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宋茶文化在中華茶文化發(fā)展長河中承上啟下、創(chuàng)新發(fā)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宋代“點茶法”在中華茶飲文化中獨樹一幟;宋代茶制利于軍備并刺激了經(jīng)濟的發(fā)展;茶道文化促成了中華茶文化重教崇德傳統(tǒng);宋代全面開啟了中國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為后世留下了眾多的茶文學藝術珍寶，成就了中國茶器具文化的美學高峰，創(chuàng)造了宋茶文化促進中華民族融合的奇跡。當今，我們應吸收宋茶文化中的精華，傳承其優(yōu)秀的文化底蘊和精神氣質為當代發(fā)展所用，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和”韻，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會和諧，增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tǒng)一，擴大對外開放;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德”韻，弘揚中華茶道文化和傳統(tǒng)美德;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雅”韻，共筑文化供給側精品化和大眾化共同繁榮的新格局;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新”韻，鼓勵解放思想、求真務實、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
關鍵詞 宋茶文化 歷史貢獻 宋韻文化 當代價值
在幾千年歷史中創(chuàng)造和延續(xù)的中華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傳承優(yōu)秀的文化基因，創(chuàng)造強大的文化力量，是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興的必備條件。
茶，源于中國，走向世界，為人類健康和文明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博大精深的中華茶文化始終與中華文脈息息相通、休戚與共，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標識。宋茶文化在中華茶文化發(fā)展長河中承上啟下、創(chuàng)新發(fā)展，在轉型繁榮中形成了獨特鮮明的特色，不僅對中國后世的茶文化，而且對日本的茶道、韓國的茶禮等都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
宋茶文化與宋韻文化氣息相通，能量同向，在揚棄中挖掘和發(fā)現(xiàn)宋茶之韻在今天和未來發(fā)展中的寶貴價值，并通過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為國家強盛、社會進步、文化發(fā)展和人民美好生活作出貢獻，這是我們深入研究宋茶文化和宋韻文化，傳其精華流韻的真正目的。
一、宋茶文化的歷史貢獻
唐代陸羽《茶經(jīng)·六之飲》記載：“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氏，聞于魯周公。齊有晏嬰，漢有揚雄、司馬相如，吳有韋曜，晉有劉琨、張載、遠祖納、謝安、左思之徒，皆飲焉。滂時浸俗，盛于國朝，兩都并荊渝間，以為比屋之飲?！薄杜f唐書·李玨傳》有“茶為食物，無異米鹽”的記載，說明唐代茶于民眾生活已日益重要，這與宋人所謂“百姓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同出一轍。至宋，飲茶之風風靡全國，連周邊少數(shù)民族政權統(tǒng)治下的民眾也深受影響。在茶葉生產(chǎn)上，不僅技術有了很大進步，而且同其它經(jīng)濟作物生產(chǎn)一樣，出現(xiàn)了很多專業(yè)園戶，進行面向市場的商品生產(chǎn)和經(jīng)營。其時的茶飲文化、茶器具文化、茶的文學藝術等也隨之豐富和繁榮起來，并且滲透到思想學術、宗教信仰、生活生產(chǎn)習俗中來，從而使宋茶文化蔚為大觀。故此，中華茶文化發(fā)展史上一直有“興于唐、盛于宋”之說。(一)宋代“點茶法”在中華茶飲文化中獨樹一幟
人類用茶，從實用上升至文化，從吃茶開始(當食物、藥物吃)進而到喝茶(當湯藥、飲料喝)、品茶(當審美對象來品鑒香之美、色之美、味之美)兼顧。先秦兩漢用的是“羹飲法”，即將茶餅或鮮葉搗碎后再拼入各種調料、食物，“和烹而飲之”。至唐代，“煎煮法”分流，煎煮的“羹飲”依然流行，同時煎煮的清飲開始得到重視，陸羽更是大力提倡，而百姓中直接用水沖泡茶葉的方法也開始露頭。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以法令推行散茶，使散茶在眾多的制茶方式中脫穎而出，從此“全葉沖泡法”成為中國茶飲方式的主流。而宋代的“點茶法”，正處于中國茶飲發(fā)展史承上啟下的重要位置。
宋代“點茶法”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經(jīng)碾茶、羅茶(以羅細篩)、候湯(燒煮用水)、熁盞(熏烤茶盞預熱)，然后點茶，宋徽宗《大觀茶論》還將點茶細分為七個步驟。點茶法始于民間，是多種茶飲方法中的一支，而經(jīng)蔡襄在其茶文化名著《茶錄》中詳加介紹之后，很快在民間廣泛流傳。之后，宋徽宗《大觀茶論》再度詳解點茶法。于是，末茶沖點飲法迅速成為宋代茶飲文化的主流，形成了中國茶藝的一大高峰。
宋人審美的精致，還進一步反映在點茶中的“分茶”技藝。唐代的“分茶”就是將煮好的茶湯讓大家分而飲之，也稱“均茶”。而宋代的“分茶”逐漸演化為在點茶過程中用茶匙(后用茶筅)撥弄、用湯瓶注水，形成文字和圖案，猶如在茶湯上作書畫，大約是宋人書畫情節(jié)在茶藝上的一種延伸吧。
宋人還將“斗茶”普及開來。宋人斗茶不僅是茶葉品質的比賽，更是點茶技藝升級版的比賽。點茶是一種茶飲方式，日常在用;斗茶是點茶技藝的比拼，是游戲時或正式比賽中的“斗”，斗的是茶品、茶技和茶藝的高下。北宋陶榖《清異錄》卷下記載：“近世有下湯運匕，別施妙訣，使茶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蟲魚、花草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即就幻滅。此茶之變也，時人謂之‘茶百戲’?！彼未胺植琛迸c前代傳下來的“茶百戲”之間是否存在傳承創(chuàng)新關系，需作進一步研究，但它們確有異曲同工之妙，其賞心悅目的游藝色彩和雅俗共存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宋代的“點茶”“分茶”“斗茶”，是將茶飲注入精神和文化，使之實用和審美兼得的一種方式，彰顯了茶藝活動的趣味性和生動性，在當時非常盛行普及，連邊境內外的少數(shù)民族包括遼、金的茶飲方式都深受影響，習而用之。
宋代茶飲和茶藝之盛也促進了茶館業(yè)之興，這突出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茶館數(shù)量大增，經(jīng)營方式有了新的突破，靈活多變，出現(xiàn)了一窟鬼茶坊、花茶坊、水茶坊、蹴踘茶坊等不同形式的茶坊，歌女獻茶成為茶肆的行規(guī)。為了贏得豐厚的商業(yè)利潤，甚至有專供仕女夜游吃茶的地方，提茶瓶者還主動送茶上門服務，有的還引入歌賣以招徠顧客。他們通過專業(yè)化分工提高服務和管理水平，通過熱情周到、細致入微的服務留住客人, 通過行會組織實現(xiàn)茶館的規(guī)范化管理。據(jù)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時開封城內的鬧市和居民聚集之處，各類茶坊鱗次櫛比。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也表現(xiàn)了北宋東京茶樓林立、酒肆繁多的市民生活圖景。而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城內茶肆，“四時賣奇茶異湯，冬月添賣七寶擂茶、馓子、蔥茶，或賣鹽豉湯，暑天添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暑藥之屬。向紹興年間，賣梅花酒之肆，以鼓樂吹《梅花引》曲破賣之，用銀盂杓盞子，亦如酒肆論一角二角”。二是注重茶館硬件設施的建設，裝飾頗為精致典雅，并對飲茶環(huán)境的雅靜有著非常高的要求?！安逅臅r花，掛名人畫，裝點店面?！薄敖裰杷粒谢?，安頓奇松異檜等物于其上，裝飾店面，敲打響盞歌賣，止用瓷盞漆托供賣，則無銀盂物也”，烘托出茶館的藝術氛圍。三是宋代茶肆的功能遠比現(xiàn)在豐富，其時茶館的功能主要有三種：(1)人們品茶、斗茶等茶事活動的重要場地;(2)除了作為行業(yè)聚會場所外，還是三教九流聚集之所，是人們在此溝通信息的交流空間和社交場所;(3)聽書、看戲、放松、休憩的休閑娛樂空間和教坊習藝場所，例如“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保佑坊被朱骷髏茶坊”，這“一窟鬼”“朱骷髏”就是說書人經(jīng)常使用的神魔鬼怪的話題題目，并結合題目組織相應說書活動，由此可以想象這些茶肆兼有聽書的特色。由此可見，宋代是中國茶館文化的定型期，自此以后中國茶館文化便具有了市民性質，成為大眾性、娛樂性、開放性、包容性的結合體，其風貌和傳統(tǒng)一直影響到現(xiàn)在。
(二)宋代茶制利于軍備并刺激了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茶葉在中國古代除了是上到皇親國戚下到尋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外，還是茶區(qū)百姓經(jīng)濟收入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國家財政的重要支柱;茶葉又是重要的軍需物資、茶馬互市的要素，在一些特殊時期還是朝廷和平外交的納貢物品，因此歷朝歷代都很重視用法令、政策對茶葉生產(chǎn)和流通進行嚴格管控。宋朝從開國之初就高度重視通過建章立制加強對茶葉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壟斷茶利的榷茶制度和保證皇親國戚、大小官員享用或賞賜優(yōu)質茶品的貢茶制度，使得宋代產(chǎn)茶從質量到數(shù)量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茶馬互市也有一整套法規(guī)制度，對自己是易馬以充軍備、生產(chǎn)之用，對外則希望起到削弱敵方軍力的作用。甚至宋仁宗時期西夏對宋發(fā)難時，使西夏“飲無茶”也成為停戰(zhàn)議和的重要原因之一。榷茶、貢茶、茶馬互市等茶制是為了加強朝廷的政治集權、經(jīng)濟控制，對茶農、茶商都是加重了盤剝，但客觀上也起到提升茶葉品質、刺激茶葉生產(chǎn)的作用，而且在文化上由于上之所重，刺激了皇親國戚、文武官員對茶文化的消費，一方面對茶藝樂此不疲，另一方面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詩詞書畫，對宋代經(jīng)濟和文化的發(fā)展都有促進作用。
(三)宋代茶道文化促成了中華茶文化重教崇德傳統(tǒng)
