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英文介紹中國茶文化

自大航海時代之后，全球范圍內的商品、物質文化以及知識信息流動更為頻繁。對于民族國家歷史的考察與探究，不僅要注重內部因素的生發(fā)成長，也要考慮來自外部觀念及其他力量的刺激影響。經濟全球化進程逐步加深，職業(yè)史家書寫歷史面臨著學科內外要素、國際國內視野都要予以兼顧的挑戰(zhàn)。在全球時代的史學寫作，按照林恩·亨特的說法，“全球化不僅意味著互聯(lián)互通，也意味著休戚與共”（[美]林恩·亨特，《全球時代的史學寫作》，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122頁）。

  

  

  

  

  

  

自大航海時代之后，全球范圍內的商品、物質文化以及知識信息流動更為頻繁。對于民族國家歷史的考察與探究，不僅要注重內部因素的生發(fā)成長，也要考慮來自外部觀念及其他力量的刺激影響。經濟全球化進程逐步加深，職業(yè)史家書寫歷史面臨著學科內外要素、國際國內視野都要予以兼顧的挑戰(zhàn)。在全球時代的史學寫作，按照林恩·亨特的說法，“全球化不僅意味著互聯(lián)互通，也意味著休戚與共”([美]林恩·亨特，《全球時代的史學寫作》，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122頁)。

▲《全球時代的史學寫作》書封

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中國學研究學者施堅雅在《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一書中則從區(qū)域社會出發(fā)考察中國歷史的模式，嘗試從農村結構與區(qū)域市場宏觀理論探索出相關研究理路，這一思考被學界稱為“施堅雅”模式。另一位美國學者保羅·柯文代表作《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對費正清為代表的“挑戰(zhàn)——反應”現(xiàn)代化模式進行修正，主張從中國發(fā)展的內部要素中來看待中國的歷史與現(xiàn)狀，此兩說在海內外中國學研究領域產生重要影響。

▲《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書封

茶葉是近代中國最為全球化的商品之一。尤其是在18至19世紀中國被卷入全球化過程，“茶葉貿易和鴉片貿易起到了非常關鍵性作用”(仲偉民，《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中華書局2021年，第257頁)。本人利用波士頓訪學、生活一年的經歷，考察了當?shù)馗鱾€博物館、檔案館以及當?shù)氐牟枋愤z跡遺存，借用柯文“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這一理念梳理18世紀以來中國茶葉作為商品與文化向外傳播的歷程，嘗試在美洲波士頓“發(fā)現(xiàn)”中國茶事遺存、茶檔記錄和茶學書寫三方面的異域境遇及其影響，從而對跨國視域下看待中國茶史的國際維度有更深層次的理解。不當之處，還請方家指正。

一、茶事：1773年波士頓傾茶事件中國茶的遺跡遺存

17世紀，中國茶葉最早被荷蘭人帶入歐洲，隨之而來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在積極拓展利潤豐厚的對華茶葉貿易。降至18世紀，中國茶葉在英國本土及其海外殖民地英屬北美已經較為普遍，新英格蘭的波士頓地區(qū)當時有1.6萬多人口，經濟最為發(fā)達，對中國茶葉的消費較為流行，不過當?shù)厝讼M的大都是荷蘭人的走私茶，對經常來自宗主國茶稅方面的舉措較為敏感。1773年，英國議會為了挽救英國東印度公司陷入的財政危機，強行將倫敦倉庫中囤積的中國茶葉運往波士頓進行銷售，這些茶葉在倫敦出港免稅，但到波士頓需要繳納每磅3便士的茶稅，這樣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價格比荷蘭走私茶更為便宜，這引發(fā)當?shù)厣倘思捌渌麑Α坝蛲庹鞫悪唷笨謶值纳鐣ⅰ?2月16日，波士頓抗茶會組織“自由之子”成員，偽裝成莫霍克印第安人，將三艘運茶船上裝載的340箱中國茶葉傾倒入海，這就是震驚英國的波士頓傾茶事件，英國接下來頒行的懲戒條例及對波士頓港的封鎖，引發(fā)了美國走向獨立之路。因此英國因強制推銷中國茶葉而失去北美，而美國因波士頓傾倒46噸(英國東印度公司統(tǒng)計當時值9659英鎊6先令4便士，其價值約等于170萬美元現(xiàn)價，具體中國茶葉的品類及價值見下表1)中國茶引發(fā)的反抗而獨立乃至建國。

▲表1 波士頓傾茶事件中國茶葉的品類及價值(單位：先令s)

數(shù)據來源：根據英國東印度公司毀茶清單數(shù)據統(tǒng)計而成，引自英國國家檔案館官網。

波士頓地區(qū)保存著1773年傾茶事件后中國茶葉的許多遺跡遺存。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保存著關于傾茶事件的五件珍貴文物，包括茶箱、茶盤等，其中還有12月17日清晨時人從多徹斯特海灣撿拾回來的武夷茶(Bohea)，目前保存在玻璃瓶之中珍藏，現(xiàn)在到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官網上即可檢索利用。波士頓市政府在橫跨查爾斯河的橋梁中心專門建立了“波士頓抗茶會及船只博物館”(The Boston Tea Party Ships & Museum)，至今保存著1773年傾茶事件中殘存的茶箱，稱為“羅賓遜茶箱”(Robinson Tea Chest)，該茶箱也成為該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物，專門置柜收藏。1873年，波士頓紀念傾茶事件100周年的特制的茶箱復制品(內置東方茶葉公司從中國進口的臺灣茶葉)也由馬薩諸塞州歷史學會收藏。

