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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茶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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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坤冰:“山場”與“巖韻”:武夷茶的風土條件與市場價值建構(三)

雖然武夷山當地的自然環(huán)境、制茶師傅的手工技藝都將影響到巖茶香味的最終呈現,然而最近幾年以來,“山場”與“巖韻”卻成為巖茶品評中最為核心的概念。當地人認為:“巖茶要是脫了韻,那真的是白講?!比欢沃^“巖韻”則是見仁見智并無科學定義。一篇介紹巖茶知識的文章如此解釋道:“什么是韻呀,簡單來說,就是山有山的味道,海有海的味道,你只要一聞到,或者一嘗到它的味道就大概知道它是哪里產的,這就是韻?;旧细呤执钜豢诰椭朗悄膫€地方產的。凡是入口是散的,不整的絕對是半巖茶。香在舌前部而不能入喉的也絕不會是正巖的?!睅拙湓捛逦乇砻髁恕皫r韻”(味道)與“山場”(地理空間)之間存在緊密的對應關系,可將其理解為武夷茶生長過程中的terroir影響。

評價巖茶質量的關鍵在于“巖韻”,而“巖韻”是否純正又取決于茶樹生長的地理位置——terroir,即山場是否屬于正巖產區(qū)。當地人認為,產于正巖的茶,巖韻正,回甘明顯;反之,離正巖范圍越遠的茶,則被認為是巖韻不顯或是沒有巖韻,茶葉的售價也就越低。因而,以“巖韻”為市場評判標準,在閩北茶產區(qū)事實上存在一個“正巖/外山”的空間等級區(qū)分。進一步細分,還可劃分為大巖茶、正巖茶、半巖茶、洲茶、外山茶的等級結構。總而言之,“正”——代表著正宗、高質量、味道純正、最高等級等一系列的價值判斷。

根據當地各種歷史文獻的記載,武夷山很早以前就存在著基于茶樹生長的自然環(huán)境而對茶葉進行的等級分類。茶有“巖”、“洲”、“外山”之分?!安?,諸山皆有,溪北為上,溪南次之,洲園為下?!痹谏缴险邽閹r茶,水邊者為洲茶,武夷山之外者為外山茶。而“巖茶”又可進一步分為“大巖茶”、“中巖茶”及“半巖茶”。據陸羽“茶經”載:“種茶的土壤,以雜有爛石為最好,其次為沙質的土壤,黃土最差?!鼻宕绨部h令陸廷燦的〈隨見錄〉中寫到:“武夷茶在山上者為巖茶,水邊者為洲茶。巖茶為上,洲茶次之。巖茶,北山者為上,南山者次之?!鼻宕娜藙皆凇镀逃嚅e集》中也有類似的巖茶、洲茶的劃分,并指出“凡巖茶,皆各巖僧道采摘焙制,遠近賈客于九曲內各寺廟購覓,市中無售者。洲茶皆民間挑賣,行鋪收買”。

此外,根據各種歷史文獻與文人筆記中對武夷茶的描述,當地政府整理出了〈古茶園分布一覽表〉,而表中的古茶園剛好對應了景區(qū)內的正巖產區(qū)??梢?,正巖的劃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歷史文獻記載的影響。

表1:古茶園分布一覽表

1998年整理

資料來源:武夷山景區(qū)管委會世界遺產監(jiān)測中心提供

根據上述各種材料的整理以及今天市場上流行的“山場”劃分,大致可以勾畫出下圖所示的“巖茶等級結構與山場對應關系”。

“圖1:巖茶等級結構與山場對應關系”

茶葉作為一種特殊商品,表面上出售的是有形的“茶”,但實際上人們真正消費的卻是無形的“香味”,“茶葉”只是“香味”的載體而已。在漢語語境中,人們常常習慣將“香”和“味”混為一談,統(tǒng)稱為“香味”,但實際上“香味”一詞本身已經是一種多重感官的建構,它既包括嗅覺的“香氣”,也包括味覺的“滋味”。官方標準的巖茶評審包括對外形、湯色、香氣、滋味、葉底五個方面的評定,這五項因子涵括了視覺、味覺、嗅覺、觸覺四種感官,是一種綜合性的評價體系。然而,在非正式的品茶場合,茶人們最愛討論主要是“香氣”與“滋味”。但“香氣”絕非獨立于其他感官經驗的單純嗅覺,“滋味”也絕非僅僅是味蕾接觸到茶湯所發(fā)生的化學反應,在品茶人的經驗世界中,人們需要充分調動眼、耳、口、鼻、舌等各種身體器官去綜合性地體驗“茶”這一物質,這種綜合感官甚至包括觸覺——葉底的“鮮活”程度需要手指的感受、干茶的含水量需要手掌掂量。雖然人們在評論茶香時,都是在某一具體時間和地點下的個體感覺(sensation),但這種瞬時性的感覺卻無可避免地會受到地方文化與歷史過程加諸(impose)于個人身體的影響。正如Durkheim所言,個體的、私人的“感覺”必須經由一套共享的觀念項目“conceptualcategories”的過濾之后,才能轉化為可以交流與理解的集體表征。

從當地的歷史過程來看,武夷茶的名動天下與儒家文人的文辭贊美不無關系。以下三段對“茶香”的描寫分別摘自董天工《武夷山志》,梁章鉅《歸田瑣記》與及郭柏蒼《閩產異錄》:

采摘以清明后、谷雨前為頭春,立夏后為二春,夏至后為三春。頭春香濃、味厚,二春無香、味薄,三春頗香而味薄。種處宜日、宜鳳而畏多風。日多則茶不嫩;采時宜晴不宜雨,雨則香味減。各巖著名者:白云、天游、接筍、金谷洞、玉華、東華等處。采摘烘焙須得其宜,然后香、味兩絕。第巖茶反不甚細,有小種、花香、清香、工夫、松蘿諸名,烹之有天然真味,其色不紅。崇境東南山谷、平原無不有之。惟崇南曹墩,乃武夷一脈所產,甲于東南。至于蓮子心、白毫、紫毫、雀舌,皆外山洲茶初出嫩芽為之,雖以細為佳,而味實淺薄。若夫宋樹,尤為稀有。又有名三味茶,別是一種,能解酲、消脹,巖山、外山各皆有之,然亦不多也。

靜參謂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今城中州府官廨及富豪人家競尚武夷茶,最著者曰花香,今城中州府官廨及豪富人家竟尚武夷茶,最著者曰花香,其由花香等而上者曰小種而已。山中以小種為常品,其等而上者曰名種,此山以下所不可多得,即泉州、廈門人所講工夫茶,號稱名種者,實僅得小種也。又等而上之曰奇種,如雪梅、木瓜之類,即山中亦不可多得。大約茶樹與梅花相近者,即引得梅花之味;與木瓜相近者,即引得木瓜之味。他可類推。此亦必須山中之水,方能發(fā)其精英,閱時稍久,而其味亦即消退。三十六峰中,不過數峰有之。各寺觀所藏,每種不能滿一斤,用極小之錫瓶貯之,裝有各種大瓶中間,遇貴客名流到山,始出少許,鄭重瀹之。其用小瓶裝贈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種之類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為無上妙諦矣。不知等而上之,則曰清,香而不清,猶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則曰甘。清而不甘,則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則曰活,甘而不活,亦不過好茶而已?;钪蛔?,須從舌本辨之,微乎其微!

凡茶,他郡產者,性微寒;武夷九十九巖產者,性獨溫。其品分“巖茶”、“洲茶”。附山為“巖”;沿“溪”為洲。“巖”為上品;“洲”為次品。九十九巖,皆特拔挺起。凡風、日、雨、露,無一息之背;水泉之甘潔,又勝他山;草且芳烈,何況茗柯。其茶分山北、山南;山北尤佳,受東南晨日之光也?!皫r茶”、“洲茶”之外,為“外山”,清濁不同矣。九十九巖茶,可三瀹;“外山”兩瀹即淡。武夷各巖著名者:“白云”、“仙游”、“折筍”、“金谷洞”、“玉華”、“東華”;余則“崇南”之“曹墩”,乃武夷一脈,所產甲于東南。

