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茶在世界傳播的歷史

陸羽《茶經(jīng)》書影

茶，是中國對世界貢獻的最重要的飲品。關(guān)于茶葉和飲茶習俗西傳的問題，一直是學界關(guān)注的焦點。已有研究表明，唐代茶已傳入吐蕃和回鶻，五代宋遼金元時期，漢人周邊的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人民也逐漸形成了飲茶的習俗。最遲至15世紀時，茶葉已較大量地傳入中、西亞地區(qū)了。17世紀以后，歐洲人將茶葉作為飲品原料大量地從中國進口。中國茶向西傳播的歷史雖然大體能夠勾勒出脈絡，但15世紀以前茶葉在西域以西地區(qū)的流傳情況還缺乏明確的證據(jù)，只模糊地知道，波斯、阿拉伯人接觸茶葉的時間是很早的，但飲茶習慣的形成則要晚得多。本文將利用中古時代波斯、阿拉伯文文獻，同時結(jié)合漢文史料記載，考察中國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區(qū)的早期(10—15世紀)傳播歷史，兼論契丹、吐蕃和蒙古人在茶葉西傳過程中所起的媒介作用。

一、關(guān)于中國茶的最早記載

目前已知波斯、阿拉伯史料關(guān)于中國茶的最早記載是9世紀成書的阿拉伯文文獻《中國印度見聞錄》(Akhba?r al-?īn wa al-Hind)：

國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國的鹽稅以及泡開水喝的一種干草稅。在各個城市里，這種干草葉售價都很高，中國人稱這種草葉叫“茶”(sa?kh)。此種干草葉比苜蓿的葉子還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開水沖喝，治百病?！踩祟^稅、〕鹽稅和這種植物稅就是國王的全部財富。

多數(shù)研究者認為，這條記載僅能代表穆斯林旅行家蘇萊曼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并不能證明當時茶已經(jīng)西傳到波斯、阿拉伯地區(qū)。其中記載的“茶”的名稱sa?kh，語源不明。

除了這條文獻外，長期以來為學者所知曉的就只有10—11世紀波斯大學者比魯尼(Abū Rayh?a?n Muh?ammad b. Ah?mad Bīrūnī)關(guān)于中國茶的記載了。20世紀初歐美東方學家引用他的記載時，多利用德國文獻學家克倫科(F. Krenkow)編輯的比魯尼《中國見聞錄》(Nubadh fī Akhba?r al-?īn)，其中將中國茶稱作ja?。我國黃時鑒先生后將此“ja?”與藏語“茶”的讀音ja聯(lián)系起來，嘗試構(gòu)擬藏語ja > 阿拉伯語ja?的假設(shè)，同時指出亦有語言學家認為阿拉伯語的“茶”是從波斯語借入的。筆者認為，比魯尼筆下的ja?并非阿拉伯語，而是用阿拉伯文書寫的波斯語cha?。比魯尼的著作雖是用阿拉伯文寫成的，但他本人卻是波斯人，因此他對兩種語言都十分精通。由于阿拉伯文中沒有ch這個字母，會經(jīng)常把波斯文ch寫成j。因此，比魯尼用阿拉伯文記載的ja?，完全等同于波斯語的cha?。

20世紀后期，隨著西方學者對波斯、阿拉伯文文獻研究的不斷深入，比魯尼的集大成著作《醫(yī)藥書》(Kita?b al-?aydana)被整理刊布出來，其中有一條專門的詞條對中國茶作了介紹，在這里“茶”被清楚地寫作cha?。

茶(cha?)，大食人用阿拉伯語讀作?a?。這是一種生長在中國(al-?īn)的植物。

〔據(jù)說茶是漢語詞匯，指生長在當?shù)馗吆０蔚貐^(qū)的一種草本，在契丹(Khat?a?，即北中國)和泥婆羅(Nipa?l，即尼泊爾)也有種植。根據(jù)顏色的不同，茶可分為：白茶、綠茶、紫茶、灰茶和黑茶。白茶是最上等的，它的葉片細長而芳香，比其他所有種類都更有益于人體，白茶極為珍稀而難得。其次是綠茶、紫茶、灰茶和黑茶各種?！?/p>

人們烹煮茶葉，曬干后貯存于方罐中。需要的時候放入熱水中制成舍里八(sharbat)飲用。舍里八還是一種藥物，但沒有藥物的害處，很有益處。它可以當水喝，但猶擅解酒。因此它被販運到了吐蕃，因為當?shù)厝擞行锞频牧晳T，沒有哪種藥比茶更能解酒了。那些販運茶葉到吐蕃之地的人，只愿意用麝香來交換。

《中國見聞錄》(Akhba?r al-?īn)一書記載，〔30包茶葉價值1迪拉姆(dirham)，其味甜而酸。煮沸后，酸味就沒有了?！巢枞~比紅豆草細長，味道也更佳，但有一點苦。當把它煮沸后，苦味就出來了。茶葉在鮮嫩的時候放在一起搓揉、搗碎。放入熱水中，空腹喝下，能夠降火清血。

有人去過中國出產(chǎn)茶葉的地方，說那個國家的君王住在揚州(Yanjū)城，城中有大河穿過，如報達(今譯巴格達)城中的底格里斯河一般。河兩岸遍布酒坊、燒窯和店鋪。人們聚在那里喝茶，就像在印度人們在特定的地方飲食大麻一樣?！材抢锏膰跏杖∪祟^稅，〕人民禁止買賣茶葉，因為茶〔和酒〕皆歸國王所有。他們的法律規(guī)定茶葉為專營，若有人未得國王許可販賣鹽或茶，就會以盜賊論處，而在那里盜賊會被處死，他的肉要被吃掉。

那些地方的稅款納入國庫，其利潤可比金、銀礦之所出。

《藥理學》(Qara?ba?dīn)記載說，茶是一種植物，出產(chǎn)自秦(中國)。在那里茶被制成圓餅，販運到周邊地區(qū)。這些藥學著作還記載了茶葉的起源：秦國的君主對一個侍臣發(fā)怒了，遂將他驅(qū)逐出城，趕到荒山中度日。侍臣〔感發(fā)高燒，〕臉色蒼白、身體虛弱。一日，他拖著虛弱之軀在山谷中跋涉，饑餓萬分。他見到的只有茶樹，便把茶葉吃了下去。過了一段時間，〔發(fā)燒痊愈了，〕他的健康狀況和臉色都有所改善。就這樣堅持下來，他的力氣增強了，臉色變好了。

君主的另一位近侍偶然經(jīng)過，看到了他身上發(fā)生的顯著變化，就向君主匯報了此事。君主對此甚感詫異，召回這位被流放的臣子來到御前。當君主看見他時，由于他展現(xiàn)出的巨大的變化，君主〔一時〕沒有認出他，直到問他的情況時，才認出是他?！簿骺吹剿或?qū)逐之前一樣健康，非常高興，便詢問他是如何康復的?！秤谑沁@位侍臣就講述了自己的奇遇，并介紹了茶葉的神奇特性?！簿麟S即下令查驗這些茶葉，〕醫(yī)師們用它來試驗，弄清了茶的益處，并開始用它制作藥物。

