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茶在歐洲早期的傳播主要通過航海家、傳教士、商人、醫(yī)生、植物學家、貴族等多元主體在東方探索中的茶事活動展開，總體上呈現(xiàn)出聞茶、食茶、識茶的歷史進路。在此過程中，人們對茶的印象主要發(fā)軔于各類通信游記的文獻傳播和口口相傳的見聞想象，一度存在著對茶的神圣化和污名化的認知偏差與誤讀，茶葉成為東方想象和集體記憶下的意向符號。隨著茶葉商品進入歐洲，精英階層在飲茶消費時尚的形成中發(fā)揮了引領(lǐng)作用，普通大眾基于身體關(guān)切的茶健康需求日益擴大。在各國對中國茶的認知需求不斷深入的情況下，茶作為異域文化的他者誤讀被逐漸澄清，并在茶植物學、茶醫(yī)學、茶化學等方面得到了在地化發(fā)展。
關(guān)鍵詞：中國茶文化;歐洲茶文化;文明互鑒;茶文化共同體;茶文化全球化
引言
當今世界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博弈與張力始終存在，并伴隨著不確定性風險頻發(fā)，給人類文明發(fā)展帶來諸多挑戰(zhàn)，如何增進全球文明交流對話、如何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gòu)?成為人類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面臨的一個重要時代命題。尤其是新冠疫情爆發(fā)后，各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方方面面的文明發(fā)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和挑戰(zhàn)，增進各國信任與合作、增強理解與包容、凝聚文 明共識成為 這一時代命 題的新內(nèi)涵。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中國茶文化由于具備物質(zhì)文化、社會組織文化和精神生活文化等不同層次面相[1]，在向西方世界的傳播過程中便被賦予濃郁的文明互鑒與融通意涵，推動了“世界共飲一杯茶”的茶文化共同體建構(gòu)。
在中國茶文化的全球傳播歷程中，歐洲是東方樹葉進入西方世界的首站。從現(xiàn)有研究文獻來看，以英國、葡萄牙、荷蘭、法國等歐洲國家茶文化為主題的成果已經(jīng)較為豐富，但大多是基于各國本土茶文化發(fā)展史來梳理，呈現(xiàn)出分散的點狀文化史研究樣態(tài)，缺乏對中國茶文化作為一種東方“異文化”如何在歐洲從陌生到熟悉、從偏差誤讀到清晰認知、從污名排斥到廣泛認同的整體性研究分析。對于中國茶文化在歐洲早期傳播中的本土化轉(zhuǎn)變而言，其本身就是文明互鑒的融合過程，對于當下尊重全球文化多元、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人類文明共同體建構(gòu)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和現(xiàn)實觀照意義。因此，圍繞中國茶在歐洲的早期傳播進行整體性溯源考古和研究分析，成為本文聚焦問題域所在。
一、
聞茶：東方想象與集體記憶下的意象符號
費孝通先生曾言：“文化是人為的，也是為人的”[2](P441)。歸根結(jié)底，文化是人類 社會實踐的產(chǎn)物，文化的傳播與演進亦是人類拓展自身實踐廣度和深度的結(jié)果。中國茶文化向歐洲世界的傳播，便是得益于大航海時代歐洲各國的探險家、傳教士、商人等多元主體開展東方探索的群體性行動。據(jù)威廉·烏克斯考證， 茶最早由荷蘭人在1610年傳入歐洲，而歐洲文獻上最早記錄茶葉的書籍則是1559年威尼斯作家拉姆西奧所著的《中國茶》和《航海旅行記》兩部著作[3](P19)。也就是說，茶來自中國，自一開始就是歐洲人對茶這一新奇事物源起的最初記憶。事實上，拉姆西奧作為馬可·波羅的第一位傳記作者， 其對中國茶的描述大多是在與東方探險者交談時的對話記錄，這些記錄帶有濃郁的故事色彩。講故事的人在搜尋自身東方之旅的記憶庫時，會摻雜較多的個體主觀想象和夸張描述以增強自身經(jīng)歷的傳奇性。這就使得歐洲早期對中國茶的初印象也摻雜著一種神秘的距離感，成為多元主體東方想象與集體記憶建構(gòu)下的產(chǎn)物。比如，作為第一批接觸到茶的歐洲人，葡萄牙人在日本 首次見到了中國茶。商人區(qū)華利(Jorge A' lvares)曾多次航行到過中國，并在日本鹿兒島待了數(shù)月。1547年， 區(qū)華利用西班牙語寫下了歐洲人對茶的第一個含糊其辭的提法，從他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不完全清楚茶是什么。
他們喝大米釀制的燒酒，還有一種不管老少人人都喝的常見飲料……在夏天是大麥水、冬天是加入某種草藥的熱飲。不過，我從來沒有找出它們是什么草藥。他們在冬天和夏天都不喝冷水(只喝這種草藥熱飲)。[4](P113-115)
在歐洲商旅的集體記憶中，茶被視為是一種東方草藥，對許多疾病具有神奇的療效。在拉姆西奧的《航海旅行記》中，記錄了波斯商人查吉·梅梅特的東方記憶，梅梅特在分享東方記憶時把茶稱為“Chiai”。
他告訴我一些新奇又令人愉快的事情。他說，在整個中國，人們用另一種藥草，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使用它的葉子， 這些葉子被稱為 “中國茶葉”(Chiai)……他們把這種藥草，不管是干的還是新鮮的，都放在水里煮?？崭购纫坏絻杀@種湯可以緩解發(fā)燒、頭痛、胃痛、腰疼或關(guān)節(jié)痛……此外，這種草藥水對無數(shù)其他的疾病都有療效[5](P248)。
由于13世紀末馬可·波羅(Marco Polo)口述東方游記的出版， 歐洲對東方世界充滿向往;而隨著中國茶的見聞故事進入歐洲，作為消息靈通人士的知識精英們更是成為繼探險家和商人之后助推中國茶傳播的又一重要群體。16世紀時，意大利作家喬瓦尼·博特羅 (Giovanni Botero)在其著作《論城市偉大至尊之因由》中寫道：“既然中國最接近于世界上任何部分的東方，因此她享有所有那些歸因于東方的完美?！?博特羅特別指出中國茶的神奇功效，并與歐洲飲酒習慣進行對比：“他們還有一種草，可榨取精美的汁液代替酒供其飲用。它也能保持他們的健康，使其避免由于像我們一樣過度飲酒而導致的所有罪惡 (疾病)?！盵6](P70) 博特羅此時還不知道茶的準確名稱，卻堅信茶具有治病健康的功效。可以看出，中國茶具有神奇藥用價值已經(jīng)成為歐洲精英階層基于長期以來口述媒介、文字媒介下歷史想象的集體記憶。如果說探險家和商人發(fā)現(xiàn)了中國茶， 那么，歐洲耶穌會士們的東方傳教之行則給茶融入了更多的神圣化意涵。據(jù)荷蘭語言學家喬治·范·德瑞姆(George van Driem)考證，跟隨商旅和探險者從海上航線進入東方世界的耶穌會士們，最早在島國日本見到了中國茶，盡管他們或許并不知道日本的“抹茶”源自中國。1564年，在葡萄牙耶穌會士路易斯·阿爾梅達(Luís d’Almeida)與同僚的通信中寫道：“這種細細磨碎的草藥粉末放在一個陶瓷容器里，把它和非常熱的水混合，然后喝它?！盵5](P239)1565年， 阿爾梅達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再次對日本上流階層中流行的茶飲生活進行了更為詳細的描述：
