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熱潮中，中國唐代的餅茶煮飲法也一同傳入了日本。特別是在780年陸羽著《茶經(jīng)》以后，中國形成了第一次茶文化發(fā)展的高峰時期。此間來唐的日本留學(xué)僧們將中國的茶文化信息迅速地反饋到日本。
最澄畫像。
唐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僧人最澄經(jīng)日本天皇的批準(zhǔn)，率弟子義真等，隨日本第十二次遣唐副使石川道益抵達中國。805年前后，最澄、空海和永忠先后回到日本，最澄回國時，自臨海龍興寺帶去《法華經(jīng)》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還攜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種?；氐饺毡竞螅诒阮Ｉ酱笈d天臺教義，正式創(chuàng)立日本佛教天臺宗。三人肩負起了傳遞中國唐代最新文化信息的重任，他們出色地完成了國家交給他們的任務(wù)，除了將當(dāng)時新興的密教等新文化帶回本，并使之在日本得以扎根、弘揚之外，還帶回了中國的茶籽、茶餅、茶具。
另外，從弘仁飲茶中對陸羽煎茶法惟妙惟肖的模仿，弘仁茶詩與中國茶詩詞語的雷同表現(xiàn)上可以推測出，《茶經(jīng)》一書與當(dāng)時的中國飲茶詩文也由最澄、空海、永忠等人一并帶回了日本。以嵯峨天皇為首的日本上層人士對新傳來的飲茶文化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關(guān)注與熱情，特別是嵯峨天皇，不僅多次參與茶會，還在皇宮里特置茶園，下令在近畿地區(qū)種植茶葉，以期飲茶文化在日本的長久發(fā)展?？梢哉f，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位熱衷于中國文化的天皇，最澄等留唐僧人的存在價值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中國唐代的餅茶煮飲法才得以在弘仁年間(810-824年)前后發(fā)揚光大，形成一股“弘仁茶風(fēng)”。勿庸置疑，弘仁茶風(fēng)的統(tǒng)領(lǐng)者即是嵯峨天皇。
嵯峨天皇與整日忙于建都、征夷的父親——桓武天皇不同，他愛好文學(xué)，十分崇尚唐朝的文化。在他任天皇和上皇期間，編纂了《凌云集》(814年)、《文華秀麗集》(818年)、《經(jīng)國集》(827年)等三大漢詩集。其中，嵯峨天皇的漢詩最多，僅在前兩部詩集的總共239首詩中，嵯峨天皇的就占54首，為其總數(shù)的22%。嵯峨天皇還是一位書法家，他與另外兩位留唐僧——空海和橘逸勢，被合稱為“平安三筆”。空海在唐期間，師事于當(dāng)時寓居長安的著名書法家韓方明，受其《授筆要說》中的5種筆法，書藝大進，故有“五筆和尚”之美譽?？蘸；貒鴷r，將歐陽詢真跡1卷、王羲之蘭亭碑拓本1卷等呈獻給了嵯峨天皇。嵯峨天皇以王羲之和空海為圭臬，書體近似歐陽洵又帶有空海筆法的痕跡，至今，仍存有其兩部作品——〈李嶠百詠〉、〈光定戒牒〉流傳于世。嵯峨天皇雖未有機會親自來中國，但他對來自中國的文化認真地研究、實踐，以至達到相當(dāng)高的水平，弘仁茶風(fēng)即是在此歷史背景下展開的。最能體現(xiàn)弘仁茶風(fēng)成就的是發(fā)生于弘仁五年(814年)4月28日于左大將軍藤原冬嗣的閑居院里所舉辦的一次茶會。
嵯峨天皇 《李嶠雜詠殘卷》局部。
嵯峨天皇 《光定戒牒》局部。
藤原冬嗣(775-826年)是日本大化改新(645年)的功臣——藤原鐮足的嫡孫，其父藤原不比等是日本律令制的奠基人，藤原冬嗣本人于當(dāng)時任右大臣兼左近衛(wèi)大將、太政大臣。藤原冬嗣比嵯峨天皇年長11歲，受到了嵯峨天皇的高度信賴和尊重。814年時，嵯峨天皇28歲，藤原冬嗣39歲。這年初夏，在藤原冬嗣的宅院——閑居院內(nèi)舉辦了一次高規(guī)格的茶會。參加者除上述二位之外，還有嵯峨天皇的皇弟——其后的淳和天皇和《經(jīng)國集》的主編滋野貞主以及眾多大臣。閑居院內(nèi)有池塘、岸柳、長松、水竹、綠苔。松蔭下，人們橫琴聽曲，藥室(茶室)里傳出搗茗的聲響。有人吟詩，有人垂釣……。據(jù)《類從國史》814年4月28日條項記載，當(dāng)日天皇揮翰，群臣獻詩。期間恐怕創(chuàng)作有多首茶詩，但現(xiàn)今我們只能看到嵯峨天皇，皇太弟(淳和天皇)、滋野貞主的三首詩。抄錄如下：
(一)夏日左大將軍藤原冬嗣閑居院 嵯峨天皇
避暑時來閑院里，池亭一把釣魚竿，
迴塘柳翠夕陽暗，曲岸松聲炎節(jié)寒。
吟詩不厭搗香茗，乘興偏宜聽雅彈，
暫對清泉滌煩慮，況乎寂寞日成歡。
——(《凌云集》)
(二) 夏日大將軍藤原朝臣閑居院納涼探得閑字應(yīng)制 淳和天皇
此院由來人事少，況乎水竹每成閑，
送春薔棘珊瑚色，迎夏巖苔玳瑁斑。
避暑追風(fēng)長松下，提琴搗茗老梧間，
知貪鸞駕忘囂處，日落西山不解還。
——(《文華秀麗集》)
(三)夏日陪幸左大將藤原冬嗣閑居院應(yīng)制 滋野貞主
寂然閑院當(dāng)馳道，只候仙輿灑一路。
酌茗藥室徑行入，橫琴玳席倚岸居。
松陰絕冷午時后，花氣猶薰風(fēng)罷余，
水上青萍莫赴浪，君王少選愛游魚。
——(《凌云集》)
如果單從以上三首茶詩中所描繪的茶會組合情景來看，其人、景、事、物的背景似乎就發(fā)生在當(dāng)時的長安，仿佛是一幅盛唐文士品茗圖卷。在同一個茶會里同時舉行搗茗、飲茶、吟詩、彈琴、垂釣、觀魚等多項文化活動，這在同時期的中國茶史中也是鮮有過的。也許這正說明了日本在吸取中國文化時的一個獨特的現(xiàn)象，即在古代交通不發(fā)達的情況下，許多敬慕中國文化的日本人不能親自來中國，而只能憑借著傳到日本的中國詩文、中國畫、中國文物來理解、想象、模仿中國賢哲們的行為。他們經(jīng)常把幾處中國詩文中所分別描繪的事物綜合到一起，歸納成一個事物，在同一個場合同一個時段上表現(xiàn)出來。即使遇到中國詩人們?yōu)槠礈愒~藻而虛構(gòu)出來的玄而又玄的想象中的空幻，他們也絕不氣餒，千方百計地使之具象化，并躬身去實踐。814年發(fā)生在閑居院的茶會就是其中的一例。它表現(xiàn)出了以嵯峨天皇為首的當(dāng)時的日本統(tǒng)治階層對最新文化時尚的熱烈追求，并且展現(xiàn)了他們在吸取多種中國文化形式之后的再整理、再塑造的變通能力。由此，中國隋唐餅茶東傳的事業(yè)至弘仁年間達到頂峰。
來源：中華茶人聯(lián)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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