二、茶檔：波士頓各文化機構收藏的19世紀中美茶葉貿易重要記錄

波士頓作為自殖民地以來北美重要的商業(yè)貿易與教育文化中心，在美國經濟文化版圖中占有重要地位。一直至伊利運河與中央太平洋鐵路開通促成紐約港強勢崛起之前，波士頓都是美國東北部最為重要的港口城市。波士頓港因地理位置、造船工業(yè)以及當?shù)厣倘说拈_拓，很早就發(fā)展起了與中國的茶葉貿易，也形成了大量的茶事記錄。具體說來，波士頓的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波士頓公共圖書館、皮博迪博物館以及哈佛大學圖書館均收藏著涉及當?shù)厣倘松烫杹砣A運輸華茶、利用商業(yè)網絡推動茶葉消費以及當?shù)仫嫴柚L形成演變的檔案文獻。如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收藏的對華茶葉貿易商詹姆斯·福布斯家族文件集(James Murray Forbes letters)、首任美國駐廣州領事山茂召文件集(Samuel Shaw papers, 1775-1887; bulk: 1775-1794，縮微膠卷)和波士頓殖民政府代表托馬斯·霍奇森的書信集(Thomas Hutchinson letterbooks，計有5箱)、波士頓商船主斯退爾吉思文件集(Hooper-Sturgis?Papers, 1798-1857)等等。

位于查爾斯河畔的哈佛大學商學院貝克圖書館有發(fā)展專門的“19世紀中國貿易手稿特藏”(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Trade Manuscript Collections in Baker Library)，該特藏收錄著美國獨立后重要企業(yè)/商號、商人、家族商務的檔案，這些收藏為研究“早期中美關系提供了豐富的專業(yè)和個體化的視角”，同時也為了解“美國商人在中國通商口岸生活的復雜性”提供了見解(目錄如下表2)。

▲表2 哈佛大學商學院貝克圖書館館藏19世紀中國貿易手稿目錄

貝克圖書館館藏19世紀中國貿易檔案中，瓊記洋行涉及的主要貿易商赫德家族檔案共有800卷，收錄272箱，103件圖畫，這是波士頓各洋行中首屈一指的收藏。在中國影響很大的旗昌洋行保存下來的記錄則有25卷，收錄1箱檔案，還有圖冊。另外波士頓商船公司威廉·愛普頓公司(William Appleton & Co. Records)的記錄也有143卷，合計有101箱。貝克圖書館還有收藏19世紀波士頓最有影響的福布斯家族參與對華貿易的文件、記錄，合計有107卷，收錄44箱。

從19世紀茶葉等商品的貿易全球化圖譜來看，哈佛商學院貝克圖書館關于19世紀對華貿易的洋行、商人等的檔案收藏實際上記錄著紐約華爾街崛起前，美國傳統(tǒng)中以波士頓為核心的貿易資本主義的鼎盛時代，這些貿易商、商業(yè)家族實際上構筑著東方中國與美利堅之間強勁的貿易與商品流動關系，這些對于考察中國茶葉貿易消費對美國資本工業(yè)化、城市化、市民日茶生活(茶館、茶會)等方面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三、茶學：岡倉天心在波士頓寫成《茶之書》詆毀中國近代茶文化

在英語世界，波士頓還在以英文寫就中國茶文化的知識生產環(huán)節(jié)占有一席之地。對于中國茶事進行歷史書寫的中文著作以唐代陸羽的《茶經》和宋徽宗《大觀茶論》為代表，隨著中國茶葉在英語世界的大量消費，茶客茶人與當?shù)匚幕嘟Y合，以英文為語言媒介撰寫的茶事著作也開始出現(xiàn)，其中最為著名的代表作就是20世紀初期寓居波士頓的日本學者岡倉天心所撰寫的《茶之書》(The Book of Tea)，該書1906年在美國紐約、倫敦等地出版，引發(fā)轟動，之后于1912年、1919年、1921年和1926年等多次再版，并且被翻譯為多種語言，廣泛傳播。

▲《茶之書》書封

岡倉天心撰寫名作《茶之書》之前一直擔任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亞洲部(中國-日本部)的主任，對館藏3642輻日本畫作、諸多瓷器和漆器等日本美術品進行了大量分類、整理和鑒定的工作，在波士頓期間也多次在上流社會間舉辦各類茶會，宣傳日本茶道。波士頓長期以來與亞洲的中國、日本形成了密切的貿易與知識聯(lián)系網絡，由于哈佛大學、波士頓美術博物館、伊莎貝拉·加德納藝術博物館等文化設施的存在使得波士頓成為美國東方商品、藝術品收藏和亞洲文明研究的中心。岡倉天心利用其留學美國形成的當?shù)厝穗H關系網絡及其對東方文化的關注，大力推動了日本茶道文化與習俗在波士頓地區(qū)的可見度。

從《茶之書》的內容來看，岡倉天心首先在《人情隱于碗中》一章中闡述了其撰寫的目的，接著在《茶之流派》中追溯了唐宋時期中國茶文化，陸羽的《茶經》、趙佶的《大觀茶論》這些經典是日本茶道之源頭活水，這一點他也倍加推崇。然而岡倉天心目的在于凸顯日本茶道在繼承中國唐宋茶文化傳統(tǒng)的同時，又在近代以來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茶道哲學和民主精神。與此相對照的是，元代以后中國茶道的淪落與衰微：

“不幸的是，勃興于13世紀的蒙古一舉征服了整個中國，在元朝的統(tǒng)治下，宋代輝煌的文化被毀滅殆盡。試圖復興華夏文明的明朝內政混亂，在17世紀中國再度落入異族——滿人之手，昔日的風俗和儀式蕩然無存。明代的一位訓詁學者在注釋宋代典籍時居然對茶線的形狀茫然無知，因為當時的飲茶方法是將茶葉放在碗或杯中用沸水沏之，而流行于宋代的抹茶之法已經失傳。西方諸國之所以不知古老的飲茶方式，原因在于他們直到明代末期才與茶有了親密接觸?！?[日]岡倉天心著，《茶之書》，柴建華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2頁)

