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zhàn)時的西北茶荒
受自然因素制約，西北地區(qū)并不適合大規(guī)模種植茶葉，當?shù)厮韫俨枰韵娈a茶葉為主。清代，甘肅茶司引茶“均由湖南采購”。1874年，左宗棠仿淮鹽例設立西北茶票，茶商在甘肅繳納正課并領取茶票后才能前往茶產地湖南采辦原茶。民國延續(xù)清代舊制，西北茶葉仍“以湘省為大宗”，鄂贛川陜等省之茶流入量極少。由于生產與消費地相距甚遠，茶葉運輸十分困難。茶商在湖南采辦原茶后，需以小船將其運往益陽，換大船通過洞庭湖到達漢口，再入襄河至龍駒寨上岸，由騾馬車運抵陜西涇陽，將原茶加工成茶磚后，再用馬車或駱駝運往蘭州。
一般情況下，商人從往湖南采茶至將原茶運抵涇陽，需耗時8—9個月，慢則需要整整1年時間。復雜的運輸路線和漫長的運輸周期使得茶葉供應十分脆弱，宇內承平之時，西北茶葉運輸尚能維系，倘若茶產地或中轉地發(fā)生變亂，茶葉供應勢必受到極大阻礙。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之初，中日雙方交兵地帶距離茶葉產、銷地湖南和西北都較為遙遠，茶葉貿易并未受到影響。至1938年6月，西北茶市依然活躍，暢旺的茶、毛貿易還能補貼省稅的不足。
然而，隨茶產地與中轉地的陸續(xù)淪陷，茶葉供應開始出現(xiàn)短缺。同年10月，日軍占領茶葉集散中心漢口，傳統(tǒng)運茶路線受阻，西北茶葉貿易受到沖擊。1939年1月，甘肅地方(簡稱甘省)收到財政廳匯報，該省因磚茶供應短缺出現(xiàn)了民眾難以購得日常所需茶葉的情況，西北茶荒現(xiàn)象初步顯現(xiàn)。不過，得益于益蘭線、安蘭線兩條運茶路線的開辟，以及甘省的積極籌運政策，在傳統(tǒng)運茶商路受阻之后，茶葉供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好景不長，宜昌、沙市兩個重要中轉地淪陷后，益蘭線也受到阻塞，磚茶供應出現(xiàn)危機。
據(jù)茶商稱，戰(zhàn)前每年運銷西北的磚茶數(shù)額約為60-70萬封，而在1942年上半年，運到蘭州的新茶僅38000余封，約為往年同期的十分之一。新到磚茶數(shù)量難以滿足市場所需，致使西北茶荒愈加嚴重。茶葉供不應求的情況，導致茶價飛漲、民食短缺，引發(fā)了售茶秩序的混亂。1940年蘭州市場上每封磚茶的售價為12.5元，到1943年，甘省以平價供應的磚茶每封價格業(yè)已漲至120元，蘭州黑市上售賣的磚茶每封價格更高達170元，茶價較1940年增長13.6倍。
作為磚茶集散中心的蘭州尚且如此，西北其他省份的茶價更是水漲船高。以青海為例，1943年西寧市面上每封磚茶的售價竟達240元之巨。大多數(shù)民眾無法負擔如此高昂的茶價，面對無茶可飲的局面，只能另尋他法。青海省政府“有鑒于茶荒嚴重”，通令全省以本地慣用的麥茶代替茶葉飲用。新疆施行茶葉限購政策，新茶到貨后每人只限購買1兩，由于限購不能滿足民眾需求，該省出現(xiàn)了“不法商人”以樹枝冒充茶葉出售的假茶現(xiàn)象。甘省亦采取茶葉限購措施，但因每日售茶數(shù)量有限使得民眾爭相搶購，導致售茶現(xiàn)場秩序混亂，甚至出現(xiàn)了士兵與民眾為搶購茶葉大打出手的情事，為此，甘省不得不派兵維持售茶現(xiàn)場秩序。
