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劍川縣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內，還殘留著一條近200公里的鹽馬古道。道上的烽火臺、救命房和來來往往的銅鈴聲已隱入塵埃，只有深深淺淺的馬蹄印和磨得變了形的拴馬石還有些許馬幫的氣息。發(fā)現這些蛛絲馬跡的是一個農民，他彎腰撿起那頂被淹沒的“馬鍋頭”頭銜，吹了吹時光之塵，穩(wěn)穩(wěn)地戴在頭上。
探尋自己
他叫趙宗銘，沒有一匹馬、一副駝架，但他甩響馬鞭，開始了十多年的“走馬”生活，任務是把一條荒僻的古道送進千萬人的文化體驗中。
2010年后，他被人稱為瘋子。妻子苦勸不止便以疏遠相逼，但他著了魔一樣，憑著一腔孤勇，回到偏遠的羊岑鄉(xiāng)開始刨建根據地。
羊岑曾是南詔國和大理國時代最大的交易市場，本地的鹽、茶、木雕、石雕、菌子和外面的絲綢、玉、瓷器等在這里碰撞出熱火朝天的景象。兩條鹽馬古道從明永樂年建的風雨橋——永定橋分岔并延伸。一條是著名的滇藏古驛道，另一條叫怒夷古道，是通過怒江蘭坪往緬甸的官道。這兩條道興起于三國時代，諸葛亮七擒孟獲時從這里經過，不少士兵被瘴氣所傷，交了命契，留下許多兵器、貝幣和石棺讓考古專家懷想。忽必烈滅大理國就是從這里過蒼山進入的。如今，下關還有將軍洞和將軍廟供后人瞻仰。大唐錦繡朗朗，交易的東西更多，流通的需求更大，兩條道上鋪了漂亮的石塊，成為連接西藏與東南亞重要的物流高速公路?？谷諔?zhàn)爭時期，滇緬被封鎖，遠征軍及其戰(zhàn)備物資就是從這條古道回撤。馬幫作為主要運輸隊，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回望這條古道上蒼茫的歲月，活了40多年的馬鍋頭說這是通往自己最近的路，他要去尋找。那些深深的馬蹄印、缺口的拴馬石、雜草叢生的烽火臺和救命房遺址，仿佛閃光的貝殼被時代的浪潮托起，喚醒了什么，又召喚著什么。
古道密碼
現在的羊岑還有一些村子以過去的哨所命名，比如白臘村、水自平村和羊岑鄉(xiāng)，都是曾經的官道哨所和馬幫的補給站?！鞍着D無煙，劍川安定”，正是白臘九個烽火臺遺跡的旁白。而“救命房”救的不只走馬人的命，還有這條道上所有肩負使命或任務的生命。這是馬幫的信仰和禁忌最集中的體現。他們相信山、路、水、樹都有對應的神，不可冒犯，也不可輕視，起程和到達都有一套完整的儀式，敬天、祭地、謝眾神。他們也敬重同行和對手，所以在相應距離間修一座小房子，里面放上糧食和衣物。門不上鎖，過路的官賈平民都可以在危急時取用，使用前提一是危及生命時，再就是用完后要及時歸還和補充。道上的規(guī)矩，土匪都得遵守。這些都是沿途未知風險和餐風飲露的艱難折射并鍛造出來的生存策略和密碼，也是馬鍋頭滔滔不絕的故事源泉。
趙宗銘似乎有說不完的“馬幫話”，有點迫不及待地想讓人了解并尊重這條道上燃起過的篝火和留下的汗水。那些已經被淹沒的行走故事，在他繪聲繪色又極具感染力的講述下，活了起來，動了起來。他還收集了很多具有馬幫時代發(fā)展特征的代表性實物，清理附著在上面的細小痕跡，最大限度地修復那些還有汗?jié)n的幸存物。正是這些散發(fā)著汗味與馬臊味的器具，滋養(yǎng)著嬌藏金花的高門深院。那些古鎮(zhèn)的大戶人家，都是靠馬幫起家，并長期經營馬幫的。不結合古鎮(zhèn)的繁華，難以看出當年這項支柱產業(yè)的風采，也不能體會時代進程中馬幫文化落幕的凄涼。
堅持守護
如果有時間，馬鍋頭會一邊烤雷響茶，一邊給你從南詔國時代的戰(zhàn)爭、大理國時代的商務以及絲綢之路的繁華，再講到如今的鄉(xiāng)村振興和他的白族文化體驗園。
他不知道“佗寂”這個詞，卻詮釋著它的意義。那些老屋里被遺棄的小物件和祖輩傳下來已不適應當下的生活用具：半邊飲馬槽、漏水的皮壺、殘缺的刻經版、生銹的鐵掌都被搬進了驛站，規(guī)規(guī)矩矩地擺放著。