岡倉天心對于中國茶文化的解釋不僅帶有狹隘的種族主義色彩，認為蒙元之后中國無文化，遑論“茶風俗和儀式”。這是日本茶文化領域的“元代之后，中國有茶而無茶文化”的直接體現(xiàn)，從另一個角度反映日本此時思想文化界涌動的“華夷易位論”“崖山之后無中華說”。實際上，元代中國無論是官方的貢茶規(guī)模、茶馬貿易以及茶文化的著述都有發(fā)展。明代洪武年間，為了減輕茶農商戶負擔，朱元璋罷團茶，改散茶，制茶工藝和炮制方法都得以簡化。主政福建茶區(qū)官員喻政在《茶書全集》提出中國茶理講求“清、真、雅、合”，這些都很有啟發(fā)意義。中國茶葉得以更大規(guī)模地走向民間大眾，促進中國茶葉消費群體的擴大。明代茶書著述還是中國歷代茶事書寫最多、最繁榮的。250年間出書68種，其中現(xiàn)存33種、輯佚6種、已佚29種(阮浩耕等，《中國古代茶葉全書》，浙江攝影出版社，1999年，第3-4頁)。至17世紀初期，荷蘭人首先來華運茶，繼而引發(fā)了歐洲的茶飲革命，歐洲各國東印度貿易公司紛至沓來與中國進行茶葉、絲綢等貿易，歐洲逐漸形成飲茶消費領域的“中國時尚”(中國風)，帶動了茶具瓷器、漆器、錫器等中國商品發(fā)展，“茶讓中國進入到了歐洲的中心”([英]休·昂納，《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劉愛英、秦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63頁)。飲用中國茶葉之風在歐洲中上層盛行，這些岡倉天心均未提及。

岡倉天心還對近代中國茶精神理念所謂的“式微”作了進一步闡發(fā)：

“對于后世(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人來說，茶只是一種可口的飲品，與人生的理念無關。這個國家長久以來的深重苦難已經奪走了他們探尋生命意義的熱情。他們變成了現(xiàn)代人，蒼老而世故，那讓詩人與古人永葆青春的精氣神已如夢幻泡影，崇高的信念也隨風而逝。他們奉行中庸之道，坦然接受傳統(tǒng)的世界觀，卻不愿去奮力征服自然或全心崇拜自然。盡管他們杯中依然散發(fā)出花一般的芳香，可浪漫的唐宋茶儀卻已不見蹤影?！?[日]岡倉天心著，《茶之書》，第32頁。)

岡倉天心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茶的認知僅是一種好喝的飲品，而體現(xiàn)中國茶文化的各種儀式已經不再，更談不上飲茶體現(xiàn)出中國人之哲學。易言之，茶道之禮儀唯有在日本保存下來，“亦步亦趨地跟隨中華文明腳步的日本，熟知中國茶發(fā)展的這三個階段……15世紀……日本茶道正式確立了專屬世俗風情的一套禮儀，至此日本茶道正式問世”([日]岡倉天心著，《茶之書》，第33-35頁)。岡倉天心認為日本茶道繼承宋代中國的茶美學，體現(xiàn)為一種飲茶的儀式，這種儀式將茶的理念發(fā)展到極致。中國茶道因游牧民族南下而斷裂，這是典型的停滯論與狹隘的種族主義學說。

岡倉天心在波士頓寫就《茶之書》的成書年代是比較特殊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日本正處于明治維新后咄咄逼人的對外擴張期。日本通過甲午戰(zhàn)爭戰(zhàn)勝了清王朝，優(yōu)越感膨脹。1904年，為爭奪中國東北，日俄兩國發(fā)生直接戰(zhàn)爭，日本在面對歐洲列強俄國時面臨巨大的壓力。日本不得不將求援的目光瞄向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岡倉天心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游說使命，前往波士頓爭取美國的支持。因此，岡倉天心在波士頓、紐約、圣路易斯等地舉辦演講會、召集茶會、主持博物館東方藝術品的收藏與展示，著書立說也是日本對美文宣、贏得美國人好感的重要組成部分。

《茶之書》成書前后岡倉還有其余論著頗有影響，如《東洋的理想》(1903年)《日本的覺醒》(1904年)，它們與《茶之書》一道構成岡倉天心著名的《東方三書》，意圖展示除了日本《武士道》之外的“溫柔和平的藝術之境”。實際上，岡倉天心抱有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一體論”，岡倉天心將日本塑造成了東方茶道的集大成者，日本茶道成為日本文化和精神超越中國之具體體現(xiàn)，這是以日本為中心的東方藝術本位主義外溢，反映出20世紀初期日本文化霸權思想。

從20世紀初日本茶葉崛起及其外銷擴張的具體過程來看，可沒有岡倉天心描繪得如此“和平”，更缺乏美學。實際上，隨著日本茶采用英屬印度現(xiàn)代制茶技術、體制上走向組合化、改良茶種，日本茶葉近代化進程加速，日本加強了對中國臺灣地區(qū)茶業(yè)原料的掠奪，日茶不僅在國際市場不斷排擠、吞噬華茶的份額，而且還反過來在侵華過程中向大陸市場大肆傾銷日茶，日本人甚至還在國際文宣中造謠華茶之不衛(wèi)生、摻假等失真信息。1900年，日本銷往美國的茶葉達到了33,949,350磅，占輸美茶葉總額的40%。([日]農商務省農務局編撰，『茶業(yè)ニ関スル調査』，大日本農會1912年，第257至263頁。)此后數(shù)年均維持在這個份額上下。因此，岡倉天心《茶之書》對日本茶道的推崇、對近代中國茶文化的詆毀，不過是在茶史著述和茶文化精神凝練方面暴露出當時日本學人對華認知上的僵化思維與刻板自負，更有為日茶在美銷售申張站臺之嫌。實際上，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美國消費者抵制的“著色茶”尤其是著色綠茶，日本茶商也難以置身事外。