“茶道”用語始于與陸羽亦師亦友的詩僧皎然，而具有哲學意義的茶道思想體系的形成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國茶道以茶的物質生產(chǎn)和生活為基礎，進而上升為文化的、社會意識的方方面面，如科學技術、文學藝術、道德倫理、教育、宗教、民俗、民間信仰等，再進一步就概括化、抽象化上升為“道”，也就是哲學層面了。“天人合一”看茶也好，“精行儉德”看茶也好，都是中華茶道茶哲學的內容。
哲學是文化的核心和思想基礎。中國古代哲學最發(fā)達的部分是人生哲學，倫理學和思辨學又是其中的重點。儒家的重心幾乎都放在倫理上，思辨也多是對倫理的思辨，家國治理用的理論和方式也是倫理的底子，再以思辨闡釋。道家的重心放在對生命思辨上。至于中國化的佛家，將人生和倫理放大到眾生、放大到“三生”(前生、今生、來生)，再用思辨駕馭。宋朝統(tǒng)治者喜作多元融合工作，文化樹儒學領導地位，同時力納佛道于一體。宋代茶文化在思想觀念上同樣受其深刻的影響，賦茶以德喻人德，賦茶以性喻人性，以茶的生命過程比喻人生，而詮釋“德”“性”“人生”的重點仍是倫理內容，而且常常將佛道思想融合其中。這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乃至皇帝的茶文化思想上得到充分體現(xiàn)。
宋代文人將茶比作高雅正直的君子，將佳茗比作如花似玉的美人。而北宋強至更是首倡“茶德”，針對當時“茶生天地間，建溪獨為首。南土眾富兒，一餅千金售。公立須南官，好居眾富右。俸錢未到門，已入園夫手。買藏惟恐遲，秘之逾瓊玖”的奢靡現(xiàn)象，他感嘆道：“茶品眾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須清泠泉，性若不容垢?！闭f的雖是茶品、茶德、茶性，實際上指的是人品、人德、人性，其末句得出結論說：“古若有此茶，商紂不酣酒?！卑巡枭仙教烊撕弦坏母叨龋仙狡返缕沸缘母叨?，上升到治國政德的高度，將茶和人生哲學、道德倫理結合起來，將飲茶、品茶融入到儒家思想中去，賦茶以教化功能，這在宋代是極具代表性的。還有一個典型的例證，那就是司馬光與蘇軾兩位大師對茶與墨兩種本不相關的物質進行了一場充滿智慧的對話，將茶茗哲理化、人格化，這就是中國茶文化史上一個著名的典故“茶墨論”，深深拓展了兩物的哲理境界，其別開洞天的哲理觀照，深刻地反映出宋代茶道與人道的高度統(tǒng)一。
同時飲茶、品茶、玩茶畢竟也是放松身心、愉悅神志的事情，于是“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風飛”，“悠然淡忘歸，于茲得解脫”，又是一種超脫塵世、心歸自然的道家態(tài)度了。而“夜啜曉飲俱絕品，心源何處著塵埃”，已是禪意濃濃了。宋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宮觀，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在《大觀茶論》序言中表達他的茶思想的內核是“至若茶之為物，擅甌閩之秀氣，鐘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沖淡簡潔，韻高致靜，則非遑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碧岢凡璧木窬辰鐬椤扒?、和、淡、潔，韻高致靜”，儼然是以一種道家態(tài)度來看待中國茶道的基本精神。這種思想，用于識茶自然不錯，用于治國便顯消極，已經(jīng)游離儒家軌道了。
中國茶文化飽含儒家思想內涵自不必說，也在與佛教、道教乃至民間信仰中的密切關系中汲取了大量營養(yǎng)。在宋代，佛道多居好山好水好茶之處，僧人、道士在寺觀周圍種茶，一可供奉于佛神之前，二可醒腦以事佛道，三可招待僧俗訪客，四可打理寺觀經(jīng)濟，將富余的茶換取廟觀之資。許多地方名茶由此產(chǎn)出，杭州、越州、湖州、建州、岳州、泉州、瑞州、池州都有佛寺名茶受到時人追捧。武夷沖佑觀是南宋名道觀，培育制作武夷茶，終成氣象。僧道出家人在傳教之外，又往往成為茶藝茶道的傳習人。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第二次任職杭州時去游西湖壽星寺,“妙于茶事”的老友南屏謙師，特意從南屏山趕去為他設茶。他再次目睹謙師爐火純青的點茶技藝，品味了回味無窮的茶湯，寫下《送南屏謙師》詩：“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臺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續(xù)《茶經(jīng)》，會使老謙名不朽。”吳則禮《同李漢臣賦陳道人茶匕詩》記錄了北宋宣和年間已盛行用茶筅點茶,但陳姓道人仍用茶匙點茶，吳則禮由衷贊嘆其高超的茶藝：“諸方妙手嗟誰何，舊聞江東卜頭陁。即今世上稱絕倫，只數(shù)錢塘陳道人。宣和日試龍焙香，獨以勝韻媚君王。平生底處虀鹽眼，飽識斕斑翰林碗。腐儒慣燒折腳鐺，兩耳要聽蒼蠅聲。苦遭湯餅作魔事，坐睡只教渠喚醒。豈如公子不論價，千金爭買都堂胯。心知二叟操鈐錘，種種幻出真瑰奇。何當為我調云腴，豆飯藜羮與掃除。個中風味玉高徹，問取老師三昧舌?！?/p>
在宋代，茶不僅成為寺觀供品和僧道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會成為佛道傳教的媒介，佛教會舉辦助緣傳道的“茶湯會”，道教會利用茶館茶肆作為顯現(xiàn)神跡的場所，僧人道人也常借茶會茶敘與文人士大夫交往。特別是佛教，“茶禪一味”成為傳統(tǒng)，不僅有趙州從諗禪師“吃茶去”的法門，有的還列入宗門規(guī)式，如寫入?yún)擦种贫鹊摹栋僬汕逡?guī)》。
受到茶道文化融入儒釋道和民間信仰的思想內容，不僅對茶文化推廣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更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茶道在宋王朝的建立，奠定茶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獨特地位。至明清時期，宋代這種融入世間生活、賦予世俗以形而上意義的茶飲和茶文化精神真正走向了市民社會。
(四)宋代全面開啟了中國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中國茶文化成“學”，自唐代陸羽《茶經(jīng)》始?！恫杞?jīng)》是茶學著作，也是茶文化著作，也可以看作茶教育著作，從茶的產(chǎn)地到茶的生產(chǎn)、效用、品飲、器具，再到茶的史料、當時的茶葉地理等等，收集、闡釋之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開啟了系統(tǒng)研究茶學和茶文化的先河，不愧為開山經(jīng)典。至宋代，著茶書之風愈盛，遠超唐代(12種，完整傳世4種;宋代30部，完整傳世11部)。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茶葉生產(chǎn)、消費大增，產(chǎn)區(qū)已近70郡，國家重視、管理程度加大，研究、推廣著述自然大增;二是由于宋代農業(yè)的專業(yè)種植和商品化程度大為提高，農學隨之發(fā)達，也刺激和帶動了茶學的繁榮;三是上層示范帶動，宋徽宗趙佶成了古今中外唯一一位對飲茶著書立說的皇帝?！吧现?，下必從之。”一大批高官重臣不僅嗜茶，而且?guī)ь^著書立說，如丁謂《北苑茶錄》、蔡襄《茶錄》、沈括《本朝茶法》、宋子安《東溪試茶錄》、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趙汝礪《北苑別錄》、黃儒《品茶要錄》、劉異《北苑拾遺》、呂惠卿《建安茶記》、唐庚《斗茶記》、葉清臣《述煮茶小品》、佚名撰《北苑煎茶法》、章炳文《壑源茶錄》、審安老人《茶具圖贊》等。無疑，這些文人士大夫對茶文化的傳承發(fā)展和解讀，自然會給茶注入他們的審美理念，使茶的文化形象日益提升，豐富了茶的精神內涵，提升了茶的文化高度，并引導了社會風尚，深刻影響著后世茶文化的發(fā)展。
宋代茶和茶文化研究在中國茶文化發(fā)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東溪試茶錄》在我國茶葉史上第一次對北苑茶樹進行了科學的、詳細的分類，有白葉茶、甘葉茶、早茶、細茶、糟茶、晚茶、叢茶7個品種，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由三司使林特、李溥、劉承珪等編纂的《茶法條貫》，選錄宋初以來有關茶葉詔令297篇，是中國最早一部成典茶法?！墩筒璺ā肥俏覈酥潦澜绮栉幕飞贤暾４嫦聛淼淖钤缫徊坎枵ǖ洹＝B興二十年(1115年)韓仲通等主編的《紹興茶法》，是一部集大成的曠世茶法大典，全書105卷，匯編有關法律條文共3500件。
皇帝和文人士大夫帶頭撰寫茶書有力地推動了茶生產(chǎn)的發(fā)展、茶生活的普及和茶文化地位的提高，不僅利在當時，而且極大地影響了后世。這些茶書保存了宋代點茶分茶技藝和北苑貢茶生產(chǎn)工藝這樣當時獨有的極其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為后世的活態(tài)保護和重現(xiàn)提供了詳盡的資料和依據(jù)。開啟了茶制茶法類著作進入茶文化領域的大門，拓寬了茶文化研究領域，為后世茶制茶法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理論和資料的參考。宋代茶書保持多元、嚴謹、精細的文化特點，重獨創(chuàng)，自成體例，不襲唐人，也不循時人;重“入世”，不脫離社會坐而論道而是將茶文化與社會文化互為參照，緊密結合，所呈現(xiàn)的學術獨立和聯(lián)系實際的精神為后世所景仰。
(五)中國茶文化的宋代審美為后世留下了眾多的文學藝術珍寶宋代是茶文化非常繁榮的時代。在這一時期，文人士大夫們不僅主持茶業(yè)生產(chǎn)，為茶著書立說，而且熱衷茶飲，精研茶藝，謳歌茶文化，寫下了無數(shù)關于茶文化的文學作品，尤其是眾多膾炙人口的詩詞篇章，給后人留下了珍貴的茶文化藝術瑰寶。錢時霖等《歷代茶詩集成》共收錄宋代茶詩5297首(唐代茶詩665首);現(xiàn)存茶詞始見于蘇軾，此后有黃庭堅、舒亶、秦觀、毛滂、周紫芝、趙鼎、張孝祥、吳文英、張炎等70余位詞人都曾作有茶詞，共計514首。這些詩詞題材廣泛，涵蓋了幾乎所有的茶文化內容;名家眾多，大多數(shù)詩詞名家都寫過茶詩詞。因茶具有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屬性和“天人合一”內在聯(lián)系，所以往往成為宋代詩詞中的文化意象，以茶論人說事況物釋典，無所不至。宋代的茶生產(chǎn)、茶生活、茶事、茶藝、茶會具有歷史獨特性，歐陽修《嘗新茶呈圣俞》《雙井茶》、范仲淹《武夷茶歌》、王安石《寄茶與和甫》、丁謂《北苑焙新茶》、林逋《烹北苑茶有懷》、王禹偁《龍鳳茶》、蘇軾《汲江煎茶》《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西江月·龍焙》、黃庭堅《品令·詠茶》《煎茶賦》、蔡襄《即惠山煮茶》、秦觀《茶》《滿庭芳·茶詞》、梅堯臣《南有佳茗賦》《聞進士販茶》、吳文英《水龍吟·惠山酌泉》、楊萬里《澹庵坐上觀顯上人分茶》、陸游《聽雪為客置茶果》、劉過《臨江仙·茶詞》等茶詩詞歌賦則生動地記錄了這些飽含豐富、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有學者認為，“較唐代而言，宋代茶文學在體裁上有所出新，在內容上更為豐富，在內涵上有所發(fā)展?！薄拔娜耸看蠓騻儗⒉杼釤挒橐环N高蹈脫俗的詩學意象，用茶來抒發(fā)政治理念以及對社稷蒼生的關切與閔懷，在煮茶品茗的雅致之境中修身養(yǎng)性、鍛鑄靈魂，超越生存的困境與悲哀。