一進他的小院，立刻會有穿越感附身，仿佛有沉重的卸貨聲和放松的喘息聲在耳邊響起。門邊的簸箕里裝著玉米、土豆、臘肉和或干或濕的大朵菌子，木桌上的雷響茶、鑼鍋飯、烤魚和樹花湯騰騰地冒著熱氣。
到過他驛站的游人，對雷響茶和鑼鍋飯有著特別的好感。雷響茶也叫飛鹽茶，是馬幫行走中既茶也藥的一種飲料。原料基本是普洱茶、鍋底鹽、米和山泉水。通過烘烤加熱鹽、茶、米，直到有了香味再沖下泉水，蓋上蓋子聽水在罐里發(fā)出如雷鳴般的轟隆聲，所以取名“雷響茶”。一杯下去，能祛寒暖胃，也能治病救急。這是馬隊的煙火氣，也是濃濃的鄉(xiāng)愁!品茶的時候把對家人的思念和遠方的期待都一一下了喉。鑼鍋飯其實是一鍋燜，將米、菜和肉放在一起，架在火上燜出一鍋既犒勞身體又安慰靈魂的鑼鍋飯。這兩種土茶飯成了驛站的主要待客之物。
2019年，國家文旅部授給趙宗銘“守護民族記憶的馬鍋頭”，“羊岑鋪”鹽道馬幫體驗驛站被列為鄉(xiāng)村振興扶持項目。至此，他的守護有了回響，他的“瘋魔”成了正果。
他在沙溪古鎮(zhèn)拉起馬隊重走羊岑古道時，被古道的滄桑吸引，并與之發(fā)生了微妙的靈魂共振。聽說修新路要毀古道時，他慌了，站在施工隊的前面阻攔，并四處申訴求助。村民怪他，親人也不理解，他默默地扛下，并執(zhí)著地堅持，把自己當成一塊邊角料，修補在這條老朽不堪的古道上。
“山間響鈴馬幫來”的時代一去不返，但絲綢之路的影響舉世聞名。馬鍋頭正編織更多生動有趣的馬幫故事，把時代和白族民俗的影子都“烤”進縷縷鄉(xiāng)愁，然后做成一壺獨特的雷響茶。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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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很多人都知道云南是世界茶樹的重要原產地。這一點已經在國際上得到了公認。
可是，在古代中國，無論是云南出產的茶葉（包括現在鼎鼎大名的普洱茶）還是云南作為世界茶樹原產地的事實，都是鮮為人知的。
被譽為“茶圣”唐朝人陸羽，在其《茶經》中把唐代中國產茶區(qū)做了一個大致劃分，分為八大產區(qū)。但是由于陸羽的時代局限和歷史局限，他沒有到過云南，沒有對云南的茶山做過考察，也沒有在他所能接觸到的歷史文獻當中關注到有云南茶葉茶樹的記載，所以在他的《茶經》當中就很自然地忽略、缺失了云南茶葉的記錄。另外，我分析，可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云南一帶的地界上當時存在著一個勢力不俗、敢與吐蕃聯手同大唐對抗的南詔國。陸羽寫《茶經》的時間為唐朝的上元初年（公元760年），皇帝是唐肅宗李亨，這是在李亨的爸爸唐玄宗發(fā)動“天寶戰(zhàn)爭”后不久，唐朝與割據的南詔國雙方仍處于敵對狀態(tài)，作為唐朝子民的陸羽很可能認為南詔國不應算在唐朝地盤里，所以他絲毫沒有在《茶經》中談及云南茶葉。
攸樂山古茶樹 任維東攝
就茶文化傳播方式而言，我認為，從古至今，從中國到國外，一直都是以貿易性的傳播方式和非貿易性的這兩種傳播方式為主。
所謂“貿易性傳播”，我指的是進行茶葉的買賣經營。這種傳播的媒介是茶葉，傳播的路徑是各種形式的商業(yè)活動。那么，何謂非貿易性的茶文化傳播方式？在我看來，不以買賣、經營茶葉賺錢為目的，主要是通過詩詞、散文、繪畫、歌曲、理論專著及影視等方式展示茶文化的，都是屬于非貿易性的茶文化傳播方式。
兩種傳播方式只是在每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其熱度、興盛、范圍有差異而已。云南茶葉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養(yǎng)在深山人未識”，不能廣為流傳，個中原因有很多，但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個制約因素是“交通”！
