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買茶

關鍵詞：唐宋;四川;稅茶;榷茶

引言

關于唐宋時期稅茶與榷茶的研究，學界的研究視野聚焦稅茶與榷茶制度在全國的發(fā)展變化，具有全局性①[1-4]。然而，學者們關注唐宋時期四川地區(qū)②[5-6]的稅茶與榷茶側(cè)重于梳理茶業(yè)政策的線索③[7-8]，因此，學界在研討唐宋時期四川地區(qū)的稅茶、榷茶的變化及稅茶機構(gòu)的變遷存在諸多不足，還有深入探討的空間。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唐宋時期四川地區(qū)稅茶、榷茶政策的演變及稅茶、榷茶機構(gòu)的變遷。

①賈大泉[1]，黃純艷[2]刊文探討了唐代茶法;林文勛[3]，黃純艷[4]在其著作當中深入研究了宋代的茶業(yè)政策。

②本文界定唐宋時期四川地區(qū)根據(jù)《新唐書·地理志》[5]《宋史·地理志》[6]所記載的范圍:唐代之劍南道，山南西道所轄區(qū)域在今四川省境內(nèi);宋代之成都府路，利州路所轄區(qū)域在今四川省境內(nèi)。

③李敬洵專題討論唐代四川地區(qū)的茶法[7];賈大泉，陳一石梳理了四川歷代茶業(yè)政策[8]。

一、

唐宋時期四川地區(qū)的稅茶

1.稅茶的源流

安史之亂給繁榮富強的唐王朝以致命打擊。其后，藩鎮(zhèn)割據(jù)“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7]5921。方鎮(zhèn)割據(jù)，節(jié)度使擅自任命屬吏，隨意截留朝廷賦稅。唐王朝國庫空虛，財政面臨舉步維艱之困境。為緩解財政危機，開辟稅源，提高稅率，雖屬治標，然在當時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仍不失為立竿見影的務實之舉。

四川是茶的原產(chǎn)地，也是人工種茶、飲茶最早的地區(qū)。由于飲茶有解酒、止渴、提神祛疲勞、解悶等功效，故飲茶習俗迅速傳播，歷魏晉南北朝至唐宋竟蔚然成風。唐人封演云:“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盵9]47李玨亦云:“茶為食物，無異米鹽。于人所資，遠近同俗，既祛渴乏，難舍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切。”[10]4053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別貴賤老幼，都時刻離不開茶。社會需求刺激社會生產(chǎn)，古今皆然。種茶、制茶、販茶便作為一種新興產(chǎn)業(yè)驟然勃興，發(fā)展迅猛，規(guī)模巨大，從業(yè)者眾?！敖慈耸捕圆铻闃I(yè)。”[11]5262歙州祁門縣(今安徽省祈門縣)“邑之編籍民五千四百余戶。其疆境亦不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nèi)，業(yè)于茶者七八。......每歲二三月，賫銀緡繒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12]3737。商人以追求經(jīng)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眾多商人云集茶葉市場，說明茶葉利潤豐厚，引起財政面臨困境的朝廷關注，開辟新稅源，稅茶勢在必然。

建中元年(780)，唐德宗即位的第二年，為應付財政危機，采納宰相楊炎建議，實行“兩稅法”。“兩稅法的核心是地稅和戶稅......又融合了租庸調(diào)法而產(chǎn)生的新稅法?！盵13]119這里的地稅主要是農(nóng)業(yè)稅，農(nóng)業(yè)稅調(diào)整(提高)了，工商稅自然也得想法多征。于是在“兩稅法”實行兩年多后，判度支趙贊以請為“署常平輕重本錢”為名，開征商稅得到朝廷批準后，便“于諸津要置吏稅商貨，每貫稅二十文，竹木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稅一，以充常平之本”[10]334。判度支趙贊稅茶，需要注意三點:

