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貿易是文化交流與傳播的重要途徑之一。隋唐時期，中原王朝奉行“積極的對外開放政策”，7世紀中期至8世紀末，由于唐王朝在西域的直接統治，使中西交通的干道“絲綢之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通暢繁榮，中西貿易大為發(fā)展，人員往來也更為頻繁。英國漢學家崔瑞德指出：“通往中亞和西方的各條路線對隋唐來說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它們當然是通商要道，中國人就是通過它們出口絲織品以換取種類繁多的外國貨物。但當中國正處于其世界思想極為盛行、受到的外來影響甚于以前或以后任何時候之際，它們也是主要的文化聯系的環(huán)節(jié)。通過這些路線，許多中國的思想、文化和技術傳到西方?！盵1]P8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種茶、制茶和飲茶的國家。隨著茶的種植區(qū)域和面積擴大，茶制作技藝的提升和種類的增加，茶已經成為上至帝王將相、下至鄉(xiāng)閭庶民的“比屋之飲”，茶文化日益興盛。此時，作為重要日用消費品的茶、以及飲茶的文化也伴隨中西貿易的繁榮逐漸西傳，深入亞洲腹地，為茶葉風靡世界開啟先河。
“亞洲腹地”作為一個地理概念的提出，來自探險家斯坦因，他在1928年出版的《亞洲腹地考古圖記》，其中主要涉及的區(qū)域包括：東迄河西走廊，經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至阿姆河上游和伊朗；南自興都庫什山，經準噶爾，北達內蒙古西部地區(qū)[2]P4。本文借用此概念，認為亞洲腹地包括中國西北地區(qū)和中亞地區(qū)。《中亞古國史》載，“自遠古時代,若干中國的植物,如桃及杏等,就已由中亞及波斯西傳到歐洲。更后則其他中國植物如大黃、姜及茶等,亦為運入西方備受歡迎的物品?！盵3]P21
01絲路勃興：中原地區(qū)與亞洲腹地的交通
唐朝中央政府不僅對外實行積極主動地外交政策，也在前朝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了對西北乃至西域地區(qū)經略，以期達到對外友好交往與和平通商的目的。唐朝初年，唐太宗先后派兵打擊了威脅和阻礙絲綢之路交通、貿易的突厥、吐谷渾舊部、麴氏高昌政權，設置西伊州（公元632年改稱“伊州”）、西州、庭州，并設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城。唐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安西都護府遷至龜茲；翌年，又設置龜茲、焉耆、于闐、疏勒4個軍鎮(zhèn)。劉統在《唐代羈縻府州研究》中指出，唐朝為了保證邊疆地區(qū)的長期穩(wěn)定，又在安西地區(qū)內的部落、城鎮(zhèn)基礎上建立起大宛都督府、康居都督府、南謐州、貴霜州、木鹿州等多個羈縻府州作為都護府的外圍防御體系，皆隸屬安西都護府節(jié)制。到702年，安西都護府被一分為二，另設北庭都護府（治庭州）統轄天山、錫爾河一線以北草原地區(qū)的游牧民族，而安西都護府則統轄天山南麓各綠洲的城郭諸國[4]P17?？梢哉f，唐王朝對西北乃至西域的經略，尤其是安西、北庭都護府的建立并推行一系列政治、經濟制度和政策等，為唐朝發(fā)展與中亞、西亞等地區(qū)的經濟與文化交流奠定了穩(wěn)固基礎。
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實行較為開明的政策、制度和措施，促進國內生產力和經濟等進一步發(fā)展，尤以盛唐時期最為突出。唐人所著《開天傳信記》盛贊這一時期：“河清海宴，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自開遠門西行，亙地萬余里。入河湟之賦稅，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余萬，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5]P2