比魯尼的這條記載向我們展現(xiàn)了10—11世紀的波斯學者對中國茶的了解程度。比魯尼關(guān)于茶的知識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前人記載，二是源于他自己的見聞知識。很明顯，其記載后半部分的逸聞故事是引自前人著述，作者也標明了出處;而前半部分記載則更像是他自己的見聞知識。首先，他記載了茶葉的產(chǎn)地，除秦外，還有契丹和泥婆羅。比魯尼的時代，契丹已經(jīng)在中國北方建立了政權(quán)，如果這條記載抄本上沒有問題的話，那么可以知道當時中國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已然為波斯、阿拉伯地區(qū)所獲知。

此外，引文中關(guān)于吐蕃與中原王朝茶葉貿(mào)易的記述格外值得注意。這段描述反映的是宋朝與吐蕃之間茶馬貿(mào)易的情況。漢蕃之間的茶馬貿(mào)易自唐代就已經(jīng)開始，到了北宋時尤為興盛，吐蕃是宋朝實施茶馬貿(mào)易的主要對象。而波斯人比魯尼得聞這條信息的渠道頗含深意。根據(jù)漢文史料的記載，吐蕃諸部通過向宋朝進貢方物來換取茶葉，仔細檢看吐蕃諸部的貢物種類，便會發(fā)現(xiàn)其中含有許多非吐蕃土產(chǎn)的域外之物。如熙寧十年(1077)西蕃邈川首領(lǐng)董氈向宋朝進貢珍珠、乳香、象牙、玉石、馬匹;元祐元年，董氈又貢乳香。珍珠、乳香、象牙、玉石，皆非吐蕃土產(chǎn)，其中的乳香則是波斯、阿拉伯的特產(chǎn)香料，這說明吐蕃與波斯、阿拉伯地區(qū)之間存在著直接或間接的貿(mào)易往來。結(jié)合比魯尼記載的吐蕃信息，證實了兩地區(qū)間存在的交往交流。那么，波斯、阿拉伯的乳香如果能通過吐蕃進入中原漢地，那么理論上，漢地的茶葉也完全可能通過吐蕃傳入伊朗。

《宋會要輯稿》載：“光堯皇帝建炎三年(1129)三月七日，宰臣進呈張浚奏：大食國遣使進奉珠玉寶貝等物，已至熙州。上宣諭曰‘：大觀、宣和間，茶馬之政廢，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馬政廢缺，武備不修，致胡虜亂華，危弱之甚。今若復捐數(shù)十萬緡貿(mào)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yǎng)戰(zhàn)士?宜以禮贈賄而謝遣之。’”黃時鑒對這段記載中北宋茶馬貿(mào)易的對象“大食國”是否指波斯、阿拉伯表示懷疑。筆者認同波斯、阿拉伯與宋朝直接發(fā)生聯(lián)系的可能性較低。從比魯尼的記載亦可看出，10—13世紀東西陸路交通阻隔，波斯、阿拉伯地區(qū)對中國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的了解，要超過對漢族政權(quán)的了解。比魯尼關(guān)于“中國茶”的記載表明，他掌握的契丹、吐蕃的知識是“新鮮”的，而對中原王朝情況的記載則全是抄襲前人的“舊事”。由此可見，這一時期中國茶知識的西傳，更多得力于漢族周邊少數(shù)民族的貢獻。

在比魯尼的這條材料之后，茶在波斯、阿拉伯文獻中似乎又消失了，勞費爾對此感到十分困惑。但筆者認為，關(guān)于茶的記載一定是存在的，按照比魯尼所言，在他之前的阿拉伯醫(yī)學書籍就已經(jīng)記載了茶葉的功效了，這表明關(guān)于茶的記載不會少。那么這些記載無跡可尋的原因，會不會是因為波斯、阿拉伯人另有其他的稱謂來稱呼茶，致使我們沒有辨認出來呢?

二、茶在波斯、阿拉伯文獻中的別稱

12—13世紀波斯植物學家伊本·拜塔爾(Ibn al-Bayta?r)在他的《藥草志》中摘引10世紀末的伊本·盧德萬(Ibn Ru?va?n)的記載，介紹了一種名為sha?h-i Chīnī的藥物：

我們得到的這種藥，呈片狀，黑而且薄，是用某種植物的汁配制而成的。該藥似降溫劑，能治療發(fā)燒引起的頭痛和發(fā)炎腫塊。根據(jù)這種情況，人們常常將其研成粉劑，撒在病灶。

14世紀初波斯史學家拉施都丁(Rashīd al-Dīn Fa?l Alla?h Hamada?nī)在其《史集·忻都、信德與怯失迷兒史》(Ja?mi? al-Tava?rīkh: Ta?rīkh-i Hind va Sind va Kishmīr)中也提到此物：

在馬八兒地區(qū)，由于空氣污濁，食物容易變質(zhì)，人如果吃放了半天的飯，就會死亡。因此，人們把飯和sha?h-i Chīnī、大麥殼一起烹煮后食用。

同時代地理學家迪馬士基(Shams al-Dīn al-An?a?rī al-Dimas?hqī)的《陸地與海洋的奇跡》(Nukhbat alDahr fī ?Aja??ib al-Barr wa al-Ba?r)記載，在中國海域的一個島上，有大量的肉豆蔻、核桃、丁香、肉桂和sha?h ?īnī。sha?h ?īnī的葉片類似蔞葉，它的汁液類似爪哇香的汁液。

以上幾種文獻中出現(xiàn)的Sha?h-i Chīnī(波斯語)和Sha?h ?īnī(阿拉伯語)的字面意思都是“中國之王”，那么這是一種什么物質(zhì)呢?前人學者沒有給出明確答案。但筆者在拉施都丁的農(nóng)學著作《跡象與生命》(āsa?r va A?ya??)“茶”詞條中，找到了線索。

關(guān)于茶樹的知識

按照我們這里的醫(yī)生〔的說法〕，它被稱作“中國之王”(shah-i KHLQ)，蠻子話和契丹話稱之為“茶”(cha)。

它生長在蠻子——也就是秦(Chīn)的一些地方，在QM jū地區(qū)的所有山林荒野中也都生長。樹木大小與桃金娘樹相似，葉片形似石榴葉，但較之略小，全部為綠色。采摘茶樹葉片，將其放入鍋中以蒸汽焙炒，再放在太陽下曬干。如果能使它免于受潮的話，其功效可以保持好幾年。

茶葉作為商品被運至秦和契丹各地，〔那里〕人們飲茶甚多。茶是一種大宗貿(mào)易品，從茶葉貿(mào)易中可獲取豐厚利潤，但在忻都斯坦人們很少飲食。

在屬于契丹之地的秦州(Chīn chīū)，有另外一種茶，其樹木更加高大，葉片也更大，只比橘樹的葉子略小，厚度則差不多。在那里按照租契的規(guī)定，〔承租者〕每年要向官府納稅。人們不能隨意出售茶葉。每人允許販運的茶葉數(shù)量，以及根據(jù)租契需要交納的茶葉數(shù)量，都有規(guī)定。

根據(jù)泡出的汁液的不同，茶葉可分為：御茶、中檔茶和普通茶。御茶是將麝香、樟腦及其他配料與茶葉混合在一塊壓制而成的，有專門的官員監(jiān)制。將茶葉用磨石碾碎，像〔碾磨〕海娜花(h?ana?)那樣，然后用篩子篩好，再用紙卷包裹起來，在上面蓋上官印，以繳納商稅(Tamgha?)。任何人不繳稅就不能販賣，違者獲罪。就這樣茶葉用紙包著被運往各地，它是一種大宗商品。它的口味和功效〔能一直保持〕。