第一，“于諸道津要置吏”收稅，這其實是過稅，過稅在肅宗、代宗時期已經(jīng)實行①[14]，當時只是千文以上才收稅，收多少沒明文規(guī)定。

第二，收稅對象是“商貨”，這就包括一切商品，而不是專門針對某一種商品。

第三，規(guī)定稅率。一般商品“每貫二十文”，即0.2%，而竹木茶漆的稅率則是10%，比一般商品高4倍。

上述三點表明趙贊征稅稅目雖包括茶，但不是專門對茶征稅，因此還難說這是稅茶，如果一定要說是稅茶，那也僅是稅茶的先導而已。這次以“充常平之本”名義征稅，只實行一年多。建中四年(783)八月“涇原兵變”，德宗出逃奉天(今陜西省乾縣)，面對叛軍圍攻，為籠絡人心，改元興元。興元元年(784)正月制曰:“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并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盵15]7392處于逃難之際的唐德宗為獲得民心，將趙贊征稅項目，悉數(shù)罷停。

唐德宗貞元九年，茶稅成為特種稅。史載:“貞元九年正月，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后所得稅，外貯之。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仍委滂具處置條奏?！盵10]2128“茶之有稅，自此始也?！盵10]376“貞元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郡國有茶山，及商賈以茶為利者，委院司分置諸場，立三等時估為價，為什一之稅。”[16]1886張滂以“遭水旱”為借口征稅，建中三年(782)趙贊以“以充常平之事”為托辭征稅，本質(zhì)是一樣的，都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但征稅對象、范圍卻有不同。趙贊征稅對象是“商貨”，稅目眾多，茶僅是其中之一;張滂征稅對象只有一個，就是茶。趙贊在“諸道津要置吏”收稅，而張滂還專對“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置吏收稅，這不僅涉及茶商，還涉及茶農(nóng)，這才是真正的稅茶?！杜f唐書》云:“茶之有稅，自此始也。”[10]376其實就是說專門對茶征稅，是從貞元開始的。貞元稅茶之后，整個中晚唐、歷五代至于宋初，并被后世王朝相繼沿襲，其間因各種原因偶爾暫停，但旋即復征，總趨勢是稅率增高，穆宗時達到50%②[5]1382，茶稅監(jiān)管控制日益嚴密。

2.四川地區(qū)稅茶機構(gòu)的變遷

唐代四川地區(qū)稅茶是全國稅茶政策在當?shù)氐木唧w貫徹實施。安史之亂對河南、河北及中原地區(qū)沖擊極大，但對四川的影響相對較小，朝廷對四川的統(tǒng)治較為穩(wěn)定，地方官吏遵照執(zhí)行中央政令。在稅茶方面，有別于全國其他地區(qū)，主要是負責征收茶稅的官員及機構(gòu)屢次變更，大致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貞元九年(793)至長慶元年(821)，鹽鐵司主管，張滂等人負責[17]153。

貞元九年(793)鹽鐵使張滂稅茶之議被認可，并“委滂具處置條奏”，即令張滂主持全國茶稅的征收，當然包括劍南三川，但此事進展并不順利。因為在張滂稅茶前一年的貞元八年(792)，已有詔令將全國財富分為東西兩大塊，東南由戶部侍郎為諸道鹽鐵轉(zhuǎn)運使張滂負責，西部三川(劍南西、劍南東和山南西道)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負責[16]1886。對于這樣的分工，班宏、張滂都不甚滿意。按職責區(qū)分，度支主要管支出，賦稅征收歸鹽鐵，而現(xiàn)在鹽鐵部分職權(quán)被侵占，張滂不高興，因其本官戶部侍郎，是班宏戶部尚書的副手，對工作挑肥揀瘦，也有意見，故“互有長短”，后來由宰相出面上報德宗才最終定下來[16]1886。接著班宏去世，司農(nóng)少卿裴延齡以“守本官，權(quán)領度支”。新官上任自然想有所表現(xiàn)，當自己所轄區(qū)內(nèi)之事他人插手，也有所不甘，但面對官階比自己高，又自知“不通殖貨之務”[10]3720，自然不能與張滂對抗，因此“自裴延齡專判度支，與鹽鐵益殊途而理矣”[16]1886。度支與鹽鐵各負各自的職責，三川財富仍歸度支(茶稅除外)，茶稅則由鹽鐵主管，四川稅茶遂得以順利進行。從這以后，經(jīng)順宗至憲宗都執(zhí)行張滂擬定的各項規(guī)章制度，一直到穆宗。