沉浸在名流和財富交際中的日本人有一個習俗， 就是用最昂貴的裝備來款待尊貴的客人，這些裝備包括用一種名為茶(Chia)的甜味藥草釀造的飲料所需的每一種器具……這種草藥粉本身的價格相當高，他們在隆重的宴會上才會提供這種粉末制成的飲料[5](P268)。
與航海探險家與商人通常以向人口述的形式留下對茶的只言片語不同，耶穌會士對茶的描述大多見于私人通信之中。由于歐洲前往東方傳教的耶穌會士大多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加之宗教信仰的虔誠敬畏心，其對茶的描述相對傳奇故事更為真實可信。與此同時，由于這一時期的耶穌會士大多在東方世界游歷多年，有較多的機會接觸到不同地域的飲茶習俗，這就使得耶穌會士群體成為向歐洲介紹中國茶的最佳信源之一。比如， 葡萄牙多明我會士加斯帕·達·克魯茲(Gas-par da Cruz) 比馬可·波羅都要早幾十年到過中國， 是目前比較公認到達中國的第一位傳教士。克魯茲在廣東喝過茶，他以親歷者視角描述了中國人家庭生活中的茶飲習俗，并再次提及了茶的藥用功效。
每當一個人或幾個人來到一個有地位的人的家里，他們都有這樣的習俗:給他們每人一個可愛的盤子和一個瓷杯，每人都會被提供一種他們稱之為“茶”的溫暖的飲料，這種飲料是淡紅色的，具有藥用功效，他們習慣喝這種用草藥浸泡的有點苦的飲料[5](P271)。
實際上， 基督教傳教士們在接觸茶的過程中，也逐漸關(guān)注到茶在中國、日本等東方國度所蘊含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倫理秩序乃至宗教化的神圣意涵。比如，16世紀末，西班牙傳教士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對傳教士們的東方記錄做了資料考證和整理，出版了著名的《中華大帝國史》，在歐洲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其中就記錄了中國當時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茶禮茶俗。
(主人)請他喝好酒或一種全國普遍飲用的飲料，這種飲料是用草藥制成的，對心臟很有好處，飲前要加熱。這樣的禮節(jié)在鄰里互訪時也使用。[7](P84)
同樣，葡萄牙傳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Frois)曾在中國澳門和日本傳教生活多年，也觀察到了日本茶室在當?shù)厝诵闹械纳袷崈舾?，甚至建議耶穌會士們應該利用這一點在茶室里舉行彌撒接待當?shù)鼗酵剑蕴嵘齻鹘虄x式感和神圣性。著名的意大利傳教士、東方耶穌會會長范禮安(Alexandro Valignano)甚至向他的同僚們傳授經(jīng)驗，專門介紹了應該如何結(jié)合茶道儀軌來做彌撒。為了利用中國和日本對茶的摯愛和對茶禮的尊崇，傳教士們甚至生發(fā)奇思妙想，將中國本土宗教中的觀音和基督教圣母瑪利亞的形象合二為一，發(fā)明了“瑪利亞觀音”(Mariya Kannon)雕像。一方面供在東方傳教的耶穌會士們供奉，另一方面通過尊重東方偶像崇拜的風俗來更好地融入當?shù)匚幕?、傳播基督教?/p>
為了向天父顯示他的知足和喜樂，他整日待在他的茶室里，基督徒和外邦人都非常珍視這個地方，以便在這個潔凈的地方消遣娛樂，這里也是基督徒聚集和做彌撒的地方。[5](P272)
綜上可見，基于探險家、商人、傳教士乃至文化精英等多元主體的東方想象和集體記憶建構(gòu)，中國茶逐漸成為一種東方意象和文化符號。盡管絕大多數(shù)歐洲人并沒有真正見到過中國茶，但卻已經(jīng)在口口相傳、游記手稿、文藝作品中形成對茶作為一種異域文化的聽聞、傳聞、奇聞的初印象。正是由于這種“聞茶”印象的廣泛傳播，才使得其后歐洲海外貿(mào)易拓展將茶葉作為重要的東方商品成為可能;而隨著茶葉貿(mào)易的繁盛，從茶樹種植、茶葉生產(chǎn)、茶化學機理、茶醫(yī)學功效、茶生活方式等各個方向的茶事活動不斷豐富，推動了歐洲對中國茶的全面深入了解，消除了一度存在的對中國茶的認知誤區(qū)，也促進了歐洲茶文化的本土化發(fā)展。
二、
食茶：從精英消費時尚到大眾身體關(guān)切的轉(zhuǎn)向
自14世紀到17世紀，歐洲各國相繼經(jīng)歷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大航海時代的興起更是助推了各國海外殖民和貿(mào)易的繁榮。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通過組建各類大型海外貿(mào)易公司爭奪東方市場，茶葉也成為各國爭奪的重要戰(zhàn)略商品。茶葉在歐洲上流社會精英階層中的流行，帶動了一定的飲茶消費時尚，但如何進一步推動茶葉的銷量、形成更為廣泛的消費群體?則需要從茶葉本身有利于健康的身體關(guān)切上深入挖掘。在歐洲早期傳播中，從精英消費時尚到大眾身體關(guān)切的轉(zhuǎn)向也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繼葡萄牙首開東方之旅后，荷蘭、西班牙、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也相繼加入了航海探險的行列。由于當時明王朝一度實施海禁政策，各國通常以東印度群島及日本諸島為海外貿(mào)易中轉(zhuǎn)站，建立各類商館據(jù)點。由此，一般跟隨商船抵達東方的歐洲人也首先觀察到了日本抹茶的飲用。比如，荷蘭傳教士范·林索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常年在東方收集各類商業(yè)情報信息，他在日記中描述了在各國的飲茶見聞，“這種草藥在這些國家受到高度重視，所有有錢或有社會地位的人都將這種被稱為‘茶’的草藥保存在某個秘密的地方，有地位的紳士們甚至自己制備這種飲料，他們隨時可以提供這種熱水來款待任何客人或朋友”;英國東印度公司合伙人理查德·威克姆(Richard Wickham)于1615年寫信給在日本京都的朋友伊頓，懇請他為自己代為購買一罐最好的茶葉，“請您為我買一罐京都最好的茶葉，兩箱火藥和箭頭，用大約六個京都鍍金方盒子裝好以便放入木桶中，不管它們花了您多少錢，我都會從您那買下它們”[5](P291-293)。茶在東方世界作為上流階層日常社交重要飲品的信息傳入歐洲后，也迅速在歐洲精英群體中掀起了效仿之風。葡萄牙凱瑟琳公主把茶葉作為與英國國王查理二世結(jié)婚的嫁妝，英國安妮女王在早餐時以茶來代替麥酒，荷蘭詩人皮耶特·科內(nèi)利松·霍夫特、康斯坦丁·惠更斯等定期組織“穆登文化圈”茶沙龍，法國塞維涅侯爵夫人向女兒介紹牛奶配茶的創(chuàng)新做法，在歐洲各國，來自東方的茶葉已經(jīng)成為上流社會的消費時尚。