如果仔細梳理古今中外的歷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交通對文化傳播起著非常重大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要么阻礙、限制傳播，要么促進推動傳播。
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曾經賦詩感嘆：“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
可惜的是，這位喜歡旅游的詩仙沒有像明代著名“驢友”徐霞客那樣游歷云南，如果他走進山地面積占云南國土面積90%以上的三迤大地，他一定會驚嘆“滇道更難，更是難于上青天”！
早在公元前二世紀時，今天的云南、貴州、四川西部等地被中原內地人統(tǒng)稱為“西南夷”。
根據《戰(zhàn)國策》、《史記?秦本紀》等記載，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聽從了大臣司馬錯的建議，派兵吞并了地處西南的巴、蜀兩個小國，在此設立了巴、蜀、漢中三郡，開始經略西南。到秦始皇時，雄心勃勃的嬴政皇帝，派人在山崖峭壁間，開鑿了由今四川宜賓通往云南東北部昭通的“五尺道”，力圖把統(tǒng)治范圍擴大到云南。在今天的昭通市鹽津縣，有個著名的豆沙關，那是遠古時期由蜀入滇、也是由中原進入云南的第一險關，那里至今還殘留著“五尺道”的遺跡。
上世紀90年代昭通鹽津豆沙關 任維東攝
到漢武帝時期，發(fā)生了為后世傳頌的張騫出使西域的故事。他在西域意外地發(fā)現了產自于中國的蜀布和筇杖。聽了張騫出使西域歸來的匯報后，雄才大略、急于開疆拓土的漢武帝對身毒國（今印度）產生了極大興趣，于是再度派出使者往西南方向尋找交往通道，不料在古滇國的滇池一帶遇到了當地部族“昆明人”的阻撓。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一怒之下，便從巴蜀地區(qū)征發(fā)大批士卒，首先征服了滇池東北方面勞浸、靡莫等部落，接著揮師壓向古滇國，兵鋒所向，滇王嘗羌迫于滅亡危險才不得不投降。
后來被一些專家學者命名的“南方絲綢之路”，我以為應該包括蜀身毒道、五尺道、博南古道以及茶馬古道等。上個世紀90年代，云南大學的木霽弘老師和他的幾位朋友在考察了滇、川、藏交界一帶的歷史文化之后，率先在世界上提出了“茶馬古道”這個學術概念。他們說的這個茶馬古道，是因為歷史上這里的交通運輸十分落后，山高路險，惟有靠馬幫這樣一種獨特的運輸方式。
鄒建先生在《近代云南的馬幫運輸業(yè)》一文中，這樣談到了云南馬幫運輸對當地經濟的影響：“滇西北干線：以下關為起點，經劍川、鶴慶至麗江，主要馱運‘邊銷茶’、棉紗、布匹、百貨等，每年有馱馬12000--15000運輸商品。此外有三條支線以中轉站麗江為起點：其一是以麗江為起點，經永勝、寧蒗至四川木里、康定（原西康省會），主要馱運‘邊銷茶’、布匹、火腿、棉紗、百貨等商品，每年約有6000--8000馱。其二是以麗江為起點，經中甸、德欽至西藏拉薩，主要馱運‘蠻裝茶’、布匹、棉紗、鐵器、百貨等商品，每年約有5000--7000馱。其三是以麗江為起點經劍川至蘭坪、怒江各縣，主要馱運糧食、棉紗、百貨等商品，每年約有1000--2000馱?！?/p>
從大理去往保山的現代馬幫任 維東攝
馬幫作為民間興起的一種商業(yè)貨運方式，是在運輸茶葉等商貿物資的時候而長期形成的，目的也是為了經商賺錢，所以這樣的傳播方式，自然屬于貿易性的傳播方式。