第二階段:長慶元年(821)至太和元年(827)，負責人牛僧儒、崔元略[17]359。

穆宗即位，稅茶幾經(jīng)變易。先是“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接著改變以前由鹽鐵主管三川茶稅而為“兩川以戶部領之”[5]1382。唐朝后期，“戶部司已成為供給文武京官俸料，掌管國家后備經(jīng)費，與度支司和鹽鐵轉(zhuǎn)運司鼎足而立的財政三司之一，躋身于職事繁劇，地位輕重的官司之列”[17]292。以戶部領四川茶稅，顯然與保證或提高文武京官俸祿有關，這正是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的手段之一。然而，戶部一來“職事繁劇”，二來戶部在地方?jīng)]有監(jiān)院、巡院，四川以茶稅所征錢物，如何運往京師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于是便委托度支辦理，而度支采取的辦法，則是讓巡院(度支在京城的下屬機構(gòu))“于上都召商人便換”[9]4913。所謂“便換”，就是“飛錢”，召茶商來京師將貨款交給巡院，由巡院開票據(jù)，茶商拿票據(jù)到產(chǎn)茶州縣有關機構(gòu)或商號取款購茶，而度支巡院以“便換”所得收入轉(zhuǎn)交戶部，這個辦法對茶商交易提供極大方便。這樣以戶部領兩川稅茶，既增加了戶部收入，對兩川茶業(yè)的發(fā)展也有促進作用;但是問題也不少，因“飛錢”只方便富商大賈，對中小茶商無任何作用，戶部委度支代收茶稅，難免從中截留。此法實行大約七年后到文宗即位便被停止。

第三階段:太和元年(827)至開成元年(836)，負責人李德裕、杜元穎等[18]17，20。

“太和元年，戶部侍郎崔元略與西川節(jié)度使商量，取其穩(wěn)便，遂奏請茶稅事使司自勾當，每年出錢四萬貫送省。近年已來，不依元奏，三道諸色錢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請取江西例，于歸州置巡院一所，自勾當收管諸色錢送省，所冀免有逋懸，欲令巡院官李渀與(李)德裕、(劉)遵古商量制置。”[10]4913這是工部侍郎庾敬休給文宗的奏章，從中不難看出，西川茶稅從太和元年(827)起由“戶部領之”改為“使司自勾當”，也就是歸劍南西川、東川節(jié)度使辦理，西川“每年出銀四萬貫送省”。認為這樣“穩(wěn)便”。然而帶來的問題也不少。其時，西川節(jié)度使杜元穎為求恩寵(東川、山南西道節(jié)度使史籍失載)，巧索珍異進獻皇上，軍需糧食都敢克扣[10]4262哪里把國家稅收放在心上，竟截留茶稅所征財物，以致拖欠。于是決定在歸州設置巡院，辦理運送由茶稅征收各種錢物，不使拖欠;但這是權(quán)宜之計而已，并未解決根本問題?！伴_成元年，李石以中書侍郎判收茶法，復貞元之制也?！盵16]2121西川節(jié)度使主持稅茶執(zhí)行近十年終被停止，仍舊恢復貞元時的鹽鐵使掌管茶稅。另，四川地區(qū)稅茶歸屬幾次變化，不可避免地影響茶稅收入的增減，具體數(shù)字史籍失載，不得詳知，但從以下兩個數(shù)字對照，或可知其大概。貞元九年(793)，張滂“初稅茶，歲得四十萬貫”[10]376。這是全國的稅額;太和元年(827)，四川稅茶由“使司自勾當”，定額為四萬貫。由此可知，四川稅茶為全國稅茶的十分之一。其后，四川稅茶的管理歸屬亦頗有變易。唐末劍南節(jié)度使擁兵自重，獨霸一方，相互攻伐，在各自控制區(qū)域內(nèi)任意征稅(包括茶稅)，任意截留，乃至“全蜀賦稅，不供天府”[12]410，僅在形式上與朝廷保持關系，“歲時但貢奉而已”[11]5120。