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認為，一個時代的流行元素往往充滿了符號化的隱喻，而最后指向的都是“人類意識中最嚴肅的主題(我是誰)”[8](P286)，人們對流行元素的推崇正是在社會生產(chǎn)和生活中努力追求和回答 “我是誰”這一問題的自我確認。茶在歐洲上流社會的傳播，一方面源于幾個世紀以來對東方世界的心馳神往、對異域文化的想象追逐，另一方面也是隨著資本主義發(fā)展所帶來的消費文化的一種時代符號選擇。換言之，茶葉消費逐漸成為一種資本主義新興消費方式在歐洲的典型時尚景觀，也逐漸自上而下開始影響 到大眾消費 者群體。當然，對于大眾群體而言，早期昂貴的茶葉商品并非人人可得之物，在各國茶葉貿(mào)易不斷擴大的前提下，歐洲市場茶葉的價格也逐漸下沉，不同品質(zhì)茶葉走向不同價位，也使得大眾化的茶葉消費得以可能實現(xiàn)。比如，在英國上流階層，流行在下午茶圍著較矮的茶桌悠閑品飲著昂貴的高品質(zhì)茶葉，這些茶葉被稱為“低茶”;下層大眾階層在進行了一天的工廠勞作之后，則在傍晚圍著較高的餐桌喝上廉價粗制的茶葉， 這些茶葉被稱為“高茶”[1]。與上流社會以消費茶這一東方神葉來彰顯身份地位不同的是，普通大眾更多的開始關(guān)注飲茶本身對健康的作用，呈現(xiàn)出從單純的茶消費時尚向茶健康身體關(guān)切的轉(zhuǎn)向。這種轉(zhuǎn)向，在歐洲早期茶文化傳播過程中， 推動了茶植物學、茶化學、茶醫(yī)學等茶科學的發(fā)展，也進一步推動了歐洲對中國茶的全面認知。其中，影響最為深遠和持久的是關(guān)于茶健康的爭論探討。
荷蘭醫(yī)生雅各布·德·邦德 (Jacob de Bondt)曾在巴達維亞生活多年，他曾記錄了對茶的近距離觀察，指出茶“葉子邊緣有效的凹痕”“喝起來味道有點苦”“有利尿排液的作用， 能提神除困，還能消除從胃部上升到大腦的氣體，從而減輕哮喘”[9](P95-97)。另一位著名的荷蘭醫(yī)生尼古拉斯·杜普(Nicolaes Tulp)撰寫了《醫(yī)學法典》一書，在當時極具權(quán)威與流行， 這本醫(yī)療手冊專門介紹了“草藥茶”，記錄了杜普了解到的來自東印度群島當局對茶的描述，指出茶“有長而尖的葉子，有鋸齒狀的邊緣和微小的纖維根，以及它不僅生長在中國和日本，而且也生長在暹羅”;杜普對茶極其推崇，在醫(yī)療手冊中用了大兩篇介紹茶的健康功效，指出“沒有什么比這種藥草更有益健康的了，因為它能延年益壽，對抗任何可能妨礙身體健康的疾病，茶也不僅僅使身體更強壯，而且還能減輕結(jié)石的疼痛……茶還可以緩解頭痛、 感冒、眼睛或胸部發(fā)炎、呼吸急促、胃痛、腸胃不適、乏力和困倦，這些(癥狀)都可以 通過茶得到 強烈抑制”[10](P400-402)。杜普既是當時著名的外科醫(yī)生，又因擔任阿姆斯特丹市議員活躍于政商界，甚至在從職業(yè)醫(yī)生退休后當選為阿姆斯特丹市市長并連任了四屆，其《醫(yī)學法 典》不斷再版 并廣泛傳播，喝茶能治百病的說法也在荷蘭全國乃至歐洲各國不斷高揚。為此，甚至有人猜測杜普之所以盛贊茶葉的藥用功效可能存在背后的既得利益，或是從荷蘭東印度公司那里收到了一筆稱頌茶葉的潤筆費，因為該公司是當時歐洲茶葉的唯一供應商。不管怎樣，在杜普等人的大力倡導之下，普羅大眾出于對維護身體健康的關(guān)切，也紛紛開始了飲茶生活。
由于歐洲普通大眾對茶的需求日益擴大，街頭茶店也開始出現(xiàn)，以茶健康為噱頭進行宣傳推廣也成為茶店常見的營銷手段。比如，在1658年9月30日的《政治快報》上刊登了一則茶廣告：
這個已為所有醫(yī)生認可的優(yōu)秀的中國飲品，被中國人稱為Tcha， 其他國家稱之為Tay或Tee，在英國皇家交易所附近斯威廷出租屋的“蘇丹王妃”咖啡屋售賣[5](P388)。
鑒于茶有益健康的廣泛美譽度，人們也不斷發(fā)明食茶新方式，將茶融入日常飲食之中。比如，1669年，凱內(nèi)爾梅·迪格比(Kenelme Digbie)爵士在他的食譜著作中向人們推薦了“配合雞蛋一道享用的茶”，因為當時英國工廠集體勞動普及，許多工人在結(jié)束一天勞作下班回家時經(jīng)常已經(jīng)是饑腸轆轆，而“雞蛋茶”快速便捷又健康迎合了大眾需求。
對于接近一品脫的飲料，需要取兩個新鮮雞蛋的蛋黃， 配上適量精制糖和足量的湯并打勻，當這些和好之后， 把茶倒在雞蛋和糖上攪拌均勻，趁熱喝了。這適用于人們從外出差回來非常饑餓但又不方便馬上吃上一頓好飯的情況。當下就能驅(qū)散胃的夾生感和疲乏，頓時穿過整個身體并進入血管之中……[11](P155)
1685年，法國作家菲利普·西爾維斯特·杜福爾(Philippe Sylvestre Dufour)在一篇談論咖啡、茶和巧克力的論文中指出， 茶可以緩解中風、昏睡、癱瘓、頭暈和癲癇、白內(nèi)障、眼睛酸痛、耳鳴和其他許多類似的癥狀，并且認為荷蘭人之所以有嚼食茶葉的習慣，主要是為了吸取茶葉的全部營養(yǎng)成分，“如果他們(荷蘭人)吃茶葉是為了吸收茶葉的所有營養(yǎng)，他們當然就會以拌沙拉的方式吃下整片茶葉，就像在東印度的荷蘭海員一樣加上油和醋然后食用茶葉”[12](P217)。綜上可以看出，歐洲早期茶消費從上流社會向普通大眾的廣泛深入， 真正的原因并非是為了追逐流行消費時尚，而是在于對飲茶有益身體健康的確信，相信飲茶可以有助于消除許多常見的疾病。
三、
識茶：作為異域文化的他者誤讀與澄清融合
隨著茶的神奇功效的廣泛渲染傳播以及各個階層飲茶生活的日益深入，歐洲人對中國茶的消費需求也日益增加。自17世紀初中國茶首次傳入歐洲，直到18世紀中葉，近150余年的東方神葉故事在歐洲各國流傳，但普通大眾卻從未真正見到過中國茶樹的種植栽培、從不了解茶葉是如何加工生產(chǎn)的，中國茶文化作為一種異域文化成為歐洲人眼中的“他者”而一度被誤讀乃至污名化。比如，在18世紀初的英國就曾一度出現(xiàn)將女性飲茶者視為長舌婦、將男性飲茶者視為同性戀者的文學作品，甚至一度在歐洲植物學家群體中也存在著對中國茶的認知誤區(qū)。從歐洲早期中國茶的傳播來看，各國在聞茶、食茶之后也在不斷增加對茶的深入認知和研究，經(jīng)歷著廓清誤讀的澄清融合過程。