有一個歷史現象很能說明問題：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里，正是由于云南與中原內地相距太過遙遠，且有重重高山險峰與激流滾滾的江河所構成的天塹阻擋，才使得歷代中央王朝對云南的統(tǒng)轄一直是“鞭長莫及”和“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云南本地的山大王在云嶺大地割據一方，最多為了拉攏，由朝廷出面，給點空頭封號進行十分松散的“羈縻之治”。秦朝開鑿“五尺道”原本想打通中原到云南的通道，可惜很難很難。古滇國、南詔國、大理國這些地方政權能夠長期存在并與中原王朝分庭抗禮，更是說明了交通的封閉成了他們自我保護的一道天然屏障，所以和內地基本上處于隔絕的狀態(tài)。清代道光年間文人阮福在其《普洱茶記》中說：“?？计斩艦槲髂弦臉O邊地，歷代未經內附?！倍骞饩w年間由官辦的云南課史館編撰的《全滇紀要》，在講述普洱府（這里是云南普洱茶主產區(qū)）時有句話也很形象：“秦漢以后不通中國”。這種封閉狀況一直持續(xù)到了元朝才有了較大的改變。
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親率蒙古鐵騎，采用“元跨革囊”度過大渡河、金沙江以及從大理蒼山背后偷襲的方式，滅掉了割據云南數百年的大理國，同時一改北宋不敢染指云南的做法，派賽典赤·贍思丁就任云南“平章政事”，首次把云南劃為一個行省，徹底將云南納入了中央王朝的行政版圖。雖然，元朝以武統(tǒng)實現了云南與中央王朝的政令統(tǒng)一，強化了對云南的管控，但云南交通依然還是充滿了艱難險阻，十分不便。
也正是因為這非常閉塞艱難的交通，極大地限制并阻礙了云南與中原內地的文化與經貿往來和交流。因此，幾千年來中原內地對云南了解很少很少，誤解與謠傳卻很多很多。
目前見諸于史籍資料中，被學界公認最早最確切記載普洱茶乃至云南茶葉的史料是唐代樊綽所著的《蠻書》。其中有這樣的描述：“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姜、椒、桂和烹而飲之”。此文中的“銀生”，指的是與唐王朝共存的南詔國下轄的銀生節(jié)度，其治所就在今天普洱市的景東縣城。不過，樊綽在書中對云南茶葉也只是點到為止，并沒有過多講述。
那云南的茶文化傳播呢？大多是通過這些專家所謂的古代交通路線如蜀身毒道、南方絲綢之路、茶馬古道，傳播到省內各地、傳播到西藏與四川、傳播到緬甸、尼泊爾，甚至傳播到了印度。這些傳播，主要都是通過茶葉貿易方式進行的，而且它傳播的主要路徑就是云南馬幫，通過馬幫在艱難坎坷的茶馬古道上常年往返運輸。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這種由數匹、上百匹馬與趕馬人等組成的馬幫是在云南崇山峻嶺間進行長距離運輸的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yī)學院生理學教授賈雷德?戴蒙德在其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中有這樣一段話，說明了人類社會在交通運輸發(fā)展進程中利用馴化動物的共性。他說：“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在19世紀鐵路發(fā)展起來之前成為我們主要的陸路運輸手段，從而進一步使人類社會發(fā)生了革命性的劇變。在動物馴化之前，由陸路運輸貨物和人的唯一手段就是用人來背。大型哺乳動物改變了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迅速地不但把人而且也把大量沉重的貨物從陸路運到很遠的地方去。供人騎乘的馴化動物有馬、驢、牦牛、馴鹿、阿拉伯單峰駝和中亞雙峰駝。這5種動物和羊駝一樣，都被用來背負行囊包裹。牛和馬被套上大車，而馴鹿和狗則在北極地區(qū)拉雪橇。在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qū)，馬成了長距離運輸的主要手段?！?/p>