《茶之書》全書用英文寫作、文筆優(yōu)美，再加上岡倉天心對東西方文明比較視域下茶道有著哲學化的深度思考，該書出版之后在東方茶美學領域影響深遠，而岡倉天心對于中國茶文化的詆毀與刻板印象也隨著這本書的流傳被以訛傳訛，加深了海外對明清以來中國茶文化的負面認知。英語世界對于中國茶文化追根溯源式的系統(tǒng)性介紹姍姍來遲，美國學者烏克斯的《茶葉全書》(1935年)曾經對陸羽《茶經》部分章節(jié)進行翻譯，而真正對陸羽《茶經》的全部翻譯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姍姍到來，美國人弗朗西斯·卡朋特(Francis Ross Carpenter)在1974年做了一個通俗版的全譯本，影響頗大。但西方對于明清以來中國茶文化嬗變典籍的了解與研究才剛剛起步。

▲1840年代，清代茶葉貿易圖。

結語

茶葉不僅是一種近代中國充分全球化的商品，同時也是一種西方資本主義與東方中國貿易鏈條中的聯(lián)結紐帶。作為中國茶葉全球貿易網絡中消費端，波士頓在中國茶史的國際維度扮演重要的角色。18世紀70年代，波士頓因對英國東印度公司運來的中國茶葉抵抗，傾倒茶葉邁出反抗英國專制之路。但僅僅在英美《巴黎和約》簽訂六個月之后，“中國皇后號”出發(fā)前往中國廣州進行貿易，茶葉依然是重要商品。此后，波士頓商人在中美沿海口岸之間構筑了一個覆蓋中國茶區(qū)、港口，聯(lián)通香港、舊金山、紐約和波士頓為聯(lián)結的貿易網絡，太平天國起義期間波士頓的旗昌洋行直辟武夷茶路，直達福建茶區(qū)，造就了中美茶葉貿易之繁榮，由此形成了豐富的史跡遺存與檔案記錄。波士頓文化教育機構保留著19世紀對華貿易重要的歷史記錄，這是中國茶史與美國同仁“共享歷史”研究重要的域外資料來源。

20世紀初期，中國對美茶葉貿易被英國的印度錫蘭茶和日本的綠茶排擠吞占市場，中國茶在國際市場上衰微。日本茶后來居上，寓居波士頓文化界的岡倉天心不僅為提升日本在美國的形象積極奔走，而且在茶學領域用英語撰寫《茶之書》這樣的集大成之作，宣揚日本的亞洲主義與東方美學。不過所謂東方美學背后的實質是詆毀近代以來中國茶文化、自我標榜以日本茶道為超越的狹隘之風，對中國茶文化在國際傳播領域形成不良的影響。

綜上所述，近代全球化帶來的商品貿易流動創(chuàng)造了一個更加聯(lián)通互動的世界。圍繞利潤豐厚的茶葉貿易，來自東方中國的茶葉在波士頓被大量貿易、消費甚至被抵制，這些18世紀至19世紀遺跡遺存、檔案記錄是中美經濟往來和文化互漸的歷史見證，而20世紀初日本學者岡倉天心在波士頓寫就的《茶之書》不僅反映出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遭遇重挫的尷尬處境，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其對明清中國茶業(yè)發(fā)展缺乏了解之故。簡言之，在波士頓保存的中國茶史遺跡遺存和檔案史料跨越了三個世紀，折射出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地位嬗變的諸多內容。當然，這些歷史無論是宏觀層次還是微觀細節(jié)皆非全新，姑且仿效史學先賢“發(fā)現(xiàn)”之，上下求索之。

來源：澎湃私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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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飲茶為中國先民的偉大發(fā)現(xiàn)，茶文化堪稱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根據統(tǒng)計，目前全球飲茶國多達160多個，飲茶人口約30億。飲茶能夠從中國走向世界，與宗教之間的關系頗為密切，目前學界對佛教從中產生的影響多有論述，但對基督宗教與茶的世界傳播之間的密切關系還缺乏深入關注，目前僅就其中的個案問題給以了分析，筆者不惴淺陋擬就此展開系統(tǒng)探討，不當之處尚請方家指正。

傳教士與飲茶資訊的西傳

因為茶的使用歷史極為悠久，其準確開端目前難以準確判定，長期以來，茶文化專家大致上認為茶的利用始于原始社會時期。唐代的陸羽在著名茶書《茶經》中即認為：“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該說法被廣為沿用，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遺址出土的茶樹根亦提供了有力證據。自先民利用茶葉始，茶文化即逐漸萌芽并不斷發(fā)展，而文化的重要特性之一即擴散與傳播，茶文化亦是如此，它不斷傳入臨近的周邊國家與地區(qū)。

就地理位置而言，西方與中國的距離極為遙遠，這不能不對茶文化的傳播造成阻礙。因為資料的缺失，西方人究竟何時獲得飲茶資訊并開始飲茶，目前難以判定，盡管《新約?啟示錄》第22章包含約翰描述神奇樹葉的語句，“在城內的街道當中有一條流淌生命水的河，明亮如練，從神與羔羊的寶座淌出，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上面結十二樣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yī)治萬民”，個別論者頗有想象力地認為該“生命樹的樹葉”即茶葉，但孤證不立，而且該材料并未明確指出為茶葉。目前有準確材料能夠證明的是，西方人獲得飲茶信息大致為十六世紀中葉，著名的威尼斯作家臘瑪西交游廣闊，從來訪的西亞商人那里最早得知飲茶資訊，但僅限于傳聞并未親見，西方人最早親身見聞飲茶者可能為來到東方進行貿易的商人以及傳教士，而傳教士留下了較多的文字資料，可以清楚地予以證明。比如1556年，葡萄牙籍多明我會傳教士伽茲博爾?達?克陸茲到達東方，進入中國一度在廣州居住數(shù)月時間，最后于1560年返回?？岁懫澋囊娐劚惠嬩洺蓵?，名為《中國志》，公開出版發(fā)行，影響甚大，還被歐洲其它國家翻譯成多種語言。克陸茲在書中非常清晰地記述了中國人待客之道：