隨著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手工業(yè)和商品經濟、都市等也有了巨大進步與發(fā)展，這為商品經濟的流通與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才有可能吸引絲綢之路沿線上各國、各地區(qū)與中國進行貿易并持續(xù)繁榮[6]P24。飲茶之風在中原盛行，也逐漸影響了西北邊疆的少數民族，“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之中原，流于塞外”。茶葉成為絲綢之路貿易的大宗商品，回鶻、吐蕃等入中原，皆“大驅名馬市茶而歸”[7]P47，從而刺激了茶葉生產，“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余萬貫”[8]P672。唐貞元年間以十稅一率征收茶稅，茶稅每歲收入高達40萬緡之多。到唐朝后期，茶業(yè)規(guī)模愈大，茶利收入增加一倍以上。而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唐朝都市和商鎮(zhèn)數量劇增，尤其是中小市鎮(zhèn)增多。如西北地區(qū)絲路沿途的城市幾乎全是仰賴商品貿易而產生發(fā)展的。《資治通鑒》記載：“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9]（卷198p6919）同時，在西北絲路沿線還出現了一些較大的城市，商貿貨物充足。北庭都護府治所庭州、安西都護府治所的高昌或龜茲，也是人口眾多的大城市，經濟、文化都比較發(fā)達?！杜f唐書》載，高昌“厥土良沃，谷麥歲再熟，有葡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疊，國人采其花，織以為布。有文字，知書計，所置官亦采中國之號焉”。[10]P5293-5294
陸上絲綢之路在唐代擴展十分明顯，形成了發(fā)達的對外交通道路網絡。其一，從安西（今庫車）向西，沿塔里木河、阿克蘇河、托什干河方向至烏什、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之托克馬克），到達怛邏斯城（今哈薩克斯坦之江布爾），再向西與中亞撒馬爾罕等地相連。其二，從敦煌向西，沿天山北麓西行至北庭之輪臺（今烏魯木齊以北）、弓月城（今霍城西北），至碎葉、與上道匯合，基本上是沿著西北絲路北道前行。從西部東來的胡商，則大多從呼羅珊的木鹿到阿穆勒，渡過烏滸水到布哈拉，經庫克而到撒馬爾罕[11]P34。安史之亂以后，因吐蕃占據了塔里木盆地及河西隴右地區(qū)，傳統絲綢之路受阻，絲路北移，地處漠北的回鶻路成為中原與西域間主要通路和中西方交通要沖。《新唐書·李德裕傳》載：“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右出玉門”，“自艱難已后，河隴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回紇路去。”[12]（卷174，P4523）其路線大致沿秦時直道到達天德軍（今巴彥淖爾市），再至回鶻牙帳（即唐安北都護府，今哈拉和林），然后入伊州（今哈密），至高昌（今吐魯番），通往西域。
