士寄托精神追求、表達志向的象征。杜育的《荈賦》，是中國茶文化形成發(fā)展中的“第一塊”基石，“以茶明志”為茶文化的發(fā)展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到了東晉，為扭轉社會驕奢淫逸的不良風氣，引導社會向積極進取的方向前進，吳興太守陸納(字祖言，吳郡吳縣(今蘇州)人，東晉政治家)，力主儉樸，提倡以茶倡廉抗奢。陸納認為，以茶果待客即高潔，又樸素，是最好的禮節(jié)，同時又能顯示自己不迎合驕奢習氣的生活方式，展現清廉之風。
“陸納杖侄”的故事
據《晉中興書》記載：(陸納為吳興太守時，衛(wèi)將軍謝安常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饈必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吾素業(yè)?)一次，東晉顯貴和文人領袖衛(wèi)將軍謝安(320-385，字安石。陳郡陽夏人，東晉政治家、名士)來拜訪，陸納清茶一碗，輔以鮮果招待。陸納的侄子陸俶見狀，及時將暗中準備的端上救場。謝安走后，陸納怒氣沖沖地拿來棍子，連打侄子40杖，邊打邊呵斥：“你既不愿向我一樣過儉樸的生活，為什么還要以奢侈的宴席玷污我追求的高潔生活方式?！?/p>
“桓溫自嘲”的故事
東晉政治家、軍事家桓溫(312-373，字元子，譙國龍亢縣人)，身居要職，《晉書·桓溫傳》曰：“桓溫為揚州牧，性儉，每燕宴惟下七尊柈茶果而已?；蚺P對親僚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 眾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桓溫生性儉樸，每次同僚一起聚會吃酒飯時，只吃七枚干茶果而已。一次他躺著對親信說：“這樣寂寞無為，將被文帝司馬昭、景帝司馬師所笑?！北娙硕疾桓覍Υ?。一會兒又撫著枕頭坐起來說：“既然不能流芳后世，難道就不能遺臭萬年嗎?”
這兩個小故事充分體現出東晉時的一些有識之士淡薄儉樸生活態(tài)度和獨善其身、不沉溺世俗的精神追求。
3.茶文化形成于唐
“安史之亂”對唐代的統(tǒng)治者和士族人文的信心造成巨大沖擊，唐代文化進入自適性調整。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中華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唐代前期思想繼承魏晉南北朝的儒學，唐代中期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卻是崇尚道教與佛教;又因為唐朝是一個極為開放的時代，特別是胡風盛行，外來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沖擊著漢文化的根基。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763)的“安史之亂”，成為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是唐代缺少約束羈絆的必然結果，是“禮”制缺失帶來的巨大災難，對唐代人對唐代重現實世界、不僵守古制、極具開放性文化的信心造成嚴重沖擊。
回歸儒家思想、建立正常的社會秩序成為必然的選擇。
經歷“安史之亂”的陸羽(約733-約804)，痛定思痛后，對陸納、桓溫雖官居將相，富甲一方，但以儉德自居、自我約束的行為極為推崇。在《茶經·一之源》中，陸羽寫道：“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p>
所謂“精行儉德”之人，是指那些追求“至道”的賢德之士。
“精”，指專一;“行”指行事?！熬小敝缸鋈艘獓栏癜凑丈鐣赖乱?guī)范“行事”。
“儉”有節(jié)約、約束之意。《說文解字》釋“儉，約也”。段玉裁注云：“約者，纏束也。儉者不敢放侈之意。”陸羽在《茶經·五之煮》中寫道：“茶性儉”，是說茶具有內斂淡泊的特征。在陸羽看來，“節(jié)約的儉”與“約束的儉”是表里關系，是茶的“德”的兩個方面。陸羽《茶經》所說的“儉德”主要指做人要自律，恪守傳統(tǒng)道德。
“精行”“儉德”都是儒家所提倡的。陸羽在《茶經》中沒有直截了當說出回歸儒家思想，而是通過說茶最適合什么樣的人表明回歸儒家思想的立場。同時，不論是杜育在《荈賦》中極力推崇“酌之以匏，取式公劉”;陸羽在《茶經》中極力提倡“煮茶”的品飲方式，就是希望人們通過參與從煮茶到品茶全過程，感悟茶內斂淡泊的特性，獲得對自律的道德自覺，使飲茶者成為“精行儉德之人”。
陸羽的《茶經》及提出的“精行儉德”理念，成為中國傳統(tǒng)茶文化的“第二塊基石”。從此“精行儉德”成為茶文化的精髓要義，中國古代茶文化得以確立。
自杜育“以茶明志”和陸羽提出“精行儉德”之后，中國傳統(tǒng)茶文化得到豐富和發(fā)展。
二、中國傳統(tǒng)茶文化“以茶明志”“精行儉德”精髓要義的啟示
當今，我們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社會正處于一個大變革的時期。回顧杜育將茶作為精神追求的寄托，“以茶明志”;陸羽提出“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以及二人對飲茶過程的推崇，給我們什么的啟示。
1.當今，我們處在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一些人在享受幸福的時候，殆倦了奮斗，“躺平”成為人生追求。杜育將茶作為精神追求的寄托和陸羽“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都是在世俗幽昏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的。這告訴我們，在世俗面前，人要有精神上追求，積極向上。
2.當今社會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新矛盾新問題層出不窮，天地人道和諧共處的問題已成為擺在人類面前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tǒng)茶文化“明志”“自律”的精髓要義，對促進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具有重大意義。
3.古人之所以選擇茶作為精神的寄托，看重的是茶樸實和典雅、勃發(fā)和內斂的高貴品質;之所以有繁縟的茶道，就是將品茶作為修身養(yǎng)性的途徑，使人在飲茶的過程中領悟茶道“和、靜、清、儉”精神。品茶的過程，就是品悟人生、修身養(yǎng)性、凈化心靈的過程。
來源：信陽市茶文化協(xi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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