“蓮子”、“白毫”、“紫毫”、“雀舌”,皆“外山”及“洲茶”,采初出嫩芽為之,雖以細為佳,味則淺薄。又有“三味茶”,別是一種,能解酲消脹。

凡樹茶,宜日、宜風,而厭多風。日多則茶不嫩。采時宜晴,不宜雨;雨則香味減。

武夷采摘以清明后、谷雨前,為“頭春”,香濃、味厚。立夏后為“二春”,無香、味??;夏至后為“三春”,頗香而味??;至秋則采為“秋露?!?/p>

梁章鉅游武夷時夜宿天游觀,與道士靜參品茶,將武夷巖茶的特征概括為“香、清、甘、活”四字,并強調“活”之一字,“須從舌本辨之,微乎,微乎!”梁是舉人,愛做筆記小說,算是才子,又官至巡撫,所以他的這段評價影響極大。今人概括武夷巖茶的特征為“活、甘、清、香”四個字,并以此作為“巖韻”的標準,其最初就是源自《歸田瑣記》。從三篇文章出現的時間來看,董天工的《武夷山志》應該是成書最早,其次依次為粱章鉅的《歸田瑣記》及郭柏蒼的《閩產錄異》。從內容來看,三篇文章都依照茶香、茶味的淡薄將茶葉分為了幾等,如花香、小種,巖茶/洲茶、內山/外山、山南/山北,以及采摘時間上的頭春、二春、三春之分……尤其是董文與郭文,內容幾乎一模一樣,只是在遣詞造句上略有不同。芳烈、淺薄、濃、淡、厚這些評價茶香、茶味的字詞在三篇詩文中都反復地出現,成書時間更晚的《閩產錄異》無疑大大借鑒了《武夷山志》中董天工對茶葉的分類和口感的描述。而后世之人在評價武夷茶的香味時,又借助于這些傳世篇章中反復出現的“語素”以闡釋自己對武夷茶的理解。這種借助于共同詞匯的理解與交流是十分必要的,因為人們想要與他人分享的是個人的“感覺”,而這種“感同身受”卻不可能由一個人直接傳遞給另一個人,而必須要通過交談來分享這種經驗,通過語言和詞匯的表達再現。這些語言和詞匯的意義是小區(qū)的說話者通過對言語的約定俗成而建構起來的。這些集體表征(representation)就像是連接各種個人意識的橋梁,使得人們彼此之間相互理解。因此,當文人們創(chuàng)作詩詞歌賦的時候只是抒發(fā)一種個體“感知”,是個人的感覺器官對各種數據無意義地、暫時性的接收。然而,當現在的武夷山人繼續(xù)“引經據典”使用這些詞匯評茶時,其前提條件是假設生活于此環(huán)境中的人群共同體都能夠理解這些詞匯,并由此引發(fā)對方的同情(sympathy),因此這些詞匯此時已經轉化為一種為集體持有的、持續(xù)的表征。

除了正巖與外山的區(qū)分之外,武夷茶的花名也多不勝數。據上個世紀40年代的調查資料,“三坑兩澗”中的慧苑坑巖茶廠的茶樹花名盡多達280種。僅僅一個巖的茶葉就有著如此名目繁多的花名,但這些花名是否真的具有各不相同的口感差異,就連調查者茶學專家林馥泉本人也表示了懷疑,他更傾向于將之理解為茶商們實施的一種營銷策略。“巖主茶工每因欲提高茶葉價值,多巧立名目,是以每一巖廠均有名叢數十株至數百株,其茶名實不勝枚舉。至于單叢奇種中,多于茶葉包裝時,各包加以名稱,俗稱為花名,以?;箢櫩??!惫P者更傾向于將武夷巖茶眾多“花名”理解為一種社會文化的建構,以及社會上層對市場消費之需求。茶之所以由一種山茶科植物葉子成為“茶”(或說,茶之所以成為文化中的一項“物”、一種消費商品)并非渾然天成,而是文化的成員與物(茶樹葉)長期密切互動的結果,使得茶葉從原料轉而成為一個社會主要飲料與商品。

Bourdieu指出在文化實踐領域,貫穿著將基本需求與原始沖動加以凈化、優(yōu)雅化與理想化的宗旨,以形式壓倒功能,以凸顯出其卓越的審美性特征。茶在中國的文化體系里具有雙重屬性,它既是琴棋書畫詩酒茶”之“雅茶”,也是“油鹽柴米醬醋茶”用于解渴之“俗茶”。固然“品茗”是飲茶之道中的一種層次,然而“解渴”才是人們喝茶的最原始動機。達官貴人的“品茗”明顯弱化了其解渴的基本需求,轉而追求其藝術化的審美功能。茶湯被盛于精致的“若深杯”中,杯盞容量如“胡桃大小”,器物的形制決定了“品茶”方式只能是“小口啜飲”——標準品飲方式為用唇舌將茶湯吸啜入口中,待停留片刻再慢慢吸啜入喉,且“嘖嘖有聲”。“小口啜飲”相應地也對茶客的身體作出了規(guī)訓,其特殊的以拇指、食指和中指持杯的方式被稱之為“三龍護鼎”。當品飲者正襟危坐,以指頭小心翼翼捧著一盞茶湯慢慢啜飲入喉之時,這種身體實踐無疑已經使“飲茶”儀式化了。而勞動階層飲茶則主要是解渴,現在武夷山當地茶農家里仍然會使用一種很大的粗陶壺和粗瓷大碗——這也決定了其喝茶方式必定是大口吞飲。Bourdieu在分析鑒賞力與文化消費之間的邏輯關系時指出,鑒賞力(taste)并非天然稟賦,而是社會等級區(qū)分的結果。上流社會通過將生活風格化(stylization),從而將“優(yōu)雅”與“粗俗”區(qū)分開來,并建構出一套正統(tǒng)的(legitimate)鑒賞標準。茶作為一種典型的文化商品,不同的品飲方式既反應了人們不同的社會階層,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區(qū)分。因此,品茶不僅僅是生物感官意義上的品味,同時也是一種體現的(embodied)社會區(qū)分。社會品味(socialtaste)的正統(tǒng)性一旦建立以后,又會影響到人們對味道的感知(senseoftaste)。因此,味覺感知與社會階層區(qū)分始終是一個雙向互動的建構過程。茶葉——這種在自然屬性上并無貴賤分野的植物葉子——由于不同消費群體的不同飲茶實踐,相應地也在人與周圍環(huán)境、建構性的身體感官差異中被劃分為三六九等等,茶的雅俗之分實乃是社會階層結構之物化表現。

從地理文化空間來看,武夷山為東南著名的風景勝地,同時也是宋明理學的發(fā)源地。自唐宋以來,就不斷地有文人慕名到訪,朱熹曾在此開設書院講學,著書立說,奠定了武夷山作為理學發(fā)源地的地位,此后吸引了大批的文人羽流到山中游玩或暫居。由此,留下了大量的游記作品和文人筆記。關于武夷茶的詩詞文賦歷朝歷代都有,數量巨大,在本文中無法一一例舉。這些詩詞至少在兩個方面影響了武夷茶:一是“九曲溪”、“溪邊”以及武夷山風景區(qū)內的三十六峰的某些峰名常在文人的書寫文本中出現,從而為“正巖”山場的空間范圍奠定了基本的雛形。其次是在這些詩文中,云、雨、霧、煙霞等自然景觀,清寒、泠然、靈、膩、芳潤等感官描寫,形容器物之精的金、玉、圭璧等用詞,以及形容嗅覺香氣的梅、蘭、馥、馨等字詞都不斷地反復閃現。這些詩文所運用的語言作為一種隱喻﹙metaphor﹚象征,既勾勒出了“名茶”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的美好,同時也是文人隱士們內心環(huán)境的體現,是一種精神化的環(huán)境(mindfulenvironment),“清、雅、高、潔”正是中國文人所追求的一種精神境界。這正如當地政府在申請國家地理標志產品時聲稱的那樣,“武夷巖茶所體現的不僅是一種茶名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在武夷巖茶的原產地,自然性和人文屬性決定的地理人文景觀。”

回到前文中所提及的關于武夷巖茶眾多“花名”的問題,如此煞費心思的“花名”顯然更屬于“雅茶”之范疇?!盎钡拿瓌t極其混亂,有的以茶樹生長環(huán)境命名,如半天腰、不見天等;有的以茶樹葉形命名,如金錢、金柳條等;還有的以制成品香型命名的,如肉桂、百瑞香等,至于名字的來歷則都有不凡的傳話傳說,比如眾所周知的“大紅袍”的傳說??陀^而言,在基本相同的自然環(huán)境中,不同茶株所產之茶的“香味”差異實在是微乎其微,然而一旦茶樹被賦予了各種不同的花名以后,其有別于其他茶的獨特之“香”就被合理化了。因而,“花名”的主要作用在于幫助品茶者理解(makesenseof)不同的“香”。這些香氣既有真實的嗅覺感官,同時也得益于當地人的刻意命名、分類、描述所建構出來的“香”。

文章來源:《“山場”與“巖韻”——武夷茶的風土條件與市場價值建構》,《中國飲食文化》(THCICore,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第12輯,2016(4)。注釋從略,詳見原文。

原文標題為:肖坤冰:“山場”與“巖韻”:武夷茶的風土條件與市場價值建構(三) —— “山場”:閩北山區(qū)空間結構形成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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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顧

“山場”與“巖韻”:武夷茶的風土條件與市場價值建構(一)——引言與相關理論綜述部分

肖坤冰:“山場”與“巖韻”:武夷茶的風土條件與市場價值建構(二)

“綠色珍珠”熙春茶

在中國近代的茶葉歷史上,似乎沒有一種茶能像“熙春”茶那樣,產量之大,質量之好,價格之高,出口之多,暢銷之廣,影響之深遠;在世界各國幾乎都有她的蹤跡并留下了美好的聲譽;也似乎沒有一種茶能像“熙春”茶那樣,在中國茶葉的出口外銷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在茶葉影響英國工業(yè)革命的興起過程中,還是在引起美國獨立戰(zhàn)爭的波士頓傾茶事件里,抑或是在中國明清以來的茶葉發(fā)展、競爭與變革中;似乎都有“熙春”茶的身影……。所以說,“熙春”茶不僅僅是“綠色珍珠”,更可以說她是璀璨明珠;因為“熙春”茶走南闖北,飄洋出海,不僅成為歐洲貴族爭相擁有的珍品并行銷各地;同時,“熙春”茶更是以其優(yōu)異的品質風靡世界、桂冠疊戴并譜寫了中國近代茶葉外銷史的輝煌篇章!