比如，由于歐洲貿(mào)易商在引進中國茶時同時進口了綠茶和武夷茶， 這兩種茶的顏色口感不同，一些歐洲人由此被誤導，認為綠茶和武夷茶來自兩種不同的植物。荷蘭傳教士弗朗索瓦·瓦倫汀(Fran ois Valentyn)曾到東印度群 島傳教，就宣稱綠茶和武夷茶為完全不同的植物種類，認為“主要(不同)品種的茶來 自于不同的茶樹種類，它們之間很容易區(qū)分;正如這些茶樹長出可以顯著區(qū)分彼此的葉子”[13](P14-15)。1756年，英國作家喬納斯·漢威(Jonas Hanway)在《論茶》中再次呼應了瓦倫汀的觀點，指出“綠茶的灌木叢和葉子與武夷茶非常相似，這需要植物學家的學識才能區(qū)分它們”[14](P5)。1759年，英國植物學家和藥劑師約翰·希爾(John Hill)對從中國采集的茶葉標本進行研究，認為武夷茶的樣本有更小的深色葉和六瓣花，而綠茶的樣本則有更長的淺色葉子和九瓣花，由此得出了所謂支持瓦倫汀和漢威觀點的植物學佐證[15](P21-22)。
瓦倫汀對茶樹物種的錯誤認知，甚至影響到瑞典著名植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林奈曾在荷蘭哈德維克大學獲醫(yī)學博士學位，并常去萊頓大學游學，由于在萊頓大學讀到了瓦倫汀關(guān)于東印度群島和遠東的文稿記錄，由此開始質(zhì)疑不同茶葉來自于同一植物物種的說法。在此后與希爾的書信交往中，林奈進一步被希爾的植物學佐證所誤導，最終在1762年出版《植物種志》第二版時，將茶分為兩個不同的物種，區(qū)分了武夷茶和綠茶，認為武夷茶有六個花瓣而綠茶有九個花瓣。英國植物學家約翰·埃利斯(John Ellis)與林奈保持著大量的書信聯(lián)系，1768年埃利斯給林奈寫信說，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托馬斯·菲茨胡格(Thomas Fitzhugh)在中國生活多年，可以證明綠茶和武夷茶是來自于同一種植物，并推測林奈“一定是被希爾博士蒙蔽了”[16](P232)。但顯然，林奈并未聽取埃利斯的意見，沒能回到采用第一手茶樹資料來研究判斷的正軌上來。實際上，18世紀60年代，英國已經(jīng)有人把茶樹從廣州帶回英國作為觀賞植物，而由荷蘭從日本帶回歐洲的茶種也在英國得以種植。然而，盡管中國茶已經(jīng)進入歐洲本土， 但對茶葉的正確認知依然充滿曲折。例如 ，1789 年 ， 英國皇家植物園的威廉·艾頓(William Aiton) 將武夷茶進一步分成窄葉類茶種和寬葉類茶種兩大類[17](P230-231);1790年，葡萄牙耶穌會士和植物學家若昂·德·洛雷羅(Joao de Loureiro)憑借自身在越南、中國澳門和廣東等地近40年的長期生活見聞，認為茶的物種可以分為南圻茶、廣東茶和油茶三大類[18](P338-340)。
真正推動歐洲各國對中國茶有全面準確認知的，依然是活躍在東方探索一線且具有一定文化素養(yǎng)的傳教士們，其中很多傳教士同時也是醫(yī)生、商人、植物學家、博物學家。由于長期在東方各國傳教和旅居，這些傳教士們深入了解當?shù)氐娜宋娘L土，見到過茶樹、觀察到過茶葉制作的過程、品飲過不同品質(zhì)的茶葉，對各國社會生活中的茶禮、茶儀、茶俗也都做了較為深入的第一手記錄。比如，意大利傳教士馬蒂諾·馬爾蒂尼(Martino Martini)1640年從里斯本出發(fā)，1642年抵達中國澳門，此后多年一直在杭州居住，1651年乘荷蘭船只返回歐洲，他繪制的反映中國風土人情的地圖繪本被荷蘭出版人瓊·布萊歐(Joan Blaeu)收錄進1655年出版的《新地圖集》第六部分，記錄了他在中國對茶詳細的一手見聞。
這種小小的葉子與西西里漆樹的葉子很相似。但是，我相信它們不是同一個種類。它不是野生的，而是栽培的，不是普通樹木，而是一種可以分枝成許多枝干的灌木，它的花與西西里漆樹也沒有太大的區(qū)別，但白色中略偏黃……為了制作這種飲用的“茶”，他們小心翼翼地逐一用手采摘春天的第一片嫩葉。然后他們把葉子放在鐵鍋里，用慢火把它們輕輕地加熱，隨后把它們放在一塊質(zhì)地好的平滑的墊子上，用手把它們?nèi)嗑砥饋怼６?，他們再次開火，并再次滾動茶葉，直到它們卷曲和完全干燥[19](P106-107)。
應該說，馬爾蒂尼的一線報告涉及了茶樹種植和茶葉制作， 已經(jīng)十分詳盡且具有說服力，對歐洲全面把握茶葉的植物學特性提供了豐富有力的素材。此后，為了進一步澄清歐洲大眾對不同茶葉是否出于同一種植物的疑惑和誤解，也為了不斷增加對茶科學的知識儲備，應對日益增長的大眾飲茶渴求， 各國也都不斷派出植物學家、醫(yī)生、博物學家等專業(yè)人士前往東方深入考察。
荷蘭醫(yī)生和植物學家威廉·滕·賴恩(Willem ten Rhijne)曾被荷蘭東印度公司雇用前往日本，他在長崎對茶進行了第一次長期的近距離植物學研究。賴恩撰寫了《論茶樹》一文，被收入至另一 名荷蘭植物學家雅克布斯·布雷內(nèi)(Jacobus Breyne)于1678年出版的兩卷本植物匯編的附錄中。賴恩明確指出，日本茶和來自中國廈門的茶出自同一種植物，即使在日本，從貴族們喝的精制茶到平民喝的較為粗糙的不同品級的茶也都來自同一種茶樹;賴恩還對茶樹的解剖結(jié)構(gòu)進行了描述，證實了荷蘭醫(yī)生們認為茶葉有益健康的觀點[20](附錄)。1682年至1686年期間，受雇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德國醫(yī)生安德烈亞斯·克萊耶(An-dreas Cleyer) 與他的園丁喬治·梅斯特(George Meister)在日本出島帶走了活的茶樹種，并在荷蘭巴達維亞殖民地花園中種植了茶樹，還將包括茶樹在內(nèi)的許多東方植物運回了荷蘭。此后，另一名德國醫(yī)生 和博物學 家恩格爾伯 特·卡姆弗(Engelbert K mpfer)也來到巴達維亞，并在日本居住了兩年多， 對茶樹進行了植物學解剖研究，在1712年出版的關(guān)于日本的五卷本著作中再次明確重申了日本的茶樹與中國的茶樹屬于同一類物種[5](P376)。1698年，英 國皇家學會會員、植物學家、外科醫(yī)生詹姆斯·郭明翰(James Cunning-ham)被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往廈門， 此后長期在舟山群島考察，于1702年報告了他在東方一線對茶樹的研究報告，并將茶葉標本寄回了英國。相關(guān)報告被刊登在《哲學匯刊》上，在報告中郭明翰明確指出，“英國人常喝的三種茶葉都來自同一種植物，只是由于一年的季節(jié)和土壤不同才造成這些差異”“武夷茶是用三月初最早一季被采集的幼芽并在樹蔭 下陰干制作 的，綠茶是在4月制作的，最后一季的松蘿茶是在5月和6月制作的”[21]。正是在各國深入探索中國茶的真實面相的不斷努力下， 歐洲大眾對中國茶長期存在的錯誤認知得以澄清糾正， 東西方文化交流也得到進一步深化與融合。
四、
結(jié)語
總的來看，中國茶在歐洲早期的傳播，呈現(xiàn)出聞茶、食茶和識茶的歷史進路，符合主體文化認知的基本邏輯發(fā)展過程。在聞茶階段，歐洲處于對茶單純的“道聽途說”式的文字閱讀與口述傳遞之中，整體上是一種想象與記憶互動建構(gòu)的茶印象;在食茶階段，歐洲各國從中國、日本等地引入茶葉商品，逐漸在本土形成飲茶群體，乃至掀起茶葉消費的時尚;而大眾化的飲茶習俗的養(yǎng)成則有賴于人們對茶有益健康的身體關(guān)切;在識茶階段，人們迫切希望能夠?qū)Σ栌姓嬲嚯x的接觸和清晰認知，此前中國茶作為一種異域文化的他者誤讀也在這一階段得以澄清，各國還在發(fā)展茶植物學、茶醫(yī)學、茶化學等方面實現(xiàn)了茶文化的本土化。