此外，唐朝還積極發(fā)展驛傳制度，在中原內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qū)及絲綢之路沿線地區(qū)均十分完備，以保證陸上絲綢之路沿線的交通順暢。據《唐六典》記載，唐朝全國共有驛站1639所，其中有水驛260所、陸驛1297所、水陸相兼所86個。[13]P163這些驛所設有驛長，配置驛馬、驛船。每個陸驛之間大約相距30里。其中，從長安通往西域的主要交通要道上均設有驛館，有專門的“捉館官”負責，供給過路商人、官員食宿和牲畜草料，大大便利了商隊、官吏、僧侶等在絲路上的往來交通[14]P107。有的館驛明確記載是為絲路貿易或與周邊各族各國交通所用的，如《資治通鑒》載：“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為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于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上皆許之?！盵9]（卷198，P6245）
02茶葉西行：粟特、回鶻商人的絲路貿易與茶葉傳播
在隋唐時期，絲綢之路上最活躍、最積極的商旅民族莫過于中亞的粟特人。粟特人發(fā)源于中亞錫爾河、阿姆河流域間澤拉夫善河的綠洲地區(qū)，位于絲綢之路的中樞、中亞與西亞間的咽喉要地。上述地區(qū)與中國之間的交流和往來具有悠久的歷史。有明確記載的官方交往始于西漢。當時的粟特為康居國屬地，與中原王朝保持了數百年往來，粟特人建立了繁華的商業(yè)文明，撒馬爾罕等城市是歐洲大陸商業(yè)貿易路線的交匯點。粟特人在中亞綠洲地區(qū)建立的國家甚多，如以瑪拉干達、阿芙拉西阿卜等中心城鎮(zhèn)為前身形成的撒馬爾罕是漢文典籍中的“薩末建”或康國；以瓦拉赫沙、阿濫謐等城鎮(zhèn)為前身形成的布哈拉，是為漢文典籍中的捕喝（布豁）或安國。此外，還有著名城邦“蘇對沙那”（即唐朝時的東曹國）、“弭秣賀”（即唐朝時的米國）、“赫時（者舌、柘支赭支）”（即唐朝時的石國），等等。這些國家以經商為主，兼顧半農半牧，掌握了較高的農業(yè)灌溉技術，使得粟特人能夠長久立足于絲綢之路上砂磧干旱地區(qū)之間的一些綠洲地帶。自公元前4至公元前3世紀，粟特人即已開始探索前往中國的路線；南北朝以來，粟特商人開始活躍于中原與西域之間；唐朝時期，粟特商人進一步向東發(fā)展，在當時的疏勒、于闐、西州、敦煌、肅州、甘州、涼州、長安、洛陽等地都形成了規(guī)模較大的移民聚落。[15]P27-86粟特人不僅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以及中原各地從事商貿活動，他們的更經由長安、洛陽向東北進入靈州、云州、并州和幽州等地。粟特商隊是中國和中亞、中國和印度、中國和北方民族之間貿易的主要承擔者，“作為絲綢之路上的商業(yè)民族，粟特人把東西方物質文化中的精粹，轉運到相互需要的一方”。
回鶻源自鐵勒，鐵勒又源自匈奴統治下的丁零部落，公元4世紀—5世紀時主要聚居在漠色楞格河流域，以游牧為生。公元629年，回鶻首領菩薩遣使入唐朝貢。開元年間，回鶻汗國建立，并在安史之亂中與唐軍結盟，出兵助唐收復長安、洛陽等地，唐朝先后嫁多位公主于回鶻可汗、以結和親，歷代回鶻可汗都接受唐朝的冊封。公元840年，回鶻汗國滅亡，部眾西遷后分為3支：一支先后以河西走廊的甘州和沙洲為中心，先后建立甘州回鶻、沙洲回鶻；一支遷至中亞葛邏祿統治區(qū)，建立哈喇汗王朝；第三支以高昌、北庭為中心建立的高昌回鶻王國。[16]P5-7不難看出，回鶻諸部西遷后建立的國家均在唐朝絲綢之路沿線，從河西走廊、高昌延伸到了中亞腹地。隨著與唐朝經濟聯系的加強，回鶻的社會經濟受中原地區(qū)的影響日漸深刻，農業(yè)、商業(yè)和手工業(yè)得到一定發(fā)展。而粟特人作為絲綢之路上重要的流動族群之一，自回鶻汗國建立伊始就在汗國的經濟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粟特人代表回鶻汗國與唐朝進行商業(yè)活動?；佞X作為絲綢之路的樞紐與中轉站，來自東西方的商旅都要在此停留，此后在回鶻人中興起了經商之風，“回鶻族就和中亞粟特商人一起，日夜奔馳于從漠北經北庭都護府（今吉木薩爾）、伊犁、碎葉通往河中的地區(qū)的絲綢之路上，創(chuàng)造了絲綢之路的黃金時代”[17]30。商業(yè)經濟和貿易經濟逐漸成為回鶻汗國的主要收入來源。在回鶻商人參與的東西間貿易活動中，唐朝政府與回鶻間的茶馬貿易是不可忽視的部分?；佞X人從唐內地換回大量的絲絹、茶葉,除自身需要外,主要遠銷中亞各地,他們甚至不惜放棄自己的宗教(指改奉薩滿教為摩尼教)以取悅于經商高手粟特人來打開絹、茶在中亞的銷路[18]P101-106。