一、熙春溯源

“熙”,古同“禧”,福,吉祥。《說文》曰:仰熙丹崖,俯澡綠水。熙春,明媚的春天;同“熙春茶”。熙春茶(Hyson),源自“熙春”(hei1 cên1);也稱貢熙茶(Hyson)?!拔醮骸边@個名字,源于晉代文學家潘岳(247~300)的作品,在其《閑居賦》中有“于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之句;意思是冬去春來、茶芽初發(fā)于早春采制而成。人們用形容春天的詞語來描寫熙春茶,是因為春天既是“熙春”茶的采摘季節(jié),更因為春天的新綠也是“熙春”茶的顏色。至于后來“熙春”茶被稱為“貢熙”茶,是為了夸耀“熙春”茶的名貴,也是因為“熙春”茶是進貢給皇室的“貢品”。還有一種附會的說法是,“熙春”茶曾進貢給康熙皇帝,所以就有了“貢熙”之名。

“熙春”茶是“屯綠”茶的一種,而“屯綠”茶則是來源于松蘿茶;也就是說,“屯綠”茶的前身是松蘿茶,當“屯綠”茶從松蘿茶中分離出來的的時侯,“熙春”茶就自然而然地拔得了頭籌。道理很簡單,當用毛茶原料進行精制或精加工處理并提取出整齊勻凈的成品茶(精制茶)時;無論是提取出長形或圓形的成品茶,在“屯綠”茶的產品結構中,都有“熙春”、“貢熙”等花色品類;這就是“熙春”、“貢熙”茶出類拔萃的先決條件。當然,“熙春”、“貢熙”茶和松蘿茶不同的是,松蘿茶問世后被人們譽為“綠色金子”,而“熙春”、“貢熙”從松蘿茶中分離出來后,卻被人們譽為“綠色珍珠”。

據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茶葉學會名譽理事長、著名茶學專家陳宗懋先生主編的《中國茶經》記載:松蘿茶的采茶技術,早在三四百年前就達到精湛的程度,明代聞龍《茶箋》記載:“茶初摘時須揀去枝梗老葉,惟取嫩葉,又須去尖與柄,恐其易焦,此松蘿法也。炒時須一人從旁扇之,以祛熱氣,否則色黃,香味俱減。予所親試,扇者色翠,不扇色黃。炒起出鐺時置大瓷盤中,仍須急扇,令熱氣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鐺,文火炒于入焙,蓋揉則其津上浮,點時香味易出”?!巴途G”茶的炒制技術,就是在這種規(guī)范的基礎上而發(fā)展完善的。

“屯綠”茶屬眉茶,有珍眉、鳳眉、特貢、熙春、貢熙等品名,主產地是安徽休寧、歙縣、祁門、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等地;因歷史上集中在安徽屯溪加工輸出而得名;也是中國外貿出口之極品名茶。

茶葉專家陳宗懋先生在其主編的《茶葉大辭典》中對“屯綠”茶亦有介紹:屯綠,原產安徽省黃山市休寧、歙縣、黟縣、祁門東鄉(xiāng)和屯溪區(qū)的長條形炒青綠茶,因歷史上與本區(qū)相鄰的婺源等地生產的炒青多集中于屯溪加工銷售,故統(tǒng)稱“屯綠”。據王鎮(zhèn)恒、王廣智主編的“九五”國家重點圖書《中國名茶志》記載:南宋以后,安徽江南茶區(qū)名茶生產全面崛起,明清時代達到鼎盛……。休寧松蘿山松蘿茶作為炒青型名茶的鼻祖,創(chuàng)制于明初,到明代中后期已遠近聞名;明末清初松蘿制法已傳播到安徽南北和贛、鄂、閩諸省,成為一大宗茶品。松蘿茶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間,至嘉道年間,出口興盛,發(fā)明了松蘿茶特別技術并逐漸演化為屯綠,分珠茶、雨茶、熙春三類,共10多個花色、品級。

珠茶:以其結構渾圓,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別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輕重分為5個品級。

雨茶:以其形長似雨點而名,分別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輕重分為5個品級。

熙春:結構為不規(guī)則的塊狀,多由芽頭和肥厚葉子疊合而成,結成不規(guī)則塊狀;分別按茶塊大小和身骨輕重分4個品級。

清道光年間的“屯綠”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笆辍笔钦涿肌ⅧP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針等;“八珠”為麻珠、寶珠、珍珠、園珠、蝦目等;“六熙”指貢熙、眉熙、正熙、副熙等。

清同治年間的“大幫官堆”屯綠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捌咧椤笔锹橹?、寶珠、圓珠、蝦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鳳眉、針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貢熙、眉熙和熙春。

清光緒年間徽州歙縣知府何潤生在《徽屬茶各條陳》中對屯綠茶也有介紹:“綠茶內分三總名,曰珠茶、曰雨前、曰熙春。熙春內分四等:眉正、眉熙、副熙、熙春;雨前內分五等:珍眉、鳳眉、蛾眉、副蛾、茅雨;珠茶內分五等:暇目、麻珠、珍珠、實珠、芝珠。皆為洋莊(外銷)。均內用錫罐,外裝彩畫板箱”。

“屯綠”茶從松蘿茶中分離出來很多的花色品種,但基本制法與拼配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只是隨著國際茶葉市場的需求而變化,在精制率不斷提高的情況下,進行花色品種的變化。而“屯綠”茶各花色品種,都是在反復的炒、篩分、風選、揀剔中產生,尤其是通過嚴格的篩選(園篩、轉篩、扣篩、抖篩)、扇、撼等工藝后,才提取出各種花色品種茶,其長短、精細、輕重、形態(tài)、整齊勻稱,甚至可以稱為純凈。

二、熙春演變

“屯綠”茶為什么要從松蘿茶中進行分離呢?茶葉專家說“成品茶中各種形態(tài)的花色組成,在過去稱‘大幫’,就是產品結構”。而外銷綠茶產品的結構,主要是指精制廠收購的毛茶原料,需要按其不同形態(tài),通過復制作業(yè)(或稱精制、精加工處理),分別大小、長短、粗細、厚薄、輕重,汰除雜劣,并分門別類,提取出來的整齊勻凈的成品茶(或稱精茶)。而收購的毛茶,顧名思義,是很復雜的,有香氣滋味內質優(yōu)次懸殊的,有形態(tài)大小不齊的,有煙焦劣變夾雜的等等。精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視各類毛茶原料,在分別內質品次、汰除劣異的基礎上,整飭形態(tài),提取相應產品,使之發(fā)揮最大經濟效益。

這就是茶葉業(yè)內人士所說的,要“看茶做茶”;而內質特優(yōu)的茶葉,為使外形整飭并能更好地襯托出產品的優(yōu)美,就要特別細致的處理,這就是所謂的“好茶精做”。而有些形狀粗壯的茶,內質不一定差,就要所謂“粗茶細做”??傊际菫榱税l(fā)揮毛茶的自然品質優(yōu)勢,以取得更大的經濟效益。

“屯綠”茶從松蘿茶中進行分離、創(chuàng)制或改革,是徽州茶商經營理念的體現;從茶葉銷售角度來看,也是徽州茶商堅持誠心為質、以義為利的銷售理念的體現。如徽州茶商吳榮壽,在茶業(yè)經營的過程中就不斷地進行革新,他以重金聘請制茶名家汪漢梁為總管,在選料與配方上融婺(源)、歙(縣)兩家為一體,制成了色香味煥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貢熙”茶,從而在上海一舉奪得綠茶評比魁首并譽滿滬港等地?;罩莶枭淘诮洜I茶葉時還注意收集消費者的反饋信息,并根據消費者的不同口味,不斷地提高品位,這不僅體現了徽商的人本精神;同時,也反映了徽州茶商經營思路之清晰和經營手腕之靈活。

據中國茶葉專家傅宏鎮(zhèn)先生考證:“屯綠”全面創(chuàng)制或者改革是在1820年左右,當時徽州婺源東鄉(xiāng)有俞德和、俞德昌、胡源馨、金龍?zhí)┑榷嗉也杼枺麄兙膭?chuàng)制1000多箱高級綠眉茶,直運香港銷給東印度公司;因為質量優(yōu)、銷路好、利潤高,所以屯溪各家茶號立即仿效并全面經營、精制綠茶外銷。

清光緒二十二年,黟縣茶商余伯陶在屯溪長干坊設立“福和昌茶號”,以眉茶的制法為基礎,精益求精地提取“抽蕊珍眉”運往上海出售,也受到了歐洲消費者交口稱贊。而屯溪的一些茶號也在這一啟發(fā)之下,在茶葉精加工時提取特等“貢熙”茶;而這些“貢熙”茶特別適合俄國消費者的嗜好;此后“珍眉”茶行銷西歐,“貢熙”茶行銷俄國,都成為了世界茶葉市場的暢銷品。于是,在全國茶葉生產開始中落的清朝末年,由于徽州茶商的審時度勢,并根據市場需求來不斷地改進茶葉制作方法,從而給徽州的茶葉生產和貿易帶來了新的生機,而那些大茶商們也從中獲得了巨利。如徽州婺源茶商孫友樵,他繼承祖業(yè)后在屯溪觀音山擴大“怡新祥”茶號的規(guī)模,他尊重制茶師傅技藝的發(fā)揮和創(chuàng)新,他收購優(yōu)質毛茶精制特珍、抽蕊、珍眉和特貢、貢熙等外銷茶出口,所以,他不僅獲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也成為了茶界巨商。