中國傳統(tǒng)‘士’的精神在宋代茶詩中得以彰顯和進一步升華?！庇纱宋覀兛梢哉f，唐五代是中國茶文學的興盛時期，而宋代則是中國茶文學的巔峰時期。宋代書畫藝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家輩出，茶文化同樣成為書畫家們筆下生輝的對象。北宋書壇四大家蔡襄、蘇軾、米芾、黃庭堅都有茶書法杰作;南宋陸游以詩名著稱，兼工行草，嗜茶如命，“水品茶經(jīng)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宋代將茶飲上升到品賞文創(chuàng)的層面，點茶、分茶、斗茶之風盛行。一些宋代著名書畫家都留下了珍貴的茶書畫名作，流傳至今的茶事書法、繪畫珍品就有蔡襄楷書《茶錄》《精茶帖》、蘇軾行書《啜茶茗》、蘇過行書《建茗帖》、黃庭堅《奉同公擇尚書詠茶碾煎啜三首》、宋徽宗趙佶《文會圖》、劉松年《盧仝烹茶圖》《攆茶圖》《斗茶圖》《茗園賭市圖》，以及宋元之交錢選《盧仝煮茶圖》《品茶圖》，這些都是我國茶文化的重要藝術品。宋代壁畫墓中也有不少表現(xiàn)茶題材的生活圖景，內容主要可以分為茶具、備茶、奉茶、宴飲和祭祀供奉五類。有學者認為，“在宋代之前，古人在繪畫過程中對茶文化的引入較少，沒有確切的體現(xiàn)出茶文化的意義以及情感，而宋代則是在這一基礎上，很大程度地將茶畫進行了翻天覆地的創(chuàng)新。他們在繪畫的過程中，以茶香、茶桌、飲茶器具等相關物品作為整幅畫的繪畫主題，而之所以茶文化能在宋代的繪畫領域中如此盛行，這與宋代君王對茶文化的重視程度與喜愛程度是分不開的關系?！绷硗?，在宋代小說、戲曲、民間故事和諺語中都有茶文化的身影出現(xiàn)，無茶則無文，成為宋代茶文化的一個奇觀。
宋 劉松年《攆茶圖》局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六)宋代瓷韻成就了中國茶器具文化的美學高峰
茶器具因茶的生產(chǎn)、飲用而生。最早記錄茶具的文獻是西漢王褒的《僮約》，“武陽買荼”“烹荼盡具”短短8個字，卻在茶的文獻史上珍貴無比，因為這是中國也是世界最早書面記錄茶葉買賣和專門茶具的茶文化文獻，說明至少在西漢時期茶飲已成風尚、茶器具已從其它共飲器中分離出來了。至唐代，茶器具已經(jīng)相當完備，陸羽將之劃分為兩大類：一是具，是茶葉生產(chǎn)過程中使用的工具;二是器，是用茶所需的各種器具。后代講茶器具，因生產(chǎn)用具太龐雜(特別用機器生產(chǎn)之后)，已經(jīng)不含在內了，討論茶器具基本是在狹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的，又因為茶飲文化包括茶藝的內涵有很大的發(fā)展，所以茶器具已由茶壺、茶盞(杯)、茶桌(臺)擴展到配合茶飲茶藝的花器、香器、水器、茶寵、布景(擺件、掛件等)，成為一個非常豐富多元的體系了。
至宋代，茶器具的發(fā)展成為宋代茶文化的重要部分。朱弁《曲洧舊聞》說當時茶具“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特別是因瓷器技藝高超、審美高雅而譽滿天下，故也被稱為“瓷的時代”。宋代對文化的推崇和工藝美術極致的要求，催生了瓷器的繁榮，而瓷器中的茶器又因茶飲的普及和茶文化的風行，反過來也促進了瓷器生產(chǎn)和美學的提升。宋瓷窯口數(shù)量多、分布廣，先后以八大窯系為代表，北方四大窯系定窯、鈞窯、磁州窯、耀州窯，各呈其妙;南方四大窯系越窯、建窯、龍泉窯、景德鎮(zhèn)窯，各領風騷。未列入八大窯系的北方汝窯和南方吉州窯其實并不遜色，汝窯采定窯印花、越窯釉色之長，力拔頭籌，后躍居五大名窯之首;吉州窯有玳瑁紋、剪紙紋、鷓鴣斑等顯赫名品，最神奇的是將樹葉與瓷釉融合燒制，高溫后葉脈清晰完整，如在枝頭?？傊?，宋代瓷窯燒造的茶盞造型各異，刻花印花，爭奇斗勝，都體現(xiàn)出茶文化對茶具窮極工巧的要求，具有極其高雅的美學韻味和藝術享受，是中國瓷器史上實用與審美完美結合的典范。
文化消費和藝術審美永遠呈現(xiàn)的是高端引領。在宋代，茶，培植了“上品茶”觀念;器，保證皇宮需求的“官窯”和滿足社會需求的“民窯”(精品也有進貢的)，既各守其責，又相互輝映，共同成就了宋代茶文化、茶器具文化的繁榮和美麗。宋以前沒有官窯，只有貢品。宋朝最初進貢的是定窯精品，后嫌“芒口”(口沿無釉露芒)而改用汝窯，還有景德鎮(zhèn)的青白瓷，其它越窯、耀州窯、龍泉窯(最著名的是哥窯、弟窯)等也都有精品進貢。到北宋末年，宋徽宗干脆自己建窯燒制，這才有了名副其實的皇家窯口——官窯，產(chǎn)品身份也同其它貢品有了區(qū)別。
瓷器至唐代，南青北白;至宋，青愈青，白愈白，產(chǎn)地已不分南北。但忽然殺出黑馬，黑釉大行其道。究其根本，還是茶局攪動了瓷局，黑釉茶盞的好處一是迎合了點茶、分茶、斗茶意趣，盞釉之黑充分襯出茶沫之白，更能凸顯白沫上巧做的圖文;好處之二是其粗厚，點茶之前有道工序叫“熁盞”，就是通過熏烤給茶盞預熱，粗厚就有了保持溫度的優(yōu)勢。最熱門的是建盞，皇帝喜歡，大臣追隨，民間熱捧，成為中國瓷器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實，南方的吉州窯、北方的耀州窯、磁州窯也都有黑釉茶器生產(chǎn)，也頗受時人歡迎。宋代海外貿易興起，也進一步刺激了瓷器生產(chǎn)。宋瓷茶器具形制和釉色之美，深受當時日本、高麗的喜愛，對日本茶道、高麗茶禮和所用茶器具產(chǎn)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宋代的審美既是精致的也是多元的。其它材質的茶器具也在宋代流行，如陶、木、竹、銅、金銀、琉璃、玉石、瑪瑙等等，或承繼前朝，或變化創(chuàng)新，發(fā)揮各自的實用和審美功能，但在宋朝這樣的“瓷的時代”都無法成為主流，只能起到眾星拱月的作用。
(七)宋茶文化創(chuàng)造了促進中華民族融合的奇跡
宋代是多民族政權對峙并立的時代，北方先后面臨遼金之困，西面受西夏之擾，但一面是交手交鋒，一面是交流交融，加上南方大理一直與宋朝和平相處，所以宋代又是一個進一步向中華民族大融合發(fā)展的準備階段。茶在多民族交流交融中發(fā)揮了特殊的、政治和軍事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
宋代茶葉貿易的邊境市場，是中華民族茶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茶馬互市滿足了宋朝強軍備馬之需，也滿足了邊境少數(shù)民族的茶葉需求，中間雖有因官吏腐敗引發(fā)過一些矛盾，但總體上取得了減少戰(zhàn)爭、發(fā)展經(jīng)濟和保持邊疆和平的成效。發(fā)揮同樣作用的還另有榷場互市，也是官府主導的茶葉與民族地區(qū)的互補性商品貿易，受到各方重視?？傊瑥恼畏矫鎭碚f，通過茶馬貿易，既能增進漢族與游牧區(qū)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相互團結，又能推動畜牧業(yè)及茶葉的進一步發(fā)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對于此后形成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也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
遼宋兩國共存165年,相互間的關系以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淵之盟為界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時和時戰(zhàn),后期基本和平相處。遼人特別喜愛茶葉，在兩國關系好時，榷場開放，茶的出口量和利潤都很高;交惡時榷場關閉，走私不停;官方和民間來往也有數(shù)量不少的賞賜、饋贈;無論何時，茶都是主角。茶對于聯(lián)系遼宋兩國之間的經(jīng)濟文化和民族融合都起到了橋梁作用。
茶在宋夏關系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茶葉逐漸深入夏人生活，以至到了“惟茶最為所欲之物”的地步。兩方時戰(zhàn)時和，茶葉都是重要原因。
金在滅遼和北宋之后迅速漢化，榷場貿易和場外走私都曾早嚴苛管控，但戰(zhàn)火和嚴法都阻擋不了茶葉流通，因為金朝已是漢人大半，無論是漢人，還是女真人、契丹人等，茶都已經(jīng)融入到他們的生活生命之中了。
宋朝建立后，南方的大理國可能不像北方的遼夏金一樣常因惡劣氣候的威脅和生活物資的匱乏而南下攻戰(zhàn)搶掠，加上文化漸變的原因，不再像唐代南詔那樣對中原虎視眈眈，而是一直采取與宋交好的政策，兩國積極開設茶馬互市，民間貿易和文化交流也一直保持和平穩(wěn)定的狀態(tài)，茶依然是兩方友好往來、民族融合的重要使者。
(八)宋茶文化的海外傳播深刻影響了世界
宋代因為在陸地上受到外族的包圍，對外貿易由陸路為主轉為海路為主，除了官方鼓勵海外貿易以外，造船業(yè)、絲織業(yè)、瓷業(yè)、茶業(yè)等都很發(fā)達繁榮，也為海外貿易創(chuàng)造了條件。中外茶葉貿易和茶文化交流的足跡，遍及東亞、東南亞，甚至遠及中東、西北非。
茶文化向日本的傳播從唐代已經(jīng)開始。日本至今仍將留存于本國各個時期的中國古代文物統(tǒng)稱為“唐物”。但獨具特點的日本茶道，卻主要是受宋代茶文化的影響(包括茶飲方式和茶器具)再加上自身發(fā)展而逐步形成的。比如日本的榮西在1168年和1187年兩度到天臺、慶元府(今寧波)、臨安(今杭州)等地的寺廟學習佛學，回國時將宋代盛行的點茶法以及茶籽帶回日本，還寫了一部《吃茶養(yǎng)生記》，大大推動了日本的飲茶之風。日本禪僧從徑山引入日本的不僅是禪宗的臨濟宗楊岐派的禪法，還有對日本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茶道。前有日僧圓爾辯圓(1202—1280)初上徑山拜謁時，不僅從無準師范(1178—1249)那里學習了佛法，還把徑山寺茶宴帶回去成為日本始祖。后來虛堂智愚(1185—1269)更是禪茶一味，為日僧南浦紹明(1235—1308)傳授了中國的茶葉種植、炒制、烹煮和品茶問禪等法，成為日本最有影響的禪宗大師。南浦紹明于1259年到杭州凈慈寺、徑山萬壽寺學佛，帶回《禪苑清規(guī)》等中國典籍和數(shù)件中國茶器具，將中國佛門茶禮引入日本，對日本寺院茶禮產(chǎn)生很大影響;帶回國的7部茶典中有一部劉元甫著的《茶堂清規(guī)》，其中的“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對日本后來形成的茶道思想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宋朝和高麗國之間茶文化的傳播交流除受契丹干擾中斷40年以外，均保持較為經(jīng)常的關系。高麗雖也產(chǎn)茶，但高麗國人更喜歡宋茶。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朝廷派徐競出使高麗，徐競細心觀察高麗的山川形勢、民情風俗和典章制度，以及接待儀禮、往來通道等，寫出了《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一書，從其中記錄的高麗國點茶法和茶禮、茶俗以及茶器具等，都可以看出高麗的茶文化深受宋茶文化的影響，“(高麗)土產(chǎn)茶味苦澀，不可入口，惟貴中國臘茶并龍鳳賜團。自賜赍之外，商賈亦通販，故邇來頗喜飲茶。益治茶具，金花鳥盞、翡色小甌、銀爐湯鼎，皆竊效中國制度?！闭绺啕愄妗队栆返谒臈l所稱：“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制?！边@里的“唐風”和日本一樣，并非專指唐代風物，仍是對中國風的通稱。