唐代，茶樹已經普遍實現了人工栽培種植。據陸羽《茶經》記載，全國種植茶樹的區(qū)域已遍及42個州郡，劃定了山南、淮南、浙西、劍南、浙東、黔中、江南、嶺南等8大茶區(qū)。陳椽先生在《茶業(yè)通史》估算出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年）全國產茶200萬市擔，人均達到3.64斤；并指出制茶工藝有了新的突破，發(fā)明了蒸青制茶法，制作餅茶或團茶，茶葉成為人民喜愛的飲品[19]55-57。制茶行業(yè)日益發(fā)達，產茶區(qū)遍布南方。陸羽《茶經》載：“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眾。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芽，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筍，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月、芳蕊、茱英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灉州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筍，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黃芽，蘄州有蘄門團黃，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20]P60這里記載的僅僅是江淮、巴蜀、嶺南等名茶產地，至于一般茶園不可勝數。唐朝的制茶業(yè)已經專業(yè)化、規(guī)?；?、商品化。例如安徽祁門茶區(qū)“千里之內，業(yè)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愈于諸方。每歲二三月，赍銀緡繒素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21]P8430-8431
茶有著生津止渴助消化的功效，對于食酪飲乳的游牧民族來說是最好的佐食飲料，備受青睞。《唐會要》記載：“茶為食物，無異米鹽，人之所資，遠近同俗，既祛渴乏，難舍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切?！盵22]P1546清康熙年間編纂的類書《格致鏡原》記載：“茶之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葉而關系國家大經?！盵23](卷21)絲綢之路沿線游牧民族人口眾多，而自8世紀開始茶便成為重要的商品之一，茶葉貿易興盛，茶文化在前文提到的絲綢之路安西入西域道、大同云中道和回鶻道傳播，逐漸進入中亞腹地，前者是唐朝國際交往的西線，后兩者是唐朝與回鶻、突厥等的交往線路。根據榮新江等人的研究總結，這些路線上最為活躍的就是粟特商隊[24]136-178，他們的主要將西來的商品在長安、洛陽等地販售后，又將茶與絲綢等帶著濃郁東方氣質的商品，一是經原州(固原)進入河西走廊至敦煌，再由敦煌的中轉進入西域的高昌（吐魯番)、焉耆、龜茲(庫車)等，于疏勒翻越蔥嶺，進入中亞各地；二是經靈州(靈武西南)、并州(太原)、云州(大同東)乃至幽州(北京)、營州(朝陽)，進入回鶻牙帳，傳播至漠北深處。