據道光二十六年(1815)的相關資料記載,茶商江有科和其子江文纘,在歙縣芳坑江氏祠堂以及漳漂等地租賃廳屋數間收購初加工后的毛茶,經過抖篩、減簸、揀茶、焙茶、風煸等多道工序,加工制作“松蘿”、“雨前”、“圓珠”以及“熙春”、“貢熙”茶等品種,將成品茶裝入錫罐并密封,外面還用彩畫板進行包裝,每箱裝茶30斤至40斤不等;每年有200多擔茶葉通過廣州銷往世界各地并獲利頗豐。也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知書識理,有較高文化素質,因此使他們能在復雜多變的情況下審時度勢,在擁有品質優(yōu)良的徽州茶品的同時還具有十分靈活的經商手段,以至有了松蘿茶和“熙春”茶的創(chuàng)新;從而濃墨重彩地寫下了徽州茶暢銷世界各地的歷史,并在17世紀至19世紀中葉,開創(chuàng)了稱雄世界茶葉市場的黃金時代。

清代是徽州茶葉輝煌的年代,茶葉種類迅速增加,紅茶綠茶并駕齊驅;尤其是在松蘿茶制作工藝和貿易興盛的影響下,徽州遂成名茶薈萃之地;而祁門紅茶、黃山毛峰、金山時雨茶等后起茶品之秀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以致出現了祁紅屯綠、毛峰稱雄的局面。而“熙春”茶則是獨樹一幟,它以其美好的傳說,優(yōu)異的品質以及適合外國人的口味而暢銷世界各地并風靡世界茶壇。有專家指出:徽州茶商能在海外貿易中一度執(zhí)掌牛耳,除了具有徽商種種的優(yōu)勢,如有著悠久豐富的從商經驗,有著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并講究商業(yè)道德之外,更為重要的是血緣紐帶與地域紐帶在茶商的經營活動中發(fā)揮了特殊的效用。

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的商業(yè)活動促使了地區(qū)生產關系的變革,也促進了徽州茶葉的興盛和茶葉品種的增多以及茶葉品質的不斷提高;所以,“松蘿”、“熙春”茶在徽州茶商的貿易活動中頻頻嶄露頭角,最終得以行銷世界各地。

三、熙春出口

“熙春”茶自誕生后很快就聲名遠播,她不僅為世人所重,爭先恐后地購銷于國內外市場,同時也成為世界聞名的茶葉之一。

早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當我國綠茶中的珍眉、珠茶等還沒有問世前,“熙春”茶就已經與松蘿茶、武夷茶先后出現在歐洲并風靡世界。當時,出口的茶葉還沒有經過后來稱之為“精制”的工藝過程,但全都是國內已有盛名的具有獨特風格的產品。所以,如同在國外文獻上的松蘿茶名被稱作(singlo)一樣,熙春被稱為(Hyson);尤其是在中國茶葉風靡英國直至世界各地以后,有關中國各種名茶的名稱,如武夷茶 (bohea)、熙春茶 (hyson)和松蘿茶 (singlo)等;也就不斷被英語借用;而tea 被英語借用后,就構成復合詞如:green tea(綠茶)、black tea(紅茶)等多達190 余個。

1610年,荷蘭人首先從中國運茶到歐洲,而當地人對中國茶葉驚嘆不已,認為茶葉是“靈草”也是“能治百病的藥”,甚至把茶葉看成是“貢熙”(進貢給皇帝的佳品);很快,松蘿茶和“熙春”、“貢熙”茶等就受到了消費者的青睞。

1660年,英國著名茶商托馬斯?卡洛韋出版的《茶葉和種植質量和品德》一書說:“茶是很珍貴的一種飲料,價格昂貴,只有王公貴族把它用作贈送客人的禮品”。盡管出口到歐洲的茶葉價錢昂貴,但是當地人只要能買到中國茶葉,也是“其價幾何,在所不惜”;尤其是“熙春”、“貢熙”茶在大批出口后,歐美的商人將這種渾圓如珠的茶葉意譯為GunPOwd(意為火藥槍的子彈);也就是這種形似“槍彈”的茶葉,屢屢成為東印度公司采購單上的緊俏商品,成為西方商人掠取暴利的時髦飲品;所以說“熙春茶”不僅是我國傳統(tǒng)的出口茶之一,也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傳播到國外的名茶。

18世紀初期,“熙春”茶已大量輸往國外并受到了消費者的喜愛;當時,廣州銷到歐洲的茶葉,有紅茶和綠茶兩大類,其下名目繁多,常見的有松蘿茶、珠茶以及熙春茶等。當時,“熙春”和“貢熙”茶在倫敦市場上售價甚高,“熙春茶”每磅賣價高達10先令6便士,因其茶價之高不亞于珠寶,所以曾被人們美譽為“綠色珍珠”。到了19世紀中后期,“熙春”茶出口達到鼎盛時期,年輸出量約1萬噸;輸出初期以銷歐、美為主,20世紀20年代起,以銷西、北非為主。茶葉專家程啟坤、姚國坤在《綠茶金三角及其優(yōu)勢》中指出;清代以松蘿茶為代表的徽州茶出口量很大,清光緒年間其出口量約占全國茶葉出口量的90%;而早期輸入歐洲的中國茶,是以綠茶為主。

依據英國東印度公司1702年的訂單來看,其中松蘿綠茶占了三分之二。從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口茶葉的數字也可以看出,在1721—1730年間,東印度公司進口的武夷茶為336萬磅,松蘿茶為458萬磅;因此可以認為,歐洲人早期飲用的茶葉是以松蘿茶為主的炒青茶;如“熙春”、“貢熙”茶等。

1740年,在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口茶葉的賬目中,就將進口的茶葉分為武夷、小種、松蘿和“熙春”、“貢熙”茶等10種;而與松蘿茶一同出口的“熙春”茶也是聲名鵲起并風靡世界。在英國倫敦茶葉經紀人協(xié)會印發(fā)的報告中,有一種表格叫“倫敦茶葉進口、存貨及提貨之非正式估計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對各種茶葉進行非正式估計時,所用之每箱平均重量。

如下表所示:

根據東印度公司的收購訂單中關于紅茶綠茶的分類統(tǒng)計,在1741年至1750年間,綠茶中的眉茶進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進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綠茶的進口量分別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過這個分類進口統(tǒng)計,我們清楚地知道“屯綠”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時的貿易情況,同時也表明了它們在茶葉貿易中的重要地位。

1750年瑞典“卡爾親王號” 商船來華,隨船牧師為瑞典博物學家彼得?奧斯貝克,他在《中國和東印度群島旅行記》一書中,對于茶葉有著詳細生動的記述;他在書中提到了十余種茶葉,并詳細地記述了“卡爾親王號”返航時運載茶葉的清單:如武夷茶(紅茶)共 2885箱,1030642磅;工夫茶 1071大箱和288小箱,共96589磅;“熙春”皮茶共140箱,7930磅;“熙春”茶共31桶,2206磅;其他各種茶1720罐,3557磅。由以上資料可見,當時瑞典商船的運輸貨品中,茶葉所占份量之重。 而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所簽訂的1778年各船艙貨合約中,購茶情況如下:從廣州“十三行”潘啟官那里訂購的屯溪茶和松蘿茶2000擔,貢熙茶200箱;從瑛秀那里訂購的屯溪茶和松蘿茶2000擔,貢熙茶200箱;從浩官那里訂購的茶為貢熙茶100箱;從石瓊官那里訂購的茶為貢熙茶100箱。另外,英國東印度公司對1773年3月至1782年9月的10年中,公司在英國市場上所售出的茶葉進行了統(tǒng)計;屯溪茶、松蘿茶1832474磅,貢熙茶218839磅。當時,英國市場的茶葉銷售價格是:屬于紅茶的白毫每磅15先令,工夫茶每磅14先令,普通武夷茶每磅12先令;屬于綠茶的熙春茶售價為每磅36先令,珠茶售價為每磅18先令,普通綠茶每磅15先令。

1784年,由于英國對茶葉的需求較大,英國東印度公司賣給本國茶商的茶葉價格也開始走高:如武夷茶每磅44便士,松蘿、“熙春”茶每磅121便士;此時法國、荷蘭、丹麥、瑞典的走私茶價是:武夷茶每磅19便士,松蘿、“熙春”茶每磅69便士。而在當時英國倫敦的市場上,松蘿、“熙春”茶每磅售價十先令六便士。1820年以后,“熙春”茶開始銷往英國、俄國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間,“屯綠”和“熙春”茶外銷竟多達十萬引。

茶學專家陳椽在《茶葉通史》中說:“屯綠”茶自明末開始產生后,就成為主要的外銷茶,至1821年至1850年時,“屯綠”茶每歲外銷至五、六百萬引(每引舊秤120斤),這還不包括走私茶和貢茶。到了1845至1846年期間,茶葉價格不斷攀升,以綠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擔可售銀46兩左右(含出口關稅);其次是雨前綠茶,每一擔約售40兩,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紅茶,每擔約售24至27兩。當年,茶葉平均售價為37兩,其中“熙春”茶的售價比屯溪茶高出約一倍。

1751年,廣州出口茶葉的價格為松蘿每擔20.66擔,貢熙每擔41.13兩。至177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兩艘商船所購的貢熙茶竟然高達每擔58兩白銀。

而到了1790年,英國倫敦皮卡迪利大街212號售茶價格表明,紅茶價格已經明顯低于綠茶,所售價格最低的“綠茶每磅5先令6便士至6先令”,最低的紅茶為“武夷茶每磅4先令4便士”,質量最優(yōu)的綠茶為極品熙春茶,標價為14先令到16先令。