“如有賓客造訪，體面人家習常做法為敬現(xiàn)一種稱之為茶(cha)的熱水，裝在瓷質杯中，置于精致盤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熱水帶有紅色，藥味很重，他們時常飲用，這是用略帶苦澀味道的草制成的。主人常用來招待尊貴的賓客，不管是否熟識均是如此，他們也數(shù)次請我飲用?！?/p>

因為是親身的見聞與體驗，克陸茲的記述雖然文字頗為簡略但內容卻具體而豐富，清楚地指出了茶的顏色和味道、飲茶所用的茶具，明確說明了時人如何以茶待客，在此之前，這次有關飲茶的具體信息為西方所缺乏。此后，飲茶資訊借傳教士這一渠道繼續(xù)傳入西歐：1565年，意大利籍傳教士路易斯?艾美達在日本傳教，他寫信回國時提及，“日本人喜愛一種可口的‘藥草’，他們稱之為茶”，并且認為，“假使一個人習慣了的話，它是一種味道頗為可口的飲料”。在赴日傳教之前，艾美達曾經是一名醫(yī)師，他在日本傳教適逢茶道最終形成的關鍵期，千利休正潛心鉆研，社會茶風興盛，相信艾美達耳濡目染，對當時日本茶文化有很多感受，只是沒有更多材料保留下來。

繼艾美達之后，西班牙另一位傳教士胡安·門多薩再次介紹了飲茶。門多薩信仰虔誠，19歲即加入了奧古斯丁修會，他曾經接受了出使中國、進行傳教的任務，但遺憾的是最終因為形勢的變化而未能成行，他應教皇喬治十三之命，廣泛搜集前人(很多為傳教士)留下的訪華報告、信札、著述等多種重要資料，最終編撰成為名著《中華大帝國史》，該著作于1585年正式印行。書中對飲茶給以記述：

“中國人盛情款待賓客，旋即擺上飲品(bever)、茶食、蜜餞、果品以及美酒，此外，還有一種在全國各地均被飲用，用草藥制作而成的飲料，有益于身心健康，飲時須加熱?！?/p>

《中華大帝國史》問世后引起巨大轟動，可謂洛陽紙貴，僅至十六世紀末的十多年間已經翻譯為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蘭文等文字，發(fā)行版次達到驚人的四十六版，客觀說來，書中關于飲茶的介紹并不新鮮，材料主要源于克陸茲的著述，但該書的社會影響力為《中國志》所不及，對傳播飲茶資訊亦有重要貢獻。

根據現(xiàn)有記述，最早對茶進行詳盡介紹的傳教士為利瑪竇。受耶穌會的差遣，意大利籍傳教士利瑪竇于1582年來到澳門，然后一步步深入中國內地，開始了漫長的在華傳教歷程，直至1610年病逝于北京。利瑪竇精通漢語，熟稔中國文化，對茶文化的了解也遠勝過其先驅：

“由灌木葉可以制成……叫做茶(Cia)的著名飲料。中國人飲茶為期不會太久，因為古籍中并無書寫該著名飲料的古字，而其書寫符號(指漢字)極為古老。的確如此，同樣的植物抑或能在我們的土地上被發(fā)現(xiàn)。在中國，人們在春季到來時采集這種葉子，置于陰涼處陰干，繼而用陰干的葉片調制飲料，可供用餐時飲用或者賓朋造訪時待客。待客之時，只要賓主在談話，主人會不斷獻茶。該著名飲料需小口品啜而非牛飲，需趁熱喝掉，其味道難稱可口，略呈苦澀，但即便時常飲用也被視為有助于健康。

這種葉片可分為不同等級，按其質量差異，可售價一個、兩個甚至三個金錠一磅。在日本，最好的葉子一磅可售十個乃至十二個金錠。日本調制飲料的方法異于中國：日本人將干葉磨為粉末，取兩三湯匙投于滾開的熱水壺中，品飲沖出的飲料。中國人把干葉放于滾開的壺水中，待精華泡出后濾出葉片，只飲剩下的水?！?/p>

利瑪竇在中國生活多年，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堪稱全面而深刻，該段文字對明人飲茶的敘述頗為詳盡，美中不足的是，利瑪竇認為中國飲茶史不會太久，理由為中國古籍中沒有“茶”字，這可能緣于不了解“茶”的有一歷史演變過程，茶字則始于唐代。盡管如此，利瑪竇仍遠勝于其前輩，他不僅詳述了明代的飲茶風俗，而且還比較了中日茶法的差異，對制茶與茶的商品價值給以了介紹。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利瑪竇未曾抵達日本傳教，他卻比較中日茶法的差異，對日本的飲茶方式并不陌生，或許得益于其他耶穌會士的記述，多少說明此時有關日本的飲茶資訊已傳入歐洲。1615年，利瑪竇著述的拉丁文版本在奧格斯堡出版，后又相繼出版了法文版三種，拉丁文版四種，西班牙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版各一種，英文摘譯版一種，該著作的廣為傳播促進了西歐對茶文化的進一步了解。

利瑪竇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之后，歐洲傳教士來華人數(shù)逐漸增多，留下的著述中也對茶文化給以關注，曾德昭即是如此。1613年，葡萄牙籍傳教士曾德昭輾轉抵達南京，由此開始傳教歷程，盡管他中間曾返回歐洲，最終還是于1658年卒于廣州。曾德昭撰有《大中國志》，其中對茶文化給以記述：