有一種我們稱為“茶”的最早的茶(cha?y-i avvalīn)，是一種野生的茶葉，那種茶也要繳稅。但生長在荒野上的茶無需租契，任人隨意采摘。

忽必烈合罕下令將茶樹運至契丹之地，栽種在花園中，茶樹長大后，任何想栽種茶樹的人皆可移植。茶樹不論在熱帶還是寒帶都能生長。合罕在汗八里附近的中都城種植茶樹，那里就屬寒帶。這種茶樹開黃色的花朵，大小如桃花，種子如鷹嘴豆般大，呈黃色。

栽種此樹，可通過播種、扦插和栽種幼苗的方法，每種皆能成活。用浴室排出的污水澆灌其根部，能使樹木快速、茁壯地成長。

在生長“晚茶”(cha?y-i a?kharīn)的地方，生活著能產(chǎn)麝香的麝鹿，它們以芳香的樹枝和草料為食，如甘松等。

這段記載第一句就指明，波斯醫(yī)生稱為sha?h-i Khita?y的東西，中國話稱為cha。這表明，茶除了音譯cha之外，還有另一個稱謂，叫作sha?h-i Khita?y，而這個sha?h-i Khita?y才是波斯人稱呼茶的更加常用的名字。sha?h-i khita?y字面意思也是“中國之王”，這顯然是一種意譯，反映出波斯人對中國茶的價值的總體評判。外來物品同時擁有音譯和意譯兩個名稱的現(xiàn)象很常見，例如在現(xiàn)代漢語中，“芝士”(cheese)和“奶酪”、“撲克”(poker)和“紙牌”都是這樣的命名邏輯。

無論是波斯語sha?h-i Chīnī和sha?h-i Khita?y，還是阿拉伯語sha?h ?īnī，其含義都是一樣的，所指的事物也應一致。且根據(jù)前文所引文獻對“中國之王”的描述，很像是一種茶葉的加工品。伊本·拜塔爾描述說，它是黑色的薄片，可以碾碎外敷，功效是清熱消炎。唐宋時期中國流行一種叫做蠟茶或蠟面茶的茶餅，是在茶葉中加入香料膏油后壓制成餅?！蹲C類本草》中記載了皮膚上生瘡，可以將蠟面茶研磨成粉末后外敷于瘡口的方子，與伊本·拜塔爾所述頗為契合。而《史集·忻都、信德與怯失迷兒史》和迪馬士基的描述皆指出“中國之王”在熱帶地區(qū)的應用，這與茶清熱降火的性質(zhì)有關(guān)。

三、蒙元時期中國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區(qū)的流傳

波斯農(nóng)書《跡象與生命》中關(guān)于茶的記載代表了蒙元時代波斯、阿拉伯人對中國茶知識最全面的了解。其記載主要包含五方面內(nèi)容：

第一，該書首次將茶的音譯和意譯兩種稱謂聯(lián)系起來，把新舊名稱作了勘同。

第二，該書首次較詳細地記錄了茶葉在中國的產(chǎn)地：蠻子田地(南中國)的QM Jīū和契丹之地(北中國)的Chīn Jīū。

QM Jīū，從對音上判斷，可與“甘州”“劍州”和“贛州”(kam t?i?u)對應。但從產(chǎn)茶角度來看，甘州可以被排除，劍州和贛州皆在元代產(chǎn)茶區(qū)內(nèi);但拉施都丁指出此地屬于蠻子田地，那么劍州就也應被排除，因為劍州地處四川，元時屬于漢地，即拉施都丁所說的契丹之地，而不在蠻子地區(qū)內(nèi)。因此，只有贛州較為符合。

若從元朝茶葉生產(chǎn)的實際情況來看，QM Jīū也有可能指的是建州(ki?n t?i?u)，只是在對音方面，不太契合。建州是唐代的地名，元時稱建寧路。波斯語文獻記錄中國地名時，常常只取第一個字，再加上一個“州”字，所以將“建寧”簡稱作“建州”亦為合理。此地自唐代至元代，一直是中國最著名的茶葉產(chǎn)區(qū)，當?shù)厮a(chǎn)茶葉有“建茶”之稱，也是朝廷指定的主要貢茶品種。元朝在此設(shè)有“建寧北苑武夷茶場提舉所”，“掌歲貢茶芽”。

Chīn chīū，王一丹教授認為是“秦州”，秦州元代屬陜西省，宋代在此設(shè)榷茶司，明代設(shè)茶馬司，控制對西番的茶葉貿(mào)易。川陜一帶出產(chǎn)的川茶可由秦州販運至西番，可能就是Chīn chīū之所指。

第三，該書詳細記載了元代的茶法。拉施都丁對茶場租契、憑引買賣、貢茶、“官印筒袋關(guān)防”包裝等細節(jié)作了細致的描述，與元代的茶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第四，該書記載了忽必烈汗下令在汗八里附近的中都栽種茶樹一事。中都，是指營建元大都以前的舊中都，即過去的金中都。蒙古人占領(lǐng)金中都后，改稱其為“燕京”;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統(tǒng)五年(1264)又將“燕京”改為“中都”，并在中都附近大力營造新城，即后來的元大都(汗八里)。而忽必烈下令在汗八里附近栽種茶樹一事，就發(fā)生在營建元大都之際。此事在《史集》中也有記載，說忽必烈下令修建元大都之際，“從每個地方運來了各式各樣的果樹，栽植到了該地的花園和瓜園中”。同時代的馬可·波羅也證明了此事之真實，他的行紀記載說“：此處有一山，百步之高、方圓逾一哩。山上植滿美樹，皆不落葉，四季常青，冬夏皆有果實，芳草鮮美。當偉大君主聽聞某地有佳木，便命人將其連根帶土一同掘出，驅(qū)大象負載運來，栽植于山上。不論樹之大小，皆如是移植。由此一來，那里便聚集了世間最美的樹木?！睈蹱柹?Thomas T. Allsen)指出，蒙古人視樹木為新生和長壽的象征，因此蒙古統(tǒng)治者們都很重視植樹事業(yè)。

值得注意的是，伊利汗國的合贊汗也做過同樣的事情，他曾下令將伊朗各地的植物移植到他的都城貼必力思(Tabrīz，今譯大不里士)去，此事也同樣記錄在了《史集》中。忽必烈和合贊高度相似性的舉動，不能不令人感到合贊汗是受到了忽必烈的影響。而拉施都丁在這一事件中，恐怕發(fā)揮了關(guān)鍵的作用。他很可能是從漢地過去的孛羅丞相那里了解到忽必烈的這一政策，進而向合贊汗建議也這樣做。至少拉施都丁對合贊汗這項命令一定是大力支持的，甚至移植樹苗的具體工作也是由他負責實施的。因為他對農(nóng)學、植物學的濃厚興趣使他不可能不對這樣的工作抱有熱情——他在自己的拉施特鎮(zhèn)上開展植物栽培的舉動就證明了這一點。正是拉施都丁對此事的認可和推崇，使他在自己的兩部著作中多次記載了元朝和伊利汗國的植物移植行動。