“熙春”茶在美國也有銷售。美國華茶輸入早期多為低級的茶,后來發(fā)展到輸入較高級的茶;尤其是19世紀后,品類高的綠茶,如“熙春”、雨前、副熙茶的輸入量開始增加。到了1837年,“熙春”等綠茶占進口茶總數的4/5以上。中美茶葉貿易的迅速發(fā)展給美國帶來了極大的利益,所以中美茶葉貿易得到了美國政府的鼓勵,并制定了有利于茶葉輸美的稅收政策。1789年,美國開征茶稅,紅茶每磅15分,圓茶及珠茶22分,貢熙、雨茶(珍眉)55分。至1900年,廣州尚有一部分“貢熙”及副熙茶輸運出口。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羅伯特?康斯登說:“茶葉是驅使我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薄?/p>

清光緒年間徽州歙縣知縣何潤生,在1896年撰寫的《徽屬茶各條陳》報告中說:“徽屬產茶以婺源為最,每年約銷洋莊三萬數千引(一引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績溪又次之。這四縣每年共計約銷洋莊四五萬引,均系綠茶。綠茶內分三總名,珠茶、雨前、熙春;皆為洋莊,均內用錫罐,外裝彩畫板箱。箱分三名:二五雙箱、連罐計重不過一十一斛有奇;三七箱,連罐計重不過十二斛有奇;大方箱,連罐計重不過十五斛有奇。三七箱高一尺四寸,闊一尺二寸;二五箱比三七箱小一碼,大方箱比三七箱加一碼。胥有準式,每箱可裝細茶四十余斛,粗茶三十余斛?;罩輧蠕N茶不及十之一二,專用簍袋盛儲”。

四、熙春美譽

“熙春”茶葉底嫩勻,卷曲嫩綠,茶葉入水慢慢舒展,口感淡雅青澀;而上品“熙春”茶在谷雨前采摘,湯色金亮,色澤綠潤,香味醇濃;其內質與相應品級的綠茶相比,具備味厚湯清,汁濃耐泡的特點。也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風味和良好的品質,使得“熙春”茶出口到國外以后,不僅是受到了消費者的青睞;其身影和名聲也在國外的文學作品中屢屢出現,以致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和文字記錄。

“精艷彩瓷播清馥,青翠熙春注享客;詩人浸潤玉液里,華堂滿飄習習香”。這是愛爾蘭每年舉行的盛大“詩節(jié)”中無名氏的一首“品茶”詩,輯在1752年刊行的詩集中。這首詩出自于美國威廉?烏克斯所著的《茶葉全書》第488頁(中譯本漏譯,是中國茶葉專家錢樑先生翻譯的)。從那以后,英國名詩人如霍谷森、拜倫及荷美思等詩人,都在他們的詩歌作品中,留下了關于“熙春茶”的吟誦和贊美。

1773年,蘇格蘭浪漫主義詩人費格森在贊譽熙春與武夷名茶時,寫道“愛神永其微笑兮,舉天國之芳茶而命之,沸煎若風雨而不厲兮,乃表神美之懿微……,女蓋為神致爾虔崇兮,彼因勝之甘液,唯熙春與武夷”。而在艾默生的作品《色諾芬尼》第一節(jié)中,也有關于“熙春茶”的記載。

1785年,美國人威廉?烏克斯在《茶葉全書》中記載:英國保守黨政客Rolle為英國自由黨員數人所作的(《THE ROLLIAD》魯里之流)詩中有一首云:“茶葉本多色,何舌猶能窮?熙春與武夷,此綠彼又紅;松蘿與工夫,白毫和小種,薰花真芳馥,麻珠更稠濃?!庇纱丝芍拔醮骸辈柙趪獾挠绊?。當然,“熙春”茶能作為外國詩人吟詠的對象,可以想見在它們成詩之前,已經是在當地社會流行得相當普遍和久遠了。

16世紀末,許多歐洲人寫的關于東方的著作中都述及中國茶葉的知識。當時,英國文化藝術界以茶為題材寫了許多的作品,如1663年,瓦利向查理二世飲茶皇后卡特琳祝壽時寫的一首茶詩,其中有“月桂與秋色,美雅與茶比……物阜稱東土,攜來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煩累”。 1771年,英國愛丁堡發(fā)行的《不列顛百科全書》第一版“茶”條下有這樣的記載:“經營茶的商人根據茶的顏色、香味、葉子大小的不同把茶分成若干種類。一般分為普通綠茶、優(yōu)質綠茶和武夷茶3種。其它品種的茶似乎也都可以分成這3種?!拔醮骸辈韬椭椴璧雀邇r優(yōu)質綠茶都屬于此類。武夷茶比以上兩種葉子都小,顏色比其它品種更深,有時發(fā)黑,口感、香味均宜,口感似乎是澀中帶甜,綠茶好象都是紫花地丁的香味,而武夷茶則帶有薔薇花香。英國《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提及的是“熙春”茶、珠茶都是“屯綠”,而文中所指的普通綠茶和優(yōu)質綠茶,應該是指“屯綠”茶和松蘿茶。

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經由紐約開往廣州,開始中美茶葉的直接貿易,此后華茶源源入美;當松蘿和“熙春”茶進入美國市場后,同樣也是留下了值得我們回味、重視并研究的茶葉文獻史料。

1803年,美國紐約晚報上刊載了一則茶的廣告:“新到二百零五箱上等貢熙茶,華脫街182號Elljsuane公司啟?!?/p>

1816年,在美國紐約報紙上又出現了茶葉拍賣廣告,名松蘿茶區(qū)所產者,由John Hone主持拍賣,地點在自由街Astor碼頭”。

1817年,清朝廷命官蔣攸錟在奏折中說;“閩、皖南人販運武夷、松蘿茶葉,赴粵省銷售,向由內河行走;”禁止“出洋販運”。

1836年,在美國菲列特爾菲亞市,報紙上又刊出一條關于中國茶葉的廣告,全文如下:“茶葉——茲有大幫(文中的“大幫”是指“大幫官堆綠茶”。)茶葉專家錢樑先生說:“成品茶中各種形態(tài)的花色組成過去稱大幫,就是產品結構”。)各種包裝之貢熙、珠茶及圓茶出售,品質優(yōu)良,如蒙光顧,請至Soutn Front街十三號,Osamuel M.Kempton公司啟?!?/p>

美國醫(yī)生、作家赫漠茲在《波士頓茶會謠》中,也寫道了“熙春”茶;他說“……猶辨得熙春香氣,自由之茶杯依然充沛,滿常新之奠靈甘醴……?!?/p>

茶葉為西方貿易商帶來了巨額利潤,以至歷史學家普里查德認為“茶葉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東西都可以犧牲?!倍?915年,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徽州“貢熙”茶獲得了博覽會金獎。

從世界經濟發(fā)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紀以前西人所尋求的中國商品中,唯有茶葉在中西貿易中長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蘿茶和“熙春”茶,在長達幾百年的中西茶葉貿易活動中,一直是擁有良好的品質、美好的聲譽和絕對的話語權。

五、專家闡述

中國茶葉專家錢樑先生《論貢熙》(兼論外銷綠茶的產品結構和發(fā)揚品質優(yōu)勢問題)文中,專門介紹了“貢熙”茶的溯源、演變以及在外銷綠茶產品結構中的地位等等。1983年12月,中國茶葉學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錢樑先生《論貢熙》這篇文章作為學會提供大會的論文之一;1984年,這篇文章還載于商業(yè)部杭州茶葉加工研究所、全國茶葉加工科技情報中心站第2期的《中國茶葉加工》雜志。

錢樑先生在《論貢熙》文中指出:1843年五口通商后,上海外商云集,不久即超越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最大口岸,尤其是因為上海接近產茶省區(qū),就成為了茶葉對外貿易中心,出現了如1886年的空前大發(fā)展。經過長期積累的產銷實踐經驗,外銷綠茶已大都在生產集散地設立復制茶廠(茶號或稱內棧)收購茶農毛茶,通過分類分檔裝箱后運到口岸,經過洋莊茶棧賣給洋行出口。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外銷綠茶的貨源已基本形成兩大系列:一是路莊系列,稱為路莊茶,另一是土莊系列,稱作土莊茶,不論是路莊茶或土莊茶,長形茶或圓形條的產品結構中,都有貢熙或熙春、付熙等花色品類。