應該說，歐洲早期對茶樹種植、茶葉加工制作以及茶商品品質(zhì)區(qū)分等茶知識、茶技藝、茶科學的渴求， 是中國茶融入歐洲各國社會生活的歷史漸進結(jié)果。一方面歐洲對茶的喜愛不斷增加，逐漸成為重要的日常生活飲品， 普通大眾開始有著從聞茶、食茶到識茶的認知需求;另一方面歐洲精英階層面對茶這一異域事物， 也迫切需要在新興事物上掌控專業(yè)話語權(quán)。歐洲各國除了需要爭奪茶葉貿(mào)易的壟斷權(quán)之外， 更需要在認知層面上形成對茶的種植栽培、生產(chǎn)加工、藥用功效、品飲技能等專業(yè)知識的體系化建構(gòu)，從而爭奪對東方世界的對話權(quán)、 文化解釋權(quán)。這就使得歐洲各國的傳教士、植物學家、醫(yī)生、文學家、貴族階層等群體在中國茶向歐洲早期傳播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時代角色，推進了歐洲各國對茶的全面系統(tǒng)認知，對中國茶文化的歐洲本土化發(fā)展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統(tǒng)觀中國茶文化在歐洲早期的傳播，是茶文化融入本土主流文化由“一”到“多”實現(xiàn)全球在地化的過程，呈現(xiàn)出不同的在地化向度[22]。對于歐洲各國而言，中國茶文化最初是一種東方異域文化，從貴族精英到普通大眾，都需要對茶有聽聞、親見、品飲乃至探究茶的物性的認知過程，在此期間，東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得以逐漸推進深入， 最終實現(xiàn)中國茶文化在歐洲各國的本土化融合中發(fā)展。對中國茶在歐洲早期傳播歷史進路的梳理，有助于我們在新時代更好地倡導世界文化多元、深化文明互鑒、建設(shè)中國式現(xiàn)代化國家。
來源：茶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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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是茶的發(fā)源地。全國的大部分省都出產(chǎn)茶葉，有名茶的縣，超過一百個。安溪就是著名的茶鄉(xiāng)，在業(yè)界大名鼎鼎。
飲食，是人類生存的第一要素。茶、咖啡和碳酸制品，是目前最常見的三大飲料。以飲用人數(shù)論，茶，無疑是第一位?，F(xiàn)在全世界共有44億人飲茶，遠遠超過喝咖啡的人。至于歷史，則更不用說了。中國人飲茶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四千年前。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我們最早的漢字甲骨文里，“茶”字是寫成“荼”字的，茶荼通用。而咖啡的飲用，不過一千多年。
近二十年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健康的需求空前高漲。與此相適應的，是人們對茶的青睞程度，也與日俱增?！安铻閲嫛?，漸入人心。喝茶，成了追求生活品質(zhì)的象征。汽車逐漸普及之后，出于安全和健康的考慮，飲酒的人數(shù)在減少，飲茶的人數(shù)在增加?！罢埬愫炔琛?，也慢慢成為社交活動中的常用語。不管是縣域小城，還是通邑大都，凡有漢字的地方，都有茶館、茶莊。飲茶有利健康，也通過人們的實例和科學家們的考證，得到普遍的認同。各地的茶文化研究會、促進會、茶友會等組織，也風起云涌，如雨后春筍般興起。
有人說，茶葉的春天已經(jīng)來臨。這樣說，不完全準確。茶的春天，事實上并不完全是當代有。翻看古代的詩文，有關(guān)茶的內(nèi)容，簡直汗牛充棟。我們一直講，中國文化是詩意文化，詩意是酒泡出來的。其實，古代寫茶的詩文，一點也不比寫酒的少。尤其在宗教文化的發(fā)展史上，茶的貢獻遠遠超過了酒。對世界文明而言，我們的酒，更沒有茶的影響這么大。
安溪是福建的一個山區(qū)縣，茶園處處，滿眼綠色。知道安溪盛產(chǎn)茶葉，于我本人，也是近年的事。這得益于各地的茶莊，常常有“安溪鐵觀音”之名。見多了，也就記住了。
二
這次到安溪尋找鐵觀音的原產(chǎn)地，結(jié)果，卻成了探訪海上絲綢之路的尋古之旅。因為安溪的茶，同海絲的聯(lián)系太密切了，很難分開。
絲綢之路是中國人一直引以為自豪的盛事。一條是陸路的，一條是海上的。陸路的歷史更早，海上的則規(guī)模更大。
中國的先人其實一直喜歡海。在公元前五世紀，我們就已有了遠洋航行的技術(shù)?？鬃右舱f過“道不行，乘桴浮于?！?，靠近黃海、渤海的魯國和齊國，都已具備了遠航他國的能力。秦漢以后，遠航朝鮮、日本、臺灣、東南亞的記載，則更為頻繁。
至遲在唐代，我國東南沿海就有了一條叫作“廣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這便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叫法?？萍伎偸歉淖兪澜绲南蠕h。宋元時期，中國造船技術(shù)和航海技術(shù)，足以支撐遠洋航行，指南針在航海上的運用，也提升了商船遠航能力。這一時期，中國同世界60多個國家有著直接的“海上絲路”商貿(mào)往來。海上運輸，即使在當代，也是成本最省的物流渠道。
這條“海絲之路”從中國東南沿海出發(fā)，經(jīng)過中南半島和南海諸國，穿過印度洋，進入紅海，抵達東非和西亞，成為中國與外國貿(mào)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推動了沿線各國的共同發(fā)展。如果說，陸上的絲綢之路以長安為主要起點，那么，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廣州、泉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我們的臺州港也是其中的支線港之一。從三世紀三十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于“一口通商”局面，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長盛不衰的大港。