二、從宋茶文化看宋韻文化的當代價值
宋茶文化為我們留下了久遠的茶香、悠長的文韻，也賦予我們挖掘遺珍、保護遺產(chǎn)的責任，同時還激發(fā)我們對其當代流韻、當代價值的深入思考。
當代中國正重振大國雄風，傲立于世界之林，意氣風發(fā)地從全面小康社會向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偉大目標邁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fā)展繁榮為條件。生長在封建社會轉型時代的宋茶文化創(chuàng)造了流芳百世的輝煌，也銘刻了不幸歷史的局限。如何在揚棄中吸收其精華、傳承其優(yōu)秀的文化底蘊和精神氣質，讓這樣的宋韻文化為當代發(fā)展所用，我們在這里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和”韻，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會和諧，增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tǒng)一，擴大對外開放。
“和”向來被視為修身齊家治國的核心準則，內心和善、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國家和平、世界和而不同，內涵極其豐厚。宋代重文重和，注意吸納包容，具有強烈的集大成意識，無論是總結前人文物典章制度，還是系統(tǒng)整理本朝史實文獻，或是編修各種規(guī)范“法式”，無不如此。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標志是新儒學的建構，特別是其中的理學成為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最為精致完備的思想理論體系。宋代樹立儒學中心地位，但不排斥佛道，盡量融合吸納，使儒學具有更廣泛的思想和受眾基礎，使精致細膩的士大夫生活和文化同新興的具有野俗活力的市民階層生活和文化相安并存，有利于社會安定和諧。
在大中華版圖上,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比較特殊的時期。宋結束了“五代十國”之亂，實現(xiàn)了國家基本的統(tǒng)一和安定，然而又未能完全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疆問題，與遼、西夏、金少數(shù)民族政權先后并立而存,實行的政策是以和為主、和平為先，雖有交鋒，更有交流交融，為后來的大一統(tǒng)中國打下了過渡性的基礎，其功不可小覷。特別是在這一時期,宋朝雖然在地理版圖上縮小了,但在文化文明版圖上卻極大地擴展,不僅影響了并存的遼、西夏、金、元諸民族的文化文明發(fā)展,也深刻影響到朝鮮、韓國和日本。在茶越來越多地成為邊疆各民族以及周邊國家共同需要的背景下,茶和茶文化對于多民族的交流交融,起到了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包括在對外經(jīng)濟文化交流中,茶相對于絲綢與瓷器后來居上,自宋開始的海上茶、絲、瓷同行之路，極大地影響了世界，也同時反哺了自己。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弘揚茶和天下精神，借鑒宋茶“走出去”的經(jīng)驗，對于我們強化華夏文化認同，增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tǒng)一，擴大對外開放，走好“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豐富的思想營養(yǎng)價值和深刻的歷史經(jīng)驗參照。
以外交為例。習近平主席善于將茶文化應用于國際邦交，不僅在訪問俄羅斯、法國、比利時、巴西、斯里蘭卡、印度、英國等國家時以茶文化巧說外交關系，還開辟了茶敘外交的新境界，用茶敘方式會晤外國重要領導人，充分展示了協(xié)和萬邦的胸襟、以和而不同理念構建世界命運共同體的擔當，有力地推進了和平外交的進程。
以民族大團結為例。中國是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兒女，雖然文化習俗和生活習慣各顯特色，但飲茶用茶成為同根同脈的一大標識，自古亦然。特別至當代，漢茶邊(邊疆少數(shù)民族)飲、邊茶(黑茶)漢飲情況已很普遍，以茶文化的交流交融促進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增進民族大團結，茶文化能夠彰顯出它獨特的魅力和功能。
(二)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德”韻，弘揚中華茶道文化和傳統(tǒng)美德。
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這是歷史留給我們的經(jīng)驗，也是時代贈予我們的警語。宋代重文治的突出表現(xiàn)是極重“德治”，雖有用“存天理，滅人倫”“三綱五?！钡人枷肜碚撆嘀卜饨樏竦南麡O作用，但也有激勵愛國情懷、民族氣節(jié)，尊崇德行修養(yǎng)的積極作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岳飛的“精忠報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宋人心中的豐碑。宋茶文化也深受影響。中華茶道至宋，形成了濃厚的人格化特點，將唐代陸羽“精行儉德”思想進一步發(fā)揚光大，強調茶文化的教化作用，大講茶品、茶德、茶性，實指人品、人德、人性，德行不佳，休言其他，連茶也是不配喝的。在宋代的傳統(tǒng)禮儀和民俗習俗中也融入了大量的茶文化內容，賓主設禮，非茶不交。人們注重以茶待客、以茶贈友、以茶孝親，這些都是以敬茶之禮，揚天人之德，彰心靈之美。今天，當建設美麗中國、追求美好生活成為新時代主題的時候，相遇茶和茶生活的美好，如何從宋茶文化中提煉出“德韻”精華，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tǒng)美德、涵養(yǎng)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結合起來，為樹人立國而凝神鑄魂，其作用和意義，不可低估!
茶文化至當代，繼承了重德崇教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既發(fā)揮茶助身體健康的作用，又強調茶文化的育人育德作用。比如，從茶的干凈清爽的自然品性，延伸到茶飲、茶藝的清雅、清和標準，再上升到茶道層面的清靜、清心、清平等生活態(tài)度和清白、清正、清廉等道德要求。從源于茶的“天人合一”本性而延伸到茶的禮敬功能，進而表現(xiàn)對自然、天道(規(guī)律)的敬畏之心，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良性循環(huán)的追求向往，又從敬茶等茶生活出發(fā)，來表現(xiàn)互敬和諧的人際關系。浙江各地廣泛開展并走向全國的茶文化“五進(進機關、學校、企業(yè)、社區(qū)、家庭)”活動，在科學傳播健康飲茶知識的同時，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各有側重地培德育人。茶文化進機關,彰顯的是淡泊明志、清白做人、干凈干事的特色,鼓勵的是揚清棄濁、勤政廉潔的風氣，培養(yǎng)的是敬畏人民、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道德情操;茶文化進學校,與“育人為本，全面發(fā)展”的教育理念相契合，把茶文化作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引導師生以茶文化的禮敬、和美內容，培養(yǎng)尊師愛生、尚德尚美、追求真善美的道德修養(yǎng);茶文化進企業(yè),可以傳播“茶道”“商道”皆以“和”為文化理念，講求誠信、和氣、互惠，結合現(xiàn)代企業(yè)文化建設,呈現(xiàn)德行天下、義利并重的風貌，培植誠實守信、愛崗敬業(yè)的風氣;茶文化進社區(qū),可以結合和諧社區(qū)建設,彰顯“和美心靈”“和諧社區(qū)”特色，密切鄰里關系，促進人際交流，增強社區(qū)居民的凝聚力和歸屬感，營造相知、相助、團結、文明、和睦的社會關系;茶文化進家庭，以健康生活促進家庭和美，以禮敬文化促進家庭和睦，特別是讓孩子從小就會喝茶、會泡茶、會用茶禮敬長輩，對他們一生的修身養(yǎng)性、涵養(yǎng)君子之風大有裨益。
(三)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雅”韻，共筑文化供給側精品化和大眾化共同繁榮的新格局。“雅”是文化產(chǎn)品的根本性標準之一，既要求“雅趣”充盈，也應該“雅量”滿滿。“雅趣”即高雅趣味，對立面是低俗趣味，與形式有關但絕非等同，決定性的仍然是“內容為王”。比如，在文學作品中，“雅詞”也可以暴露出低級趣味，“俗詞”也可以表現(xiàn)高雅情操，繪畫、雕塑、音舞、工藝等等，皆是如此。“雅量”則是寬容、包容文化產(chǎn)品的多樣性，鼓勵創(chuàng)新。文化產(chǎn)品供給既要有促進提高的任務，也要有促進普及的任務;既需要“陽春白雪”，又需要“下里巴人”。在宋代，茶品、茶飲、茶器具、茶文藝都呈現(xiàn)了精致化和大眾化并行不悖、相輔相成、輝映成趣的局面。龍團鳳餅和蒸青散茶同行，上層引領風氣和大眾飲用方便相結合;點茶、分茶、斗茶互動，飲茶、玩茶、賞茶結合;茶器具五大名窯貢品和南北上千窯口并肩，官窯和民窯相結合;茶文學藝術和茶民俗習俗互補，雅文化和俗文化相結合;這些都有效地加快了茶和茶文化的普及，共同把宋代茶文化推向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巔峰時代。今天，中國社會已進入全面小康，正在向全面現(xiàn)代化闊步前進，在人們物質生活有了極大進步的時候，精神生活的滿足和提高顯得尤為緊迫，從宋茶文化的文韻、藝韻、器韻等中提煉出“雅韻”，并以“雅量”帶動“雅趣”，以“雅趣”成全“雅量”，如是，才能為大眾提供更多更好的“有營養(yǎng)長精神”的文化精品，更多更好地促進文化建設，共同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融匯時代精神去創(chuàng)造當代文化的新優(yōu)勢。
(四)挖掘和創(chuàng)新宋茶文化“新”韻，鼓勵解放思想、求真務實、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