錢樑先生在《論貢熙》一文中還闡述了“貢熙在外銷綠茶產品結構中的地位”,他明確指出:“這里所指的外銷綠茶產品結構,主要是指精制廠收購的毛茶原料,按其不同形態(tài),通過復制作業(yè)(或稱精制、精加工處理),分別大小、長短、粗細、厚薄、輕重,汰除雜劣,并分門別類,提取出來的整齊勻凈的成品茶(或稱精茶)。錢樑先生還明確指出:“貢熙或熙春這個花色,在外銷綠茶產品結構中,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因為任何地區(qū)的毛茶,不論是圓茶或是長茶地區(qū),毛茶總是毛的,不可能純凈的。為整飭好長茶必須分離出團曲的原料;同樣做圓茶也必須分離出長扁形和粗松的原料。不然,也用不到“精制”這個環(huán)節(jié)了”?!袄绠a制眉茶的皖南地區(qū)1938~1939年的路莊大幫構成,整個屯綠為抽珍(特別珍眉)占18%、珍眉占31%、抽貢(特別貢熙)和普通貢熙占33%、正副針眉占18%。祁門梟溪口大幫的構成為抽珍占17%、珍眉占37%、抽貢和貢熙占33%、正副針眉占16%;歙縣大幫為抽珍21%、珍眉41%、抽貢和貢熙16%、正副針眉20%、蝦目2%;婺源大幫為抽珍14%、珍眉22%、抽貢和貢熙38%、正副針眉26%”。 之所以舉這些例子,是因為錢樑先生認為:“解放前的這段時期,因沒有上海土莊茶的干擾,茶批最正常,且是錢樑先生在1938~1939年間親自參加收購評價和在港主持外銷的情況。成品茶品質較好的屯婺祁大幫,抽貢、貢熙產品都占30%以上,多到38%;較差的歙縣大幫、抽貢、貢熙則只占16%。這說明抽貢、貢熙提取多的,眉茶質量也隨之提高,而在總的價格上也有裨益。當時各花色收購價格都分五等九級,抽珍按品質高低中準價為每50公斤95元,高到120元,低限60元,不及格的還可降低;珍眉中準價為65元,高可到90元,低到49元;抽貢中準價為70元,高可到92元,低可到52元;普通熙春中準價為40元,上可到51元,下可到29元,有不少內質好的大幫中的抽貢、熙春價格比內質差的大幫中的抽珍、珍眉價格還要高”。

錢樑先生還根據自己保存的資料,披露了熙春茶在當時的賣價;他說:據我手中存有的資料,“貢熙中上級(抽貢)每50公斤111.25元,中級80.20元、中下級59.50元、普通級42.25元,而珍眉上級140元、中上級111.25元(以上為抽珍價)、中級82.50元(包括部分內質差的抽珍)、中下級71元、普通級53.75元,價格基本與抽珍、珍眉差不多。而當時的平水一號珠茶為60~82.5元,二號、三號珠茶為38~50元,就是說比平水珠茶的價格要高得多”。

錢樑先生說,“貢熙類產品50年代的價格也是最有利的,當時眉茶出口換匯率一般平均已在3元以上,珠茶為2.7元左右,但貢熙類產品都在眉茶、珠茶以下,特貢不到2元,是經濟效益最高的出口綠茶品類”。

后 記:

“熙春”茶自誕生以來一直是身價不菲,并和“松蘿”、“屯綠”茶一起創(chuàng)造了風靡世界的奇跡。也正是“松蘿”和“熙春”茶厚重的歷史積淀,讓“松蘿”和“熙春”茶成為了中國歷史文化名茶,同時也成為了中國茶葉品類中當之無愧的佼佼者;這無疑值得人們借鑒和學習。 對于時今的茶人來說,如何把茶和民族文化、民族感情和民族氣節(jié)深深地聯系在一起,讓國飲成為世界之飲,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綜觀“熙春”茶風靡世界的歷史進程和巨大榮譽,我們應該從“熙春”茶中傳承什么、得到什么、弘揚什么?想來,一方面是應該以嚴肅的態(tài)度和敬畏之心,恢復、保護和尊重傳統(tǒng)的中國茶葉;另一方面是應該利用人類創(chuàng)造出來的科學技術,瞄準現代生活需求,打開創(chuàng)新思路,理性取舍得失,真正讓茶葉這個天地靈物致富茶農、造福人類!

【摘自2016年第4期《吃茶去》雜志;作者:鄭 毅(安徽黃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茶文化的第一塊基石《荈賦》—— 兼論:信陽中國茶文化的發(fā)源地

一、杜育作《荈賦》的時代背景

魏晉時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形成和發(fā)展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茶文化形成的時期。

1.社會狀況上:魏晉時期是一個動亂的年代,社會經濟處于恢復、破壞、再恢復、再破壞的過程中。期間,三國鼎立,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南北對峙,政權頻迭,戰(zhàn)亂不已,經濟凋敝,士族南遷,百姓流亡,饑寒流隕。

2.文化上:“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繼先秦百家爭鳴之后又一思想解放和學術繁榮時期?!?《中國文化概論》,主編:李建中。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2月第2版,第110頁。)儒學(兩漢時稱“經學”)獨尊地位喪失,以老莊思想為骨架,柔和儒家經義的玄學興盛,佛學在中國立足并開始中國化,道教思想,宗教神學和唯物主義無神論斗爭激烈。盡管許多玄學代表人物如阮籍、嵇康表現出反儒的傾向,但“認為真正的禮樂教化可以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他們并不反對維護封建綱常的名教”(《中國文化概論》,主編:李建中。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2月第2版,第115頁。)。在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和學說在沖突和較量中,思想學術文化迅速發(fā)展,逐步形成以儒學為主的儒釋道“三教同源”的學說。

3.人生態(tài)度和個人行為上:“頹廢的人生觀,是這時代的一個大病?!?呂思勉《中國通史》,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3年6月第1版,第106頁。)一方面,新興門閥如日中天,貴族們一個個高官厚祿,無所事事,過著奢侈荒淫的生活;士族文人群體逐步減弱了社會責任感,日漸消失了昂揚奮發(fā)的精神風貌,導致“灰心絕望、貪生怖死”,縱欲主義橫行。

公元291年 至 306年,西晉發(fā)生長達16年的“八王之亂”(八王: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颙、東海王司馬越),重創(chuàng)西晉社會。其中永康二年(301年)正月,趙王司馬倫廢惠帝自立為帝,“金谷二十四友”主要人物西晉“第一貴公子”、魯國公散騎常侍、后軍將軍賈謐,西晉富豪、曾任散騎侍郎、城陽太守的石崇被殺,“金谷二十四友”分崩離析。4月,司馬冏殺司馬倫,迎司馬衷復位。3年后,晉惠帝永安元年(304年),依附賈謐的“金谷二十四友”之一的杜育官拜汝南太守,到郡治新息城(今息縣縣城)上任。

長期的動亂,賈謐、石崇被殺,前途未卜的杜育渴望找到精神的寄托,重振旗鼓,干一番事業(yè)。在考察義陽國鄳縣霸山(今信陽市羅山縣靈山)茶園后,寫下著名的《荈賦》,為中國茶文化奠基了第一塊基石。(請看情景?。骸肚F賦》)

二、杜育與《荈賦》

1.關于杜育

史書對杜育的記載不多。成書于西晉至后趙傅暢(?-330,字世道,北地泥陽人。西晉末年至后趙官員。西晉時,封武鄉(xiāng)亭侯,官至秘書丞;后趙時為大將軍右司馬)所撰《晉諸公敘贊》這樣記載杜育:

杜育字方叔,襄城鄧(定)陵縣(今河南省葉縣)人 ,杜襲(杜育祖父,晚年人曹魏曹參、司馬懿的軍師,封平陽鄉(xiāng)侯)孫也。育幼岐嶷(才智出眾、聰明特異),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圣”。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沒,為賊所殺。

《晉書》對杜育的記載更為簡單:

育字方叔,襄城人。初與石崇等為賈謐二十四友,永興中拜汝南太守。永嘉中進右將軍,后為國子祭酒。有《易義》若干卷,集二卷。

杜育祖父杜襲,晚年任曹魏曹參、司馬懿的軍師,封平陽鄉(xiāng)侯,其父不詳。根據杜育卒于公元311年的記載,有人撰文說杜育在永嘉至亂時被匈奴軍所殺時,時年30歲。據此推算,杜育大約生于晉武帝太康2年(281)晉惠帝永安(興)元年(304)23歲時官拜汝南太守,305年,參與迎接晉惠帝回洛陽。晉懷帝永嘉元年(307)26歲時升任右將軍,后任國子祭酒,永嘉五年(311)30歲時,匈奴軍攻陷洛陽被殺。

2.關于《荈賦》

《賦》分為騷體賦、四言詩體賦和散體賦(或稱大賦),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文學樣式,兼有散文和韻文的性質,漢代達到鼎盛階段?!顿x》的特點,南北朝·劉勰《文心雕龍·詮賦》曰:“賦者,鋪也。鋪采摛(讀chī )文,體物寫志也?!薄颁伈蓳の摹笔钦f運用大量華麗的語句,張揚文采,從不同的方面描寫事物;“體物寫志”是說寫賦要有所依托,不能無病呻吟,要體現作者自身的思想、感情、志向。在漢代,無論是“漢賦四大家”,司馬相如的《子虛賦》、班固的《兩都賦》、楊雄的《甘泉賦》、張衡的《二京賦》,還是賈誼的《鵬鳥賦》、枚乘的《七發(fā)》,無不在采詞富麗、氣勢恢宏的鋪陳描寫后表達自己的情志。(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借寫楚王游獵云夢之樂,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班固的《兩都賦》由虛擬東都主人針對西都賓贊揚長安, 望朝廷西顧 ,而盛稱洛邑制度,以折西賓淫侈之論。楊雄的《甘泉賦》鋪陳夸張,想象豐富,氣魄宏偉,文辭流麗,極盡鋪陳夸張之能事,在詳細地描述漢成帝郊祀甘泉泰畤的全部過程,把天子郊祀的盛況鋪張得恍若遨游仙境,頌揚劉氏王朝地久天長,同時貫串著諷諫之意。張衡《二京賦》在頌揚漢朝國勢隆盛社會繁榮的同時,指責官僚豪紳們昏庸腐朽,黎民百姓的痛苦和仇恨。賈誼借“鵬鳥”表達選舉懷才不遇的悲憤,前途未卜的惆悵。)