茶入中亞，最重要的路線之一就是途經河西走廊至西域，敦煌地區(qū)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節(jié)點?！抖鼗臀墨I?茶酒論》中將當時茶葉的貿易繁榮景象描述為“浮梁歙州，萬國來求。蜀川（山）流（蒙）頂，其（登）山驀嶺。舒城太湖，買婢買奴。越郡余杭，金帛為囊。素紫天子，人間亦少。商客來求，船車塞紹”[25]p435。敦煌文獻中已有茶具記載，敦煌沙洲某寺交割目錄點檢文書中（敦煌文書P.2613）有記載：“柒兩弗臨銀盞壹，并底。叁兩肆錢銀盞壹，肆兩伍銀盞壹，肆兩銀盞壹?！盵26]P9這里的銀盞可能是一種較為高級的茶具，因為它有“底”。銀茶具在唐朝是一種高級茶具，在法門寺出土的貢品中就有銀茶具和烹茶撥火的銀火筷。敦煌寺院中保存有這樣高級的茶具，說明在當時的敦煌喝茶是一種高雅的行為，寺院的僧侶也時常喝茶。
新疆吐魯番（唐時為高昌）作為當時西域的重要區(qū)域，茶葉貿易與飲茶之風同樣也已經傳播至此。據考古發(fā)現，吐魯番阿斯塔納那唐墓出土文物中，絹畫《圍棋仕女圖》中便畫有一個手捧茶托端茶獻茶的侍女。圖中的奉茶侍女，頭梳丫鬟髻，額間裝飾花鈿，身著藍色印花圓領長袍，雙手托盞，表現了侍女為弈棋的主人進茶的情景。[27]p85-90而唐朝時茶入回鶻也有史料可證?！缎绿茣?陸羽傳》載：“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其后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盵12]（卷196，P5612）吐魯番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喀喇楚克的遺言》中，出現了“一個茶盅（茶杯），兩把（涂過）漆的小勺子，六雙漆筷子，十雙紅筷子”的記載[28]p299，這是生活在10-11世紀的回鶻人喀喇楚克臨終時留給兒子的遺物，其間第一次出現了回鶻文的“茶”字，這里的茶盅確定無疑是用來飲茶的專用器具。從遺物的數量和價值來看，喀喇楚克的身份應為普通百姓，由此可以說明茶成為了回鶻人的日常飲品，更是茶飲生活在西域傳播的實證。此外，在歷史上粟特人居住的蔥嶺（帕米爾高原）以西的廣袤區(qū)域，多個語言中都有“茶”，且發(fā)音也與漢語相近，如茶在哈薩克語中稱為xay,在吉爾吉斯語中稱為tsay,塔吉克語中稱為cairy,這說明華夏飲茶習俗早已隨粟特人傳播到了中亞地區(qū)[29]102。
03結論
唐代絲綢之路更加通達繁榮、成為唐朝中央政府經略西域和發(fā)展與西亞及歐洲經濟文化交流的交通干道，基于對眾多歷史典籍、方志、筆記的研究，通過對唐王朝對西域地區(qū)的統治與建設、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唐王朝與西域的交通路線與制度等三個方面的考察，梳理出茶葉傳播的基礎條件：一是隋唐時期強盛的中原王朝加強了對西域地區(qū)的經略與治理，帶來了絲路的通暢與沿線的穩(wěn)定與繁榮，這是絲路商品的流通的前提；二是唐代飲茶之風遍及南北，形成了成熟的茶葉消費市場，茶的種植、制作、銷售成為社會經濟重要組成部分，這是茶葉得以西傳的基礎；三是唐代驛傳制度的完善，使絲路的交通更加便捷與安全，客觀上激發(fā)了以粟特、回鶻為首的商業(yè)民族的積極性，商品流通更加頻繁而廣泛，這是茶葉西傳的保障。
公元8—11世紀隨粟特、回鶻等民族在西北絲綢之路沿線的貿易活動，茶葉得以逐漸西傳，從茶向外傳播的具體路徑來看，通過絲綢之路，經河西走廊至敦煌，再由敦煌進入西域的高昌，翻越蔥嶺后進入河中地區(qū)，也就是今天的中亞各地。粟特人與回鶻人是隋唐時期陸上絲路的極為活躍者，他們通過大量商業(yè)貿易活動聯結了東西方，茶葉也因由頻繁密切的商業(yè)活動而進入西域所在的亞洲腹地，甚至傳播至更遠的西方。
劉軍麗，四川旅游學院教授，長期從事飲食文化應用與傳播、飲食史、烹飪理論、川菜標準化與國際化研究。2010年開始，曾多次赴河西走廊、新疆調查絲綢之路沿線飲食文化傳播情況，并主持國家社科項目子課題“西北絲綢之路與華夏飲食文明傳播”。四川博物院注冊志愿者，2012年起在四川博物館開展公益文物講解公眾，服務觀眾數萬人，2019年獲得全國十佳博物館志愿者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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