我曾經多次到西雙版納、大理、保山、臨滄、普洱等地，考察當年的茶馬古道遺跡。今年5月中旬，為了做迎接建黨百年報道，我來到麗江市玉龍縣的興文行政村宏文村民小組采訪，這里正好處在金沙江畔，江對面就是迪慶藏族自治州的地界。令我大感意外的是，這里竟然也有茶馬古道遺跡。原來這里曾經是由滇西北進入西藏茶馬古道的必經之地，為三岔路口和金沙江古渡口，由此向北可渡江到橋頭、香格里拉、德欽、拉薩；向西可到石鼓、塔城、德欽、拉薩；向南可到劍川、下關、普洱。如今為了吸引游客來開展鄉(xiāng)村旅游，村里也做起了“茶文化”文章，專門興建了一個茶馬古道紀念館。村支書和炳軍告訴我，當年村里有幾支馬幫常年跑運輸。那天，我還見到了村中一個馬幫馬鍋頭的兒子，他叫和旭光，今年58歲。他告訴我，他父親2017年去世了，早年帶領的馬幫最多時有上百匹馬，現在家中還留存有一些跑馬幫時用過的銀元、銀碗、馬鞍、馬鞭等。
麗江興文村的茶馬古道渡口 任維東攝
茶馬古道紀念碑任 維東攝
新中國成立以前，也就是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在云南西雙版納做過茶葉生意并擔任了車里縣長的李拂一先生，后來寫過一本《十二版納志》一書，書中對當時從版納經由馬幫開展的茶葉貿易有這樣的記載：“十二版納出口商品，以茶葉為大宗，分外銷及內銷兩途。由佛海外銷至印度，再轉銷入西藏及不丹、尼泊爾方面之藏莊緊茶及磚茶，年共三萬馱，銷至緬甸、暹羅、馬來西亞及中國香港方面之圓茶年共六千馱，合計三萬六千馱，共值盧比一百八十萬盾。內銷至思茅方面之散茶，年約一千馱，值滇銀二萬元。由倚邦、易武外銷至越南及中國香港方面之圓茶，年約五千馱，值越幣二十五萬元?！睋罘饕幌壬f，當年馬幫運輸的每馱茶（兩籃裝）大約重60公斤。
我認為，在清代以前，總體上，云南茶在中原內地還鮮為人知，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力，因此也談不上有多少云南茶文化向中原內地的傳播。不過，這種狀況自普洱茶被選為貢茶起發(fā)生了改變。
根據民國時期的學者，曾擔任過滇越鐵路局局長巴杜的法文翻譯、《中華民報》與《中華新報》主編、新中國成立后任云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羅養(yǎng)儒先生的研究，云南普洱茶被選做皇室貢茶，最早是從清朝康熙皇帝開始的，每年進貢一次，嘉慶年間改為每年向朝廷進貢十擔普洱茶。
在清朝雍正皇帝時期，包括西雙版納這些著名茶區(qū)在內的云南各少數民族地區(qū)被牢牢納入了大清帝國版圖，云貴總督鄂爾泰實行“改土歸流”政策，在西雙版納攸樂（基諾）山設立了攸樂同知一職，把攸樂山、易武等地的普洱茶奉為皇家貢茶，從這個時候起，云南普洱茶開始大批量進入中原內地人的視野，與中原內地的茶葉貿易明顯增多，云南茶文化也逐漸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清代乾隆年間，到云南做官并遭流放的安徽進士檀萃，游歷云南多地后寫了《滇海虞衡志》等書，他這樣記載：“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為產而資利賴者也，出普洱所屬六茶山：一曰攸樂，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蠻磚，六曰慢撒，周八百里?！?/p>
林海茫茫攸樂山 任維東攝
繼檀萃之后，清朝云貴總督阮元的兒子阮福寫下了一篇專門記敘云南茶葉的小文章《普洱茶記》。他寫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釅，京師尤重之。福來滇，稽之《云南通志》，亦未得其詳。但云產攸樂，革登，倚邦，莽枝，蠻磚，慢撒六茶山，而倚邦，蠻磚者味最勝?！比罡榇诉€特意查閱了相關記錄案冊，發(fā)現清政府有關部門每年要支出1000兩銀子用于采購普洱貢茶。
