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普洱茶
普洱廣大地區(qū)很早就有茶，從銀生茶到普茶再到普洱茶，中國古代茶名大多隨地名，普洱茶是因普洱府而得名，普洱市因普洱茶而名揚天下。清雍正七年（1729年），云貴總督鄂爾泰上奏朝廷，請求增設(shè)普洱府獲準，于9月17日設(shè)普洱府。
古代茶、鐵、鹽等都屬于國家專賣產(chǎn)品，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普洱府設(shè)立有180余年的歷史，在鞏固西南邊疆統(tǒng)治的同時，也為朝廷管控著當?shù)禺a(chǎn)出的茶葉、食鹽等物資。從幸存的云南省釐金總局收茶葉的幾張票據(jù)計算結(jié)果看，清朝的茶葉稅的稅率在25%左右，一斤毛茶相當于十斤大米的價值。
普洱古茶樹都去哪了？
古代的普洱府下轄的寧洱、思茅兩座以管理專營茶葉的古城，在方圓百里范圍內(nèi)很少有古茶樹，寧洱縣僅有一片很偏僻的困鹿山皇家貢茶園；思茅區(qū)只有一片200余畝的茨竹林古茶園，屬于晚清朝廷管控弱化時期種植；墨江也只有迷帝古茶
園的樹齡稍大些。寧洱、思茅、墨江都非常適于茶樹生長，但沒有保留下較大的古茶樹，是古人沒有種茶？還是某種原因毀了古茶樹？
很多資料中都記載在普洱府附近曾經(jīng)有一定規(guī)模的茶山。清政府于雍正七年（1729年）在思茅設(shè)茶官局、總茶店，由官方壟斷茶葉銷售，并將新舊商民全部驅(qū)逐。他們“重稅于茶”“清戥重稱”“多買短價，擾累夷方”，官府的盤剝更猛于虎，導致了雍正十年（1732年）的大暴動。當時清政府處于較興盛時期，茶農(nóng)的“暴動”不可能是武力暴動，只可能以毀掉茶樹的方式以示反抗。
茶葉過去是普洱府衙的主要稅收來源，但四通八達的茶馬古道、山間小路，各地茶農(nóng)私自販賣交易茶葉，偷逃稅金，給朝廷管理茶山帶來不便。一邊是重稅盤剝，一邊是當?shù)夭柁r(nóng)偷逃稅收，于是官府采用按茶樹多少、大小來征收“茶樹稅”。“茶樹稅”和“茶葉稅”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茶樹稅”可謂是一勞永逸、旱澇保收；“茶葉稅”是在交易過程征收。事實上“茶樹稅”成為重復征收的課稅，這樣即便是茶農(nóng)自用也需交重稅，茶葉的收入遠不夠交“茶樹稅”，不堪忍受重稅的茶農(nóng)進行了大規(guī)模暴動，但在當時清政府高壓政策下，當?shù)夭柁r(nóng)不敢進行武力反抗，只能采用毀掉茶山、砍掉茶樹這種最簡單、直接的方式，也是一種無奈的“自殘式”反抗。
“茶樹稅”此舉，使官府在管理茶山、茶交易、收茶稅等更為方便，減少了茶商私自倒賣茶葉的條件，達到對周邊茶山的“堅壁清野”效果。同時，采取了另一項“屯墾種茶固邊”的特殊政策，引入大量石屏、建水等內(nèi)地商人和茶工，在勐臘、勐海等地種茶，既彌補了普洱府周邊茶農(nóng)毀茶后的稅收損失，也鞏固了清朝的邊防。這種舍近求遠的政策，使朝廷“茶官局”所使用的“茶引”制、貢茶制得以推行，在數(shù)百千米的茶馬古道上所設(shè)的多道關(guān)卡發(fā)揮了最大作用，使思茅、普洱等古城內(nèi)的茶葉交易實現(xiàn)利益的最大化。
我認為沉重的“茶樹稅”才是古普洱府周圍沒有古茶山、古茶樹的主要原因。至于有種說法：“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煉鋼鐵時毀了茶樹?！边@種說法缺乏客觀性！我也采訪過很多老人，他們都說從記事開始就沒有大茶樹。因為樹干砍了樹根還會發(fā)新枝，人們房前屋后也會保留幾棵自用，但在這些地方較大的茶樹即便茶樹根都發(fā)現(xiàn)極少。
在走訪中只有距離古普洱府5千米左右的下曼奪小組，在一片燒制古陶的窯址旁，發(fā)現(xiàn)一株樹齡500年左右的大茶樹。當?shù)乩先酥v：“在這里曾經(jīng)有兩棵大茶樹，但不知何時，在離地六七十厘米的地方被人砍了樹干，后來又長出新樹干，樹根一個人都圍不過來，20世紀80年代更大的那棵茶樹因管理不善死了”。
在廢棄的“普洱陶”古窯遺址旁，還存活著一棵當年為避稅而砍了茶樹主干，后來又長出7個枝的古茶樹，好像在守護著這些古窯，保留著很多未解之謎，塵封著一段不尋常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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