第五，該書描述了茶樹的培育方法。王一丹認為，拉施都丁關(guān)注到了茶在中國的情況，但沒有告訴讀者伊朗是否成功繁育了茶樹，以及波斯人是否習得了制茶的工藝。筆者認為，波斯人當時應該尚未學習制茶，因為制茶工藝與飲茶風氣相輔相成，飲茶風氣未形成時，制茶也沒有存在的理由。但在當時，茶的藥用價值已為伊朗人所熟知，對于熱衷醫(yī)學事業(yè)的拉施都丁來說，在他自己的試驗田中培育茶樹是非常有可能的。拉施都丁在介紹茶樹栽培法時，特別提到用浴室污水澆灌可助其成長。這種方法不像是來自中國。中國的各種農(nóng)書中，皆未提到過這種方法，在中國常用的方法是利用便溺蠶沙類肥料進行施肥。而利用浴室污水增肥的手段，更像是擁有發(fā)達的浴室體系的波斯人自己的實踐經(jīng)驗。由此可以推斷，茶樹在伊朗是得到了栽種實踐的。

在知道sha?h-i Chīnī/sha?h ?īnī就是茶葉之后，再來翻檢有關(guān)它的記載，便能很快找到蒙元時代中國茶在西方傳播的蹤跡?！独┨貢偶?Muka?taba?t-i Rashīdī)中收錄了一封忻都的滅里·阿老丁寄給拉施都丁的信，信中除表達對拉施都丁的問候之外，還附上了一份禮品清單，言明這些禮品將通過巴士拉的商人送給拉施都丁。在這份禮品清單中，羅列了各種類型豐富的物品，包括織物、寶石、香料、動物、珍饈、器物以及建筑材料。其中就有大量來自中國的特產(chǎn)，包括20曼的茶葉(sha?h ?īnī)。而在阿拉伯半島的也門，1304年拉蘇勒王朝曾向馬穆魯克贈送了一批禮物，其中有中國的麝香、錦緞、瓷器以及茶葉(sha?h ?īnī)。

梅維恒(Victor H. Mair)、郝也麟所著《茶的世界史》，是關(guān)于中國茶的世界傳播史的新作，其中第12章“征服新世界”是對茶葉在伊斯蘭世界傳播的論述。其中對于蒙古西征軍最早為伊斯蘭世界帶去了喝茶習俗的觀點，持懷疑態(tài)度。諸多材料都反映出一個史實，即茶早期傳入伊朗時可能是作為一種藥物而非飲品。一方面，中古時期能夠運送到伊朗地區(qū)的茶葉數(shù)量想必不會太多，因而不可能供飲茶所用;另一方面，相較于苦澀的口味，茶葉的治病功效顯然更能受到異域人民的歡迎。因此，傳到伊朗的中國茶最早被那里的醫(yī)生、藥學家所關(guān)注和了解?？梢哉f直到蒙元時代，茶葉的醫(yī)藥效用都是它在波斯、阿拉伯地區(qū)的最主要用途。

可以看到，蒙元時期波斯、阿拉伯文獻中關(guān)于中國茶的記載多了起來，這無疑要歸功于蒙古西征帶來的東西交通的暢通。盡管西征時的蒙古人還沒有飲茶習俗，但其構(gòu)建起的“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為中國與波斯、阿拉伯地區(qū)的物質(zhì)交流、信息交流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最佳的通道。茶葉作為古代中國最有特色、流行時間最長的特產(chǎn)之一，沒有理由默默無聞甚至銷聲匿跡。9世紀沉沒的阿拉伯黑石號商船上發(fā)現(xiàn)的寫有“茶盞子”長沙窯瓷碗，就反映出中國茶文化向海外無意識地輸出。相信隨著新材料的不斷被發(fā)現(xiàn)，茶葉在伊斯蘭世界早期的傳播歷史會越來越清晰。

來源：“西北大學伊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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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茶在歐洲早期的傳播主要通過航海家、傳教士、商人、醫(yī)生、植物學家、貴族等多元主體在東方探索中的茶事活動展開，總體上呈現(xiàn)出聞茶、食茶、識茶的歷史進路。在此過程中，人們對茶的印象主要發(fā)軔于各類通信游記的文獻傳播和口口相傳的見聞想象，一度存在著對茶的神圣化和污名化的認知偏差與誤讀，茶葉成為東方想象和集體記憶下的意向符號。隨著茶葉商品進入歐洲，精英階層在飲茶消費時尚的形成中發(fā)揮了引領(lǐng)作用，普通大眾基于身體關(guān)切的茶健康需求日益擴大。在各國對中國茶的認知需求不斷深入的情況下，茶作為異域文化的他者誤讀被逐漸澄清，并在茶植物學、茶醫(yī)學、茶化學等方面得到了在地化發(fā)展。

關(guān)鍵詞：中國茶文化;歐洲茶文化;文明互鑒;茶文化共同體;茶文化全球化

引言

當今世界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博弈與張力始終存在，并伴隨著不確定性風險頻發(fā)，給人類文明發(fā)展帶來諸多挑戰(zhàn)，如何增進全球文明交流對話、如何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gòu)?成為人類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面臨的一個重要時代命題。尤其是新冠疫情爆發(fā)后，各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方方面面的文明發(fā)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和挑戰(zhàn)，增進各國信任與合作、增強理解與包容、凝聚文 明共識成為 這一時代命 題的新內(nèi)涵。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中國茶文化由于具備物質(zhì)文化、社會組織文化和精神生活文化等不同層次面相[1]，在向西方世界的傳播過程中便被賦予濃郁的文明互鑒與融通意涵，推動了“世界共飲一杯茶”的茶文化共同體建構(gòu)。

在中國茶文化的全球傳播歷程中，歐洲是東方樹葉進入西方世界的首站。從現(xiàn)有研究文獻來看，以英國、葡萄牙、荷蘭、法國等歐洲國家茶文化為主題的成果已經(jīng)較為豐富，但大多是基于各國本土茶文化發(fā)展史來梳理，呈現(xiàn)出分散的點狀文化史研究樣態(tài)，缺乏對中國茶文化作為一種東方“異文化”如何在歐洲從陌生到熟悉、從偏差誤讀到清晰認知、從污名排斥到廣泛認同的整體性研究分析。對于中國茶文化在歐洲早期傳播中的本土化轉(zhuǎn)變而言，其本身就是文明互鑒的融合過程，對于當下尊重全球文化多元、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人類文明共同體建構(gòu)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和現(xiàn)實觀照意義。因此，圍繞中國茶在歐洲的早期傳播進行整體性溯源考古和研究分析，成為本文聚焦問題域所在。

一、

聞茶：東方想象與集體記憶下的意象符號

費孝通先生曾言：“文化是人為的，也是為人的”[2](P441)。歸根結(jié)底，文化是人類 社會實踐的產(chǎn)物，文化的傳播與演進亦是人類拓展自身實踐廣度和深度的結(jié)果。中國茶文化向歐洲世界的傳播，便是得益于大航海時代歐洲各國的探險家、傳教士、商人等多元主體開展東方探索的群體性行動。據(jù)威廉·烏克斯考證， 茶最早由荷蘭人在1610年傳入歐洲，而歐洲文獻上最早記錄茶葉的書籍則是1559年威尼斯作家拉姆西奧所著的《中國茶》和《航海旅行記》兩部著作[3](P19)。也就是說，茶來自中國，自一開始就是歐洲人對茶這一新奇事物源起的最初記憶。事實上，拉姆西奧作為馬可·波羅的第一位傳記作者， 其對中國茶的描述大多是在與東方探險者交談時的對話記錄，這些記錄帶有濃郁的故事色彩。講故事的人在搜尋自身東方之旅的記憶庫時，會摻雜較多的個體主觀想象和夸張描述以增強自身經(jīng)歷的傳奇性。這就使得歐洲早期對中國茶的初印象也摻雜著一種神秘的距離感，成為多元主體東方想象與集體記憶建構(gòu)下的產(chǎn)物。比如，作為第一批接觸到茶的歐洲人，葡萄牙人在日本 首次見到了中國茶。商人區(qū)華利(Jorge A' lvares)曾多次航行到過中國，并在日本鹿兒島待了數(shù)月。1547年， 區(qū)華利用西班牙語寫下了歐洲人對茶的第一個含糊其辭的提法，從他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不完全清楚茶是什么。