從歷史貢獻上說，這兩條絲綢之路，最大的功績是促進了東西方兩大文明的交流，促進了文化的融合。但于商人而言，更多的，則是著眼于物資的貿(mào)易，是高額的利潤，才驅(qū)使著東西方的商人們，歷盡千難萬險，進行著冒險家的事業(yè)。陸路的絲綢之路，以絲綢、香料、珠寶貿(mào)易為主，海上的絲綢之路，則以瓷器、茶葉、絲綢、珠寶為主。因為海運面廣量大，中國的飲茶習慣，也從東亞的漢語文化圈，開始向東南亞和西方世界傳播。
中國的經(jīng)濟重心，是逐步南移的。江南地區(qū)，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qū)，從唐代開始，取代中原地區(qū)成為全國經(jīng)濟重心的趨勢更加明顯，這同對外貿(mào)易的發(fā)達有著直接的關(guān)系。物資只有通過交流，才能實現(xiàn)自身的最大價值。而海上絲綢之路，正是物資交流的最好通道。
三
安溪縣地處閩南山區(qū)，人多地少，開發(fā)相對較晚。安溪人絕大部分都是北方移民的后裔。安溪之所以能夠后來居上，成為名茶之鄉(xiāng)，是因為它具有了天時、地利與人和的條件。
天時主要得益于安溪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世界茶葉的主產(chǎn)區(qū)，一般處于北緯25度到31度之間，安溪正在其間。中國的許多產(chǎn)茶區(qū)，常常在兩晉以前就種植茶葉，安溪的種茶歷史從唐末才開始，算是大器晚成。這時候，因為茶樹的栽培技術(shù)、制茶技藝已十分成熟，對于產(chǎn)地而言，引種茶葉可以少走彎路，直登殿堂，成為享譽中外的“茶都”。所以，安溪能培育出名茶“烏龍茶”，能培育出烏龍茶中的名品“鐵觀音”。后來，隨著安溪人大量移民臺灣，也將烏龍茶帶到了臺灣島。海上運輸?shù)谋憷?，使安溪茶葉一直以出口國外為主。在鼎盛的清代光緒年間，安溪烏龍茶的年外銷產(chǎn)量，達到1250噸。
地利是安溪地處泉州港黃金水道的上游，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海外對茶葉的大量需求，促進了茶葉生產(chǎn)的興盛。安溪烏龍茶的出口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明代萬歷年間。茶葉成為歐洲的高級飲品，風靡上層社會，以致清朝皇帝和大臣們產(chǎn)生了一個錯覺，以為西方人只要離開了中國的茶葉和大黃，那些蠻夷小邦根本就無法生存。所以，從事茶葉貿(mào)易的中國商人，收獲頗豐。
為了打破中國對茶葉的壟斷，英國植物學家羅伯特·福瓊，在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后，受英國皇家園藝學會派遣，來到中國從事植物樣本的采集，將大量植物資源運送到英國。1848年，福瓊又受東印度公司的派遣，深入中國內(nèi)陸茶鄉(xiāng)，采集茶種，在印度引種，并招募中國茶農(nóng)前去傳授制茶技藝，從而使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山地，也成片地變?yōu)椴鑸@。以人類文明的視野而言，茶樹種植的推廣，促進了茶葉的普及，使之成為世界性的飲料。從當時中國的利益而論，則打破了我們的茶葉壟斷，使我國蒙受了巨大的經(jīng)濟損失。福瓊在調(diào)查中了解到，福建地區(qū)的茶商們在茶葉的流通中，發(fā)明了一個專用量詞“一手”。一手是指600箱茶葉。
安溪是中國的著名僑鄉(xiāng)。因為臨近泉州港口，安溪人自古就有海外謀生的傳統(tǒng)，安溪華僑遍及世界五大洲二十多個國家，其中東南亞占95%以上。目前，安溪籍華僑總?cè)藬?shù)近百萬。現(xiàn)在臺灣居民中，十分之一人的祖籍地在安溪。最早記載出洋安溪人的，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的明代弘治年間?，F(xiàn)在新加坡耕地的一半以上都是安溪人開墾的。最近菲律賓總統(tǒng)訪華，隨團而來的商務代表團中，有十分之一人的祖籍是安溪。這些散居于東南亞、歐美的華僑，不但為當?shù)氐慕?jīng)濟文化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將飲茶習俗帶到了所在國，其中有不少人本身就經(jīng)營茶葉。烏龍茶因此走向世界，也就毫不奇怪。
當然，相比于天時地利，人和才是最關(guān)鍵的。全國茶山多矣，靠近海上絲綢之路的南方茶山也比比皆是，為什么安溪鐵觀音聲名遠揚？這其中的奧妙，自然值得我們探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安溪人的品牌意識強。社會風氣都是自上而下形成的。他們從烏龍名茶出現(xiàn)開始，就不遺余力地推廣，不斷擴大規(guī)模，走高端路線，從引導歐美、東南亞上流社會開始，打響名茶品牌。在1980年代以前，安溪茶葉一直以外銷為主。在國內(nèi)，也以學者名流、大商巨賈、高僧大德的號召力來引導人們認識名茶。而在外面，統(tǒng)一都打安溪牌。臺灣大佬連戰(zhàn)的祖父連橫是著名詩人、歷史學家，被譽為“臺灣文化第一人”，他亦盛贊安溪鐵觀音為“上品”。
現(xiàn)在的世界各地，能夠種茶的地方非常多，依靠壟斷貿(mào)易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要使烏龍茶、尤其是其中的鐵觀音能夠在全球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確實需要花不少的功夫。而這一點，安溪人做到了。安溪一縣，有茶園60萬畝，茶葉年產(chǎn)量6.8萬噸，是名符其實的中國茶業(yè)第一大縣。在全國的茶市，有“無安不成市，無鐵不成店”的說法，安溪鐵觀音在傳統(tǒng)和電商市場的占有率一直穩(wěn)居全國第一，安溪和鐵觀音已經(jīng)成為中國茶業(yè)的一張金名片。
四
一百多年前，前來中國考察過茶葉產(chǎn)業(yè)的羅伯特·福瓊，在他的被歐美人喻為中國茶典的《兩訪中國茶都》一書中說：“我敢斷定，如果能推廣喝茶的習慣，一定會讓更多的人生活得更健康、更舒服。”