“主人給賓客安排的座位適合其身份地位，……(賓主)落座之后，即刻端來茶這種飲品，按先后次序逐個遞送。在某些省份，頻頻上茶為表示敬意，但在杭州省則不同，如果上第三次茶，則為暗示客人須告辭了?！?/p>

曾德昭對中國茶俗的了解十分深入，不再像前人局限于飲茶方法、味道等內容，而是更進一步，掌握了飲茶的禮儀內涵，客人需按照社會規(guī)范入座，主人按先后次序敬茶，清代官場廣為流行的習俗“端茶送客”，似乎在杭州已經初現(xiàn)端倪。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出版于1638年，1642年西班牙文摘譯版問世，1643年又有意大利文版出版，1645年后兩種法文譯本問世，1655年出現(xiàn)了英文本?？梢韵胍?，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廣為流傳，其中對飲茶的記述有助于西方深入了解中國茶文化。

傳教士與中西茶葉貿易

傳教士不僅在飲茶資訊西傳過程中擔當了中介，使與東方距離遙遠的西方了解乃至熟悉了這一中國飲品，而且還直接或間接參與到了中西茶貿易之中，為茶葉這一實物在歐洲的傳播奠定了重要基礎。

傳教士之所以能夠在中西茶貿易中擔當重要角色，主要基于特殊的歷史背景。新航路開辟之后，全世界的聯(lián)系日益密切，東西方交通大開，傳教士與歐洲各國的東印度公司乃至私商梯海而來，成為溝通中西的媒介，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傳教士與商界密切聯(lián)系：對傳教士而言，傳教需遠赴重洋，不僅路途遙遠而且花費不菲，需要借助商船提供方便才能成行;對各國的東印度公司以及私商而言，傳教士擁有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對中國較為了解，有些甚至精通漢語，這對發(fā)展商業(yè)具有重要價值。在這一大背景下，傳教士與商界自然而然建立起了聯(lián)系，能夠在茶葉貿易中發(fā)揮重要作用。

比如著名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他為英國倫敦會傳教士，1807年來華時歷經波折，先從倫敦出發(fā)橫跨大洋到達美國紐約，在那里努力尋求幫助，得以乘坐美國同孚洋行的商船，最終“馬禮遜乘坐‘三叉戟號’遠航前往中國，于1807年9月抵達”。在中國拓展傳教事業(yè)絕非易事，馬禮遜雖竭盡全力但仍然難有進展，自1809年起，他因為經濟拮據不堪而難以為繼，不得不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任職：

“在馬禮遜先生與瑪麗小姐結婚的美好日子，東印度公司的大班在婚禮上宣布了任命書，馬禮遜的年薪為500鎊。這可視為較為充足的證據：馬禮遜此時已經較好地掌握了中文。與此同時，由于他具備謹慎堅韌的良好品性，東印度公司才將其安排在這一獨特而辛勞的職位之上?！?/p>

此后，作為英國倫敦會傳教士的馬禮遜不再專職傳教，而是長期擔任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譯，其任職時間長達二十五年之久。由于十八世紀后期至十九世紀前期為茶貿易的迅猛增長期，對英國東印度公司而言堪稱發(fā)展茶葉貿易的關鍵期，根據統(tǒng)計，正是1760至1833年間，茶葉這一原本并不重要的商品，逐漸在公司所購貨物中占據絕對優(yōu)勢，甚至在1825至1833年間，茶葉貿易的價值占公司所有商品價值的比例高達94%。可以想象，馬禮遜擁有的關于中國的豐富知識，其“熟練地掌握了中文”，對促進英國東印度公司茶葉貿易的迅速發(fā)展大有裨益。

再如著名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盧公明，他是于1850年抵達福州，開始了在華傳教的生涯，1864年曾返美修養(yǎng)，1866年即返回香港傳教，1873年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返回美國定居，最終病逝于1880年。作為傳教士，盧公明的在華傳教事業(yè)并不順利，甚至可以說舉步維艱，其本人的生活極為窘迫，經常處于身無分文的悲慘境地，“沒有錢來幫助友人，無力做些善事，無法購置一些書籍、衣物及來自美國的食品，我不想再在這里生活?！?希望自己)不用總是因為工資微薄、支出窘迫而感到無奈”。更加不幸的是，盧公明與家人屢遭疾病打擊，其兩任妻子與年幼的女兒均不治而亡，他自己也飽受疾病折磨，喉嚨疼痛得甚至一度失聲，他的傳教事業(yè)實在難以為繼。經過反復考量，盧公明于1868年投身瓊記洋行，參與到了當時迅猛發(fā)展的中西茶貿易。盧公明并沒有記述自己如何投身茶葉貿易，但在其語言學書籍《英華萃林韻府》的附錄中，他詳細記述了茶行的工作，所列舉的茶行中的分工多達數(shù)十種，顯示出作者對茶葉貿易的熟稔，或許棄教從商并非出于本心，他對自己在商行的具體工作諱莫如深，但從其著作中可以看出，盧公明熟于茶葉貿易，堪稱行家里手。盧公明在瓊記洋行工作期間，這一時期該行茶貿易迅速發(fā)展，盧公明從中發(fā)揮了自己的作用。

傳教士不僅直接投身茶葉貿易，而且其他工作有時亦與中西茶葉貿易有所關聯(lián)。比如馬禮遜，他除了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工作之外，也曾經擔當其他任務，阿美士德使團1816年來華訪問時，馬禮遜作為翻譯發(fā)揮了自己的作用，該使團訪華的根本目的為擴大貿易，對茶葉貿易頗為看重，1816年1月17日，秘密商務委員會致函阿美士德勛爵時，明確提出以茶葉貿易為例說服乾隆皇帝：“現(xiàn)在，每年東印度公司前往廣州的船只……在該地運走大約三千萬磅重的茶葉。該貿易對中國人而言亦非常重要，……可以想見，能夠很好地維持該貿易時，中國政府不會魯莽丟棄。……他們能夠想到，把我們所購茶葉的大部分由其它國家運走，以此削弱我們的地位，可以向他們說明，……英國消費茶葉超過了歐洲其它所有國家，美國的茶葉消費量更小，最終只能是中國受到損失。”