《賦》在表現形式上,一是語句以四、六字句為主,并追求駢偶;二是語音聲律諧協(xié);三是文辭上講究藻飾和用典。

杜育的《荈賦》屬四言詩體賦,又因文字少,也被稱為“小賦”。

杜育《荈賦》目前有3個版本,其中,成書于唐武德七年(624年)《藝文類聚》卷八十二所載《荈賦》共11句話94字。

靈山惟岳,奇產所鐘。

第1句寫到了茶園的感受。鐘靈毓秀的靈山是珍奇的“仙品”鐘愛的地方。

瞻彼卷(讀quan)阿,實曰夕陽。厥生荈草,彌谷被崗。承豐壤之滋潤,受甘霖之霄降。

第3句至第4句寫茶樹生長的環(huán)境和茶園??茨球暄焉搅?,西陽映照著山陵的西坡。那里滿上遍野生長的茶,承受著大地沃土的滋潤,享受著上天甘霖庇蔭。

月惟初秋,農功少休。結偶同旅,是采是求。

第5句和第6句寫時間、事由。待到初秋農閑時,茶農結伴同行,上山采摘,精心制作。

水則岷方之注,挹(讀yì)彼清流。

第7句寫烹茶用水。煮茶的水,要取像西南岷江那樣清徹的水。

器擇陶簡,出自東隅。

第8句寫品茶的器具,要用東隅(東方)生產的精致瓷器。

酌之以匏,取式公劉。

第9句:寫分茶。分茶要效仿周文王的祖先那樣,用匏做成的瓢來分茶湯。

惟茲初成,沫成華浮。

第10句寫煮茶。煮茶時,粗糙的“沫”會往下沉,精細的“華”會向上浮。

煥如積雪,曄若春敷。

第11句寫煮好的茶是什么樣子的。茶煮好時,茶湯靚麗的猶如積雪,燦爛的猶如春天的花。

三、《荈賦》蘊含的思想、感情、志向

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192頁)上面對《荈賦》的解釋,是《荈賦》表面的意思。我們提出《荈賦》是中國茶文化的第一塊基石,主要指:(1)杜育對茶的認識、作用是否得到擴延和提升,選擇茶作為精神寄托物。(2)杜育是否把某種思想、感情、志向賦予茶身上,茶開始具有物質和精神雙重屬性。如同梅、蘭、竹、菊,荷花、白楊樹一樣,被人賦予某種精神屬性。

根據杜育所處的時代和《賦》“體物寫志”的特點,對《荈賦》所蘊含的思想、感情、志向進行解讀。

1.寫靈山茶園,為什么提“卷阿”

《荈賦》第1句發(fā)出驚嘆“靈山惟岳,奇產所鐘”后,為什么第2句提到“卷阿”。

《卷阿》是《詩經》中的一首?!毒戆ⅰ芬辉娨曾P凰比周王,以百鳥比賢臣。詩人以鳳凰展翅高飛,百鳥緊緊相隨,比喻賢臣對周王的擁戴。也因為周王有賢才良士盡心輔佐,才威望卓著,聲名遠揚,成為天下四方的準則與楷模。《卷阿》第一句為“有卷者阿,飄風自南”,是說:蜿蜒丘陵風光好,飄飄秋風自南來。

杜育在《荈賦》開頭提“卷阿”,從寫作上叫“用典”。引《詩經·卷阿》,是隱喻現在西晉又動亂了,杜育有借茶說自己是一個有抱負的賢才良士,希望回到洛陽,輔佐晉惠帝,表達甘愿為國盡力的志向。

2.《荈賦》第1句至第6句鋪陳的目的是什么?

杜育什么時間愛茶、見過茶園沒有,這不好說。從《荈賦》采詞富麗、氣勢恢宏的敘述中可以感到:杜育看到到靈山西坡滿山的茶園后,一定被靈山“彌谷被崗”的茶園所震撼。鋪陳的目的一是表達找到“承豐壤之滋潤,受甘霖之霄降”的“仙品”“圣潔”之物“茶”的驚喜,贊揚可以寄托精神的物體“茶”。二是為第7句和第8句要表達的思想、情感作鋪墊。既然茶為“仙品”“圣潔”之物,必須用清澈之水來煮,用精致瓷器作茶具?!肚F賦》第7句和第8句,表面是講烹茶用水和飲茶茶具,實際上是想借此表達茶在杜育心中的地位:茶是“仙品”,是精神寄托的“圣潔”之物,不容玷污。

3.“酌之以匏、取式公劉”的真實意圖是什么?

“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左傳·文公十五年》)。周人是以“禮”治國的。所謂的禮,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等級秩序、典章制度,“周禮”也就是周朝的制度。禮的作用是保障上下定位,尊卑有序,維系社會秩序?!抖Y記·樂記》云:“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庇衷疲骸岸Y者,天地之序也?!笨鬃犹貏e強調禮的重要,《禮記·仲尼燕居》云:“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

《荈賦》第9句:“酌之以匏、取式公劉”,取自《詩經·大雅·公劉》“執(zhí)豕(讀shǐ)于牢,酌之用匏”?!豆珓ⅰ芬辉娪涊d周人先王之一的公(爵位)劉(名)(指周人先王姬劉)遷豳(讀bīn ,今陜西彬縣、旬邑、長武、及甘肅涇川縣一帶)開創(chuàng)基業(yè)的史實,也寫了“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嘆”公劉與民眾沒有在困難面前唉聲嘆氣,而是齊心協(xié)力、團結一致,患難與共的精神?!豆珓ⅰ芬辉姟白弥敝浮罢寰啤?,杜育用來“品茗”。杜育《荈賦》“酌之以匏,取式公劉”表面上是寫分茶要效仿周文王的祖先“公劉”那樣,用匏做成的瓢來分茶湯。實際上暗含西晉紛亂的社會想象,借此展現情懷。“取式公劉”核心是“式”這個字?!笆健钡墓抛中斡伞肮ぁ?表示工具、規(guī)制)和聲符“弋”組成,本義指事物依據的規(guī)矩、標準?!墩f文》“式,法也?!?《周書·謚法》“式,法也?!币曛甘痉?、榜樣?!稌の⒆又贰笆朗老淼?,百邦作式?!焙嵔y(tǒng)《文選序》“孝敬之準式?!薄叭∈焦珓ⅰ币环矫媸潜磉_恢復西周“周禮”的的重要性,一方面希望王公貴族要懂“禮”、尊“禮”,不要叛亂,王也要像“公劉”一樣,奮發(fā)圖強,率民眾開疆擴土,上下齊心協(xié)力、團結一致。

《茶賦》最后“惟茲初成,沫成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2句,表面是寫烹茶初成時的茶湯狀態(tài),實際上杜育在遠離世俗的人間仙境中,受到一次心靈的洗禮?!澳扇A浮”一句,是對自己過去依附權勢、驕寵奢侈、崇尚清談的反思與批判;“煥如積雪,曄若春敷”一句是借寫茶湯的狀態(tài),表達自己希望西晉的政治、社會能向去除“浮華”的茶水一樣,呈現出“煥如積雪,曄若春敷”的“清流”景象。

浮去“依附、奢侈、清談”之害,呈現“清流、朝氣、向上”景象,就是杜育寄托在茶身上的精神追求。

正所謂:“方叔品茗作《荈賦》,煥雪曄敷寄于荼”。

結論:杜育在新息汝南太守任上所作《荈賦》,在中國茶文化的形成過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為中國茶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墊下了第一塊基石。正是由于《荈賦》的誕生,茶這一具體的“物”成為人們表達思想、感情、志向的載體和媒介,從此“茶不再是僅僅滿足生理和養(yǎng)生的需要,而是上升到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被賦予了文化的內涵?!?宋效忠《信陽歷史文化叢書·通史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第192頁。)也正是由于杜育的《荈賦》,信陽成為中國茶文化的源頭。

這一結論同學界普遍認為“魏晉南北朝是中國茶文化的形成期”(關劍平《茶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395頁。)也是吻合的。

四、關于《荈賦》其他問題

1.《荈賦》一文中的“靈山”指羅山縣靈山考辯

羅山靈山,舊為“八山”,因有八座山峰構成得名,其中最高峰叫霸山,海拔827.7米,第二高峰叫小靈山,因“八”與“霸”音近,又稱“霸山”。因其山脈走向、峰巒氣勢極似釋迦牟尼成佛的印度天竺靈鷲山,又因史書記載霸山“每有云氣覆頂必雨,驗之信然”,人稱“靈山”。

中國歷史上,道書把“靈山”視為72福地之一?!对企牌吆灐吩疲骸暗谌`山,在信州上饒縣北,墨真人治之?!?《云笈七簽》卷27《洞天福地》,《道藏》22冊。第202頁。)道家稱山東蓬萊山為“靈山”。

西晉左思《吳都賦》云:“巨鰲赑屃,首冠靈山?!碧茀蜗蜃⒃唬骸办`山,海中蓬萊山。”(《文選》卷5賦丙,207頁。)

佛教稱印度天竺靈鷲山為“靈山”。成書于北宋和南宋的佛教經書《五燈會元》曰:“釋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五燈會元》卷1《釋迦牟尼佛》,10頁?!拔鍩簟笔侵肝宀慷U宗燈錄:北宋法眼宗道原的《景德傳燈錄》,臨濟宗李遵勖的《天圣廣燈錄》,門宗唯白的《建中靖國續(xù)燈錄》;南宋臨濟宗悟明的《聯燈會要》,門宗正受的《嘉泰普燈錄》。先后于1004年至1202年分別成書。)