五代，四川地區(qū)為孟蜀竊據(jù)，實行榷茶直至覆亡。宋初仍稅茶，正如宋人潛說友所說:“茶稅起于唐。利日益滋，法日益詳，縣官因以佐大農(nóng)、寬輿賦，遂為經(jīng)常之制。國朝初，循唐舊”[19]478?！把婆f”，是指全國，就四川而言，則另有措施。乾德三年(965)，宋太祖滅孟蜀，“深知東南數(shù)路茶法之害，制詔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20]1。宋初，“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賣”[6]4286。這是改孟蜀的榷茶為稅茶，具體辦法是:“茶園稅每三百文折納絹二匹，三百二十文折納綢一匹，十文折納綿一兩，二文折納禾草一束”[20]1。納稅之后，便可任令通商，不過只限于川峽數(shù)路，超越本區(qū)，“則禁出境”[6]4269。此法一直實行到神宗熙寧七年(1074)，“川峽、廣南州軍止以土茶通商，別無茶法”[21]6547。據(jù)統(tǒng)計，唐五代四川地區(qū)茶葉產(chǎn)量大約在1000萬斤左右[22]88，由此可見，四川地區(qū)茶稅對封建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二、

唐宋時期四川地區(qū)的榷茶

1.榷茶的緣起

榷茶最先起于唐文宗時“上訪以富人之術”。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鄭注:“乃以榷茶為對。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園，官自造作，量給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盵10]4400吏部尚書、檢校司空王涯復領鹽鐵轉(zhuǎn)運使，“表請使茶山之人，移植官場，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九年，以事誅。而令狐楚以戶部尚書、仆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壞，奏請付州縣，而入其租入戶部，人人悅焉”[16]4400。這樣，王涯榷茶之法施行五年后終被廢止。不過，這次榷茶，對四川沒有任何影響，因為從太和元年(827)起，到開成元年(836)間，四川茶稅事是“使司自勾當”，由節(jié)度使主管，王涯雖為鹽鐵使、榷茶使，卻管不到四川榷茶之事。五代時期，四川亦曾榷茶。蘇轍云:“五代之際，孟蜀竊據(jù)國土，國用褊狹，始有榷茶之法?！盵23]787孟蜀榷茶的具體作法，史籍失載，語焉不詳，但榷茶之法亦隨孟蜀之覆亡而被廢止。

由此可知，唐時榷茶短暫，尚未波及四川;而孟蜀榷茶，雖在四川，但為時不久，未形成定制而影響后世或被后世沿襲，故只能說是榷茶先導，更談不上正式確立榷茶制度。

2.四川地區(qū)的榷茶制度

趙宋立國不久，便開始在已控制的部分地區(qū)榷茶?！独m(xù)資治通鑒長編》載:“太祖乾德二年八月，初令京師、建安、漢陽、蘄口并置場榷茶?！盵24]131接著“乾德三年(965)九月，以度支郎中蘇曉為淮南轉(zhuǎn)運使，曉建議榷蘄、黃、舒、廬、壽五州，置十四場，籠其利，歲入百萬緍”[24]157。又《宋史·食貨志》載:“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蘄口，為榷貨務六。”[6]4447不難看出，趙宋榷茶始于乾德二年(964)，最初只在局部地區(qū)，其后逐步推廣，乃至全國。不過那時榷茶，并不涉及四川。