他們喝大米釀制的燒酒，還有一種不管老少人人都喝的常見飲料……在夏天是大麥水、冬天是加入某種草藥的熱飲。不過，我從來沒有找出它們是什么草藥。他們在冬天和夏天都不喝冷水(只喝這種草藥熱飲)。[4](P113-115)

在歐洲商旅的集體記憶中，茶被視為是一種東方草藥，對許多疾病具有神奇的療效。在拉姆西奧的《航海旅行記》中，記錄了波斯商人查吉·梅梅特的東方記憶，梅梅特在分享東方記憶時把茶稱為“Chiai”。

他告訴我一些新奇又令人愉快的事情。他說，在整個中國，人們用另一種藥草，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使用它的葉子， 這些葉子被稱為 “中國茶葉”(Chiai)……他們把這種藥草，不管是干的還是新鮮的，都放在水里煮?？崭购纫坏絻杀@種湯可以緩解發(fā)燒、頭痛、胃痛、腰疼或關(guān)節(jié)痛……此外，這種草藥水對無數(shù)其他的疾病都有療效[5](P248)。

由于13世紀末馬可·波羅(Marco Polo)口述東方游記的出版， 歐洲對東方世界充滿向往;而隨著中國茶的見聞故事進入歐洲，作為消息靈通人士的知識精英們更是成為繼探險家和商人之后助推中國茶傳播的又一重要群體。16世紀時，意大利作家喬瓦尼·博特羅 (Giovanni Botero)在其著作《論城市偉大至尊之因由》中寫道：“既然中國最接近于世界上任何部分的東方，因此她享有所有那些歸因于東方的完美?！?博特羅特別指出中國茶的神奇功效，并與歐洲飲酒習慣進行對比：“他們還有一種草，可榨取精美的汁液代替酒供其飲用。它也能保持他們的健康，使其避免由于像我們一樣過度飲酒而導致的所有罪惡 (疾病)?！盵6](P70) 博特羅此時還不知道茶的準確名稱，卻堅信茶具有治病健康的功效?？梢钥闯觯袊杈哂猩衿嫠幱脙r值已經(jīng)成為歐洲精英階層基于長期以來口述媒介、文字媒介下歷史想象的集體記憶。如果說探險家和商人發(fā)現(xiàn)了中國茶， 那么，歐洲耶穌會士們的東方傳教之行則給茶融入了更多的神圣化意涵。據(jù)荷蘭語言學家喬治·范·德瑞姆(George van Driem)考證，跟隨商旅和探險者從海上航線進入東方世界的耶穌會士們，最早在島國日本見到了中國茶，盡管他們或許并不知道日本的“抹茶”源自中國。1564年，在葡萄牙耶穌會士路易斯·阿爾梅達(Luís d’Almeida)與同僚的通信中寫道：“這種細細磨碎的草藥粉末放在一個陶瓷容器里，把它和非常熱的水混合，然后喝它。”[5](P239)1565年， 阿爾梅達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再次對日本上流階層中流行的茶飲生活進行了更為詳細的描述：

沉浸在名流和財富交際中的日本人有一個習俗， 就是用最昂貴的裝備來款待尊貴的客人，這些裝備包括用一種名為茶(Chia)的甜味藥草釀造的飲料所需的每一種器具……這種草藥粉本身的價格相當高，他們在隆重的宴會上才會提供這種粉末制成的飲料[5](P268)。

與航海探險家與商人通常以向人口述的形式留下對茶的只言片語不同，耶穌會士對茶的描述大多見于私人通信之中。由于歐洲前往東方傳教的耶穌會士大多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加之宗教信仰的虔誠敬畏心，其對茶的描述相對傳奇故事更為真實可信。與此同時，由于這一時期的耶穌會士大多在東方世界游歷多年，有較多的機會接觸到不同地域的飲茶習俗，這就使得耶穌會士群體成為向歐洲介紹中國茶的最佳信源之一。比如， 葡萄牙多明我會士加斯帕·達·克魯茲(Gas-par da Cruz) 比馬可·波羅都要早幾十年到過中國， 是目前比較公認到達中國的第一位傳教士?？唆斊澰趶V東喝過茶，他以親歷者視角描述了中國人家庭生活中的茶飲習俗，并再次提及了茶的藥用功效。

每當一個人或幾個人來到一個有地位的人的家里，他們都有這樣的習俗:給他們每人一個可愛的盤子和一個瓷杯，每人都會被提供一種他們稱之為“茶”的溫暖的飲料，這種飲料是淡紅色的，具有藥用功效，他們習慣喝這種用草藥浸泡的有點苦的飲料[5](P271)。

實際上， 基督教傳教士們在接觸茶的過程中，也逐漸關(guān)注到茶在中國、日本等東方國度所蘊含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倫理秩序乃至宗教化的神圣意涵。比如，16世紀末，西班牙傳教士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對傳教士們的東方記錄做了資料考證和整理，出版了著名的《中華大帝國史》，在歐洲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其中就記錄了中國當時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茶禮茶俗。

(主人)請他喝好酒或一種全國普遍飲用的飲料，這種飲料是用草藥制成的，對心臟很有好處，飲前要加熱。這樣的禮節(jié)在鄰里互訪時也使用。[7](P84)

同樣，葡萄牙傳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Frois)曾在中國澳門和日本傳教生活多年，也觀察到了日本茶室在當?shù)厝诵闹械纳袷崈舾校踔两ㄗh耶穌會士們應該利用這一點在茶室里舉行彌撒接待當?shù)鼗酵?，以提升傳教儀式感和神圣性。著名的意大利傳教士、東方耶穌會會長范禮安(Alexandro Valignano)甚至向他的同僚們傳授經(jīng)驗，專門介紹了應該如何結(jié)合茶道儀軌來做彌撒。為了利用中國和日本對茶的摯愛和對茶禮的尊崇，傳教士們甚至生發(fā)奇思妙想，將中國本土宗教中的觀音和基督教圣母瑪利亞的形象合二為一，發(fā)明了“瑪利亞觀音”(Mariya Kannon)雕像。一方面供在東方傳教的耶穌會士們供奉，另一方面通過尊重東方偶像崇拜的風俗來更好地融入當?shù)匚幕?、傳播基督教?/p>

為了向天父顯示他的知足和喜樂，他整日待在他的茶室里，基督徒和外邦人都非常珍視這個地方，以便在這個潔凈的地方消遣娛樂，這里也是基督徒聚集和做彌撒的地方。[5](P272)