與此同時，受中蘇易貨、各機關單位采購所致，茶葉需求不降反增，加劇了茶荒蔓延。1938至1939年間，中蘇兩國先后簽訂3個易貨貸款協(xié)定，蘇聯(lián)以價格低廉的戰(zhàn)略物資換取中國的礦資源和農產品，茶葉便是易貨主要農產品之一。中蘇易貨貸款協(xié)定簽訂后，雙方約定在香港和新甘交界的猩猩峽分別以海運和陸運方式易換貨物，甘肅成為了西北國際通道上的重要物資集散地，易貨茶葉在甘肅采買最為便利。1938年2月，由蘇聯(lián)占股的新蘇貿易公司與甘肅省財政廳協(xié)商茶葉貿易合約，雙方商定由新蘇貿易公司出資33萬元，訂購甘肅所存官茶100票，共計8萬封。同年3月，新蘇貿易公司茶葉專員契納克在陜西調查茶葉生產完畢后專程飛往甘肅，與甘省洽談繼續(xù)購茶運銷新、蘇，又商定以32萬的價格購買磚茶100票。
此后，該公司持續(xù)在甘肅購買磚茶。據(jù)茶商稱，抗戰(zhàn)以來，華輸俄茶由1937年的100票、1938年的500票增長到了1939年的900票，對于1940年的茶葉貿易額，預期是8000到8500票。茶葉外銷數(shù)額的成倍增長，使茶商對貿易前景十分樂觀，但大量茶葉的出運，無疑消耗了茶葉庫存，以致茶荒到來后西北存茶無多。甘省財政廳便稱：“自武漢宜沙相繼淪陷以后，運蘭路線斷絕，目前官茶之供應，僅賴涇陽蘭州兩地，存額共約兩百八十余票，暫維現(xiàn)狀。
在西北地區(qū)發(fā)生茶荒之后，易蘇茶葉仍在大量出運。1940年7月，負責對蘇易貨的富華貿易公司早早就將運蘇茶葉備齊，先后運出3372箱，計80928封。而當合作社需要一定茶葉供給市面時，甘肅貿易公司卻以磚茶“留備外銷及易換貨物”拒絕供應，該公司認為：“若現(xiàn)時普遍供銷，一旦售罄無法購進，上項業(yè)務勢必感受影響?！睆纳鲜龃饛筒浑y看出，當時西北茶葉貿易以對蘇易貨為重，民眾日常消費的考量則居于其次。學者徐萬民指出，自1937年夏起，政府為易貨貿易在陜、甘、寧、青、綏等地區(qū)違背自然規(guī)律所進行的大規(guī)模收購，使得農牧產品收購量暴減。而因易貨貿易大量出運的茶葉，無疑致使茶荒迅速蔓延。
戰(zhàn)時各機關單位采購大量茶葉亦是茶荒加劇的重要原因。從1942年的一份售茶清單來看，第八戰(zhàn)區(qū)長官部，祁連山林警總隊，騎兵第五師，建國制革廠等機關單位均在茶荒之時大量采購茶葉。清單雖未對茶葉用途加以說明，但從其他資料可見，受物資短缺、財政困難等因素影響，上述單位所購茶葉大多被用以易換本單位所需用品。
例如甘肅省平衡物價委員會，該會曾于1942年向茶商收購茶葉64859封，用于易換運輸所需的車、駝。再如西北防疫處，同年8月，該處向甘肅省平衡物價委員會購買磚茶250封運往永登縣境內掉換牛只，用于制造生物學藥品。
諸如此類的行為在戰(zhàn)時不勝枚舉，這些需求又增加了茶葉除西北民食以外的耗用，使茶荒愈演愈烈?？傮w而言，戰(zhàn)時茶葉需求量大幅增加。以官茶銷量為例，1936年西北官茶的年需求量約為600票，合磚茶48萬余封。到1944年，甘省在致中國茶葉公司的函電中稱，甘寧青三省年需磚茶130萬余封。1942年中國茶業(yè)公司西北分公司(簡稱中茶西北分公司)成立后中蘇易貨由該公司負責，故而甘省在函電中的需求可能不包括對蘇易貨茶葉。僅以此數(shù)而言，戰(zhàn)時西北茶葉的需求量約達戰(zhàn)前的2.71倍，年均增長和增幅分別約為10.25萬封和21.35%，需求量增長之大可見一斑。由此可見，戰(zhàn)時西北茶荒是由茶葉供應短缺與需求增加合力所致。
來源：安根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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