四川榷茶，始于神宗熙寧七年(1074)，即“川茶之法，肇于熙寧甲寅”[21]6644?！端问贰芬噍d:“(川茶)舊無榷禁，熙寧間始置提舉司，收歲課三十萬。”[6]4510不過，熙寧七年榷茶只在四川部分地區(qū)，“只得于熙、秦、通遠軍及永寧寨茶場賣入官”[21]6645。熙寧榷茶之前，川陜境內(nèi)茶葉雖是“任令通商”，但“禁其出境”;現(xiàn)在在熙州(治狄道，今甘肅省臨洮縣)、河州(治今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東北、和政縣西北)①[20]4、秦州(治成紀，今甘肅省天水市)、通遠軍(治通遠，今陜西省環(huán)縣)、永寧寨(通遠軍南120里[25]139)，這5個茶場均在今甘肅、陜西境內(nèi)，也就是對“禁其出境”開了一個口子，即川茶可以販運到西夏王朝的邊境交易(陜甘北臨西夏)。神宗慶歷四年(1044)與西夏重訂和約，恢復雙方商販往來，“西夏對宋的出口物品有駝、馬、牛、羊、玉、氈毯、藥材、鹽等，宋對西夏的出口物品有茶、絲織品、糧食、香料、漆器、銅錢、銀等。特別是茶馬貿(mào)易，對宋與西夏都至關重要”[26]302。開放川茶，去陜甘交易，無疑與此有關，然而事關對外出口，自然由政府直接控制，熙寧榷茶由此而起。

熙寧七年1074)榷茶，茶場主要設在今陜西、甘肅境內(nèi)，凡5個，而在四川只有永康縣場(在彭州)和名山縣場(在雅州)兩個茶場，這表明熙寧榷茶只榷輸入陜甘的川茶，并不涉及全區(qū)。四川全境榷茶，是幾年以后的事，川茶入陜甘道路艱險，運輸困難，致使課利不足，李杞主營川茶時，經(jīng)營布帛，欲以布息補茶利，“自后又恐買布亦難敷及元數(shù)，則乞卻雇回腳車船，般解入川。洎至鹽法難行，則又乞?qū)⒋ㄖ杏胁枞ヌ幉⑿惺召I”[24]4233。元豐元年(1078)，蒲宗閔亦上書“乃議川陜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于官......于是蜀茶盡榷”[27]225。這才是四川全域榷茶，可見四川地區(qū)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全域的。

其后，哲宗時，四川曾一度廢止榷茶。元祐元年(1086)八月辛卯令曰:“廢罷成都府在城博賣都茶場，止令產(chǎn)茶州縣元置茶場處依未置都茶場日任便販賣?！盵24]4233不過，沒有幾年，紹圣四年(1097)二月二十五日陸師閔奏請“復行榷買川茶，依元豐法不許通商”[21]4468。此后，直到南宋初期，川茶榷茶依元豐法再沒更改。

為了保證榷茶的順利開展，北宋政府在川陜地區(qū)建立了一整套榷茶機構(gòu)。首先，宋政府在成都建立都大提舉茶馬司，統(tǒng)一管理四川及熙秦榷茶買馬事宜。茶馬司的職責是“掌榷茶之利，以佑邦用”。茶馬司權(quán)力很大，“應產(chǎn)茶及市馬之處，官屬許自辟置，視其數(shù)之登耗，以詔賞罰”[6]6745。并且“有茶及搬茶郡縣，知州、通判、知縣，皆由茶司與轉(zhuǎn)運司奏明差注”[20]32。其次，設置買茶場。榷茶事務由茶馬司直屬機構(gòu)—買茶場辦理，產(chǎn)茶區(qū)榷茶事宜由當?shù)刂荨⑼ㄅ屑嫣崤e。買茶場監(jiān)官、專典、庫稱、牙人等專職辦理茶葉交易，征收茶稅事務。茶場監(jiān)官是“茶場所在，州委都監(jiān)、縣委令、佐兼監(jiān)”[21]6205?？梢姡握诖兯穆啡恫枋峭ㄟ^都大提舉茶馬司，買茶場及地方政府等官僚機構(gòu)協(xié)同辦理榷茶事務，但榷茶具體事務主要由各地買茶場經(jīng)辦。據(jù)徐松《宋會要輯稿》卷二九《食貨》統(tǒng)計，北宋時期，都大提舉茶馬司在蜀地共建立24個買茶場，且24個買茶場均在成都府路，這是四川榷茶初始時三四年間的茶場數(shù)。據(jù)馬端臨《文獻通考》說:“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27]226但未詳述41個買茶場的名稱。因此，我們很難精確統(tǒng)計北宋各個時期買茶場的數(shù)目，但買茶場由24個增加到41個，表明四川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逐漸擴大到全域的。宋政府通過各地設置的茶場壟斷四川地區(qū)茶葉市場，以確保政府獲得高額利潤。