現(xiàn)在，不論東方還是西方，茶，已經(jīng)走進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如何在市場大潮中，讓本地的優(yōu)質(zhì)茶葉成為人們喜愛的商品，是產(chǎn)茶區(qū)的一大課題。臺州是傳統(tǒng)的綠茶產(chǎn)區(qū)，種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漢代，還是唐代日本引種茶樹的原產(chǎn)地。一般公認的世界黃金茶葉產(chǎn)區(qū)在北緯27度至31度之間，這個黃金帶，剛好覆蓋了臺州的大部分山水。我們現(xiàn)在的茶葉產(chǎn)量5000多噸，種植面積約19萬多畝。雖然有天臺云霧茶、臨海蟠毫、羊巖勾青等傳統(tǒng)品牌，但是，品牌效應不強，影響也走不出華東地區(qū)，養(yǎng)在深閨人未識。縱觀中國的名茶產(chǎn)區(qū)，有的原先名聲顯赫，現(xiàn)在默默無聞；有的原先默默無聞，現(xiàn)在卻牛氣沖天。市場影響同歷史并無太大的關(guān)系。如果我們臺州要向安溪學什么，我想，應當是持之以恒的品牌營銷。這正是幾百年來安溪茶能夠長盛不衰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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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研究歷史文獻需要和歷史現(xiàn)實結(jié)合起來，近期有些學者指出歷史研究過于局限，需要與當時社會情況、民眾生活狀態(tài)等相結(jié)合理解。因此，我們需要站在一個新的社會角度來研究，接下來就讓我們具體聊聊陸羽《茶經(jīng)》與唐朝社會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與影響。
總述
《茶經(jīng)》是歷史長河里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本茶書又可稱茶類的百科全書。由唐朝的陸羽先生在758——761年撰寫而成，《茶經(jīng)》的著成與傳播，大大影響了中國乃至世界的茶文化。
陸羽的《茶經(jīng)》是以傳統(tǒng)社會史學為主體開展研究的，現(xiàn)代學者們通讀后發(fā)現(xiàn)，《茶經(jīng)》不僅是一本講茶類知識的書籍，還與百姓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guān)。所以陸羽的《茶經(jīng)》與唐朝社會史實有很大關(guān)聯(lián)，這為咱們研究傳統(tǒng)社會史學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關(guān)于《茶經(jīng)》的研究，莊晚芳先生有一篇最早的論文——《關(guān)于陸羽及茶經(jīng)的一二事》，文章中整理出來了很多有關(guān)陸羽的資料，對其寫作的背景進行了分析，莊先生后續(xù)也一直深入研究。
葉靜先生梳理了學者們對陸羽以及《茶經(jīng)》的研究。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研究的復蘇階段(1978-1989)，最開始研究《茶經(jīng)》都是茶葉界的相關(guān)學者，他們?yōu)槲覀兒罄m(xù)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第二階段是研究的調(diào)整階段(1990-2002)，隨著學者們的深入研究，論文的數(shù)量在增加，不同人員的加入也開拓了研究的視野，繼而轉(zhuǎn)向?qū)Σ栉幕难芯俊５谌齻€階段是研究的提升階段(2003-2011)，在這期間《茶經(jīng)》的研究有了較大的發(fā)展，主要代表作品有《陸羽<茶經(jīng)>解讀與點?！贰ⅰ恫杞?jīng)校注》。
關(guān)于陸羽《茶經(jīng)》的研究總體囊括為可以歸納為五個大點。
一《茶經(jīng)》的批注與注釋;
二《茶經(jīng)》的實體書與各個版本的研究;
三《茶經(jīng)》的本體研究;
四《茶經(jīng)》作者研究與文化內(nèi)涵，五《茶經(jīng)》衍生的其他問題。
宋時磊在《唐代茶史研究》中，列舉了對陸羽《茶經(jīng)》的研究結(jié)果，表示《茶經(jīng)》是唐代茶史研究的核心。
在不斷的推進研究中，立意較新的主要分為以下幾點：從新聞傳播學的角度上進行研究;從人生哲學的角度上進行研究;從生態(tài)學的角度上進行研究;從語言學角度上進行研究。
綜合以上幾點研究內(nèi)容分析，《茶經(jīng)》的研究還是有待深入，我們可以引入社會學、人類學之類的研究方式，為《茶經(jīng)》研究注入新的力量。
陸羽、《茶經(jīng)》與社會、個體、文化之間的聯(lián)系
陸羽(733-804)，字鴻漸，另一個名字為陸疾，字季疪，今湖北天門人。據(jù)相關(guān)研究，陸羽的名、字、號，綜合而論有34個之多。在唐朝社會中，這反映了一個人的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其中“號”反映著他的人生經(jīng)歷與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這也側(cè)面反映了陸羽的社會閱歷豐富。
陸羽在“而立”之前的經(jīng)歷我們可以在《陸文學自傳》中查出。29歲的陸羽在小傳的千余字里面，描述了他是一個唐代的寒門子弟，在生活中守誠信，面對坎坷時，保持著詼諧與執(zhí)著。
陸羽自傳中稱自己“不知所生”，三歲的時候被遺棄了，后來被龍蓋寺的僧人智積收養(yǎng)。九歲的時候開始學習寫文章，智積師傅只允許他看佛經(jīng)，但是陸羽更喜歡儒家著作，因此兩人之間產(chǎn)生了矛盾。在寺廟的生活，也并不輕松，每天陸羽也需做寺廟里面的打掃工作，在此期間也受罰過。智積也一個愛茶之人，他教會了陸羽煮茶、品茶的基本方法，啟蒙了陸羽對茶葉的愛好與興趣。宋代著作《紀異錄》中我們可以理解，陸羽當時已經(jīng)掌握了一定的制茶工藝。
他離開龍蓋寺后，成為伶人入朝為官，與很多當朝名流來往。他的生活、事業(yè)，受到了朋友們的很多幫助。例如746年河南太守李齊物，以及752年禮部郎中崔國輔雖仕途受創(chuàng)，但他對陸羽很賞識。李齊物、崔國輔的圈子為陸羽提供了調(diào)查茶區(qū)和寫作的便利。
陸羽追求獨特品格也和這些閱歷有很大的關(guān)系。
文化的傳播和再創(chuàng)
《茶經(jīng)》的成書，成為了一個新的學問“陸學”，《茶經(jīng)》的具體成書時間還是有爭議。不同的完成時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的文獻生成和傳播的周期性。
到了宋代，《茶經(jīng)》影響進一步擴大，從唐朝的“真人真事”，演化成為了一個文化符號。宋代茶文化受陸羽影響很深，一度達到了農(nóng)耕社會的鼎盛狀態(tài)。
沈冬梅指出，中國茶文化受到《茶經(jīng)》的實質(zhì)性影響，以“經(jīng)”冠于茶，表明茶與社會的關(guān)聯(lián)，體現(xiàn)茶對社會個體的影響，有實踐性的表征，教育人們需要保持實事求是的民族品格。
從茶文化的本身來談，自中唐后，有關(guān)于茶的操作不斷增加，賦予實用性的學問，進一步匯聚儒釋道“三教”文化。自唐后，流行的“茶”文化，被認為是個人修養(yǎng)的表現(xiàn)。