伴隨著時代轉型和內憂外患，宋代前中期在革故鼎新中求立足圖發(fā)展的特點十分鮮明，在政治制度、思想學術、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和社會風俗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創(chuàng)新舉措和成果。特別是在科學技術上，中國聞名世界的四大發(fā)明中宋代占其三，中國傳統(tǒng)科學技術的各個領域在宋代幾乎都留下了重大的創(chuàng)新成果。宋代茶文化同出一轍。制茶上，從唐代的蒸青團茶發(fā)展到更為精致的壓制花紋的龍鳳團茶，成為后世磚茶、餅茶的始源;同時又發(fā)展出蒸青散茶，黃茶、黑茶也開始萌芽，這些都成為后代茶葉生產(chǎn)、消費多樣化的先聲?；蕦m豪門追龍團鳳餅，尋常百姓享散茶粗茶，創(chuàng)新包容，各得其所。在茶制茶法上，宋代承繼前朝榷茶、貢茶，但制度設計更為精細，在加重盤剝的同時也刺激了茶葉和茶文化的生產(chǎn)和消費。在茶飲茶藝上，創(chuàng)造了“末茶”“點茶”“分茶”等獨特精致的茶飲方式和審美情趣，大幅度促進了茶文化深入社會、走向民間。當代中國末茶以生態(tài)要求和資源充分利用為背景出現(xiàn)復興之勢，受到市場歡迎，堪稱宋茶文化遺產(chǎn)的弘揚。在茶具上，開啟了茶器具專門化生產(chǎn)的時代，像湯瓶、茶筅、建盞、木漆盞托等新的專用茶器具的出現(xiàn)，引領了茶器具生產(chǎn)專門化的歷史潮流。在茶文學藝術上，茶詩詞散文面貌一新，對當時和后世茶文化深入人心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宋代各方面的創(chuàng)新還帶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重創(chuàng)新的實用性。無論是思想學術、經(jīng)濟制度，還是科學技術、生活方式，創(chuàng)新的目的是經(jīng)世致用，在茶葉生產(chǎn)、茶飲方式、茶葉貿易、茶制茶法等方面，莫不如此。宋代興盛時期正是其創(chuàng)新力迸發(fā)的時期，隨著王朝日趨腐敗，社會創(chuàng)新能力被消磨殆盡，宋王朝也隨之走向了衰亡。今天，當我們認識到創(chuàng)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國家興旺的不竭動力的時候，我們應如何秉持文化自信，最大限度地激發(fā)全社會的解放思想、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的精神，為民族偉大復興注入強大而持久的活力和推動力，宋代和宋茶文化的經(jīng)驗教訓都是值得深思、值得下一番揚棄的功夫而為當代所用的。比如，在國家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時，茶界積極響應，一方面深入茶葉做精茶葉，一方面跳出茶葉做大做強茶業(yè)，創(chuàng)新業(yè)態(tài)，拉長產(chǎn)業(yè)鏈，跨界發(fā)展，從傳統(tǒng)的小“六茶共舞”(六大類茶)，從傳統(tǒng)的喝茶，創(chuàng)造出飲(料)茶、食茶、用茶(茶的生化產(chǎn)品)、玩茶(文創(chuàng)旅游休閑等)、事茶(各類茶事活動)的大“六茶共舞”來，共同為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作出茶文化的貢獻。去年3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走進武夷山燕子窠生態(tài)茶園，囑咐大家“要統(tǒng)籌做好茶文化、茶產(chǎn)業(yè)、茶科技這篇大文章，堅持綠色發(fā)展方向，強化品牌意識，優(yōu)化營銷流通環(huán)境，打牢鄉(xiāng)村振興的產(chǎn)業(yè)基礎”。“三茶”統(tǒng)籌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創(chuàng)新，是“創(chuàng)新、協(xié)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fā)展理念在茶產(chǎn)業(yè)發(fā)展上的具體運用。統(tǒng)籌就是強化集成意識，發(fā)揮整體效益，針對的是各自為政、分散主義。一方面，茶文化引領、推動茶科技，一起為茶產(chǎn)業(yè)賦能;另一方面，在很多時候，茶文化、茶科技本身就是產(chǎn)業(yè)，茶產(chǎn)業(yè)又為茶文化、茶科技賦能，這種互相滲透、互相助力、捏緊拳頭打好組合拳的新理念就是茶道文化的創(chuàng)新，是新時代的新茶經(jīng)。茶道如此，政道、商道、文道等，莫不如此，都需要改革，都需要創(chuàng)新。從古代的宋茶文化之河到當代的宋韻文化之河，在不斷傳承和創(chuàng)新中，面對時代生活，融入時代精神，肩負時代使命，奔涌向前。(轉自《浙江社會科學》2022年第8期)
來源：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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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飲茶為中國先民的偉大發(fā)現(xiàn)，茶文化堪稱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根據(jù)統(tǒng)計，目前全球飲茶國多達160多個，飲茶人口約30億。飲茶能夠從中國走向世界，與宗教之間的關系頗為密切，目前學界對佛教從中產(chǎn)生的影響多有論述，但對基督宗教與茶的世界傳播之間的密切關系還缺乏深入關注，目前僅就其中的個案問題給以了分析，筆者不惴淺陋擬就此展開系統(tǒng)探討，不當之處尚請方家指正。
傳教士與飲茶資訊的西傳
因為茶的使用歷史極為悠久，其準確開端目前難以準確判定，長期以來，茶文化專家大致上認為茶的利用始于原始社會時期。唐代的陸羽在著名茶書《茶經(jīng)》中即認為：“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該說法被廣為沿用，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遺址出土的茶樹根亦提供了有力證據(jù)。自先民利用茶葉始，茶文化即逐漸萌芽并不斷發(fā)展，而文化的重要特性之一即擴散與傳播，茶文化亦是如此，它不斷傳入臨近的周邊國家與地區(qū)。
就地理位置而言，西方與中國的距離極為遙遠，這不能不對茶文化的傳播造成阻礙。因為資料的缺失，西方人究竟何時獲得飲茶資訊并開始飲茶，目前難以判定，盡管《新約?啟示錄》第22章包含約翰描述神奇樹葉的語句，“在城內的街道當中有一條流淌生命水的河，明亮如練，從神與羔羊的寶座淌出，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上面結十二樣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yī)治萬民”，個別論者頗有想象力地認為該“生命樹的樹葉”即茶葉，但孤證不立，而且該材料并未明確指出為茶葉。目前有準確材料能夠證明的是，西方人獲得飲茶信息大致為十六世紀中葉，著名的威尼斯作家臘瑪西交游廣闊，從來訪的西亞商人那里最早得知飲茶資訊，但僅限于傳聞并未親見，西方人最早親身見聞飲茶者可能為來到東方進行貿易的商人以及傳教士，而傳教士留下了較多的文字資料，可以清楚地予以證明。比如1556年，葡萄牙籍多明我會傳教士伽茲博爾?達?克陸茲到達東方，進入中國一度在廣州居住數(shù)月時間，最后于1560年返回?？岁懫澋囊娐劚惠嬩洺蓵?，名為《中國志》，公開出版發(fā)行，影響甚大，還被歐洲其它國家翻譯成多種語言。克陸茲在書中非常清晰地記述了中國人待客之道：
“如有賓客造訪，體面人家習常做法為敬現(xiàn)一種稱之為茶(cha)的熱水，裝在瓷質杯中，置于精致盤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熱水帶有紅色，藥味很重，他們時常飲用，這是用略帶苦澀味道的草制成的。主人常用來招待尊貴的賓客，不管是否熟識均是如此，他們也數(shù)次請我飲用?！?/p>
因為是親身的見聞與體驗，克陸茲的記述雖然文字頗為簡略但內容卻具體而豐富，清楚地指出了茶的顏色和味道、飲茶所用的茶具，明確說明了時人如何以茶待客，在此之前，這次有關飲茶的具體信息為西方所缺乏。此后，飲茶資訊借傳教士這一渠道繼續(xù)傳入西歐：1565年，意大利籍傳教士路易斯?艾美達在日本傳教，他寫信回國時提及，“日本人喜愛一種可口的‘藥草’，他們稱之為茶”，并且認為，“假使一個人習慣了的話，它是一種味道頗為可口的飲料”。在赴日傳教之前，艾美達曾經(jīng)是一名醫(yī)師，他在日本傳教適逢茶道最終形成的關鍵期，千利休正潛心鉆研，社會茶風興盛，相信艾美達耳濡目染，對當時日本茶文化有很多感受，只是沒有更多材料保留下來。
繼艾美達之后，西班牙另一位傳教士胡安·門多薩再次介紹了飲茶。門多薩信仰虔誠，19歲即加入了奧古斯丁修會，他曾經(jīng)接受了出使中國、進行傳教的任務，但遺憾的是最終因為形勢的變化而未能成行，他應教皇喬治十三之命，廣泛搜集前人(很多為傳教士)留下的訪華報告、信札、著述等多種重要資料，最終編撰成為名著《中華大帝國史》，該著作于1585年正式印行。書中對飲茶給以記述：
“中國人盛情款待賓客，旋即擺上飲品(bever)、茶食、蜜餞、果品以及美酒，此外，還有一種在全國各地均被飲用，用草藥制作而成的飲料，有益于身心健康，飲時須加熱?！?/p>
《中華大帝國史》問世后引起巨大轟動，可謂洛陽紙貴，僅至十六世紀末的十多年間已經(jīng)翻譯為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蘭文等文字，發(fā)行版次達到驚人的四十六版，客觀說來，書中關于飲茶的介紹并不新鮮，材料主要源于克陸茲的著述，但該書的社會影響力為《中國志》所不及，對傳播飲茶資訊亦有重要貢獻。
根據(jù)現(xiàn)有記述，最早對茶進行詳盡介紹的傳教士為利瑪竇。受耶穌會的差遣，意大利籍傳教士利瑪竇于1582年來到澳門，然后一步步深入中國內地，開始了漫長的在華傳教歷程，直至1610年病逝于北京。利瑪竇精通漢語，熟稔中國文化，對茶文化的了解也遠勝過其先驅：
“由灌木葉可以制成……叫做茶(Cia)的著名飲料。中國人飲茶為期不會太久，因為古籍中并無書寫該著名飲料的古字，而其書寫符號(指漢字)極為古老。的確如此，同樣的植物抑或能在我們的土地上被發(fā)現(xiàn)。在中國，人們在春季到來時采集這種葉子，置于陰涼處陰干，繼而用陰干的葉片調制飲料，可供用餐時飲用或者賓朋造訪時待客。待客之時，只要賓主在談話，主人會不斷獻茶。該著名飲料需小口品啜而非牛飲，需趁熱喝掉，其味道難稱可口，略呈苦澀，但即便時常飲用也被視為有助于健康。
這種葉片可分為不同等級，按其質量差異，可售價一個、兩個甚至三個金錠一磅。在日本，最好的葉子一磅可售十個乃至十二個金錠。日本調制飲料的方法異于中國：日本人將干葉磨為粉末，取兩三湯匙投于滾開的熱水壺中，品飲沖出的飲料。中國人把干葉放于滾開的壺水中，待精華泡出后濾出葉片，只飲剩下的水。”
利瑪竇在中國生活多年，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堪稱全面而深刻，該段文字對明人飲茶的敘述頗為詳盡，美中不足的是，利瑪竇認為中國飲茶史不會太久，理由為中國古籍中沒有“茶”字，這可能緣于不了解“茶”的有一歷史演變過程，茶字則始于唐代。盡管如此，利瑪竇仍遠勝于其前輩，他不僅詳述了明代的飲茶風俗，而且還比較了中日茶法的差異，對制茶與茶的商品價值給以了介紹。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利瑪竇未曾抵達日本傳教，他卻比較中日茶法的差異，對日本的飲茶方式并不陌生，或許得益于其他耶穌會士的記述，多少說明此時有關日本的飲茶資訊已傳入歐洲。1615年，利瑪竇著述的拉丁文版本在奧格斯堡出版，后又相繼出版了法文版三種，拉丁文版四種，西班牙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版各一種，英文摘譯版一種，該著作的廣為傳播促進了西歐對茶文化的進一步了解。
利瑪竇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之后，歐洲傳教士來華人數(shù)逐漸增多，留下的著述中也對茶文化給以關注，曾德昭即是如此。1613年，葡萄牙籍傳教士曾德昭輾轉抵達南京，由此開始傳教歷程，盡管他中間曾返回歐洲，最終還是于1658年卒于廣州。曾德昭撰有《大中國志》，其中對茶文化給以記述：