清朝皇帝為何喜歡普洱茶？是因普洱茶比其他茶要“釅”，尤其是冬天飲用，既可暖身，又能去油膩。據說，在云南普洱茶中，雍正、乾隆、嘉慶三皇愛喝易武茶，道光帝喜歡娜罕茶。乾隆皇帝還寫詩稱贊“獨有普洱號剛堅，清標未足夸雀舌”，對普洱茶喜愛有加。另外，清廷還把普洱茶當做國禮贈給外國使臣。
但相比較已經傳播了幾個朝代、根基堅實雄厚的浙江、安徽、福建等省的茶文化，云南茶葉雖然開始走進中原內地，但數量規(guī)模依然相對有限。
進入民國時期，云南普洱茶已經在北平、四川、重慶等地比較流行。名作家魯迅就喜歡喝普洱茶?？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在昆明的西南聯大師生中，也有不少人經常喝茶。聞一多先生酷愛喝茶在西南聯大是出了名的。國學大師錢穆，當時寓居在昆明市宜良縣的巖泉寺，一邊喝著當地的寶洪茶，一邊寫就了享譽學界的《國史大綱》。其時還是學生，后來成為著名作家的汪曾祺半開玩笑地說他的學業(yè)是在茶館里完成的，還專門寫了一篇散文《泡茶館》。在文中，他寫道：“昆明的茶館共分幾類，我不知道。大別起來，只能分為兩類，一類是大茶館，一類是小茶館……正義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館，樓上樓下，有幾十張桌子。都是荸薺紫漆的八仙桌，很鮮亮。因為在熱鬧地區(qū)，坐客常滿，人聲嘈雜。所有的柱子上都貼著一張很醒目的字條：‘莫談國事’?！?/p>
品茶 任維東攝
而清末民初滿族貴族出身的雜文家唐魯孫（原名葆森）在其《中國吃》一書中有篇《北平四川茶館的形形色色》一文，其中談及了民國時期普洱茶的飲用情況：“重慶和西南各地的茶館，很少有準備香片、龍井、瓜片一類茶葉的，他們泡茶以沱茶為主。沱茶是把茶葉制成文旦大小一個的，拆下一塊泡起來，因為壓得確實，要用滾熱開水，燜得透透的，才能出味。喝慣了龍井香片的人，初喝很覺得有點怪怪的，可是細細品嘗，甘而厚重，別有馨逸。有若干人喝沱茶上癮，到現在還念念不忘呢！普洱茶是云南特產，愛喝普洱茶的人也不少，不過茶資比沱茶要稍微高一點?！?/p>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出口掙取經濟建設急需的外匯，云南以“滇紅”為代表的紅茶不斷被出口到前蘇聯、東歐各國，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那個時候，說到云南的茶葉，大家公認的是滇紅，還不是普洱茶。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到近些年普洱茶異軍突起并在全國迅速推廣后，才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今天，云南普洱茶已經成為中國茶葉最具價值的第一茶葉品牌。
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茶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方式依舊延續(xù)了貿易性傳播和非貿易性傳播這兩種格局并存的情況。
對地處遙遠大西南邊陲的云南而言，1949年10月新中國的成立，讓千百年因交通不便制約社會發(fā)展進步的云南開始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經過70多年的建設發(fā)展，今天的云南擁有了網絡化的高速公路、動車高鐵、空運水運，已經形成了全方位的立體交通，與解放前甚至與改革開放前相比，云南現在與內地的交通聯系已經非常非常便利了，譬如從遙遠的首都北京僅用3個多小時就能飛到昆明了。
大約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云南社會各界開始重視對以普洱茶為代表的云南茶文化研究，從各種形式的研討會、茶博會、展覽館、茶文化節(jié)到專門研究普洱茶、茶馬古道等的文章、專著、詩歌、影視劇等不斷涌現，進一步助推了茶文化向大眾的傳播推廣。