北宋政府在川陜四路建立榷茶機構(gòu)的同時，針對川陜四路實際情況制定了完備的榷茶措施及辦法。其內(nèi)容涉及買茶場職責、交易規(guī)則、觸犯榷茶規(guī)章處罰、官員獎懲考核等各個方面都有詳細、具體的規(guī)定，其措施及辦法是:

(1)買茶場職責按照市價盡數(shù)悉買園戶之茶，正斤之外，量加耗茶。每歲民間資金缺乏時，買茶場預先計量現(xiàn)錢、斛斗，召園戶自愿結(jié)保請借，每貫出息二分;至茶出時，以茶赴官折納。如過夏季仍不納茶抵償，依法追催。

(2)茶價政府制定茶價。通常情況下，官價茶葉一般是在政府收購價基礎之上再加價二分至三分。此外，息錢、頭子錢、稅錢、打角錢由政府征收。

(3)交易原則茶園戶不得在茶場之外買賣茶葉，茶商必須到茶場按官價買茶;官方發(fā)行茶引，按照茶引指定的地區(qū)銷售，并繳納住稅和過稅;商人與園戶私相交易，或販賣無引私茶，皆許人告捕，并依法斷罪;告捕之人按一斤以上賞錢三貫文，每十斤加三貫，至三十貫止。

(4)獎懲考核按規(guī)定數(shù)額買賣茶葉，歲終審定，超額有獎、虧額有罰;茶場超額，官員相應加官進爵，并予以物質(zhì)獎勵。茶場監(jiān)官、吏人，收息一百貫文，賞錢五貫文;若虧五厘以上，罰俸半月，公人笞四十;滿一分，監(jiān)官笞二十，公人杖六十;滿二分，監(jiān)官、公人各加二等，至三分，停止加罪。

由上可知，北宋政府在川陜四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榷茶機構(gòu)，制定嚴密的榷茶法規(guī)，從制度層面確立北宋政府榷茶的權(quán)威性、合法性，保證榷茶機構(gòu)的高效運行。榷茶機構(gòu)壟斷茶葉貿(mào)易，茶課收入急遽增長，獲得高額的壟斷利潤。北宋政府在川陜四路榷茶取得十分明顯的效果。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載:“初，蜀茶額歲三十萬。至稷加為五十萬。及師閔代稷百萬。”[24]8045“初”指熙寧七年(1074)政府始榷茶，只是榷入陜甘的川茶，便茶課稅息三十萬貫;“稷”指李稷，元豐五年(1082)他將茶課增至五十萬貫?！皫熼h”即陸師閔，“李稷歿于王事”以同提舉成都府之職代稷領治茶事，將茶課增至一百萬貫。事實上，北宋政府在蜀地榷茶的課息收入，基本上都超過政府規(guī)定歲額。據(jù)文獻記載，李杞主管四川茶場公事的六年(1072-1077)，“總?cè)胂⒍愬X百二十二萬九千余緡”[24]7381。每年平均茶課的收息三十余萬緡;元豐元年至元豐五年(1078-1082)，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稷領治茶事于五年間，除百費外收獲凈利四百二十八萬余貫”[24]8045。每年平均茶課收息九十萬貫，超過規(guī)定歲額五十萬貫;陸師閔代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的二年時間，元豐六年至元豐七年(1083-1084)，“增羨至一百六十萬緡”[23]8045，到元豐末(1085)，“今則歲獻二百萬貫”[20]33。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歲課川陜茶息，三百七十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二貫”[21]4467。可見，北宋政府在川陜四路榷茶，所獲茶課呈逐年遞增之勢。