綜上可見，基于探險家、商人、傳教士乃至文化精英等多元主體的東方想象和集體記憶建構(gòu)，中國茶逐漸成為一種東方意象和文化符號。盡管絕大多數(shù)歐洲人并沒有真正見到過中國茶，但卻已經(jīng)在口口相傳、游記手稿、文藝作品中形成對茶作為一種異域文化的聽聞、傳聞、奇聞的初印象。正是由于這種“聞茶”印象的廣泛傳播，才使得其后歐洲海外貿(mào)易拓展將茶葉作為重要的東方商品成為可能;而隨著茶葉貿(mào)易的繁盛，從茶樹種植、茶葉生產(chǎn)、茶化學機理、茶醫(yī)學功效、茶生活方式等各個方向的茶事活動不斷豐富，推動了歐洲對中國茶的全面深入了解，消除了一度存在的對中國茶的認知誤區(qū)，也促進了歐洲茶文化的本土化發(fā)展。

二、

食茶：從精英消費時尚到大眾身體關(guān)切的轉(zhuǎn)向

自14世紀到17世紀，歐洲各國相繼經(jīng)歷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大航海時代的興起更是助推了各國海外殖民和貿(mào)易的繁榮。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通過組建各類大型海外貿(mào)易公司爭奪東方市場，茶葉也成為各國爭奪的重要戰(zhàn)略商品。茶葉在歐洲上流社會精英階層中的流行，帶動了一定的飲茶消費時尚，但如何進一步推動茶葉的銷量、形成更為廣泛的消費群體?則需要從茶葉本身有利于健康的身體關(guān)切上深入挖掘。在歐洲早期傳播中，從精英消費時尚到大眾身體關(guān)切的轉(zhuǎn)向也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繼葡萄牙首開東方之旅后，荷蘭、西班牙、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也相繼加入了航海探險的行列。由于當時明王朝一度實施海禁政策，各國通常以東印度群島及日本諸島為海外貿(mào)易中轉(zhuǎn)站，建立各類商館據(jù)點。由此，一般跟隨商船抵達東方的歐洲人也首先觀察到了日本抹茶的飲用。比如，荷蘭傳教士范·林索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常年在東方收集各類商業(yè)情報信息，他在日記中描述了在各國的飲茶見聞，“這種草藥在這些國家受到高度重視，所有有錢或有社會地位的人都將這種被稱為‘茶’的草藥保存在某個秘密的地方，有地位的紳士們甚至自己制備這種飲料，他們隨時可以提供這種熱水來款待任何客人或朋友”;英國東印度公司合伙人理查德·威克姆(Richard Wickham)于1615年寫信給在日本京都的朋友伊頓，懇請他為自己代為購買一罐最好的茶葉，“請您為我買一罐京都最好的茶葉，兩箱火藥和箭頭，用大約六個京都鍍金方盒子裝好以便放入木桶中，不管它們花了您多少錢，我都會從您那買下它們”[5](P291-293)。茶在東方世界作為上流階層日常社交重要飲品的信息傳入歐洲后，也迅速在歐洲精英群體中掀起了效仿之風。葡萄牙凱瑟琳公主把茶葉作為與英國國王查理二世結(jié)婚的嫁妝，英國安妮女王在早餐時以茶來代替麥酒，荷蘭詩人皮耶特·科內(nèi)利松·霍夫特、康斯坦丁·惠更斯等定期組織“穆登文化圈”茶沙龍，法國塞維涅侯爵夫人向女兒介紹牛奶配茶的創(chuàng)新做法，在歐洲各國，來自東方的茶葉已經(jīng)成為上流社會的消費時尚。

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認為，一個時代的流行元素往往充滿了符號化的隱喻，而最后指向的都是“人類意識中最嚴肅的主題(我是誰)”[8](P286)，人們對流行元素的推崇正是在社會生產(chǎn)和生活中努力追求和回答 “我是誰”這一問題的自我確認。茶在歐洲上流社會的傳播，一方面源于幾個世紀以來對東方世界的心馳神往、對異域文化的想象追逐，另一方面也是隨著資本主義發(fā)展所帶來的消費文化的一種時代符號選擇。換言之，茶葉消費逐漸成為一種資本主義新興消費方式在歐洲的典型時尚景觀，也逐漸自上而下開始影響 到大眾消費 者群體。當然，對于大眾群體而言，早期昂貴的茶葉商品并非人人可得之物，在各國茶葉貿(mào)易不斷擴大的前提下，歐洲市場茶葉的價格也逐漸下沉，不同品質(zhì)茶葉走向不同價位，也使得大眾化的茶葉消費得以可能實現(xiàn)。比如，在英國上流階層，流行在下午茶圍著較矮的茶桌悠閑品飲著昂貴的高品質(zhì)茶葉，這些茶葉被稱為“低茶”;下層大眾階層在進行了一天的工廠勞作之后，則在傍晚圍著較高的餐桌喝上廉價粗制的茶葉， 這些茶葉被稱為“高茶”[1]。與上流社會以消費茶這一東方神葉來彰顯身份地位不同的是，普通大眾更多的開始關(guān)注飲茶本身對健康的作用，呈現(xiàn)出從單純的茶消費時尚向茶健康身體關(guān)切的轉(zhuǎn)向。這種轉(zhuǎn)向，在歐洲早期茶文化傳播過程中， 推動了茶植物學、茶化學、茶醫(yī)學等茶科學的發(fā)展，也進一步推動了歐洲對中國茶的全面認知。其中，影響最為深遠和持久的是關(guān)于茶健康的爭論探討。

荷蘭醫(yī)生雅各布·德·邦德 (Jacob de Bondt)曾在巴達維亞生活多年，他曾記錄了對茶的近距離觀察，指出茶“葉子邊緣有效的凹痕”“喝起來味道有點苦”“有利尿排液的作用， 能提神除困，還能消除從胃部上升到大腦的氣體，從而減輕哮喘”[9](P95-97)。另一位著名的荷蘭醫(yī)生尼古拉斯·杜普(Nicolaes Tulp)撰寫了《醫(yī)學法典》一書，在當時極具權(quán)威與流行， 這本醫(yī)療手冊專門介紹了“草藥茶”，記錄了杜普了解到的來自東印度群島當局對茶的描述，指出茶“有長而尖的葉子，有鋸齒狀的邊緣和微小的纖維根，以及它不僅生長在中國和日本，而且也生長在暹羅”;杜普對茶極其推崇，在醫(yī)療手冊中用了大兩篇介紹茶的健康功效，指出“沒有什么比這種藥草更有益健康的了，因為它能延年益壽，對抗任何可能妨礙身體健康的疾病，茶也不僅僅使身體更強壯，而且還能減輕結(jié)石的疼痛……茶還可以緩解頭痛、 感冒、眼睛或胸部發(fā)炎、呼吸急促、胃痛、腸胃不適、乏力和困倦，這些(癥狀)都可以 通過茶得到 強烈抑制”[10](P400-402)。杜普既是當時著名的外科醫(yī)生，又因擔任阿姆斯特丹市議員活躍于政商界，甚至在從職業(yè)醫(yī)生退休后當選為阿姆斯特丹市市長并連任了四屆，其《醫(yī)學法 典》不斷再版 并廣泛傳播，喝茶能治百病的說法也在荷蘭全國乃至歐洲各國不斷高揚。為此，甚至有人猜測杜普之所以盛贊茶葉的藥用功效可能存在背后的既得利益，或是從荷蘭東印度公司那里收到了一筆稱頌茶葉的潤筆費，因為該公司是當時歐洲茶葉的唯一供應商。不管怎樣，在杜普等人的大力倡導之下，普羅大眾出于對維護身體健康的關(guān)切，也紛紛開始了飲茶生活。