再如德國路德會牧師郭士立，他于1831年來到澳門，不僅曾經投身英國東印度公司，擔任中文翻譯，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茶葉貿易有所貢獻，而且還多次潛入中國沿海，進行航道勘測等非法秘密活動。郭士立曾隨同“阿美士德號”覬覦中國，還成功地抵達了茶貿易重地福州港，在1832年4月22日的日記中記述到：

“……我們昨日才觸摸到陸地，今日已經抵達福州港，黑暗籠罩著大地，難以辨清福州港所處的地形，領港很出色，把我們安全地引導了進來。現(xiàn)在，我們即將到達為歐洲人提供茶葉的重要產地了。茶山四處蔓延開來，這里稻米產量不足，無法滿足本地消費，但是其出口的木頭、茶葉與竹子數(shù)量可觀，足以抵消進口稻米與棉花所需，而且尚有盈余。……”

臨近西方人夢寐以求的茶產區(qū)，郭士立急于進行詳細刺探，但是當?shù)毓賳T對此已經有所戒備，他雖然已經極為接近武夷山區(qū)，但卻無法潛入，后來被迫返航。郭士立對潛入茶產區(qū)念念不忘，伺機再次付諸行動，1834年11月，他又伙同英國鴉片販子戈登伺機潛入武夷茶區(qū)，這次兩人獲得成功，經過考察，他們不僅基本掌握了有關茶樹栽培、病蟲災害的知識，還了解了制茶方法、茶葉銷售等內容，戈登還很有心機地采集了武夷山優(yōu)質茶樹標本，帶走了一定數(shù)量的茶種。第二年，并不滿足于已有成果的郭士立試圖再次秘密潛入，進行進一步了解，但頗為警覺的清軍進行了攔截，使其無功而返。郭士立在茶區(qū)的探險活動，使西方人初步熟悉了武夷山茶區(qū)以及茶學的基本知識，對后來福州成為重要的通商口岸具有重要影響，而福州后來辟為通商口岸很大程度上基于茶貿易，便利了中西茶貿易的進行。

之所以傳教士能夠在商行任職，主要緣于他們精通漢語、熟悉中國的風土人情，當時人才頗為稀缺，商行迫切需要這種極有價值的服務，對傳教士而言，借助商行的職位可以滿足生活所需，曲線實現(xiàn)傳教目的，由于茶葉貿易為商業(yè)公司的主要業(yè)務，傳教士所提供的服務對茶葉貿易的發(fā)展頗有助益，與此同時，傳教士還刺探中國情報，搜集茶學知識，在中外交往中擔任翻譯，這均直接或間接促進了茶葉貿易的發(fā)展。

宗教領袖與飲茶在英國的傳播

隨著傳教士不斷將飲茶資訊傳回西方，茶葉貿易的不斷發(fā)展，飲茶在西歐逐漸流行，在英國尤其如此。新航路開辟后，葡萄牙人率先闖入東南亞，開展利潤豐厚的香料貿易，“通過直接購買并運回大量的胡椒與丁香等香料，葡人變得如此富有，以致與遠比其大和其人口多的王國相比，葡萄牙的財富亦毫不遜色”，由于葡萄牙人主要關注香料貿易，并未真正注意到茶的潛在價值。荷蘭人隨后來到東方進行商業(yè)探險，“荷蘭人運來干鼠尾草，以之交換中國的茶葉，中國人用一磅或四磅茶葉換購一磅鼠尾草，他們將其稱為‘奇妙的歐洲草’，……，由于歐洲人無法大量銷售鼠尾草——就像他們購買茶葉那樣，只能以每磅八便士或十便士的價格購茶”。荷蘭不意間開啟了中西茶貿易，促進了飲茶在歐洲的擴散，飲茶之風在英國影響甚大，后來形成富有特色的英國茶文化。

英國發(fā)生光榮革命之后，瑪麗二世與威廉三世共同擔任國王，瑪麗二世作為詹姆斯二世的長女，她在1667年與荷蘭的威廉成婚，由于當時特殊的政治形勢，兩人共同繼承了英國王位：瑪麗二世既是英國國王又是荷蘭王后，威廉三世既是英國國王又是荷蘭執(zhí)政?，旣惗犁姁埏嫴?，她還極為風雅，經常在宮廷之中舉辦中國式茶會：舉辦活動之時，瑪麗二世特意命令將宮殿布置為中國風格，布置上中國風情的屏風，使用中國進口的茶具甚至名貴的銀器，還擺上頗為先進的移動式茶幾，步入房間，眾人沐浴在想象中的中國氛圍之中，瑪麗二世與一些貴族婦女共同享受飲茶的樂趣。

宮廷牧師J.O.奧文頓對茶也懷有極大興趣，他還于1699年撰寫了小冊子《論茶性與茶品》，根據自己獲得的資訊對茶給以全面介紹，全書共計五個部分：茶樹生長區(qū)的土壤類型與氣候概況;茶葉的不同種類;選擇茶葉的基本原則;保存茶葉的基本方法;茶葉的重要特性。今天讀來，可能覺得書中關于飲茶功用的敘述略帶夸張，奧文頓認為飲茶幾乎能治愈世界上所有的病癥，包括尿砂和眩暈，并且能減肥消脂，消解導致胃部不適的酸水，可以幫助消化、預防痛風、增強食欲，可能更為重要的是飲茶還能提神益思。J.O.奧文頓盡其所能，較為全面地向英國人介紹了飲茶知識，大力鼓吹飲茶的多種益處，對推動飲茶風氣在英國社會的傳播頗有助益。