“主人給賓客安排的座位適合其身份地位，……(賓主)落座之后，即刻端來茶這種飲品，按先后次序逐個遞送。在某些省份，頻頻上茶為表示敬意，但在杭州省則不同，如果上第三次茶，則為暗示客人須告辭了?！?/p>
曾德昭對中國茶俗的了解十分深入，不再像前人局限于飲茶方法、味道等內容，而是更進一步，掌握了飲茶的禮儀內涵，客人需按照社會規(guī)范入座，主人按先后次序敬茶，清代官場廣為流行的習俗“端茶送客”，似乎在杭州已經(jīng)初現(xiàn)端倪。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出版于1638年，1642年西班牙文摘譯版問世，1643年又有意大利文版出版，1645年后兩種法文譯本問世，1655年出現(xiàn)了英文本。可以想見，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廣為流傳，其中對飲茶的記述有助于西方深入了解中國茶文化。
傳教士與中西茶葉貿易
傳教士不僅在飲茶資訊西傳過程中擔當了中介，使與東方距離遙遠的西方了解乃至熟悉了這一中國飲品，而且還直接或間接參與到了中西茶貿易之中，為茶葉這一實物在歐洲的傳播奠定了重要基礎。
傳教士之所以能夠在中西茶貿易中擔當重要角色，主要基于特殊的歷史背景。新航路開辟之后，全世界的聯(lián)系日益密切，東西方交通大開，傳教士與歐洲各國的東印度公司乃至私商梯海而來，成為溝通中西的媒介，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傳教士與商界密切聯(lián)系：對傳教士而言，傳教需遠赴重洋，不僅路途遙遠而且花費不菲，需要借助商船提供方便才能成行;對各國的東印度公司以及私商而言，傳教士擁有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對中國較為了解，有些甚至精通漢語，這對發(fā)展商業(yè)具有重要價值。在這一大背景下，傳教士與商界自然而然建立起了聯(lián)系，能夠在茶葉貿易中發(fā)揮重要作用。
比如著名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他為英國倫敦會傳教士，1807年來華時歷經(jīng)波折，先從倫敦出發(fā)橫跨大洋到達美國紐約，在那里努力尋求幫助，得以乘坐美國同孚洋行的商船，最終“馬禮遜乘坐‘三叉戟號’遠航前往中國，于1807年9月抵達”。在中國拓展傳教事業(yè)絕非易事，馬禮遜雖竭盡全力但仍然難有進展，自1809年起，他因為經(jīng)濟拮據(jù)不堪而難以為繼，不得不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任職：
“在馬禮遜先生與瑪麗小姐結婚的美好日子，東印度公司的大班在婚禮上宣布了任命書，馬禮遜的年薪為500鎊。這可視為較為充足的證據(jù)：馬禮遜此時已經(jīng)較好地掌握了中文。與此同時，由于他具備謹慎堅韌的良好品性，東印度公司才將其安排在這一獨特而辛勞的職位之上?！?/p>
此后，作為英國倫敦會傳教士的馬禮遜不再專職傳教，而是長期擔任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譯，其任職時間長達二十五年之久。由于十八世紀后期至十九世紀前期為茶貿易的迅猛增長期，對英國東印度公司而言堪稱發(fā)展茶葉貿易的關鍵期，根據(jù)統(tǒng)計，正是1760至1833年間，茶葉這一原本并不重要的商品，逐漸在公司所購貨物中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甚至在1825至1833年間，茶葉貿易的價值占公司所有商品價值的比例高達94%?？梢韵胂螅R禮遜擁有的關于中國的豐富知識，其“熟練地掌握了中文”，對促進英國東印度公司茶葉貿易的迅速發(fā)展大有裨益。
再如著名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盧公明，他是于1850年抵達福州，開始了在華傳教的生涯，1864年曾返美修養(yǎng)，1866年即返回香港傳教，1873年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返回美國定居，最終病逝于1880年。作為傳教士，盧公明的在華傳教事業(yè)并不順利，甚至可以說舉步維艱，其本人的生活極為窘迫，經(jīng)常處于身無分文的悲慘境地，“沒有錢來幫助友人，無力做些善事，無法購置一些書籍、衣物及來自美國的食品，我不想再在這里生活?！?希望自己)不用總是因為工資微薄、支出窘迫而感到無奈”。更加不幸的是，盧公明與家人屢遭疾病打擊，其兩任妻子與年幼的女兒均不治而亡，他自己也飽受疾病折磨，喉嚨疼痛得甚至一度失聲，他的傳教事業(yè)實在難以為繼。經(jīng)過反復考量，盧公明于1868年投身瓊記洋行，參與到了當時迅猛發(fā)展的中西茶貿易。盧公明并沒有記述自己如何投身茶葉貿易，但在其語言學書籍《英華萃林韻府》的附錄中，他詳細記述了茶行的工作，所列舉的茶行中的分工多達數(shù)十種，顯示出作者對茶葉貿易的熟稔，或許棄教從商并非出于本心，他對自己在商行的具體工作諱莫如深，但從其著作中可以看出，盧公明熟于茶葉貿易，堪稱行家里手。盧公明在瓊記洋行工作期間，這一時期該行茶貿易迅速發(fā)展，盧公明從中發(fā)揮了自己的作用。
傳教士不僅直接投身茶葉貿易，而且其他工作有時亦與中西茶葉貿易有所關聯(lián)。比如馬禮遜，他除了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工作之外，也曾經(jīng)擔當其他任務，阿美士德使團1816年來華訪問時，馬禮遜作為翻譯發(fā)揮了自己的作用，該使團訪華的根本目的為擴大貿易，對茶葉貿易頗為看重，1816年1月17日，秘密商務委員會致函阿美士德勛爵時，明確提出以茶葉貿易為例說服乾隆皇帝：“現(xiàn)在，每年東印度公司前往廣州的船只……在該地運走大約三千萬磅重的茶葉。該貿易對中國人而言亦非常重要，……可以想見，能夠很好地維持該貿易時，中國政府不會魯莽丟棄。……他們能夠想到，把我們所購茶葉的大部分由其它國家運走，以此削弱我們的地位，可以向他們說明，……英國消費茶葉超過了歐洲其它所有國家，美國的茶葉消費量更小，最終只能是中國受到損失?！?/p>
再如德國路德會牧師郭士立，他于1831年來到澳門，不僅曾經(jīng)投身英國東印度公司，擔任中文翻譯，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茶葉貿易有所貢獻，而且還多次潛入中國沿海，進行航道勘測等非法秘密活動。郭士立曾隨同“阿美士德號”覬覦中國，還成功地抵達了茶貿易重地福州港，在1832年4月22日的日記中記述到：
“……我們昨日才觸摸到陸地，今日已經(jīng)抵達福州港，黑暗籠罩著大地，難以辨清福州港所處的地形，領港很出色，把我們安全地引導了進來?，F(xiàn)在，我們即將到達為歐洲人提供茶葉的重要產(chǎn)地了。茶山四處蔓延開來，這里稻米產(chǎn)量不足，無法滿足本地消費，但是其出口的木頭、茶葉與竹子數(shù)量可觀，足以抵消進口稻米與棉花所需，而且尚有盈余?！?/p>
臨近西方人夢寐以求的茶產(chǎn)區(qū)，郭士立急于進行詳細刺探，但是當?shù)毓賳T對此已經(jīng)有所戒備，他雖然已經(jīng)極為接近武夷山區(qū)，但卻無法潛入，后來被迫返航。郭士立對潛入茶產(chǎn)區(qū)念念不忘，伺機再次付諸行動，1834年11月，他又伙同英國鴉片販子戈登伺機潛入武夷茶區(qū)，這次兩人獲得成功，經(jīng)過考察，他們不僅基本掌握了有關茶樹栽培、病蟲災害的知識，還了解了制茶方法、茶葉銷售等內容，戈登還很有心機地采集了武夷山優(yōu)質茶樹標本，帶走了一定數(shù)量的茶種。第二年，并不滿足于已有成果的郭士立試圖再次秘密潛入，進行進一步了解，但頗為警覺的清軍進行了攔截，使其無功而返。郭士立在茶區(qū)的探險活動，使西方人初步熟悉了武夷山茶區(qū)以及茶學的基本知識，對后來福州成為重要的通商口岸具有重要影響，而福州后來辟為通商口岸很大程度上基于茶貿易，便利了中西茶貿易的進行。
之所以傳教士能夠在商行任職，主要緣于他們精通漢語、熟悉中國的風土人情，當時人才頗為稀缺，商行迫切需要這種極有價值的服務，對傳教士而言，借助商行的職位可以滿足生活所需，曲線實現(xiàn)傳教目的，由于茶葉貿易為商業(yè)公司的主要業(yè)務，傳教士所提供的服務對茶葉貿易的發(fā)展頗有助益，與此同時，傳教士還刺探中國情報，搜集茶學知識，在中外交往中擔任翻譯，這均直接或間接促進了茶葉貿易的發(fā)展。
宗教領袖與飲茶在英國的傳播
隨著傳教士不斷將飲茶資訊傳回西方，茶葉貿易的不斷發(fā)展，飲茶在西歐逐漸流行，在英國尤其如此。新航路開辟后，葡萄牙人率先闖入東南亞，開展利潤豐厚的香料貿易，“通過直接購買并運回大量的胡椒與丁香等香料，葡人變得如此富有，以致與遠比其大和其人口多的王國相比，葡萄牙的財富亦毫不遜色”，由于葡萄牙人主要關注香料貿易，并未真正注意到茶的潛在價值。荷蘭人隨后來到東方進行商業(yè)探險，“荷蘭人運來干鼠尾草，以之交換中國的茶葉，中國人用一磅或四磅茶葉換購一磅鼠尾草，他們將其稱為‘奇妙的歐洲草’，……，由于歐洲人無法大量銷售鼠尾草——就像他們購買茶葉那樣，只能以每磅八便士或十便士的價格購茶”。荷蘭不意間開啟了中西茶貿易，促進了飲茶在歐洲的擴散，飲茶之風在英國影響甚大，后來形成富有特色的英國茶文化。
英國發(fā)生光榮革命之后，瑪麗二世與威廉三世共同擔任國王，瑪麗二世作為詹姆斯二世的長女，她在1667年與荷蘭的威廉成婚，由于當時特殊的政治形勢，兩人共同繼承了英國王位：瑪麗二世既是英國國王又是荷蘭王后，威廉三世既是英國國王又是荷蘭執(zhí)政。瑪麗二世鐘愛飲茶，她還極為風雅，經(jīng)常在宮廷之中舉辦中國式茶會：舉辦活動之時，瑪麗二世特意命令將宮殿布置為中國風格，布置上中國風情的屏風，使用中國進口的茶具甚至名貴的銀器，還擺上頗為先進的移動式茶幾，步入房間，眾人沐浴在想象中的中國氛圍之中，瑪麗二世與一些貴族婦女共同享受飲茶的樂趣。
宮廷牧師J.O.奧文頓對茶也懷有極大興趣，他還于1699年撰寫了小冊子《論茶性與茶品》，根據(jù)自己獲得的資訊對茶給以全面介紹，全書共計五個部分：茶樹生長區(qū)的土壤類型與氣候概況;茶葉的不同種類;選擇茶葉的基本原則;保存茶葉的基本方法;茶葉的重要特性。今天讀來，可能覺得書中關于飲茶功用的敘述略帶夸張，奧文頓認為飲茶幾乎能治愈世界上所有的病癥，包括尿砂和眩暈，并且能減肥消脂，消解導致胃部不適的酸水，可以幫助消化、預防痛風、增強食欲，可能更為重要的是飲茶還能提神益思。J.O.奧文頓盡其所能，較為全面地向英國人介紹了飲茶知識，大力鼓吹飲茶的多種益處，對推動飲茶風氣在英國社會的傳播頗有助益。
J.O.奧文頓對飲茶極盡贊美，但宗教界亦有人士對飲茶大加貶斥，典型代表即約翰·韋斯利。約翰·韋斯利為英國著名宗教家，他在十八世紀領導了宗教復興運動，影響極為深遠，對于飲茶，約翰·韋斯利頗為反感，認為飲茶危害甚大——不僅對個人身體有害，而且危害社會。韋斯利在1748年給友人的信件中詳細敘述了自身遭遇：“我無法想象，究竟何種原因導致雙手持續(xù)顫抖，直到意識到：病癥總會在茶早餐后加劇，而停止飲茶大概兩三天此現(xiàn)象會消失。調查顯示：飲茶對于所知的其他一些人，也會產(chǎn)生同樣的不良影響，由此可知，這是飲茶導致的結果之一。”約翰·韋斯利進一步論及，他經(jīng)過仔細觀察發(fā)現(xiàn)，倫敦有很多人士身上呈現(xiàn)出類似的病癥，并且認定這也是飲茶造成惡果，對于某些人士而言，飲茶的確有一定的正面功效，但此類功效飲用英倫本土飲品同樣可以獲得，無需專門飲用來自中國的茶葉，所以韋斯利努力勸誡人們，呼吁眾人停止飲茶。而且在講述完上述病癥后，約翰·韋斯利還更進一步，又詳細論證了飲茶導致的負面的經(jīng)濟社會影響，認為飲茶不僅危害健康，而且花費不菲，堪稱一種浪費，戒茶后可以省下財物，用于幫助窮人。