①河州置場，“本路置場買茶往熙、河博賣”[20]。

三、

唐宋時期四川地區(qū)稅茶與榷茶的作用及影響

稅茶、榷茶都是正常賦稅之外的額外征收，就其實質(zhì)言，說是橫征暴斂，未嘗不可。不過唐稅茶、宋榷茶初始時，國家內(nèi)亂外患方殷;四川地處邊防最前線，唐有吐蕃、南詔不時侵擾，宋有西夏、金、蒙古入侵。安史之亂后，藩鎮(zhèn)割據(jù)，“郡將自擅，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yè)于是蕩然”[10]720。由于“西川富強，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贍彼軍儲”[12]175。宋則“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西夏)驕盛，寇盜橫熾”[29]525。當此為難之際，為抵御外侮，增加軍費，保障國防開支，即使是苛捐雜稅，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必要性。然而，稅茶與榷茶終屬苛政，必然會隨之產(chǎn)生嚴重的負面影響，首當其沖的是茶農(nóng)。史載武宗時“鹽鐵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利州益昌)縣令(何)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引厚賦毒之手?’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手?亦不使罪爾曹?！醋苑僦Ｓ^察使素賢之，不劾也”[5]5634。稅茶將茶農(nóng)逼至絕境，當然不只是利州益昌(今四川省廣元市西南)一州一縣，在三川一帶有普遍性，利州益昌人有幸，遇上了何易于敢于舍身抗旨的好官，得免涂炭，然而，像何易于奉職守法的循吏不僅在四川，就是在全國也是寥寥無幾，而稅茶與榷茶給茶農(nóng)的災難何等深重，當不言而喻。

相對而言，宋初稅茶較唐代寬松。據(jù)知彭州呂陶敘述:“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谷，賦稅一例折科，役錢一例出，自來采茶貨賣，以充衣食?！盵20]4茶農(nóng)只要按一般農(nóng)戶繳納夏秋兩稅之后，便可“自來采茶貨賣，以充衣食”，此外，“川陜、廣南州軍止以土茶通高商，別無茶法”[24]6686。可是，熙寧榷茶之后，情況就不同了。北宋劉摯、蘇轍均曾指出榷茶之弊:一是阻礙茶業(yè)的正常生產(chǎn)與發(fā)展。“又昔日未榷茶，園戶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黃茶，不限早晚，隨時即賣。榷茶之后，官買止于六月，晚茶入官，依條毀棄。官既不收，園戶須至私賣以陷重禁”[29]787。二是導致大量茶園戶破產(chǎn)，激化社會矛盾。“蜀茶之出，不過數(shù)十州，人賴以為生，茶司盡榷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shù)十斤......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已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地實生禍也?！盵29]152三是榷茶導購價格低廉，茶法嚴苛。“自官榷以來，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稱低估，遞年減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盵23]787“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三十貫?！盵23]786顯然，蘇轍對四川地區(qū)的稅茶與榷茶當有客觀分析，但總體來看是弊大于利。

四、

結(jié)語

唐宋時期中央王朝在四川地區(qū)實施的稅茶、榷茶當然屬于苛捐雜稅，但它始于唐宋內(nèi)憂外患方殷之際，為抵御外侮，征收茶稅、施行榷茶的政策，亦有一定正當性。然而，稅茶與榷茶的政策給四川地區(qū)民眾帶來的傷害也不容忽視，加重了茶農(nóng)和茶販的負擔，阻礙了茶業(yè)的發(fā)展，其負面影響也極其深重。畢竟，唐宋政府稅茶與榷茶是封建王朝的一項國家稅收制度，它反映的是封建統(tǒng)治者的經(jīng)濟政治觀，雖經(jīng)屢次更改，但它始終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利益服務。唐宋時期施行的稅茶和榷茶為歷朝沿襲，延續(xù)至明清。事實證明，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日益發(fā)展，封建統(tǒng)治者違背經(jīng)濟發(fā)展規(guī)律，將茶葉由通商改為榷禁，原本在市場自由買賣的茶葉變成政府專賣之物，這種做法必然造成統(tǒng)治集團徇私舞弊，產(chǎn)生腐敗，激化社會階級矛盾，導致封建政府統(tǒng)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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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蒲應秋、潘艷芬

來源：《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信息貴在分享，如涉及版權(quán)問題請聯(lián)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