J.O.奧文頓對飲茶極盡贊美，但宗教界亦有人士對飲茶大加貶斥，典型代表即約翰·韋斯利。約翰·韋斯利為英國著名宗教家，他在十八世紀領導了宗教復興運動，影響極為深遠，對于飲茶，約翰·韋斯利頗為反感，認為飲茶危害甚大——不僅對個人身體有害，而且危害社會。韋斯利在1748年給友人的信件中詳細敘述了自身遭遇：“我無法想象，究竟何種原因導致雙手持續(xù)顫抖，直到意識到：病癥總會在茶早餐后加劇，而停止飲茶大概兩三天此現(xiàn)象會消失。調查顯示：飲茶對于所知的其他一些人，也會產生同樣的不良影響，由此可知，這是飲茶導致的結果之一?！奔s翰·韋斯利進一步論及，他經過仔細觀察發(fā)現(xiàn)，倫敦有很多人士身上呈現(xiàn)出類似的病癥，并且認定這也是飲茶造成惡果，對于某些人士而言，飲茶的確有一定的正面功效，但此類功效飲用英倫本土飲品同樣可以獲得，無需專門飲用來自中國的茶葉，所以韋斯利努力勸誡人們，呼吁眾人停止飲茶。而且在講述完上述病癥后，約翰·韋斯利還更進一步，又詳細論證了飲茶導致的負面的經濟社會影響，認為飲茶不僅危害健康，而且花費不菲，堪稱一種浪費，戒茶后可以省下財物，用于幫助窮人。

表面看來，韋斯利基于飲茶危害健康這一緣由而反對飲茶，而且從其個人行為來看，他自身曾經一度戒茶，不過他并未長期堅持，而是后來又恢復了飲茶習慣，尤其到了晚年的時候，可能因為年老體衰，在星期天早晨韋斯利時常與牧師們一同飲茶，然后主持宗教禮拜活動。由現(xiàn)有材料觀之，韋斯利似乎并沒有因為再次飲茶而發(fā)作手顫癥，他曾經痛陳飲茶有害于健康的說法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韋斯利之所以反對飲茶，或許他在后面所論述的社會經濟因素似乎才是主因。英國十八世紀處于社會劇烈變動期，經濟日益發(fā)展進步，工業(yè)革命快速啟動，但與之相伴的是各種社會問題日益凸顯，社會道德嚴重滑坡。在牛津大學讀書時，約翰·韋斯利關心社會問題，痛心于國教日益腐敗、道德衰落不振的社會現(xiàn)實，強烈的使命感喚起了其強烈的宗教熱情，他和弟弟查理·韋斯利等青年才俊組成了“牛津圣社”，意欲拯救衰落不堪的英國社會，著名的韋斯利宗宗教復興運動由此興起。約翰·韋斯利為非常嚴肅的社會道德家，他提倡嚴格的清教道德，主張勤勉工作與節(jié)儉的生活，因為茶在該時期其進口量較為有限，所以價格較高，如果再配上成套的價格不菲的茶具，多少有些奢侈享受的嫌疑，所以在韋斯利這位嚴肅的宗教家看來，飲茶屬于可恥可惡的奢侈浪費行為，飲茶有悖于嚴肅、有道德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所以他才積極宣傳自己的反茶主張。韋斯利后來之所以恢復飲茶，亦與茶葉價格有關，因為隨著茶葉貿易的迅猛發(fā)展，茶葉價格在十八世紀不斷下降，它逐漸由奢侈品日益轉變?yōu)槿沼孟M品，融入了英國的社會生活，韋斯利也就無須固執(zhí)己見，可以心安理得地與眾人一起飲茶了。韋斯利掀起的反茶運動成為一朵小波瀾，并未真正影響到飲茶在英國的傳播。

結語

新航路開辟開啟了全球交流的新時代，傳教士基于宗教熱情而投入海外傳教事業(yè)，成為推動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們在中國不僅傳播了西方的福音與科學文化，同時將中國文化引入西方，茶文化經克陸茲、門多薩、利瑪竇與曾德昭等人逐漸被呈現(xiàn)到歐洲人眼前，飲茶資訊在西方社會逐漸傳播開來，為其成為中西貿易中的重要商品奠定了基礎。馬禮遜、盧公明與郭士立等，由于擁有語言優(yōu)勢與知識文化的積累，得以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參與茶葉貿易，側身有利于擴大中西茶貿易的相關政治活動，為推動茶貿易發(fā)揮了獨特作用。隨著飲茶資訊的傳播以及中西茶貿易的發(fā)展，飲茶在歐洲各國尤其是英國流行起來，宮廷牧師奧文頓積極宣傳飲茶的益處，宗教領袖韋斯利則因視其為奢侈品而反對飲茶，這些宗教人士影響到了飲茶在西方的傳播。

概而言之，基督宗教既擔當了茶文化西傳的中介，促進了中西茶貿易的發(fā)展，又對飲茶發(fā)表或者支持或者反對的意見，影響到了飲茶的傳播與普及，可以說，基督宗教與茶文化在西方傳播的密切關聯(lián)，值得學界予以關注。

(本文撰寫得到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文化走出去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年度項目《茶文化在英國的傳播與本土化研究》(XTCX150617)資助，特此致謝!)

【作者簡介】劉章才，歷史學博士，山東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曾任韓國蔚山大學客座教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訪問學者，目前主要從事茶文化世界傳播史研究，主持有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英國茶文化研究：1650—1900》等科研項目多項，在《光明日報》(理論版)、Asian Study(韓國)等海內外期刊發(fā)表論文近三十篇。

來源：茶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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