表面看來，韋斯利基于飲茶危害健康這一緣由而反對飲茶，而且從其個人行為來看，他自身曾經(jīng)一度戒茶，不過他并未長期堅持，而是后來又恢復了飲茶習慣，尤其到了晚年的時候，可能因為年老體衰，在星期天早晨韋斯利時常與牧師們一同飲茶，然后主持宗教禮拜活動。由現(xiàn)有材料觀之，韋斯利似乎并沒有因為再次飲茶而發(fā)作手顫癥，他曾經(jīng)痛陳飲茶有害于健康的說法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韋斯利之所以反對飲茶，或許他在后面所論述的社會經(jīng)濟因素似乎才是主因。英國十八世紀處于社會劇烈變動期，經(jīng)濟日益發(fā)展進步，工業(yè)革命快速啟動，但與之相伴的是各種社會問題日益凸顯，社會道德嚴重滑坡。在牛津大學讀書時，約翰·韋斯利關心社會問題，痛心于國教日益腐敗、道德衰落不振的社會現(xiàn)實，強烈的使命感喚起了其強烈的宗教熱情，他和弟弟查理·韋斯利等青年才俊組成了“牛津圣社”，意欲拯救衰落不堪的英國社會，著名的韋斯利宗宗教復興運動由此興起。約翰·韋斯利為非常嚴肅的社會道德家，他提倡嚴格的清教道德，主張勤勉工作與節(jié)儉的生活，因為茶在該時期其進口量較為有限，所以價格較高，如果再配上成套的價格不菲的茶具，多少有些奢侈享受的嫌疑，所以在韋斯利這位嚴肅的宗教家看來，飲茶屬于可恥可惡的奢侈浪費行為，飲茶有悖于嚴肅、有道德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所以他才積極宣傳自己的反茶主張。韋斯利后來之所以恢復飲茶，亦與茶葉價格有關，因為隨著茶葉貿易的迅猛發(fā)展，茶葉價格在十八世紀不斷下降，它逐漸由奢侈品日益轉變?yōu)槿沼孟M品，融入了英國的社會生活，韋斯利也就無須固執(zhí)己見，可以心安理得地與眾人一起飲茶了。韋斯利掀起的反茶運動成為一朵小波瀾，并未真正影響到飲茶在英國的傳播。
結語
新航路開辟開啟了全球交流的新時代，傳教士基于宗教熱情而投入海外傳教事業(yè)，成為推動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們在中國不僅傳播了西方的福音與科學文化，同時將中國文化引入西方，茶文化經(jīng)克陸茲、門多薩、利瑪竇與曾德昭等人逐漸被呈現(xiàn)到歐洲人眼前，飲茶資訊在西方社會逐漸傳播開來，為其成為中西貿易中的重要商品奠定了基礎。馬禮遜、盧公明與郭士立等，由于擁有語言優(yōu)勢與知識文化的積累，得以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參與茶葉貿易，側身有利于擴大中西茶貿易的相關政治活動，為推動茶貿易發(fā)揮了獨特作用。隨著飲茶資訊的傳播以及中西茶貿易的發(fā)展，飲茶在歐洲各國尤其是英國流行起來，宮廷牧師奧文頓積極宣傳飲茶的益處，宗教領袖韋斯利則因視其為奢侈品而反對飲茶，這些宗教人士影響到了飲茶在西方的傳播。
概而言之，基督宗教既擔當了茶文化西傳的中介，促進了中西茶貿易的發(fā)展，又對飲茶發(fā)表或者支持或者反對的意見，影響到了飲茶的傳播與普及，可以說，基督宗教與茶文化在西方傳播的密切關聯(lián)，值得學界予以關注。
(本文撰寫得到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文化走出去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年度項目《茶文化在英國的傳播與本土化研究》(XTCX150617)資助，特此致謝!)
【作者簡介】劉章才，歷史學博士，山東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曾任韓國蔚山大學客座教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訪問學者，目前主要從事茶文化世界傳播史研究，主持有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英國茶文化研究：1650—1900》等科研項目多項，在《光明日報》(理論版)、Asian Study(韓國)等海內外期刊發(fā)表論文近三十篇。
來源：茶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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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0日，來自全國北京、上海、成都等茶業(yè)頂級產(chǎn)業(yè)專家和傳承人茶商匯聚昆明，政府、專家、企業(yè)、銷售、平臺、五位為一體，共同構架國內領先的產(chǎn)業(yè)聯(lián)盟。
會中，將有來自國內茶產(chǎn)地的代表及行業(yè)導師出席。
會上，將舉行中國非遺傳承茶產(chǎn)業(yè)聯(lián)盟授牌儀式、中國非遺茶藝傳承人、中國非遺茶藝師、中國非遺《故宮龍茶》國禮評選《一帶一路中國茶推介項目》《茶商新品介紹發(fā)布》等系列活動。
會后，北京以新聞發(fā)布會形式，將在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等幾十家主流媒體、幾百家自媒體、幾千個全國協(xié)會聯(lián)盟、上萬家平臺，報道會議內容，擴大影響力，扶持全國更多的中小企業(yè)和茶農走向全國，提高銷售提升知名度，形成“互相成交，互相投資，互相交易，互相幫助”的共同體。
中國非遺茶經(jīng)歷史
中國非遺“茶”字的起源最早見于我國的《神農本草》一書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第一部藥物書。據(jù)有關專家考證該書為戰(zhàn)國時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國茶圣一唐代陸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寫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葉專著《茶經(jīng)》系統(tǒng)而全面地論述了栽茶、制茶、飲茶、評茶的方法和經(jīng)驗。根據(jù)陸羽《茶經(jīng)》推論我國發(fā)現(xiàn)茶樹和利用茶葉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歷史。
茶葉在我國西周時期是被作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時代茶鮮葉被人們作為菜食而戰(zhàn)國時期茶葉作為治病藥品西漢時期茶葉已成為主要商品之一了。從三國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時間內特別是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飲茶來解除坐禪瞌睡于是在寺院廟旁的山谷間普遍種茶。飲茶推廣了佛教而佛教又促進了茶灶的發(fā)展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所謂“茶佛一味”的來源。到了唐代茶葉才正式作為普及民間的大眾飲料。
茶葉自古以來就成為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紐帶。唐朝時日本僧人最澄來我國浙江天臺山國清寺研究佛學回國時帶回茶籽種植于日本賀滋縣即現(xiàn)在的池上茶園并由此傳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時日本榮西禪師兩次來到中國到過天臺、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贈他“千光法師”稱號。榮西禪師不僅對佛學造詣頗深對中國茶葉也很有研究并寫有《吃茶養(yǎng)生記》一書被日本人民尊為茶祖之一。南宋開慶年間日本佛教高僧禪師來到浙江徑山寺攻研佛學回國時帶去了徑山寺的“茶道具”“茶臺子”井將徑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傳播到日本啟發(fā)和促進了日本茶道的發(fā)展。
我國宋代時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運銷茶葉明代鄭和下西洋茶葉也隨著銷售到東南亞和南部非洲各國。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蘭商船首先從澳門運茶到歐洲打開了中國茶葉銷往兩方的大門。
我國關于茶館的最早記載要算唐代開元年間封演的《封氏聞見記》了其中有“自鄒、齊、滄、隸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煮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開設了以賣茶水為業(yè)的茶館。到了清朝民間曲藝進入茶館使茶館成為文化娛樂和休息的場所。
相傳我國最大的茶館是四川當年的“華華茶廳”內有三廳四院。成都茶館設有大靠背椅飲茶聊天或打盹都極為舒適。
我國人民歷來就有“客來敬茶”的習慣這充分反映出中華民族的文明和禮貌。古代的齊世祖、陸納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劉貞亮贊美“茶”有十德認為飲茶除了可健身外還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時期眾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劉禹錫、皮日休、韋應物、溫庭筠、陸游、歐陽修、蘇東坡等他們不僅酷愛飲茶而且還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頌和描寫過茶葉。
中國非遺茶文化茶藝
中國非遺茶文化是包括茶葉品評技法和藝術操作手段的鑒賞，以及品茗美好環(huán)境的領略等整個品茶過程的美好意境其過程體現(xiàn)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統(tǒng)一是飲茶活動過程中形成的文化現(xiàn)象。它起源久遠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與宗教結緣。茶藝包括選茗、擇水、烹茶技術、茶具藝術、環(huán)境的選擇創(chuàng)造等一系列內容。茶藝背景是襯托主題思想的重要手段它渲染茶性清純、幽雅、質樸的氣質增強藝術感染力。不同的風格的茶藝有不同的背景要求只有選對了背景才能更好地領會茶的滋味。
中國非遺茶文化核心
中國非遺茶文化的核心是茶藝?！安杷嚒泵Q的由來有一個發(fā)展過程，唐代茶人對中國茶藝作了初創(chuàng)和開端，“藝”與“茶”發(fā)生聯(lián)姻；宋代茶人則進一步完備及系統(tǒng)地闡述，飲茶風氣日盛，“藝”與烹茶、飲茶聯(lián)系在一起；明代創(chuàng)制紫砂壺與普及清飲法，加之清代雍正時期烏龍茶的產(chǎn)生，催生了風格最獨特、影響最大、世界流行最廣的“功夫茶”。
中國非遺茶文化定義
茶葉是勞動生產(chǎn)物是一種飲料。茶文化是以茶為載體并通過這個載體來傳播各種藝術。
中國非遺茶文化是茶與文化的有機融合這包含和體現(xiàn)一定時期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國非遺茶文化是茶藝與精神的結合并通過茶藝表現(xiàn)精神。興于中國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中國茶道的主要內容講究五境之美即茶葉、茶水、火候、茶具、環(huán)境。