在中國傳統(tǒng)民間信仰中,靈山泛指“仙山”。

關劍平在《茶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指出:從晉代的思想文化特征出發(fā)看杜育的《荈賦》,靈山在文章中沒有特定的宗教意義,“應該是泛指遠離世俗的仙山幽靜。”(關劍平《茶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頁。)關劍平的結論雖然排除了宗教意義上的“靈山”,由于杜育沒有具體說“靈山”在什么地方,至于“靈山”在什么地方,歷史上有許多說法,目前主要指3個地方。

一是,疑指陜西岐山。因《荈賦》寫有“瞻彼卷阿”,依據《岐山縣志》載“卷阿”是縣西北20里岐山之麓,認為《荈賦》里的“靈山”疑指陜西岐山。

二是,“靈山”在岷江邊。岷山北起甘肅東南岷縣南部,南止四川盆地西部峨眉山,岷江發(fā)源于四川松潘縣岷山南麓。因《荈賦》《荈賦》寫有“岷方之注”,并依據《華陽國志·蜀志》所載“漢嘉縣郡治。故青衣羌國也……沫水從岷山西來,出靈山下”,認為杜育所說“靈山”在岷江邊,最可能是四川雅安寶興縣的靈關河、靈關鎮(zhèn)。

三是,有人根據《太平環(huán)宇記》所載“永康軍(今都江堰市)……通靈山,周地圖云上有通靈寺”,《乾隆灌縣志》“(縣治)其自西迤北則有靈巖山”,并引西漢時期揚雄《蜀都(成都)賦》“靈山揭其右,離碓被其東”加以佐證?!笆穸肌奔冉袼拇ㄊ〕啥际?,“離堆”,四川省都江堰的代稱。古人以坐北朝南為正向,古地圖以左為東,以右為西,“靈山揭其右”說靈山在成都的西面;“離堆”,都江堰在成都的東面?!办`山”與“離堆”方位并列,認為“靈山”指四川都江堰市的靈巖山。

考辯:

“卷阿”,位于今陜西省岐山縣城西北鳳凰山南麓,因背靠鳳鳴崗,東、西、北三面環(huán)山,唯南邊與平地相接,形似簸箕狀,故稱“卷阿”。這就是人們認為杜育所說“靈山”指岐山的來歷。

“卷阿”出自《詩經·卷阿》一詩:“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薄熬怼敝妇砬?“阿”指大丘。漢代·鄭玄《鄭箋》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薄肚F賦》“瞻彼卷阿”一句:“瞻彼”承前句“靈山惟岳”,“卷阿”,是杜育借《詩經·卷阿》“有卷者阿”,說自己看到的這片蜿蜒起伏的茶園?!罢氨司戆ⅰ敝弊g過來,就是:看那蜿蜒的山陵。

“水則岷方之注”?!搬骸?,字面指“岷江”。實際上杜育《荈賦》中“岷方”指方位,與后句“東隅”相對,即“西南”對“東隅”,是指“清澈干凈的水”與“精美上等的器”,不是指具體的地名?!八畡t岷方之注”加上后一句“挹彼清流”,意思是強調烹茶所用之水應當為“清流”,不濁。

至于有人認為杜育雖英年早逝,但出生士族,到過許多地方,接觸過各式各樣的人,見過許多世面,應當到過岐山和四川,這只是推測。

杜育祖父杜襲,晚年任曹魏曹參、司馬懿的軍師,封平陽鄉(xiāng)侯,其父不詳。根據杜育卒于公元311年的記載,有人撰文說杜育在永嘉之亂時被匈奴軍所殺時,時年30歲。據此推算,杜育大約生于晉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晉惠帝永安(興)元年(304)23歲時官拜汝南太守,晉懷帝永嘉元年(307年)26歲時升任右將軍,后任國子祭酒,永嘉五年(311年)30歲時,匈奴軍攻陷洛陽被殺。杜育任汝南太守僅三年,其間305年,參與迎接晉惠帝回洛陽。

晉惠帝永安(興)元年(304)杜育官拜汝南太守之前干什么不祥。西晉“八王之亂”起于公元291年至公元306年,前后共16年。公元291年,杜育只有10歲,到過的地方是有限的。另根據杜育為“金谷二十四友”之一,并參加晉惠帝元康六年(296年)“金谷宴集”的記載,杜育出任汝南太守前,主要活動在京城洛陽。公元307年26歲時升任右將軍時,主要防范北方匈奴等少數民族政權的威脅,國子祭酒為國子學官職之一(另為博士)掌管教導諸生。岐山靠近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控制的地區(qū),四川位于西南邊陲,說杜育到過岐山和四川的可能性不大。

再則,同為“金谷二十四友”的左思的父親左熹(生卒不詳,字彥雍,《晉書》稱“左雍”,起于小吏),晉武帝時曾任弋陽太守(郡治弋陽,今信陽潢川縣)。弋陽太守為左熹最后一任。根據《晉書·左思傳》“(左)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閑居為事”的記載,左思應當在弋陽居住過,我們不能肯定左思就是在弋陽居住時愛上飲茶的,即便是沒有居住過,左思也會從父親那里知道淮南有大片茶園。杜育很有可能是從左思那里知道淮南茶的。杜育任汝南太守后,先到相鄰的弋陽郡、當年左思的父親任太守的地方考察淮南西陽縣(今信陽市光山縣仙居一帶)人工種植的茶園,然后繼續(xù)南下到義陽國鄳縣霸山(今信陽市羅山縣靈山),看到同西陽縣不一樣的深山茶園,邏輯上沒有問題,現實上也是成立的。

因此,杜育《荈賦》所寫的“靈山”,就是指信陽羅山縣靈山。

2.關于《荈賦》的版本問題

目前,我們看到的《荈賦》有三個版本。這三個版本的主要區(qū)別在于結尾部分。

一是《藝文類聚》版本《荈賦》,共11句94字。

二是《晉書》版本。這一版本的《荈賦》共14句120字,在《藝文類聚》版本《荈賦》“煥如積雪,曄若春敷”后,多出“若乃,淳染真辰,色績青霜。□□□□,白黃若虛。調神和內,倦解慵除。”

三是《太平御覽》版本(卷867《飲食部》),共12句104字,在《藝文類聚》版本《荈賦》“煥如積雪,曄若春敷”后,多出“調神和內,倦解慵除”。

這一問題之所以重要,因為涉及到《荈賦》的地位和思想高度。

《藝文類聚》由唐代文學家、書法家歐陽詢(557—641)與令狐德棻(讀fēn )、陳叔達、裴矩、趙弘智、袁朗等10余人于武德七年(624年)編纂而成,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類書,保存了中國唐代以前豐富的文獻資料,尤其是許多詩文歌賦等文學作品。

《晉書》由唐代房玄齡(579-648年)褚遂良、許敬宗、李淳風、敬播、令狐德棻、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丘馭、劉胤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李安期、李懷儼21人編撰,是中國二十四史之一。 《太平御覽》由李昉(925-996)、李穆、徐鉉等學者奉敕編纂,成書于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十月,為宋代著名的類書。

1.從成書時間看,《藝文類聚》成書時間最早。

2.從內容上看:《晉書》版《荈賦》文字最多。多出3句26字“若乃,淳染真辰,色績青霜?!酢酢酢?,白黃若虛。調神和內,倦解慵除?!薄叭裟恕?,虛詞。后兩句是描述茶湯的顏色,將茶湯比喻為“青霜”和“白黃”。殘缺的4個字,有學者補為“氤氳馨香”。即便原文如此,是講茶的香味。最后兩句“調神和內,倦解慵除”,是說飲茶的功效:調解精神、和諧內心、消極解疲倦,消除慵懶。

3.從行文風格,最后3句同前11句完全不同。“色績青霜”與“白黃若虛”不連貫,“淳染”“氤氳”不相駢對。且《藝文類聚·荈賦》“煥如積雪”已經寫了茶湯的顏色,再寫,有“狗尾續(xù)貂”的感覺。應當不是杜育所寫。

4.多出的3句26字是寫茶湯的顏色、飲茶的功效,回到寫茶,背離了賦“體物寫志”的傳統(tǒng),《荈賦》的思想性大為降低。杜育作為文學大家,不會犯此錯誤。

5.在唐代,由于唐朝皇帝的推崇,養(yǎng)生文化在唐代達到一個新的發(fā)展高度,得到社會的一致推崇。唐朝的養(yǎng)生飲食大抵有三種,其一是藥膳和藥酒,其二是水果,其三是飲茶。在這種文化氛圍下,《晉書》編撰者在編撰《晉書》選擇、或自己續(xù)上一段含有養(yǎng)生的內容的《荈賦》,即迎合了皇帝的推崇,又符合時代的需要,是完全有可能的。

據此,我認為《晉書》版本《荈賦》多出的3句26字,不是杜育所作,應當是后人加上的。

到了宋代,《太平御覽》編撰者顯然的看出《晉書·荈賦》的問題,刪除了續(xù)上的大部分內容,只保留最后1句“調神和內,倦解慵除”。

基于以上三點,我認為《晉書》記載的《荈賦》不是杜育當年作的《荈賦》。收錄《藝文類聚》的《荈賦》是當年杜育所作的《荈賦》。

壬寅(2022)年九月于樵悅書屋

作者簡介:宋效忠,信陽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劉向陽,信陽市社科聯原(常務)副主席、副研究員,大別山干部學院特聘教授。

來源:

信陽市茶文化協(xi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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