我們也可以從另外的角度上來分析，據(jù)統(tǒng)計，出現(xiàn)“陸羽”兩字的的作品有120個，其他暗指就更多了。大量的詩詞文章宣傳了《茶經(jīng)》，對《茶經(jīng)》的傳播與聲譽塑造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陸羽的《茶經(jīng)》是人與社會結(jié)合的產(chǎn)物，這也為我們研究它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新思路。
社會背景的支撐與促進
陸羽的《茶經(jīng)》在唐朝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主要因為，陸羽在茶葉方面付出的努力與得到的成就，在文人圈子里被認同，并且有很好的人際交往圈。把社會角度納入分析，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唐朝茶葉的興起與《茶經(jīng)》脫不了干系。陸羽寫《茶經(jīng)》以及在后期的影響，與唐朝的歷史變遷有很大關(guān)系。飲茶文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初唐是魏晉風俗的延續(xù)，中唐時期“煎茶法”，晚唐時期茶風鼎盛。這幾個階段為我們勾勒出，茶文化與社會文化的相互交融。在這幾個階段中，茶葉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主要有以茶入藥，以茶為飲，以茶為供，以茶為禮，以茶為禪食，以茶為商品，以茶為政治，這七方面。這些也側(cè)面的闡述了茶葉具有了豐富的社會屬性。
關(guān)聯(lián)的必然性和前提茶葉在唐朝大興盛的原因，我們需要關(guān)注茶葉本身和唐朝宏觀的社會情況。唐朝各個時期對茶葉的重視，為茶葉的發(fā)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機，為理解茶葉文化與《茶經(jīng)》提供了一種結(jié)構(gòu)性的視角。這其中又能細分為以下幾點，其一，隋代以后，唐朝政局結(jié)構(gòu)穩(wěn)定，為茶商業(yè)發(fā)展提供了適宜的發(fā)展空間;其二，唐初中期人口發(fā)展迅速，商業(yè)發(fā)達，提供了物質(zhì)基礎(chǔ)和社會支持;其三是唐朝具有寬松的文化政策;其四是與唐朝政治格局相結(jié)合。安史之亂之后，唐朝鼓勵茶鹽貿(mào)易以增加稅收，武宗時期出現(xiàn)了種茶為業(yè)的現(xiàn)象。
多民族之間的交流
茶葉不僅在上層社會流行，在民眾之中也廣為流傳。宋時磊指出，唐朝的士農(nóng)工商各層民眾，構(gòu)成了民間飲茶的群體。不過因為缺少“記言”，流傳下來的很少。但我們在《茶經(jīng)》還是能夠窺見豐富的民間茶文化內(nèi)容?！短票静荨分袑ⅰ拜薄苯y(tǒng)一改為“茶”，這一改動具有很大的歷史意義，標志中國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融。在《茶經(jīng)》中我們可以看到，南北方間的互通。主要產(chǎn)茶區(qū)有金州、梁州等北方區(qū)域。在茶葉的傳播方面，存在于南方向北方輸出，但是這種關(guān)系是階段性的，隨著茶葉的實踐興起，與之相伴的是茶園的管理、加工、貿(mào)易、財稅等，由北方向南方傳輸。
茶葉的異名據(jù)《茶經(jīng)·一之源》中記載，“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這些茶的異字，隱含著民族關(guān)系信息。有研究指出，這四個異名有三個與少數(shù)民族有關(guān)。布依語、侗語承襲了古百越語。茶的異稱“茗”和“荈”，與古苗瑤語有關(guān)。荈屬于連音字，他的聲母為去聲聲母，在南方少數(shù)民族中，只有古苗瑤語有去聲聲母。茶樹的維護我們由《茶經(jīng)》中可知，古代漢族居民認識茶樹是源于南方少數(shù)民族，同時接受了他們培育茶樹的技術(shù)，然后形成了自由的培育體系?！恫杞?jīng)》中明確了茶樹人工培育的技術(shù)，在形成人工栽培的過程中，北方的農(nóng)耕文化也對這個技術(shù)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仿生種植的方法延續(xù)，我們能夠推測，陸羽對研究的深入。
茶事中的相互包容
在唐朝時，茶葉賦予了文化交流官的職能，在與吐蕃互市中發(fā)展了“以馬易茶”的形式。可見唐朝時期，茶葉貿(mào)易成為了民眾交融、政治互通的文化體系。多民族對于茶葉的接受，包括共同推動茶文化的發(fā)展我們都能在《茶經(jīng)》中觀察出?；矢︻ＵJ為至少有三處，一是巴蜀老人將稻谷和茶葉帶到洛陽，沖擊了麥子的市場，后由傅咸平息，這反映了文化沖擊與磨合;二是晉武帝時期，秦精去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采茶中發(fā)生的“引路采茶”事件;三是北魏后，北方人王肅至南方為官接受飲茶文化;后在隋唐時期，邊陲民族回遷，飲茶習俗回傳，進行了文化交融。
結(jié)語
本篇主要講述了陸羽《茶經(jīng)》從社會學、人類群體和社會結(jié)構(gòu)之間的關(guān)系，來推動茶文化的研究。我們可以以唐代的審美來研究《茶經(jīng)》，可以得到新的啟發(fā)。世界茶文化史對《茶經(jīng)》給予了高度的肯定，這同時也肯定著中國社會與世界之間的相關(guān)聯(lián)系。
唐朝時，中國屬于世界文化的中心，他成為其他國家吸取文化的源泉。日本的茶道、韓國茶禮、東南亞地區(qū)以及北歐地區(qū)的茶文化，都受《茶經(jīng)》的影響。
在亞洲文化圈，主要是靠文字轉(zhuǎn)述、翻譯，在歐美地區(qū)，主要是殖民等傳播途徑。
陸羽《茶經(jīng)》被大量翻譯出版，時的很多國家都深受其影響，這種向海外傳播的形式研究，也同樣可以與人民群眾和社會環(huán)境相關(guān)。
從不同的角度分析研究《茶經(jīng)》，采用新社會式的范例來研究，可以為我們研究社會歷史提供一個新的嘗試角度與思路。
【參考文獻】
沈冬梅.陸羽《茶經(jīng)》的歷史影響與意義[J]形象史學研究，2012(0).
[2]葉靜30年來陸羽《茶經(jīng)》研究的回顧與反思[J].農(nóng)業(yè)考古,2012(2).
[3]胡耀飛.貢賜之間:茶與唐代的政治[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4]莊晚芳關(guān)于陸羽及其茶經(jīng)的一二事[J].茶葉通訊，1963(1)[5]宋時磊.唐代茶史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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