中國非遺茶文化要遵循一定的法則。唐代為克服九難即造、別、器、火、水、炙、末、煮、飲。宋代為三點與三不點品茶“三點”為新茶、甘泉、潔器為一天氣好為一風流儒雅、氣味相投的佳客為一?！叭稽c”為茶不新、泉不甘、器不潔是為一不景色不好為一不品茶者缺乏教養(yǎng)舉止粗魯又為一不共為三不。碰到這種情況最好是不作藝術的品飲以免敗興。
中國非遺品茶內涵
中國非遺茶文化是中華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的組成部分其內容十分豐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藝術、醫(yī)學保健、歷史考古、經(jīng)濟貿易、餐飲旅游和新聞出版等學科與行業(yè)包含茶葉專著、茶葉期刊、茶與詩詞、茶與歌舞、茶與小說、茶與美術、茶與婚禮、茶與祭祀、茶與禪教、茶與楹聯(lián)、茶與諺語、茶事掌故、茶與故事、飲茶習俗、茶藝表演、陶瓷茶具、茶館茶樓、沖泡技藝、茶食茶療、茶事博覽和茶事旅游等二十一個方面。
中國非遺茶學體系
中國非遺茶史學茶的起源發(fā)現(xiàn)和利用茶文化形成、發(fā)展、演變、特點及表現(xiàn)形式。中國非遺茶文化社會學茶文化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社會發(fā)展與進步對茶文化的作用和社會各階層與茶文化關系。
中國非遺飲茶民俗學歷史和現(xiàn)代各個地區(qū)和民族城市和農村飲茶習俗。
中國非遺茶的美學成品茶外形設計、名茶取名、茶包裝設計及宣傳廣告等。
中國非遺茶文化交流學國際國內研討、茶文化展示、茶藝表演、少兒茶藝、茶葉歷史文化博覽及茶事旅游。
中國非遺茶文化功能學茶文化資源、特性、歷史茶文化和新時期茶文化、茶文化功能、茶文化對現(xiàn)代社會及精神文明建設作用等。
中國非遺茶文學通過詩詞歌賦、散文、小說等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茶文化的文學形式。
中國非遺茶茗特性
【歷史性】
中國非遺茶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歷史非常悠久。武王伐紂茶葉已作為貢品。原始社會后期茶葉成為貨物交換的物品。戰(zhàn)國茶葉已有一定規(guī)模。先秦《詩經(jīng)》總集有茶的記載。
漢朝茶葉成為佛教“坐禪”的專用滋補品。魏晉南北朝已有飲茶之風。隋朝全民普遍飲茶。唐代茶業(yè)昌盛茶葉成為“人家不可一日無茶”出現(xiàn)茶館、茶宴、茶會提倡客來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貢茶和賜茶。
清朝曲藝進入茶館茶葉對外貿易發(fā)展。茶文化是伴隨商品經(jīng)濟的出現(xiàn)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而孕育誕生的。歷史上的茶文化注重文化意識形態(tài)以雅為主著重于表現(xiàn)詩詞書畫、品茗歌舞。茶文化在形成和發(fā)展中融化了儒家思想道家和釋家的哲學色澤并演變?yōu)楦髅褡宓亩Y俗成為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組成部分和獨具特色的一種文化模式。
【時代性】
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發(fā)展給茶文化注入了新的內涵和活力在這一新時期中國非遺茶文化內涵及表現(xiàn)形式正在不斷擴大、延伸、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新時期中國非遺茶文化融進現(xiàn)代科學技術、現(xiàn)代新聞媒體和市場經(jīng)濟精髓使茶文化價值功能更加顯著、對現(xiàn)代化社會的作用進一步增強。中國非遺茶的價值是茶文化核心的意識進一步確立國際交往日益頻繁。新時期中國非遺茶文化傳播方式形式呈大型化、現(xiàn)代化、社會化和國際化趨勢。其內涵迅速膨脹影響擴大為世人矚目。
【民族性】
各民族酷愛飲茶茶與民族文化生活相結合形成各自民族特色的茶禮、茶藝、飲茶習俗及喜慶婚禮以民族茶飲方式為基礎經(jīng)藝術加工和錘煉而形成的各民族茶藝更富有生活性和文化性表現(xiàn)出飲茶的多樣性和豐富多彩的生活情趣。藏族、土家族、佤族、拉祜族、納西族、哈薩克族、錫伯族、保安族、阿昌族、布朗族、德昂族、基諾族、撒拉族、白族、普米族和裕固族等茶與喜慶婚禮也充分展示茶文化的民族性。
【地區(qū)性】
名茶、名山、名水、名人、名勝、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區(qū)茶文化。我國地區(qū)廣闊茶類花色繁多飲茶習俗各異加之各地歷史、文化、生活及經(jīng)濟差異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茶文化。在經(jīng)濟、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以其獨特的自身優(yōu)勢和豐富的內涵也形成獨具特色的都市茶文化。上海自1994年起已連續(xù)舉辦四屆國際茶文化節(jié)顯示出都市茶文化的特點與魅力。
【國際性】
古老的中國傳統(tǒng)茶文化同各國的歷史、文化、經(jīng)濟及人文相結合演變成英國茶文化、日本茶文化、韓國茶文化、俄羅斯茶文化及摩洛哥茶文化等。在英國飲茶成為生活一部分是英國人表現(xiàn)紳士風度的一種禮儀也是英國女王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程序和重大社會活動中必需的儀程。日本茶道源于日本本土但有受中國的影響。日本茶道具有濃郁的日本民族風情并形成獨特的茶道體系、流派和禮儀。韓國人認為茶文化是韓國民族文化的根每年5月24日為全國茶日。茶人不分國界、種族和信仰茶文化可以把全世界茶人聯(lián)合起來切磋茶藝學術交流和經(jīng)貿洽談。這正是北京國際茶城的成立宗旨。
【中國非遺茶藝技藝傳承】
以茶表禮儀，以茶示敬意
以茶修身息，以茶養(yǎng)心氣
巍巍中華史，壯哉五千年，中國非遺茶道文化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重要組成部分，在人類文明進程中承擔著重要角色。中國茶道文化融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人體科學，涵蓋藝術、哲學、養(yǎng)生，是內容廣泛的大文化圈，其宗旨不離修身養(yǎng)德，傳統(tǒng)文化教育更是以樹德育人為目的。此次茶道師資培訓高標準、嚴要求，課程精心打造，面向茶文化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傳統(tǒng)文化愛好者及工作者招生，廣泛培養(yǎng)中國茶道文化師資人才，把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融入全國高校及中小學教育中，在全國高校及中小學形成傳統(tǒng)文化教育傳播體系；讓中國茶文化藝術工作者從茶藝提升到茶道，起到修身養(yǎng)性之作用。
中國是茶的故鄉(xiāng)，也是茶道文化的發(fā)源地，茶是中華民族的舉國之飲，發(fā)于神農、聞于魯周公、興于大唐、盛于宋代，普及于明清。中國茶道文化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組成部分，是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集中表現(xiàn)形式和重要傳承載體，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精神紐帶，是中國文化大國走向文化強國的形象代言。當下，國家文化繁榮發(fā)展，茶文化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正以其獨有的魅力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而中國茶道后繼人才的培養(yǎng)，是保護、傳承、發(fā)展和弘揚這一寶貴文化遺產(chǎn)的根本和關鍵所在。加強茶道師資隊伍建設，提升茶道文化教職人員的業(yè)務素質、綜合素質，增強其責任感、使命感和積極性，是推動茶道文化事業(yè)發(fā)展和繁榮的迫切需要，具有重大的戰(zhàn)略意義。國家版權機構北京國優(yōu)文化藝術中心作全國文化藝術人才培訓、考評、規(guī)范、管理部門，有責任把優(yōu)秀的茶藝人才選拔出來，服務人民、服務社會，為我國文化發(fā)展繁榮貢獻力量。
中國非遺茶藝師作為茶文化的傳播者，具有溫馨且富有品味的職業(yè)。一名優(yōu)秀的茶藝師對茶的理解，不僅停留在感性的基礎之上，也對茶文化的精神有著充分的了解。“茶藝師”作為商業(yè)部門職業(yè)教育培訓課程，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yè)分類大典》，2001年3月頒布了《茶藝師國家標準》。茶藝師被列為各大城市緊缺工種，高級以上的茶藝師人才也被列為緊缺人才。
為貫徹落實《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保護工作的意見》《文化部關于加強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目保護管理工作的通知》的指示精神，培養(yǎng)一批高素質的茶道文化師資人才，全面提升我國茶道文化從業(yè)者的素質，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證，國家版權機構北京國優(yōu)文化藝術中心經(jīng)國家版權局批準開展中國非物質文化茶藝技藝傳承項目和“非遺傳統(tǒng)技藝茶藝（道）師師資研修”培訓項目，完成課程學習且考試合格者，將獲頒國家版權認證的《中國非遺茶藝傳承人資格證書》和《茶藝（道）師資格證書》和茶藝（道）師合作單位授權書。
【主題】
九侯普洱茶——首屆中國非遺茶產(chǎn)業(yè)聯(lián)盟暨茶文化發(fā)展高峰論壇
【主辦方】
中國非遺茶藝傳承人評價委員會
中國非遺茶藝師測評委員會
【承辦方】
北京國優(yōu)文化中心
昆明雄達茶城? 康樂茶文化城
【協(xié)辦方】
山東日照綠茶茶業(yè)有限公司
廣西盛世茶馬茶業(yè)有限公司
云南新嗏媒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云南古詔茶業(yè)有限公司
昆明小佛臘茶業(yè)有限公司
云南三然居茶業(yè)有限公司
云南省茶葉電子商務協(xié)會
普洱茶吧網(wǎng)
國茶網(wǎng)
茶中網(wǎng)
【冠名方】
云南九侯茶業(yè)有限公司
【時間】
2019年10月20日，8：30——17：30
【地點】
上午：雄達茶城2號門3樓芒嘎拉古茶文化傳播生活館
下午：康樂茶文化城12棟-1
【特邀嘉賓】
李默然：中國非遺茶產(chǎn)業(yè)聯(lián)盟理事會主席、中國非遺傳承人評價中心主任
華浩亮：中國非遺傳承技藝測評中心主任、中國書畫名家理事會副理事長
李優(yōu)娜：北京國優(yōu)文化藝術中心法人、中國非遺《故宮龍茶》國禮品牌主任
孫景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促進會漢文化委員會副主任、《魅力華夏》大型活動組委會副秘書長
魏曉坤：山水畫家
（圖文來源：新茶媒，作者：刀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