由于歐洲普通大眾對茶的需求日益擴大，街頭茶店也開始出現(xiàn)，以茶健康為噱頭進行宣傳推廣也成為茶店常見的營銷手段。比如，在1658年9月30日的《政治快報》上刊登了一則茶廣告：

這個已為所有醫(yī)生認可的優(yōu)秀的中國飲品，被中國人稱為Tcha， 其他國家稱之為Tay或Tee，在英國皇家交易所附近斯威廷出租屋的“蘇丹王妃”咖啡屋售賣[5](P388)。

鑒于茶有益健康的廣泛美譽度，人們也不斷發(fā)明食茶新方式，將茶融入日常飲食之中。比如，1669年，凱內(nèi)爾梅·迪格比(Kenelme Digbie)爵士在他的食譜著作中向人們推薦了“配合雞蛋一道享用的茶”，因為當時英國工廠集體勞動普及，許多工人在結(jié)束一天勞作下班回家時經(jīng)常已經(jīng)是饑腸轆轆，而“雞蛋茶”快速便捷又健康迎合了大眾需求。

對于接近一品脫的飲料，需要取兩個新鮮雞蛋的蛋黃， 配上適量精制糖和足量的湯并打勻，當這些和好之后， 把茶倒在雞蛋和糖上攪拌均勻，趁熱喝了。這適用于人們從外出差回來非常饑餓但又不方便馬上吃上一頓好飯的情況。當下就能驅(qū)散胃的夾生感和疲乏，頓時穿過整個身體并進入血管之中……[11](P155)

1685年，法國作家菲利普·西爾維斯特·杜福爾(Philippe Sylvestre Dufour)在一篇談論咖啡、茶和巧克力的論文中指出， 茶可以緩解中風、昏睡、癱瘓、頭暈和癲癇、白內(nèi)障、眼睛酸痛、耳鳴和其他許多類似的癥狀，并且認為荷蘭人之所以有嚼食茶葉的習慣，主要是為了吸取茶葉的全部營養(yǎng)成分，“如果他們(荷蘭人)吃茶葉是為了吸收茶葉的所有營養(yǎng)，他們當然就會以拌沙拉的方式吃下整片茶葉，就像在東印度的荷蘭海員一樣加上油和醋然后食用茶葉”[12](P217)。綜上可以看出，歐洲早期茶消費從上流社會向普通大眾的廣泛深入， 真正的原因并非是為了追逐流行消費時尚，而是在于對飲茶有益身體健康的確信，相信飲茶可以有助于消除許多常見的疾病。

三、

識茶：作為異域文化的他者誤讀與澄清融合

隨著茶的神奇功效的廣泛渲染傳播以及各個階層飲茶生活的日益深入，歐洲人對中國茶的消費需求也日益增加。自17世紀初中國茶首次傳入歐洲，直到18世紀中葉，近150余年的東方神葉故事在歐洲各國流傳，但普通大眾卻從未真正見到過中國茶樹的種植栽培、從不了解茶葉是如何加工生產(chǎn)的，中國茶文化作為一種異域文化成為歐洲人眼中的“他者”而一度被誤讀乃至污名化。比如，在18世紀初的英國就曾一度出現(xiàn)將女性飲茶者視為長舌婦、將男性飲茶者視為同性戀者的文學作品，甚至一度在歐洲植物學家群體中也存在著對中國茶的認知誤區(qū)。從歐洲早期中國茶的傳播來看，各國在聞茶、食茶之后也在不斷增加對茶的深入認知和研究，經(jīng)歷著廓清誤讀的澄清融合過程。

比如，由于歐洲貿(mào)易商在引進中國茶時同時進口了綠茶和武夷茶， 這兩種茶的顏色口感不同，一些歐洲人由此被誤導，認為綠茶和武夷茶來自兩種不同的植物。荷蘭傳教士弗朗索瓦·瓦倫汀(Fran ois Valentyn)曾到東印度群 島傳教，就宣稱綠茶和武夷茶為完全不同的植物種類，認為“主要(不同)品種的茶來 自于不同的茶樹種類，它們之間很容易區(qū)分;正如這些茶樹長出可以顯著區(qū)分彼此的葉子”[13](P14-15)。1756年，英國作家喬納斯·漢威(Jonas Hanway)在《論茶》中再次呼應了瓦倫汀的觀點，指出“綠茶的灌木叢和葉子與武夷茶非常相似，這需要植物學家的學識才能區(qū)分它們”[14](P5)。1759年，英國植物學家和藥劑師約翰·希爾(John Hill)對從中國采集的茶葉標本進行研究，認為武夷茶的樣本有更小的深色葉和六瓣花，而綠茶的樣本則有更長的淺色葉子和九瓣花，由此得出了所謂支持瓦倫汀和漢威觀點的植物學佐證[15](P21-22)。

瓦倫汀對茶樹物種的錯誤認知，甚至影響到瑞典著名植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林奈曾在荷蘭哈德維克大學獲醫(yī)學博士學位，并常去萊頓大學游學，由于在萊頓大學讀到了瓦倫汀關(guān)于東印度群島和遠東的文稿記錄，由此開始質(zhì)疑不同茶葉來自于同一植物物種的說法。在此后與希爾的書信交往中，林奈進一步被希爾的植物學佐證所誤導，最終在1762年出版《植物種志》第二版時，將茶分為兩個不同的物種，區(qū)分了武夷茶和綠茶，認為武夷茶有六個花瓣而綠茶有九個花瓣。英國植物學家約翰·埃利斯(John Ellis)與林奈保持著大量的書信聯(lián)系，1768年埃利斯給林奈寫信說， 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托馬斯·菲茨胡格(Thomas Fitzhugh)在中國生活多年，可以證明綠茶和武夷茶是來自于同一種植物，并推測林奈“一定是被希爾博士蒙蔽了”[16](P232)。但顯然，林奈并未聽取埃利斯的意見，沒能回到采用第一手茶樹資料來研究判斷的正軌上來。實際上，18世紀60年代，英國已經(jīng)有人把茶樹從廣州帶回英國作為觀賞植物，而由荷蘭從日本帶回歐洲的茶種也在英國得以種植。然而，盡管中國茶已經(jīng)進入歐洲本土， 但對茶葉的正確認知依然充滿曲折。例如 ，1789 年 ， 英國皇家植物園的威廉·艾頓(William Aiton) 將武夷茶進一步分成窄葉類茶種和寬葉類茶種兩大類[17](P230-231);1790年，葡萄牙耶穌會士和植物學家若昂·德·洛雷羅(Joao de Loureiro)憑借自身在越南、中國澳門和廣東等地近40年的長期生活見聞，認為茶的物種可以分為南圻茶、廣東茶和油茶三大類[18](P338-340)。

真正推動歐洲各國對中國茶有全面準確認知的，依然是活躍在東方探索一線且具有一定文化素養(yǎng)的傳教士們，其中很多傳教士同時也是醫(yī)生、商人、植物學家、博物學家。由于長期在東方各國傳教和旅居，這些傳教士們深入了解當?shù)氐娜宋娘L土，見到過茶樹、觀察到過茶葉制作的過程、品飲過不同品質(zhì)的茶葉，對各國社會生活中的茶禮、茶儀、茶俗也都做了較為深入的第一手記錄。比如，意大利傳教士馬蒂諾·馬爾蒂尼(Martino Martini)1640年從里斯本出發(fā)，1642年抵達中國澳門，此后多年一直在杭州居住，1651年乘荷蘭船只返回歐洲，他繪制的反映中國風土人情的地圖繪本被荷蘭出版人瓊·布萊歐(Joan Blaeu)收錄進1655年出版的《新地圖集》第六部分，記錄了他在中國對茶詳細的一手見聞。