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特別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為了發(fā)揮優(yōu)勢、加快培育新的支柱產業(yè)，云南省委省政府大力倡導發(fā)展高原現代特色農業(yè)產業(yè)，還出臺了專門發(fā)展茶產業(yè)的行動方案，把茶葉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加以扶持。所以，云南的茶產業(yè)在近些年得到了飛速的發(fā)展，產值已經突破了千億元大關，并借此成功打造了以普洱茶為代表的云茶品牌。因此，無論是貿易性傳播還是非貿易性傳播都極大地超越以往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隨著近些年云南茶產業(yè)的快速發(fā)展，休閑文化的興起以及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高科技傳播手段的迅速普及，更是為云南茶文化向海內外廣泛傳播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如今，特別是借助人人喜愛的移動互聯網，云南極為緊密地深度融入了全國、全球的信息海洋之中，一有點風吹草動，頃刻間全世界都知道了，比如今年6月以來風靡網絡的西雙版納大象北遷事件。
所有這些為云南茶文化向全國乃至國際上傳播創(chuàng)造了古代無法想象、無與倫比的便利。再比如，現在每到春茶采摘時節(jié)，有些茶老板在老班章寨子、冰島老寨搞茶王、茶后古樹鮮葉采摘拍賣，通過移動互聯網，完全做到向國內外受眾的同步即時傳播。這為云南茶文化的廣泛傳播起到了極大的宣傳推廣作用。
基諾族在亞諾寨古茶樹園祭茶 任維東攝
2021年5月18日，在西雙版納攸樂山基諾族人祭茶現場，我在山上的亞諾寨用手機上網發(fā)出了配有6幅現場祭茶圖片的祭茶微博，很快有16萬多人通過閱讀這個微博、對遠隔千山萬水基諾山的茶文化迅速有了直觀的了解。
在當下茶文化熱潮中，普洱茶無疑是最盛行最時尚的元素，云南各地的茶書出版、茶博會舉辦、茶藝培訓、品茶沙龍、茶山旅游等，風起云涌，層出不窮，已經贏得了海內外茶界的尊重與認可，形成了具有云南特色的茶文化現象，引發(fā)了國內外茶界的關注。當然，今后無疑還要加大對云南茶文化研究與傳播的力度，為鄉(xiāng)村振興與茶產業(yè)的發(fā)展助力。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我國全民小康社會的建成，在未來的鄉(xiāng)村振興和茶產業(yè)的發(fā)展中，云南茶文化必定會得到更進一步、更廣范圍的傳播與發(fā)展。
來源：圖影看世界 作者：任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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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景谷茶廠有限公司，云南茶馬司茶葉有限公司、董事長胡皓明先生致歡迎辭：首先感謝各位領導、茶行業(yè)企業(yè)家、茶友以及媒體朋友的支持；2019年，云南景谷茶廠建廠60周年，六十載崢嶸歲月，歷經風雨，見證了云南普洱茶的發(fā)展變遷、經歷了云南普洱茶行業(yè)的滄桑變化；請各位來賓在品鑒云南景谷茶廠中期普洱茶的同時，聽我講述茶祖之源的事跡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