這種小小的葉子與西西里漆樹的葉子很相似。但是，我相信它們不是同一個種類。它不是野生的，而是栽培的，不是普通樹木，而是一種可以分枝成許多枝干的灌木，它的花與西西里漆樹也沒有太大的區(qū)別，但白色中略偏黃……為了制作這種飲用的“茶”，他們小心翼翼地逐一用手采摘春天的第一片嫩葉。然后他們把葉子放在鐵鍋里，用慢火把它們輕輕地加熱，隨后把它們放在一塊質(zhì)地好的平滑的墊子上，用手把它們?nèi)嗑砥饋?。而后，他們再次開火，并再次滾動茶葉，直到它們卷曲和完全干燥[19](P106-107)。

應該說，馬爾蒂尼的一線報告涉及了茶樹種植和茶葉制作， 已經(jīng)十分詳盡且具有說服力，對歐洲全面把握茶葉的植物學特性提供了豐富有力的素材。此后，為了進一步澄清歐洲大眾對不同茶葉是否出于同一種植物的疑惑和誤解，也為了不斷增加對茶科學的知識儲備，應對日益增長的大眾飲茶渴求， 各國也都不斷派出植物學家、醫(yī)生、博物學家等專業(yè)人士前往東方深入考察。

荷蘭醫(yī)生和植物學家威廉·滕·賴恩(Willem ten Rhijne)曾被荷蘭東印度公司雇用前往日本，他在長崎對茶進行了第一次長期的近距離植物學研究。賴恩撰寫了《論茶樹》一文，被收入至另一 名荷蘭植物學家雅克布斯·布雷內(nèi)(Jacobus Breyne)于1678年出版的兩卷本植物匯編的附錄中。賴恩明確指出，日本茶和來自中國廈門的茶出自同一種植物，即使在日本，從貴族們喝的精制茶到平民喝的較為粗糙的不同品級的茶也都來自同一種茶樹;賴恩還對茶樹的解剖結(jié)構(gòu)進行了描述，證實了荷蘭醫(yī)生們認為茶葉有益健康的觀點[20](附錄)。1682年至1686年期間，受雇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德國醫(yī)生安德烈亞斯·克萊耶(An-dreas Cleyer) 與他的園丁喬治·梅斯特(George Meister)在日本出島帶走了活的茶樹種，并在荷蘭巴達維亞殖民地花園中種植了茶樹，還將包括茶樹在內(nèi)的許多東方植物運回了荷蘭。此后，另一名德國醫(yī)生 和博物學 家恩格爾伯 特·卡姆弗(Engelbert K mpfer)也來到巴達維亞，并在日本居住了兩年多， 對茶樹進行了植物學解剖研究，在1712年出版的關(guān)于日本的五卷本著作中再次明確重申了日本的茶樹與中國的茶樹屬于同一類物種[5](P376)。1698年，英 國皇家學會會員、植物學家、外科醫(yī)生詹姆斯·郭明翰(James Cunning-ham)被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往廈門， 此后長期在舟山群島考察，于1702年報告了他在東方一線對茶樹的研究報告，并將茶葉標本寄回了英國。相關(guān)報告被刊登在《哲學匯刊》上，在報告中郭明翰明確指出，“英國人常喝的三種茶葉都來自同一種植物，只是由于一年的季節(jié)和土壤不同才造成這些差異”“武夷茶是用三月初最早一季被采集的幼芽并在樹蔭 下陰干制作 的，綠茶是在4月制作的，最后一季的松蘿茶是在5月和6月制作的”[21]。正是在各國深入探索中國茶的真實面相的不斷努力下， 歐洲大眾對中國茶長期存在的錯誤認知得以澄清糾正， 東西方文化交流也得到進一步深化與融合。

四、

結(jié)語

總的來看，中國茶在歐洲早期的傳播，呈現(xiàn)出聞茶、食茶和識茶的歷史進路，符合主體文化認知的基本邏輯發(fā)展過程。在聞茶階段，歐洲處于對茶單純的“道聽途說”式的文字閱讀與口述傳遞之中，整體上是一種想象與記憶互動建構(gòu)的茶印象;在食茶階段，歐洲各國從中國、日本等地引入茶葉商品，逐漸在本土形成飲茶群體，乃至掀起茶葉消費的時尚;而大眾化的飲茶習俗的養(yǎng)成則有賴于人們對茶有益健康的身體關(guān)切;在識茶階段，人們迫切希望能夠?qū)Σ栌姓嬲嚯x的接觸和清晰認知，此前中國茶作為一種異域文化的他者誤讀也在這一階段得以澄清，各國還在發(fā)展茶植物學、茶醫(yī)學、茶化學等方面實現(xiàn)了茶文化的本土化。

應該說，歐洲早期對茶樹種植、茶葉加工制作以及茶商品品質(zhì)區(qū)分等茶知識、茶技藝、茶科學的渴求， 是中國茶融入歐洲各國社會生活的歷史漸進結(jié)果。一方面歐洲對茶的喜愛不斷增加，逐漸成為重要的日常生活飲品， 普通大眾開始有著從聞茶、食茶到識茶的認知需求;另一方面歐洲精英階層面對茶這一異域事物， 也迫切需要在新興事物上掌控專業(yè)話語權(quán)。歐洲各國除了需要爭奪茶葉貿(mào)易的壟斷權(quán)之外， 更需要在認知層面上形成對茶的種植栽培、生產(chǎn)加工、藥用功效、品飲技能等專業(yè)知識的體系化建構(gòu)，從而爭奪對東方世界的對話權(quán)、 文化解釋權(quán)。這就使得歐洲各國的傳教士、植物學家、醫(yī)生、文學家、貴族階層等群體在中國茶向歐洲早期傳播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時代角色，推進了歐洲各國對茶的全面系統(tǒng)認知，對中國茶文化的歐洲本土化發(fā)展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統(tǒng)觀中國茶文化在歐洲早期的傳播，是茶文化融入本土主流文化由“一”到“多”實現(xiàn)全球在地化的過程，呈現(xiàn)出不同的在地化向度[22]。對于歐洲各國而言，中國茶文化最初是一種東方異域文化，從貴族精英到普通大眾，都需要對茶有聽聞、親見、品飲乃至探究茶的物性的認知過程，在此期間，東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得以逐漸推進深入， 最終實現(xiàn)中國茶文化在歐洲各國的本土化融合中發(fā)展。對中國茶在歐洲早期傳播歷史進路的梳理，有助于我們在新時代更好地倡導世界文化多元、深化文明互鑒、建設(shè)中國式現(xiàn)代化國家。

來源：茶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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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中華民族的舉國之飲。它發(fā)乎于神農(nóng)，聞于魯周公，興于唐朝，盛在宋代，現(xiàn)已成為風靡世界的三大無酒精飲料（茶葉、咖啡和可可）之一。如今，飲茶愛好者遍布全球，全世界已有60余個國家和地區(qū)種茶，種茶已經(jīng)成為很多國家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的農(nóng)業(yè)支柱產(chǎn)業(yè)和農(nóng)民收入的重要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